郑振铎：黄鸟篇

我读着《诗经·小雅·鸿雁之什》，见其中有《黄鸟》一首诗，凡三章，章七句：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这首诗和《秦风》里的同名《黄鸟》的一首诗其情调与题材完全不同。这首诗作何解释呢？《毛诗》云：“刺宣王也。”为什么刺宣王呢？郑氏《笺》云：“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而不固。”还是一个不懂。孔颖达《正义》云：“《笺》解妇人自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阴礼教男女之亲而不至笃，联结其兄弟夫妇之道而不能坚固，令使夫妇相弃，是王之失教，故举以刺之也。”这几句话，比较的能够令人明白些。不管是不是刺宣王，但能够明白的说出“夫妇相弃”这一句话，已有点近于真相了。朱熹云：“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托为呼其黄鸟而告之曰：尔无集于谷，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与，则我亦不久于此而将归矣。”又引东莱吕氏的话道：“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国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则又不若故乡焉，故思而欲归。使民如此，亦异于还定安集之时矣。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吕氏和朱氏都是望《诗》之文而作解的，并不能说出这首诗的真实的面目来。他们抛弃了汉儒的传统的说法，却并没有说明郑《笺》为什么要牵涉到“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孔《疏》为什么要说“令其夫妇相异”的话。“阴礼”是什么呢？孔《疏》云：“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注云：阴礼，谓男女之礼。婚姻以时，男不旷，女不怨是也。”我想，郑《笺》把这首诗和“阴礼”联在一起，一定有传统的说法，并不像吕、朱二氏那么简单明了的作着直觉的解释。为什么“此邦之人，不我肯谷”呢？为什么要到“此邦”去？为什么为了“不我肯谷”，便想念着要“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呢？这岂仅仅是一首流徙之民的“浩然有归志”之吟叹呢？我以为这一首诗的解释并不简单，这里表现着古代农村生活的一个悲惨面。这个悲惨面，在今日的一部分中国农村里还存在着，并没有消失掉。孔《疏》云：“《笺》解妇人自为夫所出”，其实恰恰的相反，乃是夫为妇家所“出”，或为妇家所虐待，故作了这一首诗的。古代农村社会里，盛行着赘妇或“入门女婿”的制度。这首诗，我以为，便是一个受了虐待的苦作的赘婿所写的“哀吟”。如果以今语译之，便是这样的：

黄鸟儿啊黄鸟儿，你们不要飞集在我种的谷上，不要啄食我的谷粟！这里的人，既然不肯给我吃饱，我还不如回我自己的家里去罢。

黄鸟儿啊黄鸟儿，你们不要飞集在我种的桑树上，不要啄食我的高粱米！这里的人，既然不能和他们申诉什么话，申诉了也还是没用，我还不如回到我自己的哥哥那里去罢。

黄鸟儿啊黄鸟儿，不要飞集在我种的栎树上，不要啄食我的黍米儿！我实在不能和这里的人再相处下去了，我还不如回到我自己的爸爸那里去罢。

这个赘婿，为妇家苦作着，终年的耕田种树，既种了稻谷杂粮，又种着桑栎诸树，然而他们却不肯给他吃饱，虐待着他，和他们申诉着也没有用，而且也不能有申诉的余地，实在不能再和他们同住下去了，还不如弃之而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吧。这样一解释不是很明白了么？同在《小雅·鸿雁之什》里，还有一首《我行其野》，也是同样的一首赘婿之歌，而说得更为明白：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尔宿。尔不我畜，言归斯复。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异。

这首诗，《毛诗》也说是“刺宣王”。郑《笺》从而释之道：“刺其不正嫁取之数，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朱熹云：“民适异国，依其昏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言我行于野中，依恶木以自蔽。于是思昏姻之故而就尔居，而尔不我畜也，则将复我之邦家矣。”这首诗，因为原文比较的明白，所以朱氏解释还相当的好，但始终没有说出其中的症结所在来。因为他不明白赘婿制度的情形，所以便不能痛痛快快的说出“昏姻之故，言就尔居”之实际情形，至于为什么后来又“尔不我畜”了之故，他自然更不清楚了。

这首诗比《黄鸟》更惨，更迫切。《黄鸟》的作者是自动的，因受了虐待，做尽了苦工，而食还不能饱，所以浩然有归志。《我行其野》的作者却是一个被遗弃的赘婿；他被妇家驱逐了出来，茫茫无所归，在呼吁着，在田野里漫步着，到底向什么地方去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吧。以今语译之，也许可以更明白些：

在那田野里茫茫的懒散的走着，走得倦了，便靠在樗树的荫下休息一会儿罢。想起当初你，赘我入门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的同居着。不料现在忽然变更了初衷，又把我驱逐了出去，我还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罢。

在那田野里茫茫的懒散的走着，无聊的在采取野生的羊蹄菜。想起当初你赘我入门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的同居着。不料现在忽然变更了初衷，又把我驱逐了出去，我还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罢。

在那田野里茫茫的懒散的走着，无聊的在摘取着野生的葍菜儿。你不想想我们从前的相亲相爱，反而要去寻找新的女婿。他会更苦作的使你更加富有起来么？也只不过是喜新厌旧而已。

最惨的是，凡为赘婿的人，大都是穷无所归的苦力，或本来是“长工”，他们哪里会有家，会有可以归去的地方！《黄鸟》里所谓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哥哥爸爸那里去的话，也许只是愤语罢了，他是回不去的！他是终身的苦作的奴隶！也许他的情形不同，他家庭里兄弟多，食指众，家里实在养不活，所以不得不出去为人赘婿。他也许还可以回去。《我行其野》的情调却大为不同。他是为其“妇”所弃的。此妇的赘得女婿，原来是为了帮助她耕种的。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或是为了他的不肯力作，不合其意，或者为了“喜新厌旧”，他便被她所驱逐。他既被驱逐出去，只好在那田野里茫茫无所归的漫步着，悲吟着。他会有家可归么？

像这样的悲剧，几千年来，不断的在中国的农村社会里表演.着，然而没有一个人曾经注意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几个文人曾经写到过这样的题材，除了《诗经》里的这两篇诗以外，只有《刘知远诸宫调》一书而已。赘婿本来是终身的“长工”，终身的奴隶，是男性的“奴婢”；他是被遗弃的人物，在社会里被遗弃，在文学里也被遗弃。

在中国农村社会里，所谓“赘婿”，其地位是很低的。农家赘了一个女婿，即等于得到了一个无报酬的终身的长工。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恐怕较之童养媳还要不被人重视。稍有身份的人，绝对的不肯为别人家的赘婿。做赘婿的人，大都是穷无所归之辈。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家，没有了自己的亲属，又结不起婚，所以只好把自己“赘”给别人家，作为“入门女婿”。所以，名义上是女婿，实际上却是终身的“奴隶”，终身的长工。有了“女婿”的名义，便不怕他逃去，不怕他离此他去，到别家去做工。

招收“入门女婿”或赘婿的人家，其目的颇有不同。最普通的是，家里有儿子的，招收了赘婿入门，完全是要多了一个帮手，多了一个终身的长工，农事的生产方面可以省费而多产，在经济上是异常的合算的。其次是，家里没有男丁，恐怕不能传宗接代，而女儿娇养惯了的，又不愿意她嫁出门去，做别人家的媳妇，于是招收了一个女婿入门，令其改姓易名，由半子而兼作儿子。前几天在日报上还曾见到像这样的一个启事：

杜王氏启事 兹因无子，赘林若渔为婿，自一月八日起，入赘本宅，并易姓名为杜咸文……云云。

但在古代社会里，赘婿的流行，经济的原因是更重要的。黄河流域的田地，需要劳力，比别的地方更多，而农人们也比别的地方更穷苦。为了增加生产，不能不求更廉价的劳力。赘婿便是最好的无报酬的终身的长工。所以，有女儿的人家，招收“入门女婿”，恐怕是很平常的事。

描写赘婿生活最生辣活泼的一段文字，是《刘知远诸宫调》；其后《白兔记》，便差得多了。刘知远因为穷无所归，被李太公赘为女婿，将女三娘嫁给了他。但他的妻兄洪义、洪信却虐待他无所不至。用种种的诡计来迫害他。后来，因暴风雨失了牛只，他便不得不逃出李门，到太原去投军去。他的发达还是靠了他做了岳府的女婿。朱元璋，另一个从流氓做到了皇帝的人，也是靠了他娶了马皇后，得到了子婿的身份，而逐渐的得到了信任，得到了兵权的。

在《刘知远诸宫调》里，写知远受了虐待，本想远走高飞，却因为和李三娘如水似鱼，欲去不能去。结果，却终于不得不远走高飞。他叹息的说道：“劝人家少年诸子弟，愿生生世世，休做入门女婿！”

他的被压迫的重担，还不止是李洪信、洪义夫妇们加给他，连整个村庄里的人，也都看不起他。“大男小女满庄里，与我一个外名难揩洗，都交人唤我做刘穷鬼！”

根据了农村社会的习惯，凡为人赘婿者，其结婚的仪式，乃是用花轿抬进女家大门的；他是“出嫁”，不是“娶亲”。在封建社会里，这自然是有损伤于男子的“尊严”的。所以，若不是穷无所归的汉子，决不肯如此低首下心的被抬进女家大门而作为入门女婿的。

刘知远的故事，在民俗学上是属于“玻璃鞋”型（即Cinderella型）的一支。英国Cox女士，曾集了同型的故事三百十八种，着Cinderella一书。中国最着名的此型的故事的代表，便是“舜”的故事。敦煌石室所发现的《舜子至孝变文》，便是流传于民间的甚久、甚广的东西。关于此型的故事，我将另有他文详细的讨论之。

这里所要提出的，只是赘婿制度在农村社会里所发生的作用。在中国的贫穷的农村社会里，廉价的劳力，最为需要。无报酬的“长工”，乃是自耕农所最想雇用之的。有了子婿的关系，这无报酬的“长工”，便可以永久的终身的成为“农奴”了。但其间也有“婚变”，好像《我行其野》一首诗里所述的。这样的“婚变”，其主因大都为了赘婿的不称职，懒惰，不肯苦作，等等。有时，便不得不把他驱逐出门，另招一个肯苦作的汉子来。

但赘婿们究竟是可靠的居多。这情形正和五代时的军阀们盛行着“养子”制度一样。有了父子的关系，养子们便肯出死力以拥护之了。李克用有十三太保，都是“养子”，其间李存孝的故事，也是属于“玻璃鞋”型的。中国沿海一带的做海外贸易的商人们以及渔民们也盛行着“养子”制度，——特别是福建一带。他们用金钱购买了好些外姓的幼童们作为养子，使之出洋飘海，做买卖或打鱼，其所得，全都归之“养父”，这也是利用着廉价或无代价的劳力以富裕他们自己的一种方法。广东地域则盛行着“多妾”制度，往往一个人购得了好几个妾，使她们作苦工，下田耕种；其所得，也是全归之于“家主”。有了夫妾的名义，便也不怕她逃走或离开去。这也是利用着封建的名义，雇用着廉价或无代价的劳工的另一种方法。

普遍的流行于中国全国的童养媳制度，其作用也相近于此。惨酷无伦的《窦娥冤》的故事便是一个代表。

赘婿的故事及其制度，在其间最不受人注意。但在今日这制度也还存在着。从《黄鸟》、《我行其野》的两首诗的作者们起，将近三千年了，这样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也还没有扫除干净，可见中国社会里，封建力量之如何巨大了。

该扫除的封建“余孽”或“制度”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赘婿，童养媳，养子和妾，便是其中之二三。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写。

（原载《文艺复兴》1946年4月第1卷第3期，收入《汤祷篇》，1957年6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