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姣：生态资本主义规制方案及其底层逻辑批判

内容提要：在生态可持续话语与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具有“漂绿”性质的生态现代化、新斯密主义与社区本位主义等生态资本主义的规制方案。这些规制方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积累与霸权统治的制度前提，以自然资本金融化、技术资本数字化与环境治理政治化为提振经济效率和稳固霸权政治的政策举措，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塑造帝国式生活方式的认知基础，释放出资本自我救赎的“烟幕弹”。但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悖反、扩张逻辑的空间化困境及同一性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决定了生态资本主义不仅无法构建一种兼具无限增殖、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秩序，反而会因内在矛盾与外在局限走向自身的“历史终结”。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批判 生态现代化 新斯密主义 社区本位主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世”时代与人口激增、能源激耗、碳排激升的“大加速”时代同频叠加，正在将人类拽入一场超越“行星边界”的生存危机。因而，生态可持续话语与社会生态转型逐渐成为嵌入未来世界愿景的重要因素与变革方向。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也打着绿色转型的旗号开展技术性、空间性或时间性的危机转嫁，并形成了具有“漂绿”性质的生态现代化、新斯密主义与社区本位主义等绿色改良方案。这些表现在社会经济规范与现实政策框架方面的结构性调整，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体面工作的孵化器、消除贫困的发动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共赢的新战略，以及让资本主义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后堡垒”，因而构成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轮廓——生态资本主义。但在绿色左翼看来，堡垒远未形成。生态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基于社会生态成本外部化的排斥性计划，不仅难以带来普遍性的社会生态转型，还会导向更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那么，生态资本主义到底是会成为资本主义应对多重危机的自我救赎之路，还是会成为其另一个“创造性毁灭”的接力棒？我们将对生态资本主义改良进路进行系统呈现与深入剖析，在揭示其规制方案的短期有效性与底层逻辑的长期无效性中，完成对生态资本主义的祛魅与破幻。

一、生态资本主义的改良进路

生态资本主义作为西方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多重社会危机与寻求利润新增点的替代性方案，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生态性作为政策改革的目标，但同时不放弃其扩张性、趋利性与掠夺性本质；将经济增长去物质化、科技发展数字化与产业升级绿色化作为生态转型手段，但同时不放弃资本增殖逻辑与全球霸权统治。当然，在具体实践上生态资本主义不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而且呈现为多样的话语类型和发展样态，我们可以将其绿色改良进路总结为以下三点。

1.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绿色改良进路

作为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主流替代方案，生态现代化绿色改良进路的核心观点是，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形式的结构性优化，以及不断推进“超工业化”的动态过程来解决。他们认为，当下社会的多元危机来自“现代化”的非彻底性，而基于技术产业革新与预防机制嵌入、市场机制调控与国家政策干预以及对以上策略的全方位绿化调整，能够有效克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社会发展不均、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稳定持存、财富合理分配与能源稳定供给的均衡发展。

尽管不同国家生态现代化的程度和实施模式有所不同，但大体遵循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强调社会发展科技化。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决定者和环境问题的解决者，不仅具备促进物质财富增长、改善社会矛盾、解决生态危机等工具性功能，还具备某种推进组织高效性、社会优越性与政治民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生活质量提升与社会结构优化的同步进行。二是强调市场运作商品化和金融化。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提升资源配置效能，通过自然资源的金融化（如碳排放权交易、绿色债券等）高效整合生产要素，最终促进区域内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明示了发达国家绿色转型的去物质化趋势，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高物质化趋势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强物质依赖趋势。三是强调国家组织能力与调控能力的现代化。尽管以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来平衡传统国家、市场组织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能动关系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但生态现代化支持者们认为对自然占据主导形式、统协国内多元力量以及制定全球隔离项目的国家才是实现环境治理、解决多元冲突的最佳转型主体。而在具体的绿色转型主体与实施手段之外，他们还强调绿色理念对整体社会发展的预先嵌入，如倡导以“经济成本内部化+防止污染有报偿”的运作模式代替“环保增加成本”的传统理念。总之，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坚持以国家组织为转型主体，以市场发展金融化、社会发展科技化为转型两翼，以绿色理念的全领域融入为导向的转型模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奉为自我救赎的主流战略与国家决策。

2.新斯密主义绿色改良进路

新斯密主义绿色改良进路的核心思路是使“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框架内运作，推动构建地方化、民主化和生态化的绿色经济模式。他们坚持生产关系上的“小规模生产”配之受管制市场，社会关系上的有限政府职能配之积极的生态公民。在他们看来，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市场规模依托于高密集资本、高垄断组织、高消耗能源，这会诱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复性的政治危机以及整体性的生态危机；而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则依托于强大的威权主义精神、疲软的社会监管制度与庞大的政府权力，这会造成腐败的官僚政治体制、低下的行政管理效能与尖锐的官民矛盾。而理想状态下，市场的功能应是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支出、向公民提供用于生活的丰富生活资源，国家的功能应是为创造市场活力、修复市场偏差提供政策支持，而公民应具有随时揭发检举市场与国家非正义行为的能力与责任。

基于此，他们主张以满足社会福利与公民幸福的小规模生产、以生态优先与可持续发展的变革原则为社会转型动力，以“全球化的生态公民社会”为未来社会的变革前景，重构政府、市场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形成“有为政府”联合“生态公民”共同限制资本无限扩张与市场垄断趋势的绿色政治格局。在此政治格局下，将会以有计划的社会分工代替行业内的技术分工，以个体全面发展代替片面劳动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以公民社会福利代替资本家个人利益。新斯密主义绿色改良进路主动规避了对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全球非正义秩序与劳资阶级对立的讨论，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范畴内开展系列绿色改良行动。

3.社区本位主义的绿色改良进路

如果说新斯密主义绿色改良进路主要是以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绿色转型（小规模生产、有限市场与生态公民）促进社会权力关系领域的绿色转型，那么社区本位主义绿色改良进路则是以社会权力关系领域的转型（反对国家行政职能、反对一切强制约束性体制机制）促进社会生产生活关系领域的绿色转型。社区本位主义绿色改良进路认为，非正义的国家组织及其行政权力是在“抑制”人的“自我属性”中得以稳固自身统治的。而此种非正义的等级制度及其政治统治、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对大众生活与文化的广泛入侵，会使剥削性的劳资关系、霸权性的权力关系以及破坏性的生态关系被视为常态，从而成为非正义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自我持存的稳态构件。而替代性社会应该在组织管理形式上以平等民主、自由自觉的社区组织代替庞大的层级管理体制，在生产形式上以生产者所有制、劳动者自由联合的劳动方式代替大工厂生产和国家（或公共）所有制，在生活方式上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互利互助、节俭适度的寺院主义生活方式代替恶意竞争与极端消费主义模式。

这种以社会权力关系转型促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整体转变的激变思维，以自我之自由与社会之自由作为抵抗民族国家权威政治与社会生产集中化的非暴力手段，得到了舒马赫主义者、南方国家的土着居民以及深生态学支持者的拥护。当然，相对于生态现代化绿色改良进路来说，社区本位主义绿色改良进路并没有在国家主流层面获得政策支持，但已经在地方实践中有了一定基础，比如美国加州克莱蒙的“朝圣地社区”、法国巴黎南部的“伊托皮亚社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浮游生态社区”等。因此，可以说这种绿色改良路线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以上几种代表性的绿色改良进路有不同的变革侧重点、变革目的、受益群体与现实影响，但我们仍能找到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确证了生态危机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并试图寻找造成危机的根源。但它们对造成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或聚焦于发展阶段上的现代性危机，或聚焦于思维观念上的反生态意识，或聚焦于工具手段上的局部政策失灵，均未触及造成生态危机的制度底层逻辑。第二，它们多坚持基于生态自由主义的目标远景，其主张的替代性社会，或是“漂绿”的生态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生态无政府主义社会，属于建立在“有限市场+有限国家+广泛民主”基础上的替代模式，尚未形成一种在根本上兼顾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第三，它们都坚持绿色转型路径的渐进性与改良性。这些绿色转型路径，或选择绿色战略融入，或是局部政策调整，或是绿色观念培养，总之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对原有经济形式或民主策略展开的因势利导、逐步改良与自我规制行动，尚未跳出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上的私有制结构和摆脱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上的市场化要求，因此难以在社会生态层面提出真正具有替代性的变革方案。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既定社会认识、替代性社会构想还是绿色转型路径上，生态资本主义都存在自身制度框架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但在现实中，生态现代化道路在欧美发达国家确实拥有广泛市场，已然成为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转型的首要选择。而其他两条绿色转型道路也分别在欧美国家的中小型规模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对此，我们必须深究两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结的问题，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生态资本主义改良进路得以全球拓展，以及此种表面繁荣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通过自身的生态化转向获得了新型合法性地位。而这两个问题，需要在对生态资本主义的规制方案及其底层逻辑的分析中寻求答案。

二、生态资本主义规制方案解析

生态现代化绿色改良进路、新斯密主义绿色改良进路与社区本位主义绿色改良进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性绿色转型方案，确实因部分地加强了资本积累能力与政权统治地位而看似拥有了新的合法性地位，因部分地改善了社会分配结构与生态环境状况而看似拥有了新的合理性存在条件，因获得了不少拥趸、营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生态氛围而看似具备了促进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实则是资本主义主导性阶级通过对上寻求政治规制、对中影响社会规则、对下塑造公众意识而展开的“漂绿”规制及其产生的绿色“烟幕弹”。这种“漂绿”规制是一种以国家为矛盾调节主体，以经济秩序、技术秩序与政治秩序等领域的局部性调整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再造为稳固机制，以实现统协社会生产与分配、阶级权力与全球秩序、资本积累与系统稳定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危机处理体系。而其在生态层面的系统性现实应对，也相应地衍生出一套包括制度前提、政策举措与稳固机制的环境规制体系。

1.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制度前提

国家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制度前提，不仅是处理多领域冲突、构建多主体共识的实体平台，更是一种确保资本积累及其政治框架得以可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换言之，生态资本主义环境规制的目的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及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维持社会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模式，制定有利于阶级统治与大众认同的等级制关系。在此种环境规制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应对工业负外部性问题而开展的“污染预防和控制”阶段，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为应对增长极限而开展的“可持续发展”规制阶段，以及21世纪初至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开展的“碳控制”规制阶段。而国家主导的环境规制方案也经历了从经济领域的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型方案，到技术与市场领域的生态现代化转型方案，再到政治领域的全球气候管制政治化转型方案。

在以上转型阶段中，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平台，会通过经济上调整劳资报酬体系，政治上重塑资产阶级竞争优势，社会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将环境要素结构性融入以上领域，来寻求一种稳态的新型社会生态模式。但这些看似同时照顾到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环境规制体系，往往会出现环境治理的区域有效性与整体无效性、短期有效性与长期崩坏性的矛盾，理论设计的生态优先性与现实实践排他性的矛盾，现实运作的社会公众高环保意识与环境治理低效能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出现或是来自资本利益集团将环境资源视为新型投资市场以预占资本增殖机会，或是仍旧无法摆脱资本积累的外部化与短视性窠臼。但无论原因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都以法律制度、行政规定或政策规划等形式，或明或暗地为资本积累与霸权政治提供了制度性支撑。

除以上物质性手段之外，国家还在意识形态层面构成了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微妙契约与认同关系。这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共识的认同关系，既包括基于资本积累与暴力强权而确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于制度法规与知识领袖而确立的资本积累核心话语，还包括基于核心话语与道德形式确立的大众服从性社会规范。具体而言，从资本积累演化关系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作为独立要素的出现以及阶级革命的暴力手段，促进了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形成、资本家控制所有权的经济实践以及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确立。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服务资本积累的职能和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作为拥有广泛物质基础与强大政治权力的国家主体，又会通过法律、政策与意识形态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以法律强约束与社会软约束形式塑造对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与霸权秩序的服从性意志与“合法化”制度。因此，资本主义规制系统作为不断运动的有机组织，在完成“国家”等于“政府”、“国家”等于“社会”的阶段中，同时保证了资本积累源头的“合法化”与资本主义霸权秩序外显形式的“稳定性”，从而形成了一套针对国家-社会-公民的相对稳固的“统治与服从”“剥削与被剥削”“榨取与破坏”的资本主义积累关系与霸权政治的整体性闭环。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与劳动力控制形式的制度规范、对所有权与阶级关系的认同感塑造以及对资本积累形式与政治秩序的反向暴力维护，共同形塑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共识，并成为决定生态资本主义系统稳态发展的重要因素。

2.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政策举措

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政策举措，自然资本金融化、技术资本数字化与环境治理政治化等成为资本主义提振资本积累效率与稳固霸权政治关系的新型手段。也正是在这些看似环境友好的系列举措掩盖下，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表面上的绿色转型与暗地里的集中榨取，在社会权力关系上实现了表面上的公开民主与暗地里的霸权统治，因而形成了表面上的“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与暗地里的“新帝国主义”剥削关系。

在经济层面，自然资本金融化作为生态资本主义应对福特制积累危机的替代性选择，已经成功地拓展了新自由主义的牟利市场、加强了其对全球资源的榨取能力。传统市场投资机会与利润获取率的下降，促使生态资本主义将资本积累从以劳动过程组织化与集中化为代表的“集中性积累”模式，转向以对新兴劳动市场（特别是自然资源领域）输出劳动关系与剥削链条为代表的“广泛性积累”模式。其具体做法主要是，以自然资源的增殖利用和生态危机的金融化管理为新锚点，对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无主的自然资源实施私有化转换，以获取直接价值；以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管理与全球减排框架的商品化运作为手段，完成对大气及其“排污池”功能的商品化转换，以预占未来利润并获取主导性秩序；以区域非均衡发展与产业链比较优势为前提，推进生产要素全链条的市场化转化，以完成对商品价值的高附加值占有与高风险转移。而在自然资源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基础之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更是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结合，完成了自然资源金融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全球覆盖。也正是通过自然资源的金融化转型，资本主义主导性阶级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生态尺度，有效对冲了传统积累模式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危机，为自身寻求全球利益分配的高份额和占据分配权力的制高点找到了新机遇。同时，通过自然资源榨取获得的短期经济增长，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提供了维系虚假平等民主“合法性”与阶级统治“正当性”的理由。

在技术层面，技术资本数字化作为资本积累新动能与塑造环保新形象的理想平衡工具，在与资本、权力深度结合中逐渐复活了维系资产阶级政权稳定性的所谓“技术封建主义”。就资本积累能力而言，技术资本数字化正在通过无形资产租金形式（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无形资产的级差租金和动态创新租金）实现对全社会的剥夺性积累。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新型经济模式不断替代传统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促进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克服增长危机的新引擎。一方面，大数据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海量信息，算法可以为资本利益主体提供决策支持，而人工智能则可以无限降低包括人工、物料与信息处理等在内的前端生产成本、中端流转成本与终端销售成本。当然，这一切的实现既来源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商品化，也来源于劳动力在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当平台资本和数字资本因知识产权与技术占有获得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生产性投资的利润时，资本主义的利润与市场两大支柱就会被排挤出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心，从而构成基于“寻租”的新型利润剥夺形式。而就环境保护效能而言，生产链条的不断科技化也在短期内创造了社会发展“去碳化”或“去物质化”的奇迹，如生产前端的能源去碳化，生产过程中的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生产末端的运输或消费的清洁化管理等。因此，技术资本数字化及其带来的清洁化，被资本主义世界打造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成功“脱钩”的典范。但从长期和整体上看，社会进步将难以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实现此种“脱钩”。因为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更作用于消费。科技提升在生产领域带来的能源利用率和污染回收率的提升，虽然能降低单位GDP能耗，但在消费领域带来的消费欲望的膨胀与消费总量的提升，却会带来资源总量、能耗总量与污染总量的指数级飙升。这再次验证，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主导下的绿色发展科技化的根本目的，是以绿色发展为噱头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积累危机，难以在根本上带来社会进步、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最终也只会反复深陷“杰文斯悖论”的泥潭。

在政治层面，环境治理政治化作为一种气候外交战略，以看似合法合规且具有社会生态关切的形式，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政治框架与实践逻辑。较为典型的是，全球政治博弈下形成的“碳政治”制度规则及其现实运作，将原来仅对发达国家具有法律约束的减排目标拓展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原来作为碳排卖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互为买卖方的国际碳排交易机制，将原来违背碳排承诺方的具体规定性惩罚变为非具体规定性的声誉惩罚。这不仅致使在原本强制性规定惩罚措施下都未兑现的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承诺，在非规定性的宽松政策下更为渺茫，还将原本基于历史责任而多少带有“补偿”意味的环境政策彻底废除，毫不掩饰地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市场与政治空间重置于资本优势积累的等级体系与霸权秩序中。当然，这种积累体制与霸权秩序不仅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外交层面，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积极原材料外交”方面。可以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打着“生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名义，以具有高度排他性的技术手段、高度等级化的政治模式与高度整合力的经济框架，践行着对全球“水龙头”与“排污池”的非均衡占用。而以非均衡的自然资源占有与全球产业链结构为前提的全球剥夺性积累模式，也相应地在以北方国家主导的非正义依附性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因此不难预判，以全球“碳政治”平台为雏形的世界主义生态考量，将在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与霸权秩序下举步维艰。

3.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稳固机制

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的稳固机制，“福利革命”与“消费等级”再造在意识形态上建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领导与服从、压制与妥协的潜在关系。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拥有强权-暴力上的政治领导权和同意-契约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进入现代社会，其政治上的领导权越来越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伦理、舆论与生活方式等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而这些符合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对社会大众的控制主要体现为将大众对真实社会民主需求的满足（如能力、责任、机会等方面的正义或平等）转变为对可测量“福利”或实体物的占有上的满足（如电视、汽车、住房等表面的物质福利需求）。

资产阶级对社会大众意识形态的塑造，一方面表现为将人的真实社会需求拉平为对批量出厂的商品、不断出新的玩意儿与持续更新的先进设备的占有、消费和操纵等“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刻意拉平的“生物学”需求中，加入单一的消费等级与消费数量指标来划分“爱”“财富”“地位”“自由”的等级与程度，从而构建出一套消费意义与“符号”话语层面上的新型社会大众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而言，前者以福利与需求的互补神话逻辑有效降低了因无产阶级联合或革命而引起的大部分社会“灾变”，后者以“符号”话语与消费等级互为补充的逻辑有效整合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体、社会大众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内在秩序。此两者共同作用，不仅将人的精力消耗于不必要的劳作与消费中，完成了社会大众的自我分化与革命合力的自我分解，更是强化了资产阶级社会统治关系的政治外壳。

可以发现生态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推广，主要在于有为资本积累与霸权统治提供背书的国家作为制度前提，有自然资本金融化、技术资本数字化与环境治理政治化作为推广资本主义制度方案的政策举措，更有对“福利革命”与“消费等级”不断追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政策举措得以运行的稳固机制。换句话说，生态资本主义既有生产原材料及其便宜的可获得性、廉价劳动力及其后备军的充分性、技术产业升级及其全球协作链条的完备性等生产力层面的资本重新整合，又有资本内部与资本之间、国内秩序与全球秩序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资本权力重新整合。两者相互配合，同时实现了为持续资本积累创造充分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减少劳动阶级对资本剥削有组织反抗的双重目的。但是，这种基于建设性与破坏性交错出现的“漂绿”规制系统，是否意味着生态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政治合法性、社会正义性与生态持续性呢？换句话说，生态资本主义能否导向一种同时兼顾社会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样态？这需要对其底层逻辑展开分析，才能获得答案。

三、生态资本主义底层逻辑批判

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在其制度前提、政策举措与稳固机制相互配套与共同推动的作用下，确实局部“漂绿”了资本主义的内外运行机制，并短期内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推广。但从底层逻辑上，资本运作的增殖性、扩张性与同一性逻辑，不允许生成任何一种兼具无限增殖、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始终，蕴含着资本的内在矛盾、动力机制及自身扬弃。因此，资本主义及其绿色变体也会在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悖反、扩张逻辑的空间化困境及同一性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中，走向自身终结的命运。

1.经济崩溃：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悖反

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现实运作的物质性手段，绿色经济及其不断升级的技术性或金融化等经济领导权，会因自身的增殖逻辑而走向自我覆灭。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技术性升级及经济运作的金融化转型，确实带来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高，但基于增殖逻辑的一切资本活动，会因资本的集中性积累与大众的广泛性贫困之间的矛盾引发更为深层的资本过剩危机，以及因资本的不间断生产与环境的严重破坏之间的矛盾造成长期的资本生产危机。两者叠加会在瓦解资本再生产条件的同时，瓦解资本流通效能与流通条件，从而使资本主义陷入资本增殖逻辑自我悖反的境地。

其一，任何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技术性或经济性调整，都难以逃脱内嵌于制度自身的资本自我贬值的最终宿命。一方面，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因而其存在“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还企图克服自身内在系统性危机、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长久发展，因而它还存在“为劳动与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的试探。前者的实现路径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得，而这两种方式在现实层面无外乎来自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辩证调整，来自机器的广泛使用及其普遍协作，以及从成熟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到广泛劳动力的相对过剩的演化趋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在资本恶性竞争及其带来的扩大再生产中，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升高、不变资本份额不断扩大、可变资本份额不断减少因而产生资本积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及相对人口过剩、工人工资降低因而资本利润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利润率下降与总利润量提升的并行发展，决定了资本的自我增殖必然以自我贬值方式实现，资本的自我创造必然以资本的自我毁灭完成。而后者，资本“为劳动与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包括缓和系统性危机展开的系列规制手段）的目的也并不指向大众福利提升与社会分配的公正化。其结果既不能给劳动者带来更多使用价值层面的享受，也不会带来整个行业领域的利润率提升，反而使劳动者在同一切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分离之后，被抽走了更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说，资本“为劳动与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只会加速劳动者自身向“人化劳动工具”转化的进度和强度，以及“作为劳动工具”折旧和被淘汰的速度，并最终被完全排斥在物质财富之外，走向更深层次的“绝对贫穷”。可以说，任何资本逻辑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调整，只不过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率的提升与“掠夺技巧的进步”。而资本主义也势必会因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悖反，使自身反复陷入资本集中性积累与大众广泛性贫困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流通与再生产链条中断的生产不足危机，从而在“活生生的矛盾”中走向自我瓦解。

其二，任何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对自然资源的入侵，都难以逃脱内嵌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再生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获取廉价生产资料的物质手段，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确实在短期内缓解了生产性危机，但这种生产性危机的缓解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正在借受霸权逻辑操控的全球政治系统，加速伸向尚未被完全开发的自然系统及其所在的全球南方国家。资本利润率的降低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向看似廉价的固定资本扩展，换句话说，利润率获得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对原材料需求扩大，即对第Ⅰ部类（资本货物行业）投资的扩大。第Ⅰ部类投资的扩大，或来自对原材料开发效率的提升，或来自更廉价的生产替代品，或来自由军事、武力及利益兑换等带来的更廉价物料开发空间和污染转移空间。但以上任何情况带来的第Ⅰ部类扩大，都会造成对作为资本“水龙头”的自然资源库的更大规模掠夺，以及对作为资本“污水池”的公共空间的更强程度污染。同样，以上任何情况带来的资本生产性危机的缓解也都有赖于资本的污染转移逻辑，即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空间性污染转移，以及从当代向未来的历时性世代转移。自然“水龙头”会在严重的资源损耗与补充不足中出现“新陈”衰竭，自然“污水池”也会因为过度的生产排泄物与消费排泄物的堆积出现“代谢”危机。因此，增殖逻辑也会在资本自身生产条件、积累条件及利润率获得条件的破坏中，因资本的生产不足危机而走向自我瓦解。这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与生产危机都是内置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原则的文明都暗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2.政治解体：基于资本扩张逻辑的空间化困境

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现实运作的制度性保障，资本统治关系及其不断演化的“碳政治”框架与气候规则等政治领导权，会因自身的扩张逻辑而陷入政治统治的终结。一方面，任何国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相匹配。换句话说，当今世界霸权政治秩序及其现实发展趋势，不仅是由资本逻辑的扩张性决定的，更是由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支撑的。特别是在新帝国主义政治框架下的生产体系，其财富获得更仰仗于其经济权力（相比于政治权力），而政治秩序的维持也更依赖于其经济权力（相比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因此，不难理解，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及其塑造的“碳政治”框架与气候规则，在根本上受制于优势国家在世界经济规模中的占比量与其经济实体对其他竞争性经济实体发展走向的操控力。另一方面，相对或绝对经济优势地位的获得，也需要其政治权力在地缘空间上的扩张与增强，即“资本的无限积累过程需要‘无限权力’的政治结构，后者能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因此，也就能理解那些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超经济体”背后必然跟随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国家政体背书。

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政治权力的扩张手段，已经从原来显而易见的大规模战争或暴力形式，转为更隐蔽的控制形式。如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强制监视或利益收买，改变异见团体的认知与行动；通过策动政变或颜色革命，打击、削弱或消灭异见国家或地区的反对力量；通过强势经济工具加息或降息，周期性地收割某些国家或区域的金融资本或实体资源；以及通过产业链条的重组与经济协作，形成某种利益层面的战略合伙人。这种新政治扩张形式也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新特点，即资本主义具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的剥夺性积累能力，同时也因其获取财富能力的极大提升而将要触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链条重组与经济协作关系，既存在产业链顶层的经济团体对中层和底层经济团体的利益收割与战略合作，也存在整个产业链条经济团体对产业链条之外的经济团队的经济打击与政治入侵。前者会因产业链条的区位差异形成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中心国与附属国关系，后者会在资本的集中性积累与权力的广泛性收敛中加强全球非对称性政治格局。这种非对称性政治格局，在产业资本时代体现为中心国家对附属国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的剥夺及产品倾销地的圈占，在金融资本时代体现为中心国家以货币、汇率等形式展开的全球资本剥夺与危机转嫁，而在绿色资本时代则体现为围绕中心国家利益展开的“碳政治”逻辑及其运作下的附属国家“水龙头”和“污水池”的角色生成。更为复杂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会以以上几种形式同时出现，也可能会在不同时空成为中心国家对附属国的组合制霸手段。

正是基于以上几种政治权力的扩张手段，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实现了高资本剥夺率的获得。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剥夺，会带来区域内的高效资本集中性积累与大众广泛性贫困，自然资源的剥夺与大气空间的污染。而此类危机也会在强大的非对称性政治格局中，由中心国家创生出庞大的信用体系、侵略性的销售市场、持续的技术革命以及全球性的资本扩张等过剩资本转移手段。但资本的结构性危机不仅不会在这种过剩资本转移中消失，更会在长期的资本扩张中形成更广泛的贫富单向聚集势能。短期看，这种单向度积累会在区域内体现为城对乡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集中性榨取，在区域外则体现为全球中心国家对全球边缘国家的集中性榨取；而长期看，这种单向度积累不仅会在资本全球流动中从区域内的资本过剩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资本过剩危机，还会在不断破坏自身再生产条件中从区域内的生产性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性危机，且会由资本主义生产性危机反过来进一步加深资本过剩危机。而当资本积累逻辑无法持续，大规模的扩张性行为就会本能地受阻。而当政治权力扩张受到阻碍，先前生成的中心-附属非对称秩序与政治格局就会被打破，从而进一步加重资本积累逻辑的失序，并最终在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中终结自身的政治统治及一切资本主义“漂绿”行为。一个体系的衰落意味着本质关系的衰退，而本质关系的内在悖反也势必会造成此体系的消亡。因此，资本积累逻辑和扩张逻辑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统治，本身就是生态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会在双方彼此强化中将对方推向自我否定与统治终结的深渊。

3.认同危机：基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

作为生态资本主义规制体系现实运作的价值支柱，资产阶级生态意识及包裹着绿色外衣的大众舆论与社会规范等文化领导权，更是会在其同一性逻辑幻象中走向自身的认同危机。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与资本主义现实统治权力的结合，意味着资本积累逻辑和扩张逻辑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需要共同遵守的最高意识形态准则。其对当今世界经济关系、政治权力与文化认同的渗透，使得资本的全球化快速演变为全球的资本化。

在经济关系实践层面，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实现既来自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也来自消费关系中资产阶级对“好生活”标准的塑造。就前者而言，在资本增殖逻辑的绝对主导下，利润获得既是一切生产性或消费性经济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一方面，利润获得本身就需要驱动资本扩张与促进股份流转以实现资本增殖；另一方面，利润获得本身既是股东的个人需求，又是经济活动各部门的最终需求。因此，无论是资本家赚钱的内在动力，还是经济增长的外部强制，对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求成为生产关系领域的绝对主导。就后者而言，资本积累逻辑得以在商品流通环节畅通无阻，还源于其塑造了与生产环节相匹配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心国家刻意将自身“高消费”的福利生活方式，打造成现代化“好生活”的模板。这在实践逻辑上，先是将作为“好生活”目标的民主、公正或幸福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对可测量的物质性产品的满足；再将奢华的城市住房、便利的私人汽车、科技化的生产消费渠道以及廉价的商品享受，解释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标准配置；后将此“现代化”基本配置，打造成衡量社会发展“先进性”与“引领性”的基本标尺；最后完成全社会对以“快速生产-高额消费-快速浪费”为闭合链条的全球资本积累体制，以及以“中心国家资本营销-边缘国家盲目追从-资本统治逻辑巩固”为闭合链条的全球霸权统治秩序的经济意识形态认同。

在政治关系实践层面，资本同一性逻辑既来自中心国家的积极塑造，又来自边缘国家的主动或被动模仿。就前者而言，中心国家将有利于自身资本积累的经济模式包装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性”发展导向，将有利于资产阶级权力扩张的民主形式确立为人类社会的“普世化”政治模范，将有利于资本积累逻辑与扩张逻辑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吹嘘为现代文明的“样板”和“橱窗”，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进程幻化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发展”的史实模仿，从而单方面实现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圈占。而就后者而言，边缘国家为解决自身发展困境、消除外在发展障碍，或自愿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金融制度形式，或不得不卷入由中心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轨道，从而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资本增殖逻辑与扩张逻辑现实实践的物质基础、权力附庸以及话语背景板。其最终结果是，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进行了精准的“功能性定位”，或利用其廉价化石能源与劳动力作为保障自身劳动过程集约率、劳动生产高效率及劳动再生产低成本的增殖器，或利用其“污染池”作为自身风险转移、低利润转嫁的保障器，或利用其“有利”的地缘位置或战略角色作为打击潜在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桥头堡。而边缘国家则在自身缺少高技术产业与平等对话空间条件下卷入全球化的经济产业链条，只能或以廉价的自然资源、化石能源与劳动力出口为代价，或以高污染、低利润、高风险产业引入为代价，以换取在未来较长时间里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对中心国家“已发展”路线的模仿。最终，在资本同一性逻辑的现实运作下，会在全球范围实现对“剥削-依附”型经济结构与“中心-边缘”型政治结构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同。

在文化关系实践层面，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实现有赖于资本家、政客和科学家利用虚假福利、大众媒体与数据算法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再造。资本家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的高利润，利用廉价化石能源实现的低成本，以及利用不断增加的商品生产与适度调整的工资待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消解了传统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笼络和培养了拥护自身阶级统治的新型大众消费群体。政客则以大众媒体为中介，以高额社会福利、多元社会民主、积极绿色政策为许诺，将真正关乎社会利益的阶级议题分散或掩埋于系列异质性话题（性别、种族、宗教、绿色等）之下。而科学家则在资本家与政客的授意下，通过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以渗透于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日常隐秘手段，打造统一的、单一的、整体的资本逻辑认同，从而整合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体与剥削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资本家、政客和科学家在资本掠夺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强化统治阶层的霸权统治地位。资本家、政客与科学家三者合谋，共同确定了资本逻辑的运作基调，塑造了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威，孵化了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工厂”，从而在资本-权力-价值深度绑定中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服从”“榨取与破坏”的文化意识形态认同。

在资本逻辑运作下，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构建了全球剥夺性积累的生产秩序，基于资本扩张逻辑的资本主义政治关系重置了全球霸权式扩展的政治格局，基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资本主义文化关系构型了大众对资本积累与霸权政治的服从性价值认同。在资本逻辑的全球渗透中，一切人只有以资本的普遍性代替自身的特殊性，一切经济活动只有以资本增殖的普遍性代替其他经济活动的特殊性，一切政治权力只有以资本扩张的普遍性代替其他政治活动的特殊性，才能获得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入场券。没有个体或“自我”能够游离于经济关系的商品化、政治关系的霸权化与文化关系的同一化之外。这种最高的意识形态准则，遮蔽了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及社会文化价值，将被剥削的劳动、被统治的阶级及抽象的个人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但也正是由于同一性逻辑对积累逻辑与扩张逻辑的无限拥护与顺从，才会在前两者因自身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实践完成而不断自我销毁中，走向资本主义价值认同危机及其意识形态的衰竭。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开展的一切“漂绿”改良，实质上都是“创造性毁灭”的变体。从短期看，这些变体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延缓或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元危机的接力棒，但从长期看却是阻碍替代性社会秩序到来的延缓剂，甚至是无差别地将全人类整体拖入全球性危机的发动机。它们无法突破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无法改变由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交织而使资本主义危机从周期性危机向结构性危机演变的总体趋势。

总之，我们要认清生态资本主义的规制陷阱，打破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统治，展开对“抽象”统治的批判，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实现社会代谢过程与自然物质循环的真正统一，迎来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真正统一。

参考文献：

[1]郇庆治主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第1—5卷，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

[2]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3]韩秋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4]张剑：《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5]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6]张云飞：《生态文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5期。

李雪姣（198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191）。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