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松影 黄雄英：理性、制衡与统治：“国家作为机器”的意义和谱系

摘要：“国家作为机器”的隐喻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中拥有独特地位。17世纪机械论哲学兴起后，相继出现了三种“国家作为机器”的思想传统，即国家作为自动运行的理性机器（以霍布斯、官房学和韦伯为代表）、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以孟德斯鸠和联邦主义者为代表），以及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动力机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不同理论传统对国家机器的理解大相径庭，对国家也未有一致的价值判断，它们构成了略有交叉但基本独立的三条政治思想谱系。澄清“国家作为机器”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理解该隐喻在理论上的濒死状态和实践中的假死状态，也促使人们公允审视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引言 国家隐喻与“国家作为机器”

安德烈亚斯·安特（Andreas Anter）曾有言道：“政治思想史总是一部政治隐喻史，所有重要的国家理论家都利用特定的形象和类比，有冲击力的隐喻对理论的成功而言相当重要。”如其所言，针对国家创建过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存在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典型如社会契约论和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的论题。与之类似，着眼于国家的目的和形态，政治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提出了多种国家隐喻，如国家作为人、存在巨链、有机体、家庭、海上航行的船舶、建筑物、剧场和竞技场等。与上述有关国家形态和运作的隐喻一样，机器也是经常用以形容国家的一个喻体，即“国家作为机器”——很多时候直接简化为“国家机器”。

尽管国家作为机器一度取代了国家作为有机体或身体的比喻，处在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中心地位，但有机体隐喻在当代政治实践和政治话语中至今仍有生命力，除直接宣称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外，政治文件中充斥着机关（organ）、骨干、有机整体、唇齿相依等词汇。而在学术研究中，有机体隐喻不仅存活无恙，且至今仍有能力开辟国家理论的新方向。与有机体隐喻的现状相比，国家作为机器的隐喻几乎已经沦为一个死亡的隐喻：该词出现于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的频率远较有机体更低，其内涵平常、狭隘且负面：“‘机械的’这一谓词，对于国家而言，就意味着暴力、抽象理智和金钱的统治。”受此影响，“国家机器”不仅内涵单一，难以给人理论启发，而且其历史模糊不清，演变的来龙去脉难以捉摸。

近来，洪涛在国家机器与个人自由的大主题下勾画了国家作为机器这一隐喻的发展历程，该研究建立起一道“培根—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列宁—韦伯—福柯”的思想史弧线，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还饱含政治哲学洞见，对思考当代的国家、民主与个人关系颇有裨益。然而，这份最新的研究与此前施米特（Carl Schmitt）、迈尔（Otto Mayr）、施多尔贝格-雷林格（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伍顿（David Wootton）和安特的相关作品一样，缺少若干思想史环节，同时存在将不同意义的“国家作为机器”合并在同一传统之中的问题。本文力图回答一个事实性问题：国家作为机器隐喻的历史发展过程究竟如何？通过追溯国家机器隐喻的思想史，诠释“国家作为机器”在不同人物笔下的意义，指出该隐喻实际上包含了三类不同的思想主题，因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传统，并且每一个传统都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思想谱系。

为完成上述目标，本文在方法上结合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语境论和谱系学。语境主义已为学界所熟知，其要旨在于将观念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同时观念也总是参与对话和说服他人的话语工具。就理解国家隐喻的语境而言，如施托莱斯（Michael Stolleis）所说：“每个时代都要树立其（国家）的神话和模范形象，它们可能建立在本能的直觉基础上，是‘前科学的’，也可能是在较高理论水平上的形成的国家法基础。伴随这些模范形象，并与之盘根错节的，是各种偏离思潮和反对思潮。”而斯金纳所说的谱系学也与尼采相似，亦即“检视……概念在文化中的发展、受到的挑战、与之竞争的不同说法，以及这些理论的竞合消长”。相较于尼采和福柯，斯金纳的谱系学较不引人注目，但谱系学不仅弥补了语境主义长于思想解读而弱于构建思想序列的问题——更直白地说，长于探究人和思想的关联而弱于构建思想与思想的谱系，并且适当地弱化了尼采和福柯式谱系学有时过分强烈的批判倾向，因此，对于理解一个异质性观念的发展史，语境主义和谱系学都属必不可少。

以下，本文首先详细说明“国家作为机器”观念兴起的机械论思想背景，概述机械论哲学及其后果。其次，分疏国家作为机器的三种传统，即国家作为自动运行的理性机器（以霍布斯、官房学和韦伯为代表）、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以孟德斯鸠和联邦主义者等为代表），以及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动力机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最后，概述追溯国家作为机器这一隐喻的历史在当下的意义。

一、机械论哲学与机器

机械论是所有国家机器隐喻的共同思想背景，这个隐喻很大程度上只是机械论自然哲学扩展到社会事物上的一个结果。笛卡尔作为机械论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区分开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即思想着的东西与有广延的东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这种二元论背离了文艺复兴早期流行的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存在“吸引”的自然主义观念，在解释世界时除了物质和运动不采纳其他任何解释原则，感觉世界由此成为一个幻觉的世界。在秉持机械论的新哲学看来，世间万物均可还原为物质和运动，不必在解释钟表的滴答声时求助于“发声性”或在解释鸦片的催眠作用时使用“催眠潜能”这种亚里士多德式虚构，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具有客观规律，并且人们能够掌握这种规律。

一定程度上，机械论哲学来源于16—17世纪的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自动机的观察，机器可以拆卸和组装，零件之间的关系紧密而清楚，原则上内部并无不能理解的秘密。因此，机器作为可被清晰且彻底理解的典范之物，很快就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事物的重要参照，此时尤其常见的类比物是精密的钟表，它的特征与机械论哲学极为契合：“它的行为是规则的、有序的和高度可预测的。”在整个17世纪，人们利用逐渐成形的机械论体系解释物理世界的方方面面，除探究运动的性质，还以机械论语言重新讲述了光、颜色、气压、植物生长、金属形成、天体运行等事物和现象的性质与机制。而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以及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攀升，伴随着三种观念的变革，一是自然（宇宙或世界）的机械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人造区分的崩溃，二是人的机械化，三是人类社会的机械化。在这三个领域，人们都能观察到大量的机器隐喻。

机械论哲学兴起所引发的最显着结果，就是自然“从宇宙女神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沦为一种机器”，世界开始被视为一个机械之物，一架机器：“世界是一台由惰性物质所组成、由物理必然性所驱动的机器，与思想着的东西是否存在无关。”鉴于钟表作为一种机器的精密程度、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以及已经存在用它来类比世界的先例，新哲学家很快就开始将世界和宇宙类比为一个钟表。与之相伴随，上帝的形象也发生变化，从内在于自然的神转变为外在于自然这架机器的建筑师或钟表匠，并最终变得可有可无。世界是一架巨大而精密的机器，上帝则是这架机器的制造者，这两个论点共同组成了所谓的“设计论证”，该学说结合了机械论新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在17世纪风行一时。在新哲学的支持者眼中，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都受到机械原则的支配，自然与人造之间的区分不再存在，原本仅用于人造事物的“力学”现在普遍适用于整个世界，如笛卡尔所说：“由一种特定齿轮构成以指示时间的钟，就像从一类特定种子长成并结出相应水果的树那样自然。”

如果说世界的机械化首先扩展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加深了从自然哲学迈向“自然科学”的历程，因而对今天的科学发展意义非凡，那么，对现如今的社会科学而言，机械论以机器为模型类比现象产生机制的做法，在人和社会两个对象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17世纪初期，哈维（William Harvey）首先将人体机械化。受哈维的启发，笛卡尔也将人体视为一台能够执行人的循环、消化、营养、生长和感知的生理机器，而且人体机器的功能仅仅来源于各个器官的排列，“就像一个钟表或另一台自动机的运动都自然地来自于它的秤锤和轮子的排列一样”。无论贴在笛卡尔身上的标签是否准确，最晚到17世纪末，人体是一架机器的观点已经广为流传。如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因为我们一定不可误解自己：我们乃是自动机。”18世纪中期，拉·梅特里（La Mettrie）直接将机器与人并列，钟表隐喻也再次出现：“身体不是别的，就是一架钟表，而它的新的养料就是钟表匠。”同一时间，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直接以“机器”代指人，如其所说：“在南方地区，体质纤细、柔弱却相当敏感的人（machine），或是耽于后宫中朝三暮四式的爱情，或是追求一种能给予妇女较大独立性，因而麻烦可能较多的爱情。”即便到了19世纪中叶，将人视为机器的观点也未完全消失，以至于反对者认为还有回应和驳斥的必要，例如，密尔（John Mill）在《论自由》中所设想的人形自动机（automatons in human form）思想实验正是为了回击机械论对人的理解。

机械论哲学的影响范围并不止于自然和人这样的有形事物，对于由物质、人、观念、制度等事物组成的复合人造物（政府、政党、社会、经济、国家，等等），或所谓社会事物，机械论哲学也留下了深刻印记。将社会本身视为机械系统的观点自牛顿物理学诞生后便出现，钟表隐喻也毫不意外地出现在社会领域。以经济为例，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深受孟德斯鸠影响，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精密的钟表，而这正是17和18世纪的流行观点。纵观整个19世纪，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再到涂尔干（mile Durkheim），将社会视为机器的观点始终存在，这一隐喻保留了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典型特征，甚至以一种世俗的形式延续了“设计论证”，例如，“钟表—上帝”所内含的“自主运动机器—创造者”的关系也出现在社会思想中，即“法律—立法者”。

与经济等“人间事物”一样，国家也是机械论哲学家极力描述和解释的对象，即使在机械论哲学已经衰退的时代，在批判机械论哲学的思想家手中，国家作为机器的观点也依旧若隐若现。然而，作为一件特殊的“人造物”，若想理解任何将国家视为机器的理论流派的具体观点，机械论哲学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语境，一旦脱离这种思想的语境，人们就有可能犯下时代误置的错误，将之后才出现的观点强加在前人身上，或者是用之后才出现的观念来指控并不真正持有这种观念的前人。

二、自主运行的理性机器：霍布斯以降

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国家机器隐喻的人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中，培根认为国家相对于个人更加稳固，不会轻易被失误击垮：“国家就如同一架巨型机器（great engines），移动缓慢，不可能很快就散了架。比如在古埃及七个丰年足以支撑随后的七个荒年。”培根的观察在日后将被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一再重复，但他的比喻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国家作为机器真正进入政治思想史，还要再等30年，以见证霍布斯的成长。

（一）霍布斯的意图

在政治思想史中，霍布斯将国家比作机器的做法曾一再被指控为权威主义——国家是一个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机器。然而，这种指责未能做出一个必要的区分：（1）霍布斯对国家的理解是权威主义的；（2）霍布斯将国家比作机器的政治隐喻意在传达权威主义的国家观。后一种区分实际上又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机器在霍布斯所处时代的文化含义是什么？第二，霍布斯使用机器类比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如不回答这两个问题，人们就很有可能犯下时代误置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问题，霍布斯将国家比作机器的做法与在他之前的哈维、笛卡尔和在他之后的牛顿等人的做法并无根本不同，后者在他们的自然与社会研究中都引入了机器或机械论的隐喻，其侧重点在于身体乃至一切自然系统的规律性、可预测性和透明性，如施多尔贝格-雷林格所说：“钟表是自动运行机器最明显的范例，是这一时期的选择隐喻和指导认识论的模式。……如果说现在的普遍理论更多地是以几何的方式呈现，为自己宣称了准数学的确定性，那么没有什么比把钟表作为国家的模型和隐喻更自然的了。”换言之，在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机器是人类理智与技艺的正面表现，体现了机械论哲学所崇尚的精确性和明晰性，而非某种冷酷和压抑人性的负面力量，因而被广泛应用在社会与政治思想中。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论公民》中，霍布斯以拆解钟表研究其各个部件为例，说明他研究国家的方法也是考察组成国家的基本部件，换言之，霍布斯在这里关心的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需要怎样的质料（人），它们构成了国家这架机器，如果这种质料无法胜任作为机器部件的要求，或是无法形成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顺畅连接关系，整个国家就会存在问题。在之后的《利维坦》中，国家作为机器的类比经过了人的中介，但霍布斯的目标与之前一致，仍是通过拆解机器讨论国家的构成：对这种有生命的人形自动机来说，发条就是心脏，游丝就是神经，齿轮乃是关节，它们彼此铰链在一起形成整体。这一类比的目标在于论证人只是一种机械构造物，而作为人造人的国家，也与人一样是一种机器：主权是发条心脏，官员是齿轮关节，而赏罚制度则是游丝神经。

霍布斯的关注点集中在国家机器的结构和运转方面，人或是机器的构成部件，或者本身作为机械构造物是拆解和铸造国家的模板。新的政治科学相信，只要为国家的制造者提供一个理性的图纸，只要制造者能够找到合适的质料，按照既有的设计建立国家，那么，这种理性构造的国家就会良好地运转下去。政治科学家由此成为一个技工，他要在国家机器运行出问题的时候予以维修。要言之，无论在《论公民》还是在《利维坦》，霍布斯使用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的首要目标都是更加清楚地描述国家的本质与结构，思考如何“通过人类个体理性而产生一个国家”。

事实上，机器并非霍布斯用来类比国家的唯一事物，霍布斯同时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比喻，例如，一国的货币流通类似于人体的血液流动、国家是一座牢固而持久的大厦、有多个主权的国家可比拟为多头的畸形人、国家钱财集中于少数私人手中就好像人体的肋膜炎。此外，即使“利维坦”这个表面单一的隐喻，实际上也包含了三个不尽相同的意象，即神话怪物、代表人和机器。这种不顾及隐喻内在连贯性的做法并不说明霍布斯论证轻率，而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力学概念和力学体系或许强化了霍布斯的某些政治观念，但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并不以机械论原则为基础。

总而言之，霍布斯将机器隐喻作为启发性和阐释性的认识工具，以此说明国家与机器的确具有类似的地方，但国家并不就是一台机器。只有这个认识工具被本体论化，国家才成为一台机器，但这是霍布斯身后才发生的事情：一个机械论国家观的时代，一个将国家还原为中立事物的时代，国家不是类似于机器，而是已成为并且要更加成为机器，但霍布斯本人并没有提前成为技术至上论者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

不过，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施米特都将霍布斯视为这个过程的开启者，他的机器国家观也潜在地构成对议会和宗教势力的反驳。在前者看来，霍布斯将国家视为机器的做法是政治学转型的一个象征，亦即新的政治科学放弃了何为国家目的与德性等根本问题，只关心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与整体运转。施米特稍晚一些的分析则采用了更加冷酷的语调，“一个这样的技术上中立的国家可以是宽容的，也可以是不宽容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以同样的方式保持中立。它的价值、真理性和正义都在于它的技术完善性。……国家机器要么运转，要么不运转”，最重要的是，“现在，这架机器靠自己运行”，它不再需要“曾经主导着整个启蒙时代的固有的法理学—伦理学思维”。

（二）国家的中性化与自动化

霍布斯之后，将国家理解为机器的理性主义观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壮大，从认识工具转化为真实存在。在18世纪中叶，德国官房学是本体论化国家机器的最重要代表，相较于施米特在20世纪初所表达的悲观论调，官房学基本上延续了霍布斯的乐观，这种乐观态度的结果就是一套受到自然科学影响的新政治科学。

尤斯蒂（Justi）作为官房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喜欢使用机械论的隐喻，国家作为机器因而毫不意外地出现在他笔下：“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必然类似于一架机器，在这架机器中，所有的轮子和齿轮都精确地相互调整；而统治者必须是工头、主要动力或灵魂——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它让一切都运转起来。”官房学起初的目的在于充盈皇室府库，拓宽收入来源，无论是刺激经济活动还是制定税收政策。尤斯蒂在系统研究这些问题时，意识到机器形态的国家不仅最有利于达成统治者的这个目标，而且还能满足国家本身的最高利益，即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

与尤斯蒂的观点一致，官房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贝克曼（Johann Beckmann）也将国家视为一个机器，其侧重点同样在于机器内部各个部件（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警察等）之间的密切合作：“国家是人类制造的最人工化的机器，无数大大小小的轮子和传动装置在其中相互啮合。”而统治者的角色变成了“设计论证”所说的上帝，在一开始推动国家机器，但此后便外在于国家机器进而无所事事。同时，政治变革也不再意味着有机体或身体的病变或死亡，而只是按照设定和图纸维修机器，君主此时才有资格介入国家机器。因此，当人们看到施米特用来苛责霍布斯等人的那句话——“现在，这架机器靠自己运行”——早已出现在尤斯蒂等人口中，除了感叹巧合外，或许并不必要过分惊讶：“机器将自行运转，并显示出它所能做的一切力量和动作。”

官房学的机器国家观同时包含了秩序、效率、改革等高度理性主义的话语，也包含了对君主的含蓄限定，因而代表了启蒙时代各国的开明政治改革。改革者普遍相信可以按照确切的理性规则来建构整个社会，就好像制造和拼接一架机器：“国家的所有力量应像机器的齿轮一样啮合，以实现整体福利，不应容忍任何多余和不可预测的事情。”这个意义上，国家作为机器与权威主义国家观并不契合，直接依据“国家机器”一词判定某些政治思想是权威主义，也的确冒有语境错置风险。

转折出现在18世纪晚期，此时，霍布斯与官房学所代表的理性和机械政治观在德国逐渐受到批判。“‘机械’和‘机器’这两个词代表了政府中所有的邪恶：僵化、冷酷和非人性”，狂飙突进运动对这种观念的攻击不遗余力，赫尔德（Johann Herder）、席勒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均批评官房学为国家干预张目，是想把人变成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与赫尔德和洪堡的批评同期，依旧存在对“国家作为机器”隐喻的正面支持，例如，到1793年，施洛泽仍主张机器隐喻是理解国家的最好方式：“探讨国家理论最具启发意义的方式是，人们把国家看作一台人工制造的、完全由各种零部件组成的、应该为某一目的而运行的机器。”国家作为理性机器这种观点，至少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保留了下来。

一方面，尽管密尔多少受到洪堡影响，主张“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但针对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密尔反驳的重点在于自动运行，他以中庸稳健但又坚定的语调说道：“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因为是人制造了机器，发动机器的也是人，维持机器运转的力量本身并不在机器之内，因此，即便国家的确具有和机器类似的地方，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一个自动运行的理性机器，而必须由拥有丰富政治技艺的人和普通人去操纵。

另一方面，当韦伯在20世纪初逐步形成自己对现代国家的理解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霍布斯与官房学的思路，无论是像机器一样运行的法律，还是拥有机器一般规律和严密性的官僚系统，这些观察和论点都带有理性主义机器国家观的色彩。同时，韦伯有关官僚机器和直选民主制关联的看法也和密尔的中庸观点形成有趣的呼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与密尔一样，都并非完全处在霍布斯和官房学的谱系之中，相反，机械主义和有机主义、决定论和意志论对他的影响不相上下，如韦伯所说：“核心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和加速这个发展过程，而是我们如何来对抗这部机器，以保护残存的人性免受心灵的分裂。”

尽管经受过挑战，但在当代的政治实践中，国家作为理性化的自动机器存活无恙，理性化精神贯彻在国家的方方面面。政治家仍旧相信，只要按照某些既定的标准、流程和图纸，恰当使用自律性市场、税收、货币、财政、法律乃至战争等工具，使各个部分相互协调，国家这架机器就能长久地运行下去。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政治的因素最终对国家机制的“干净”和“精确”运作毫无意义，以至于后世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同意国家只是一台机器，是最“不同的政治组合都可以作为技术上中立的工具来使用”的机器。不仅如此，国家作为机器的中立化意涵不止存活于政治家的实践中，对国家的中立化理解实际上也渗透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在实证主义的理性化和中立化原则之下，社会科学家有充分的根据将国家的目的和功能撇开，只讨论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组织的客观形态和国家创建的事实操作机制。

诚然，霍布斯、官房学、密尔和韦伯的思想都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近来的研究指出，尤斯蒂的后期思想中包含了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分立和均衡的制衡机器的观点，虽然这并不是尤斯蒂最为人所熟知的思想面向，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作为制衡机器的论点不重要。恰恰相反，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是机器国家论的第二个重要传统，与霍布斯开创的自主运行的理性主义国家机器的传统比肩而立。

三、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从孟德斯鸠到联邦主义者

伍顿曾指出，在分析政治体系时，机械论哲学给政治理论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有机体和身体类比的思路，机械论哲学支持一种线性的而非循环的政治过程观，这也给有限政府这一现代观念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在大多数时候，身体类比重申了强调有序和等级的传统社会观，而机械类比则经常用以支持政治系统的动态平民成分。……这种观念的转型为多元主义政治理念创造了可能性。”在这个长期的观念转型过程中，孟德斯鸠、英国共和主义者及北美联邦主义者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制衡的机器

如前所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直接用机器代指人，他对国家的理解也深受英国宪政发展的影响，但他很少直接以机器隐喻国家，明白无误以机器类比国家的一次出现在该书第三章第五节：“在君主政体中，人们以政治处置巨大事务时尽可能不借助美德，犹如在一台优良的机器中，巧妙地尽量减少动作，少用发条和齿轮。”然而，正像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家机械化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鸠的贡献或侧重点实际上在于以平衡（balance）为中心的一系列机械论设想。例如，孟德斯鸠曾如此写道：“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le pouvoir arrête le pouvoir）。”

也就是说，国家应当是一个各种权力相互制约的机械系统，它们像铰链一样联系在一起，但与此同时，相互制约并不意味着完全静止，各个部分遵照自身的性质运行，因而这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如英国的政治体制：“立法机构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彼此以否决权相互制约,又同受行政机构的约束,而行政机构则受立法机构的约束。这三种权力本应形成一种静止或无为状态，但是在事物的必然运动的推动下，它们不得不前进，而且是一同前进。”

在孟德斯鸠作为参照点的英国，机械论政治话语在18世纪逐渐取代了人体的隐喻，而且两者的消长体现为改革和保守的区别。直到18世纪上半叶，政治（身）体的说法仍然流行于英国议会之中，“贸易之于政治体正如血液之于人体”这样的类比随处可见。然而，自17世纪中叶以来，率先在英国出现的现代宪政观与牛顿式的自然科学思维和方法相对应，也开始把政府视为一套机械装置，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机械论的政治话语。例如，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在1698年曾如此说到：“政府犹同一台由弹簧和齿轮组成的时钟，涉及政府的巧妙在于使之必须朝着公共利益的方向运转。”而在20年后的《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中，特伦查德与戈登（Thomas Gordon）再度将政治系统描述为机器：“政府是脱离自然状态，由许多家庭组成的一个联盟，一个在于共同防御，彼此保护的政治机器。显而易见，要是这个机器不存在了，不再运行了，那么这种共同防御和彼此保护的关系也就无法继续了。”

不过，机械论政治话语真正在英国扎根要到18世纪下半叶，而它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在于权力的制衡与政府平衡。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辩论之后，身体隐喻尽管保存下来，但已经受到诸多挑战，随后的北美独立战争更进一步强化了机械论的政治话语，改革派认为英国在战争中的失利表明国家机器的弱势，而国家力量的衰弱则是源于政府过分单一，没能充分结合各种力量，尤其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基础力量的人民。概言之：“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政治论证的语调常常是纯机械论的，不用再像世纪中期那样与当时仍很流行的身体类比作对照，而且机械论的政治发言往往支持混合政体中的平民成分。”

18世纪90年代英国议会的辩论可以让人们看到科学类比对政治的渗透程度，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工业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再度给英国的政治辩论带来了不确定性。反革命者重拾传统概念，将政治系统比喻为人体，典型如柏克（Edmund Burke），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和英法开战以后，柏克很快利用政治身体的隐喻反对民权，主张在战时不妨搁置一部分人民的政治权利，正如让一个人在恰当的时间去睡觉只会对身体有利。因此，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隐喻成为判断政治立场和派别的一个可靠指标：保守派喜欢政治身体的隐喻，而改革派则批驳身体类比的不恰当，并且用机器隐喻取而代之。对于改革派的批驳，保守主义者除像柏克一样重提传统隐喻外，也直接攻击机器隐喻本身的问题。例如，1794年，时任英国首相皮特（William Pitt）作为保守派的发言人，曾使用“政治机器”（the political machine）一词奚落改革派，认为后者只是盲目追随启蒙哲学的糟糕政治理论家。不过，皮特的目标并不是单纯嘲弄改革派，其驳斥的重点在于权力的制衡——也就是说，皮特实际上并不否认政治系统具有机器一般的属性，他真正的意图在于驳斥机器隐喻内嵌的多元主义政治构想，在他看来，相互制衡的混合政府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比如战时就最好赋予领导者更大的权威。

在大约同时期的北美，机械论与多元主义政治理念之间的亲和性也得到了确证，英国的模范、《加图来信》和孟德斯鸠的经典论述共同成为美国多元主义政治架构的推动力量。与孟德斯鸠的情况类似，联邦主义者也很少直接使用国家作为机器的隐喻，他们的侧重点同样在于国家设计中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1788年1月4日，联邦主义者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在康涅狄格州是否采用联邦宪法的辩论中说道：“（荷兰共和国）宪法中原本没有这个官员。但他们不得不任命他，以便让他们笨重的政府机器运转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力，他们的政府机器就会像没有风的船或没有摆锤的钟表一样无法运转。”大约两个月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评论中也提到了国家机器：“议会这种插手实乃出于不同的原因：由于使一种极其不自然、极其错综复杂的税制和商法适应于执行条约时所引起的其中变动；采取新的规定和预防措施以适应新的情况，并保证整个国家机器不致运转失灵。”

不过，联邦主义者在设计政府形式时，最为关心的仍然是权力滥用和腐化问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英国情况的特殊性，即法律本身并不能限制议会的权力，因此，控制权力滥用的最好办法不是设计一套完美的法律，而是让不同的权力相互对抗，相互辖制，相互联结，让不同的政府部门掌握不同的权力，以此保障整体的“制衡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因此，麦迪逊（James Madison）一方面引用了孟德斯鸠的经典分权论述，另一方面又大力赞扬强调不同部门相互联合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认为该州宪法充分结合了分立与联合的双重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离；或者像同那个把整个宪法组织连成一个团结和睦的不可分解的纽带的联系链条相一致的彼此分立。”

到18世纪末，机械论的比喻在政治发言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身体比喻，这两个隐喻也越来越被看成是可以互换的等价物，保守派偶尔也会使用国家机器或政府机器的说法。然而，从19世纪开始，机器隐喻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北美也遭遇到反联邦主义者的攻击，此后，它们虽然还保留在政治话语中，但已经丧失了隐喻的“事件性”，只是政治共同体的略显文学化和形象化的表达而已，它们在18世纪政治辩论中所具有的效果和地位一去不返。通过考察语境的转变，我们将看到为什么这个隐喻在19世纪逐渐走向消亡。

（二）复杂的机器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机器在早期机械论哲学中——特别是在笛卡尔和霍布斯的作品中——所具有的明晰性与可理解性，随着机器本身复杂性的不断上升，已经逐渐走向消亡：一台钟表此时仍可被视为精美和巧妙之物，但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复杂，因而难以捉摸和看透。孟德斯鸠观察到和设想的制衡机制固然巧妙，但也让国家成为一个“复杂的机器”，由此招致批判。与之类似，反联邦主义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联邦主义者提出质疑。

如斯托林（Hebert J.Storing）所说，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的宪法批准大会上声称联邦宪法有关权力制衡的设计至为巧妙和精致，“以至于不当的或者糟糕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得以成功通过审查”，但汉密尔顿眼中制作精美的钟表，对反联邦主义者来说却是黑暗和危险之物，因为“宪法……过于复杂乃至很危险”。反联邦主义者认为好的宪法应当有如灯塔，能够为公民照亮政治生活，或如“单词的字母一般”，可以为所有人一眼看穿，因此，宪法和宪法规定的政府应当简单且理性，摒弃华而不实的矫饰，尽可能缩减模糊性，在公民面前不要遮掩政府的真实性质和运作。事实上，这也是对制衡原则的批评，因为导致国家机器变得复杂的正是制衡这个目标，相反，在反联邦主义者看来，一个简单的政府便足以胜任各项工作，因为其主要原则不是平衡而是责任。

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权力制衡机器这种观念的逐渐消亡同时伴随着整个机械论哲学的失势。从19世纪开始，机械类比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作为有机体的政治共同体（包括国家）这一隐喻在19世纪崛起。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曾提醒道：“直到进入19世纪，‘有机的’和‘机械的’并没有被设想成对立概念。”然而，在19世纪的哲学与科学中，有机体和机械之间的区分已被更新，有机物和机械物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自然产物仍被理解为自然的机器，与人造的机器并无本质的区别；德国古典哲学宣扬要赋予人的本性以灵魂与意愿，由此‘有机体’（Organismus）这个词第一次被注入了生命的属性，成为生命的主要特色。”沿着智能、目的、意志、精神等边界，机器和有机体的对立自此形成，而这种新的有机体概念为其在政治话语中的应用奠定了可能性。不过，有机体隐喻取代机器隐喻的方式并非只是排斥，而是包含了同化，也就是将国家或政府机器的用法包容在有机体隐喻主导的政治论辩中。

第二，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并迅速占据了思想舞台的中央位置，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对机械论国家观采取负面评价，也转而使用有机体隐喻以强调传统的自然秩序。例如，诺瓦利斯（Novalis）曾如此说道：“适度的政府形式是半国家和半自然状态；这是一部人工的、容易损坏的机器——因此所有的天才人物对其深恶痛绝——然而，它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假如这部机器能变得自主而有活力，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如果诺瓦利斯的说法还相对克制，那么黑格尔早年间手书的《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这份宣言（可能为黑格尔与谢林、荷尔德林合作），可以说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了对机器国家的反感：

我将证明，正如没有机器的理念一样，也没有国家的理念；因为国家是某种机械的东西。惟有自由的对象才能叫作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超出国家之外，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必然将人视为机器上的齿轮，而它们本不应如此，因此国家必须终止。

总而言之，在围绕国家作为机器发展出来的三个理论传统中，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是唯一被彻底“遗忘”的传统，这一点并非偶然。机器隐喻变得过分复杂，以及有机体隐喻和浪漫主义的复活或兴起，不仅吸收了机器的整体、相互协作与制衡等正面特性，而且放大了机器的复杂、非人、强制等负面特性，由此导致了机器形象的负面化。不仅如此，该传统的失落也是“因吸纳而遗忘”机制的结果：正是由于政府分权在实践中的深入落实程度，国家作为制衡机器的规范性主张反而变得平平无奇，无需过多论证和强调，也不再引人注目，恰如帕格利斯（Stanley Pargellis）所说：“制衡的政治理论如此有名，如此为美国人所熟知，以至于只有一个足够大胆的人才会试图对这一理论提出新的看法。”这可以说是实践知识自我消亡（self-elimination）的典型案例。

然而，就在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这种传统走向消亡、机器的意象渐趋负面化的同时，一种新的国家作为机器的传统登上历史舞台，迅速跃升为这一隐喻的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甚至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唯一的传统，并且时至今日仍然保有活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机器理论。

四、阶级统治的动力机器：马克思主义

现如今，国家机器（Staatsmaschine/state apparatus）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性概念之一，但这个词在恩格斯的作品中首次出现时，并没有后来才形成的具体和明确的含义，即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承接了此前用法的两个典型特征：（1）与早期官房学和功利主义的用法接近，“国家机器”指一套满足社会需要的强制性政府架构；（2）接受了已被负面化的机器含义，因此这一术语本身带有批判的意味——国家是与个人对立的压迫性机构。“国家机器”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从19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并在此后的20年间逐渐组织起一套理论。

（一）经典版本

1842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机器”一词，如其所说：“冰冷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监督制度、运作中的国家机器，对美妙的、绚丽的、天真的幻想丝毫不感兴趣。人民的政治素养一般还很低，所以不能看透基督教国家君主的这套制度。”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的时间更晚，是出现在《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中。从1849年开始，国家机器一词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笔下的含义开始具体化，国家被视为一种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因此，若想理解资产阶级国家——乃至一切形式的国家，人们就必须先弄清楚它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将重点放在国家所执行的阶级统治功能之上。

到1851年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已经形成了之后被总结为工具主义国家观的一整套理论：第一，国家与阶级利益存在密切关联，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第二，国家并不纯然是一件消极被动的工具，这个机器有自身的运作规律，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一方面，相对于市民社会，国家机器很多时候表现为寄生和榨取资源的存在，其自身的利益独立于市民社会主要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相对于把它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政府官员，这架机器的功能恰恰成为它不受掌控的原因，它越是有效地完成统治阶级的任务，规模就越会膨胀，集中的权力和资源也就越多，这导致所有政府和政党都把他当作一件强有力的工具来争夺。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论这个机器完全在资产阶级手中，还是同时代表了多个阶级的利益，又或是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在法国农民对路易·波拿巴丧失信心之后，他所掌控的国家机器也不能长久，此时，国家机器的崩溃给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新的国家机器也将在这个空白期形成，否则，在一个农民阶级占主导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只会是“孤鸿哀鸣”。接近20年后——准确说来是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在一封给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中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在同期完成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站在已经成型的国家作为机器这套理论的立场上反观工人阶级的行动，使用上述观点来分析巴黎公社的实践，同时补充了这套理论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国家机器在未来终将彻底消亡。通过对实际存在的国家形态及其运行机制长达20年的分析，马克思才逐渐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国家理论，最终，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序言中，不仅集中表达了这套理论的四个核心观点，而且明白无误地说出了那句经典论断：“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可以说这套理论的核心正是“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而这也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国家作为机器”理论。自马克思逝世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版本也经历了一些修正，但要么保持基本格局不变，要么没有着眼于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我们可以从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列宁和葛兰西的作品中看到上述修正及其特点。

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中重申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论点：

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做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

与列宁的情况类似，葛兰西狱中所写的笔记在重复经典版本的国家机器理论的同时，也带有他本人闻名于后世的领导权理论的特色。例如，在一条写于1930年的笔记中，葛兰西如此说道：

现实的政治不能只关注眼前的成功（然而，对于某些政治团体来说，眼前的成功就是一切；这些纯粹是镇压性的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给其直接敌人以沉重打击，恐吓其敌人的同情者，从而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以重组和加强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适当机构）；它还必须创造和保障未来活动所必需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对人民的教育。

公平说来，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国家机器理论的修改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修小补，而是指出并且弥补了这套理论过分偏重于强制（自上而下的支配）而忽视同意（自下而上的认同）问题；同时，葛兰西的论述也是之后阿尔都塞国家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然而，从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本身来看，阿尔都塞对经典版本的国家机器理论的改造有着更大的意义，因为这种改造不仅指出了经典理论与机械论哲学的关联，而且更为彻底地将国家看作一个动力机器——马克思深入分析过国家和机器，也围绕着国家机器概念形成了一套理论，然而，马克思从未将他对机器的理解运用到国家之上。

（二）“局限中的马克思”

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阿尔都塞曾在多处重申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理论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并将这套理论总结为以下四个要点：（1）国家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2）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3）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在于通过国家政权而利用国家机器；（4）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以便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充分承认经典版本的地位之后，阿尔都塞才提出了他的两项改造。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项改造追随着葛兰西的步伐，表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它显然是对国家机器概念的进一步细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机器涵盖了教会、学校、家庭、政党、法律等，利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而镇压性机器则首先借重于暴力镇压发挥作用。不过，两者并非完全分离的两套系统：“不只有国家拥有镇压机器：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机器也统统拥有镇压的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大作用是协助镇压性国家机器和镇压性的法来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由此保证整个社会系统能够持续不断地运转下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是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一起，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国家理论偏重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问题。但不难看到，阿尔都塞的这种改造显然侧重于“国家”而非“机器”，亦即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更彻底地质疑公私之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分。直到后期完成的长文《局限中的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才第一次真正从“机器”本身着手，思考国家作为机器的内涵，并提出了一套已经很难在经典理论中找到佐证的国家机器理论。这样一来，我们就触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国家机器理论的第二个改造，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重视。

自恩格斯与马克思以来，国家机器一词被广泛使用，但其中的“机器”究竟是何种意象却很不明确。例如，列宁曾如此说到：“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在这个隐喻中，列宁将三个意象等同起来，即“国家=机器=棍棒”。然而，对不同的理论家而言，机器与棍棒在含义上并非毫无差别，而对机器的不同理解自然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不同理解，喻体之间的差异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忽视的问题。

阿尔都塞指出，在最一般的含义上，机器（apparatus）指的是“一组元素，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形成一个整体”，钟表和自动机都符合这样的定义，它们的所有部件和齿轮都联系在一起，没有多余的东西，而它们的目的外在于元件，整个设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工作。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从元素与目的叠加的整体性角度理解机器，好像它仅靠自身就能运动一样。相反，马克思作为蒸汽机时代的见证人，对发达机器（entwickelte Maschinerie）内部结构的分化与分工很感兴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机器的经典定义：“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换言之，马克思关心的是能够转化能量并且使用这种转化的复杂机器。因此，阿尔都塞实际上认为apparatus和machine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对前者而言，一种类型的能量就够了，但对后者来说，“至少涉及两种类型的能量，最重要的是，一种能量向另一种能量的转化”。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重现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赫森（Boris Hessen）同样从马克思那里提炼出来的论点：“维特鲁威只关注到了成品的机械式转移；而到了大工业时代，机器则是用来对产品原料进行彻底转化。”

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开始用machine而不是apparatus来定义国家机器中的“机器”：

国家是19世纪［……］发现蒸汽机、电磁机等之后强而有力、精确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是一种人工装置，它有一个由能量驱动的发动机和一个传输系统，整个装置的目的是将一种确定的能量（A）转化为另一种确定的能量（B）。

如此一来，国家理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能量的转化，以及国家机器对能量A的转化所产生的能量B的性质。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机器所完成的能量转化，实际上就是将阶级统治的力量或暴力（force or violence）转化到正当的权力（power）：“重要的是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拥有的动态过剩力量。正是这种过剩的冲突力量（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构成了能量A，它将被国家机器转化为权力：转化为权利、法律和规范。”统治阶级的力量或暴力在被转化为权力之后，阶级斗争也似乎随之而消失了，人们所能观察到只有各种公共服务的美德。

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隐喻中，政治体（身体和有机体）的隐喻无疑影响最大。它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身体隐喻在政治思想中依然很常见，它往往被用来辩护传统的、等级制的和君主制的政治共同体。17世纪中后期开始，政治话语中的机械论术语不断涌现，人们使用国家机器和政治机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政治系统。到18世纪早期，政治共同体可以同时作为身体与机器来看待。从思想史角度看，17世纪至今存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作为机器的理论传统：（1）国家作为自动运行的理性机器，以霍布斯、官房学和韦伯等人为代表；（2）国家作为权力制衡的复杂机器，以孟德斯鸠和联邦主义者为代表；（3）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动力机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国家机器的含义大相径庭，各派对国家也没有一致的价值判断，它们构成了略有交叉但基本独立的三条政治思想谱系。

19世纪之后，随着机器一词的不断负面化，国家作为机器这个隐喻的历史被无情地压缩和扭曲。时至今日，它的真实历史早已不为当代人所知，三条独立谱系被强行嵌入了物理时间的单一秩序中，恰如尼采所说，曾经鲜活的意象已然蜕变为僵硬的概念，散发出“数学所特有的那种严格和冷漠”。然而，由于“国家作为机器”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并未完全消失，因此，至少有两方面的压力迫使我们考察这个隐喻的历史，分析其含义。

一方面，“作为钟表的世界”这个机械论类比是一个绝对隐喻，很难被恰当地翻译为命题和概念，但“这些表述、形象和隐喻被哲学家和作家们当作预制的模型来自由使用，却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它们如同一种有待实现的纲领、必须完成的任务或需要持有的态度，支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另一方面，正像利科所说的那样，国家是历史共同体（communauté historique）组织化的结果，其目标在于通过抵抗所有源于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来维持历史共同体的存活。从这种存活意愿出发，政治哲学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1）关注国家的形式特征；（2）关注国家的力量特征。然而，无论哪一种风格的政治哲学，在看待国家时都关注到了“机器”的一面：或者是着眼于合理性与历史的生产（计算）和保护机器，或者是着眼于阶级对抗与压迫的工具性机器。因此，如果国家形式带来的难题是如何调和两种合理性，国家力量带来的难题是如何消弭剥削与对抗，而它们又共同决定了政治的矛盾，亦即“政治的矛盾准确来说就取决于在国家的定义里形式和力量之间的对抗”，那么，在尝试解决这些难题和矛盾的同时，我们就有必要更清楚地理解“国家作为机器”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又该对之持有何种态度。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当代国家理论的镜鉴与重述”（CCNU25XJ046）的阶段性成果〕

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讲师；黄雄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