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批评”的困境

去年某一天，和某作家不期而遇，她刚读到我的一篇批评学术界某同行的文章，一脸惊诧地问道：“干嘛写这种文章，某某我认识，挺好的人啊难道他得罪过你？”经此一问，我还真的无言以对，因为不曾想过，自己竟然卑劣无聊到由于曾经被人“得罪”，就处心积虑地借“文学评论”之名施行报复。

也怪我过于迟钝，类似的经历以前不是没有，但总以为出于偶然，并不留心，所以旧事重演，便毫无心理准备。那还是1996年前后吧，不慎对自己看好的某作家的新作发表了一点不全是吹捧的话，遂令对方大失所望，双方从此一直尴尬到现在。事后才晓得，因为正值他即将高升之际，我那样曲终奏雅、捎带指出一点“不足”的评论，在他看来就成了“别有用心”。他甚至相信我是被他的某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对手所收买！

最近又有某作家看到涉及自己的一篇文章有不太恭维的话，就勃然大怒。大怒的理由（也即评论者的“罪状”）很多，最大的一条，也是不应在该作家即将就任或有可能就任某职时发表此文，真好像鲁四老爷所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以上几桩小事，当然不能代表中国作家对文学评论的一般认识和态度，更不足以说明中国作家普遍的心理素质，但遭遇此类情况，评论者的窘境，也就可以想见。

我靠教书吃饭，不大在文坛行走，除了写文章，读文章，跟评论界同行也较少私下交流，所以对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一直保持“钝感”。直到最近，才似乎“豁然贯通”，终于有点明白评论之难了。积二十多年埋头写评论的经验，才有这点领悟，敝帚自珍，为防遗忘，赶紧记下，用以自警，也谨告同行，或者作为参考——

一、我到今天才知道，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创作一直居首位，评论则是附属性的。文学的成就只有创作才能代表，评论不足齿数，甚至根本算不得文学，不能踏进文学大门之内。和影视歌舞戏曲一样，创作可以点缀太平，烘托盛世，当文学和时势关系紧张时，帮助修理创作；当文学与时势关系融洽时，就来阐发创作的价值，给创作撰写类似颁奖辞之类的评论：评论的位置也就由此确定。如果说文学是工具，那么评论就是维修工具的辅助性工具，本身并无独立价值和存在的根据。

二、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评论家们平时虽与作家称兄道弟，呼朋引类，但在后者眼里，其地位乃与贾府清客相等，能够凭一点小聪明，寄生于作家原创性劳动而不至失业挨饿，已属万幸，唯一的功能和任务自然就是歌功颂德，否则就是不安分，就是失职，就是不懂得知恩图报。

三、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大多数场合就是文学表扬而不是和作家、读者包括评论界同行平等交流，真诚对话，其乐融融，“坐而论道”，不是作为创作的“谈话良伴”和创作一起开拓文学新境，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是全身放松，“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即便表扬，说好话倘若表扬得不够策略，达不到作家预期标准，也还是不称职，甚至可能坏了人家的好事。至于在好话之外加一些缺点的分析与不足的提醒，则是多此一举，有失文德忠厚；又倘若全无好话，开门见山谈缺点，就更是不识相，犯了大忌，简直十恶不赦了。

四、我到今天才知道，现在的评论也不是不可以批评，前提是必须让地球人都相信你的出发点绝对良善，观点绝对正确，文章的客观效果绝对不妨碍作家的利益，绝对符合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也就是说，必须是各方面都信得过的绝对保险的批评家，否则免开尊口。

五、我到今天才知道，评论家写文章，如果包含了“批评”，哪怕是“批评”的微量元素，都要被追问“动机”，这“动机”多半与文学无关，而仅仅关乎作家们的文坛地位和印数版税。批评家一定要谨小慎微，如履如临，弄得不好，就要诉诸“法律解决”。批评家们写文章之前，最好斋戒沐浴，闭门静思，将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动机”全部清除，至少自己相信全部规避了，才能下笔。或者先挣到足够多的钱，请到足够权威的律师，随时准备为批评文章可能引起的负面效果搽屁股，否则只能保持沉默。实在喜欢文学，不说话就难过，那也不是没办法，但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自愿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

六、我到今天才知道，作家们不喜欢乃至害怕批评，并非因为不懂得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翼的价值，而是因为对自己没信心，更对读者没信心，生怕一遇批评，其价值在不明真相的读者眼里就一落千丈，甚至被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从而危及声名、地位和利益。因此他们虽然懂得批评对创作的助益，内心深处可能还真想看到有见解的批评，但他们希望这样的批评最好不在当代，而在后世。

一位作家朋友多次告诉我，他活着的时候只想得到批评家的赞美，至于客观的批评，留待后世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吧。有的中国作家确实希望当代批评帮助他们获得眼前利益，后世批评为他们确立文学史的实际地位，各司其职。这似乎很过分，但比起那些既要同时代批评家帮自己获取眼前利益又要求同时代批评家帮自己提前确立文学史永恒价值的作家来，还算比较谦虚。

七、我到今天才知道，中国批评今后任务没有别的，只能是继续履行表扬同时代作家的神圣使命，继续为同时代的文学拾轿子。上世纪80年代，批评和文学一起复苏，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上升期，积压多年的创造力和倾诉欲一旦解放，便一发不可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批评忙于发现新人，肯定新人，发现新作，肯定新作，暂时还来不及去发现、去思考、去议论新人新作必然会有的可以议论、可以反省、可以批评的地方。在批评和创作这个特殊的蜜月期，批评家甘心乐意充当作家的轿夫，作家对这样的轿夫也丝毫没有轻视之意，大家都为了文学整体的创造而努力向前，只是分工不同。

有人说这是作家批评家的“共创”可谓形容得当。久而久之，坐轿子和抬轿子的格局成了天经地义，不可更改，过去的新人新作逐渐被塑造成大师经典，成了中国文学神圣家族一系列供在神龛的尊神。

尽管偶尔也有一两篇挑别作家的“骂派”、“酷评”，可惜不能保证篇篇精彩，甚至还在水平线以下，有人因此还抱怨现在的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于苛刻了，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恰恰相反的基本事实：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实在被包括批评家在内的方方面面娇惯坏了，他们已经安于坐轿子，若要恭请他们下来走走，和抬轿子的一起看看轿外的世界，或者趁轿夫们歇脚、措汗、打尖时随便聊聊——比如站在批评家的立场换位思考，对自己和同行也讲点客观的话：如今这种愿望差不多已经成了匪夷所思。若要撒掉轿子，从此大家都靠双脚赶路，更是痴心妄想，大逆不道，非要追查“动机“不可了。

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算起，“中国批评”为中国文学整整抬了三十多年轿子，这是任何模范轿夫也会感到吃力和厌倦的事。“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无奈轿中人硬是不肯下来。

但反过来看，这也是批评一手造成的僵局，“是羿亦有罪也”，所以“中国批评”还只好先喝干这杯自酿的苦酒再说。

谚云：“请神容易送神难”。呜呼，批评，批评，能不慎之！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