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钧月：弹性霸权主义：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优先”外交战略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显着矛盾性。尽管既有研究试图从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现实主义视角解释其政策逻辑，但单一框架难以整合其收缩与扩张并存的复杂特征。本文以“美国优先”理念的历史流变与当代重构为线索，以“美国优先”的三层历史概念为分析框架，指出特朗普2.0外交本质是一种“弹性霸权主义”。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通过将国家利益为基准，以选择性单边主义为手段，以“安全化”和“种族主义”为叙事工具，在策略性收缩与扩张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服务于美国霸权护持的终极目标。研究认为，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并非孤立主义回潮，而是对美国传统外交范式的继承与当代重构，旨在重新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重塑国际秩序与规则，以更自利的方式降低美国维持权力优势的成本。

关键词：“美国优先”；特朗普外交；弹性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孤立主义

特朗普重返白宫（特朗普2.0）后，延续“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核心理念，其对外政策呈现矛盾特征：一方面表现出战略收缩，如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削弱盟友关系与退出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又强化关键资源控制、扩大军备、介入俄乌冲突，甚至发表领土扩张言论，显示全球性干预意图。这种收缩与扩张并存的现象，使得既有分析框架在解释特朗普2.0外交时存在局限。本文旨在为理解特朗普外交的复杂性提供新视角，聚焦于特朗普2.0对“美国优先”的战略转化，探讨其是否构成对美国战略传统的延续或断裂，并试图解释其政策背后的内在一致性。

一、提出问题：特朗普外交的矛盾性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如何理解特朗普“美国优先”对外政策中战略收缩与选择性扩张并存的矛盾现象，该政策框架如何被整合为一套服务于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逻辑？对此问题的探讨还关涉两个重要维度，即特朗普的对外战略是否构成对美国既有战略传统的实质性突破，以及该战略是否具有稳定替代自由国际主义的潜力。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三个相互关联但仍待探索的问题：第一，单一视角仍难揭示特朗普外交的矛盾与复杂性；第二，特朗普2.0展现出“收缩与扩张并存”的特征，超越了“孤立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二元分析框架；第三，若特朗普的崛起标志自由国际主义的式微，美国是否正孕育新的替代战略，以及其与美国战略传统的关系如何，仍待深入探讨。

（一）解读特朗普1.0对外战略的三种视角

关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特朗普1.0）的外交表现，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观点：新孤立主义论、民族民粹主义论和现实主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体现“新孤立主义”或“新门罗主义”。这种观点一般认可下述前提：美国存在“孤立-国际”或“内向-外向”的周期性变换，或具有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转变的演进过程。特朗普1.0退出国际组织、施压盟国承担更多责任、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等政策现实，放弃了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

第二种观点立足于平民和精英的分歧，聚焦特朗普激发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政治运动。这一观点认为特朗普引领了一场具有右翼民粹主义特征的政治运动，吸引了工人阶级、社会和宗教保守主义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等一系列选民。学术界兴起对“特朗普主义”或“特朗普现象”的研究，强调其政策风格中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

第三种视角是交易主义或现实主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精干逐利、打破传统、善于谈判等个人特质，决定了他倾向于战略欺骗和利益交换的政策偏好。其外交政策表现出“自私的现实主义”和“单边利己主义”，强调“实力政治”、追求实用主义、忽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对华政策展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遵循现实政治原则，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尽管交易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支持了特朗普外交非道德-法律主义的特征。

然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难以被任何单一理论范式所充分解释。现实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视角应当互为补充，进而既揭示特朗普政策中的国家利益考量与交易主义风格，又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优先”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对外交的影响。新孤立主义框架虽然捕捉到美国对自由国际主义承诺的抽离，但却难以解释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升级以及对关键领域的选择性扩张。

（二）收缩与扩张并存：特朗普2.0的悖论

特朗普2.0初期的言论和政策表现出战略收缩与扩张并存的特征，超出许多学者对“美国内向化加剧”的预测，并不完全符合“新孤立主义”判断。例如，他多次宣称应“控制格陵兰岛”，甚至威胁动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在美洲，他主张“收回巴拿马运河”、将加拿大并为“第51州”，并提议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政府积极调解俄乌冲突，借和平的名义积极为美国谋利，将稀土与关键矿产资源纳入交换筹码，提出让乌克兰以资源合作换取美方支持。此外，特朗普式斡旋也体现出对大国协调主导国际秩序的偏好，回避多边机制，强调地缘政治中的交易博弈。综合而言，特朗普2.0外交显示出“抢占战略资源、回归大国主导和复兴领土诉求”的扩张主义逻辑。

可见，特朗普2.0外交不能简单归类为“孤立主义”“内向化”或“战略收缩”。对此，有学者提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概念，将特朗普外交视为对门罗主义的当代表达，强调其在弱化多边承诺的同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推动全球权力格局重塑。节大磊亦指出，特朗普2.0并非简单回归孤立主义，而是在持续收缩的基础上，结合单边与小多边手段维护核心利益。

（三）延续还是断裂：特朗普外交中的美国战略演进问题

自二战以来，自由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主导战略。每逢国际体系发生剧变，美国战略界便开始对现有战略进行重新评估并讨论替代方案。在“9·11”后，美国学界提出了美国大战略的多个可行版本，包括自由主义霸权、选择性干预、离岸平衡、克制战略等。

但这些战略路径难以完全解释特朗普的外交实践。特朗普第一任期在某些方面（如对华遏制、减少全球干预）接近“克制”或“离岸平衡”战略。然而，特朗普政府维持了比这些战略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并未放弃对盟友的防务承诺，还在印太地区升级了同盟方式与同盟网络，对中东采取较强硬的介入政策，这与上述战略有显着差距。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外交似乎更趋向“选择性干预”——在特定地区和议题中保持强势，在其他事务中选择性收缩，其政策实践与上述战略的核心同样存在不同。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外交始终游离于既有大战略类型之外。

特朗普外交的矛盾性也促使本文重新思考美国外交中的经典二元范式——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有学者指出，特朗普2.0的外交无法归入传统“主义”范畴，更接近“争夺领土的老式帝国主义”，正是“孤立主义-国际主义”二元分析框架导致学者在界定特朗普政策时面临困境。特朗普2.0的深远影响还在于，他打破了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共存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试以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的“美国优先”理念为核心，分析其思想根源、历史流变及当代阐释与应用，试图构建一个系统且自洽的解释框架，以增进对特朗普2.0外交的理解。

二、概念重构：“美国优先”的三层历史逻辑

“美国优先”是一个植根于美国思想、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术语，其蕴含的政治思想可追溯至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传统，但又不完全等同。“美国优先”内涵随历史而演变，虽始终强调国家利益优先，但其具体内涵和意识形态背景却因时代而异。其历史意涵可归纳为三层：种族主义色彩、对美国外交传统的继承（包括利益优先为目标，单边主义与中立主义为手段），以及孤立主义的政策结果。

“美国优先”的第一层含义即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色彩，自诞生起便深受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影响，区别于建国初期精英主导的外交传统。其民族主义底色体现为美国例外论与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主张白人天生优越，并借助制度性力量维持其特权地位。至特朗普时期，这一特征演变为“文化优先”主张，强调捍卫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使其外交风格更具个人化和排他性。此外，“美国优先”也常与排外主义并存，后者主张保护本土居民利益，排斥外来群体，表现为移民限制、文化同质性和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提供“美国优先”的社会氛围和政策表征，而种族主义则构成其深层意识形态。此外，特朗普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在叙事和动员上还具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融合了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借反建制叙事动员平民对抗自由国际主义精英，形成民粹民族主义的政治底色。

“美国优先”的第二层含义是对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强调单边主义、中立主义与商业主义的现实主义取向。该传统源于美国国力有限时期，主张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外交行为，避免卷入欧洲事务，体现“利益优先”原则。单边主义强调外交独立和克制，中立主义则避免军事干预。商业主义作为长期主题，在特朗普时代以贸易保护主义方式延续，反映出当自由贸易损害美国局部利益时，保护本国商业仍是外交核心。

“美国优先”的第三层含义，才真正体现了“孤立主义-国际主义”对立中的孤立主义意涵。孤立主义主张不参与欧洲与亚洲冲突，不卷入国际政治，一般体现为不结盟、中立主义和贸易保护。冷战期间，自由国际主义者对孤立主义的污名化也强化了“美国优先”的负面含义。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对孤立主义的简单回归，虽部分地强调战略收缩与美国利益优先，但并未放弃对国际事务的介入，而是主张在全球范围内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重新谈判参与规则，其核心是延续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单边主义。

三、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理解和继承

特朗普首次明确使用“美国优先”这一术语是在2016年4月27日于华盛顿特区对外政策演讲中。特朗普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严重偏离了轨道，其过度扩张和专注于世界稳定，导致它“放弃了国家建设”。因此，美国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性的外交政策”，“美国优先”要成为美国政府“主要和压倒一切的主题”。此后，特朗普多次“官方认证”，将“美国优先”作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和标志性特征，包括其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201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说等。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再次以官方表态和行政手段巩固了这一理念。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他重申“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每一天，我都会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一）何以唤醒“美国优先”

特朗普并非创造了“美国优先”政策，而是唤醒了在美国社会文化中长久滞留的传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了解“美国优先”的历史，但并不想与历史联系，它将被用作一个“全新的、现代的术语”（A Brand-new Modern Term）。尽管特朗普试图为该术语注入全新内涵，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它注定无法重新成为“一张白纸”。事实上，特朗普团队非但没有试图消解“美国优先”与历史的关联，反而有意识地从中收割政治利益。

首先，通过将自身政策与“美国优先”这一历史符号绑定，特朗普为自己的反建制、反国际主义的立场寻找到正当性。特别地，他是运用一个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来对抗另一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外交范式（自由国际主义），使得其激进立场看似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回归，而非破坏。

其次，在政治动员中使用“美国优先”，特朗普还旨在唤起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情感。“美国优先”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象征符号，在历史中积累了特定的意义框架，如反国际主义、排外主义和白人至上倾向，这些观念深植于特定群体的文化记忆之中，在社会中长期滞留。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美国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与国际环境剧变，使得“美国优先”的象征意义再次尤为应景。这种应景性不仅体现在对移民的排斥上，还涉及文化和身份上的迷茫（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相关），以及对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化的拒斥。特朗普使用“美国优先”，可将上述一系列复杂的议题相互联动并简化，该术语的多重历史内涵令其成为“MAGA”派强有力的政治资源。

最后，“美国优先”政策能够唤起并凝聚中西部地区选民的支持，这部分选民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也是受全球化冲击而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由此，特朗普之所以借力于“美国优先”传统，是因为该理念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根基，能够为其政策提供合法性和政治动员力。

（二）根本内核：多层次的利益优先

“美国优先”从竞选口号发展为系统性政策框架，其核心逻辑——内政驱动和以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始终一以贯之。这种一贯性既体现在特朗普的官方言论中，也体现于其具体政策，成为特朗普区别于其他美国总统的显着标识。

特朗普“美国优先”在根本上是以多层次的“利益优先”为核心的外交框架，其具体内涵随国内政治需求动态调整。这种利益优先的模式在第一任期被概括为“原则现实主义”，即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采取行动的战略。纵观其两届任期，特朗普逐渐将“美国优先”的目标从“经济优先”发展出经济、安全与主权、文化、霸权四个复合维度，并最终侧重于服务霸权护持的目标。其中，文化维度将在后文种族主义部分展开，本节重点聚焦对经济、安全与主权、霸权护持维度进行分析。

1.经济优先

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要指涉的是经济利益优先。在其着名的“美国优先”演说中，特朗普宣布，要“在贸易问题上再次把美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美国工人的就业、收入和安全永远是我的首要任务”。在多次演说中，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意味着不再让其他国家“占便宜”，且往往影射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经济在特朗普1.0中被“安全化”，经济优先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理论化——“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不仅把保护美国的经济繁荣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将其视为国际领导力的前提。其任内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称，重建经济实力，维护公平互惠的国际经济体系，将增强美国的安全并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将移民政策和贸易问题“安全化”的叙事策略，令特朗普政府成功将经济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为其民族经济政策提供合法性。

2.安全和主权优先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不仅意味着经济优先，更强调安全与主权优先。不同于传统安全概念，他将安全作为政策工具，将原本的非安全议题——如贸易与移民安全化，以赋予其激进政策正当性。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发展出“主权优先”逻辑，其2025年第二任期“大规模驱逐”计划即为例证。上任当日，他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要求以“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威胁”为名，严格审查签证申请人，驱逐非法移民，理由是“保护美国人民免遭入侵”。此外，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就以“国家主权”的名义，为美国退出多边国际机制的行为提供正当性。其第二任期愈加激进的“退群”行动，也被视为该政府转向“主权优先”政策的标志。

3.霸权优先

美国霸权优先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核心内涵之一，此核心目标在其第二任期尤其明显。特朗普在上任首月即签订了七十余项行政命令，涵盖了移民、经济、贸易、能源、社会政策及外交关系等多领域，总体围绕着强化总统权力、推行单边主义以及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有国际分析专家指出，特朗普主义2.0的核心原则是：认识到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崛起，全球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而美国必须维护其在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国防和安全战略方面，2025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开发“美国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行政命令，称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2025年5月，特朗普宣布该多层导弹防御系统命名为“金穹”（Golden Dome），首期拨款25亿美元，拟在其任期结束前投入运作。这一部署体现“美国优先”已扩展至战略防御。他还任命多位对华鹰派官员掌控外交安全高位。特朗普2.0政府可能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进一步升级印太战略。如此，其在海外义务方面采取的“收缩”策略，实际上是为集中资源，强化同中国博弈的战略部署。

霸权优先也体现在对国际规则与盟友关系的重新评估。特朗普主张，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协议都应被重新谈判或退出，其退出多边国际制度、施压北约盟国增加军费，以及批评欧盟关税不公等等，均说明其欲重塑对美有利的全球秩序。这使得二战后形成的西方世界团结关系受到威胁，迫使欧洲领导人重新审视美欧关系，考虑更独立的防务能力，甚至讨论美国退出北约或北约解散的可能。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强化了大国政治逻辑，他积极修复美俄关系，以分化中俄。这种回归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路径，同时弱化联合国等多边机制，进一步表明该政府的战略重心在于强化美国主导地位。

特朗普的霸权优先还包含对领土与势力范围的扩张主张。重返白宫不久，他就多番进行了扩大美国版图的言论，其扩张性发言涵盖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加拿大、加沙地带等，甚至威胁使用军事手段。这些言论和政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权力的野心，对“内向化”和“重回孤立”论构成挑战。然而，特朗普2.0的扩张主张未必能最终有利于美国霸权。实际上，其政府对霸权的理解仍相对狭隘，倾向于将其等同于物质性权力与短期利益，侧重于将强制性手段与利益交换混合使用，轻视其他维度的权力资源。这种偏狭的权力观可能造成战略目标与结果的错位，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进一步分析其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特朗普“美国优先”中的“利益优先”涵盖了经济、安全、主权和霸权的复合性目标，并在第二任期中持续演进。

（三）手段：选择性单边主义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不仅是一种外交理念，更是一套以单边主义为手段的行动框架。“美国优先”的外交手段是选择性的单边主义，即通过有选择地退出国际机制来重塑规则，服务更狭义的美国利益。

第一，特朗普始终将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直接绑定。得益于单边主义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原生性联系，他可以通过话语建构来为其外交政策谋求正当性。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就称要拒绝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将永远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与控制”。此类表述将单边主义与“主权捍卫”绑定，为其“退群”行动奠定基础。进入第二任期，特朗普进一步强化单边逻辑。他在2025年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不会再让自己被人占便宜了”，特朗普政府的每一天都将把美国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第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不仅是为美国谋求直接经济利益，还旨在以交易性手段重塑全球秩序和美国在世界的角色。这种做法将单边行动与现实主义外交和国内政治目标深度绑定。例如，特朗普于2017年首次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再次退出，声称协议限制了美国能源和制造业发展，损害国家利益。他将气候议题与国内经济捆绑，主张优先发展化石能源，并配合发布多项行政命令（如《释放阿拉斯加资源潜力》（Unleashing Alaska’s Extraordinary Resource Potential）、《国家能源紧急状态》（Declaring a National Energy Emergency）等），推动矿产、木材等资源的开发。其中，《提高美国矿产产量的紧急措施》（Immediate Measures to Increase American Mineral Production）不仅旨在增强美国国内资源供应能力和复兴工业，更体现了其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通过援引《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DPA），大幅提升美国锂、镍等关键矿物的开采量。这一举措实质上是试图削弱中国在关键资源与产业链中的地位，表明美国将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此外，单边主义也体现在对《北美自贸协定》的重构。特朗普以退出协定相威胁，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让步，签署《美墨加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条款全面向美国利益倾斜，体现其制度性重塑意图。总之，特朗普之所以破坏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退出诸多国际机制，仅仅是他认为现在这个秩序演变成了抑制甚至反对美国的力量。

第三，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是选择性的，尤体现在对待盟友的策略上。他在第一任期即指责北约其他成员“搭便车”，要求各国提升防务支出；在第二任期更进一步，对防务支出的要求继续加码，称“欧洲必须为安全付费”。这在削弱同盟信任的同时，也迫使欧洲国家加速战略自主。与此相对，特朗普在印太地区却选择新建小多边合作框架，如“美日印澳四方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强化地区战略协调，填补传统双边同盟体系之不足，以遏制中国影响力。颇具兴味的是，对于印太地区，他就重拾自由国际主义的修辞：例如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2017），在多边场合重申“基于民主价值与规则”的区域秩序，在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中宣称维护区域的“自由与开放”。

这种选择性单边主义的实质是现实主义的权宜工具。在退出与合作、收缩与扩张之间灵活转换，特朗普不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还试图降低美国获利的成本。

（四）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双重属性

在“美国优先”框架下，特朗普政策还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即以白人至上为内核，通过反移民、经济保护主义等手段，维护白人群体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文化优先的利益观。种族主义属于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既植根于美国文化传统，又具工具性。其更深层影响是，改写了美国外交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范式，是对美国外交逻辑的深层重塑。

1.特朗普外交中种族主义色彩的具体体现

在特朗普两次担任总统期间，其“美国优先”的种族主义色彩，尤以移民政策和由此引发的外交摩擦最为突出。

首先，在移民政策中，特朗普政府将移民的宗教信仰、肤色和出生地与国家安全相挂钩，以安全威胁为由污名化特定群体。2017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称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一“禁穆令”因明显针对穆斯林国家，引发了强烈的国际批评，被指控具有种族和宗教歧视性质。伊朗、伊拉克、苏丹等国召回驻美大使表达抗议，特朗普的安全话语显着恶化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关系。

第二，特朗普政策中的“文化优先”逻辑也深刻体现在对拉美移民的敌意上。在第一任期，他不仅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更公然将拉丁美洲移民称为“强奸犯、毒贩、罪犯”。特朗普将非法移民与犯罪直接挂钩，体现了白人至上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深刻敌意。在行动上，特朗普2.0政府升级针对拉美移民的排外政策，如推动美墨边境管控，迫使墨西哥派兵阻止移民，甚至以加征关税威胁哥伦比亚，以此实现遣返政策。上述做法不仅激化了外交摩擦，也暴露了种族意识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

在这些言论与政策的背后，是对白人主导地位遭挑战的深层担忧。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排斥少数族裔、强调文化同质性来重塑国家认同，反映出“美国优先”外交的内政驱动属性。

2.种族主义的双重属性及其对外交意识形态的重塑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种族化与安全威胁为叙事框架，唤起民众的恐惧，将国内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责任转嫁于外部“敌人”，通过建构“他者”以转移注意力，实现“内责外担”。埃里克·伯格曼（Eirikur Bergman）的研究表明，由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演化出的新民族主义席卷欧美，其制胜策略建立在制造恐惧与寻找替罪羊的双重机制上。

种族主义在特朗普外交中既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属性，也具有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属性：前者体现在其意识形态对于“敌我”和“身份”（包括美国国际角色）的塑造，后者则体现为政治动员和政策合法性的需要。

在本质主义层面，特朗普所复兴的种族叙事依托于美国长期的白人至上和文化优越感。“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一贯逻辑，贯穿于美国外交思想史。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植着基于种族等级的观念，将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不同的文明等级，盎格鲁-撒克逊为优胜民族，其他民族将追随其领导。这种“文明与野蛮”二元结构是种族优越和美国例外论的混合体，作为意识形态，一旦被唤醒，它将为美国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认知框架和思维捷径。具体而言，当美国具有优势时，其影响体现为促进民主的传教士使命感或传播西方文明的“责任感”，曾为美国干预主义提供正当性；而当条件不那么利于美国时，它就体现为对其他种族的恐惧和过度反应，帮助塑造外部的他者，强化国际体系的自助特征。

特朗普激活了这套历史记忆。如前所述，他通过将非白人移民与犯罪、恐怖主义、经济威胁绑定，使种族歧视性政策被包装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合理政策诉求。此外，种族化的“透镜”让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也塑造为他者，使中国成为了美国制造业衰退、就业困难的“替罪羊”。在美国种族观中，亚洲人被视为美国人就业与劳工权益的威胁，中国人被描绘为“狡猾”，这些刻板印象经由传教士与移民扩散被固化。特朗普对中国“操纵规则”“不公正竞争”的指控，就延续了上述刻板印象。这不仅为公众塑造“自我-他者”对立，以对他者的敌意强化对自我的认同，服务于国内政治，也使美国民众更易接受其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

由此，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更是一种政策工具。首先，通过构建外部敌人，特朗普将移民与贸易议题种族化，为其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其次，他的种族政策是有选择的。例如他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强调转向“择优录取”的移民体系，优先引入对美国有经济贡献的移民。同理，2025年1月，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以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问题。其真正目的是要迫使两国对边境政策做出改变，并以经济压力迫使两国加入美国阵营，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应对未来的关税战，或增加对华谈判筹码。再次，特朗普将种族叙事内嵌于选举政治中，有助于巩固白人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公共利益的修辞掩护下，使“美国优先”帮助巩固党派与个人权力。

特朗普政府对种族主义的运用更侧重于工具属性——出于政治动员与政策合法化需求，而非出于种族优越意识主动推动特定战略目标。尽管如此，这种工具性背后反映了其对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层撼动。美国外交史中曾出现过的两个主导外交范式——孤立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二者都根植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复合结构。孤立主义依托古典自由主义与典范例外论，强调不干预，作为自由灯塔来守护国内自由实验的纯粹性和有效性。自由国际主义则将古典自由主义继续向进步自由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拓展，诉诸传教士例外论，以改革国际秩序和推广民主为己任，并反过来守护其国内的自由和安全。特朗普则彻底颠覆了上述传统。他不仅否认康德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构想，而且彻底否定“捍卫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持续驱动力的正当性——无论是对外输出，还是对内坚守。尽管特朗普重提过“榜样”叙事（如2017年就职演说），但整体淡化了孤立主义提倡“战略克制”以捍卫国内民主实验的逻辑。相反，其内政主张（如“单一行政理论”与总统权力扩张）本就构成对建国理念和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和有限政府为内核）的背叛。

特朗普并未让美国外交摆脱意识形态，而是以种族主义与例外论的混合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例外主义的深层逻辑是统一的，围绕该国地理、道德、民族特性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展开。其对民族身份与道德优越的强调，历来易与文明论和种族主义紧密联系。特朗普政府激活了这一带有种族内涵的例外论维度，将其与文化保守主义、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融合，不仅种族化了对外的“自我-他者”叙事，强化敌意想象，也在认知上推动美国于国际规范的“豁免”。一面指责他国“作弊”或“利用规则”，一面以自身权力优势重塑对美国有利的秩序，加剧不公正和双重标准。特朗普政府所形塑的民粹民族主义，动摇了塑造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根基，并同纯粹的现实主义外交相区分。

（五）弹性霸权主义：特朗普2.0的战略逻辑

若参考“美国优先”的三层历史框架，特朗普主要延续了其种族主义色彩、利益优先目标与单边主义手段，而对其中立主义与孤立倾向则并未真正继承。一方面，特朗普没有将中立主义作为实现“美国优先”的必要手段。第二任期中，他在俄乌冲突中的斡旋姿态，显示出利益导向的思路，而非教条地遵守中立和不卷入原则。另一方面，“美国优先”也并未预设让美国重返孤立主义或战略收缩。特朗普早在2016年就否认过自己是孤立主义者，而强调自己是“美国优先”论者。特朗普未将战略重心转向地区主义。若按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对扩张的定义——包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参与大国外交、兼并土地等积极对外政策，特朗普2.0更趋于扩张态势。

如果超越“孤立主义-国际主义”二元框架，从“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及其与手段的关系出发，特朗普2.0“既收缩又扩张”的特征便不难理解。其本质是一种弹性霸权主义：“利益优先”（特别是霸权护持）作为战略目标具有本位性，单边主义、选择性扩张或收缩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而非预设目的。一方面，作为主导性大国，美国国家利益早已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已无法简单回归孤立主义。另一方面，美国外交历来强调外交的独立自主。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到二战前孤立主义者，其共识是反对美国受制于刻板的国际制度和盟友义务。特朗普正是汲取了美国外交传统灵活自主之精髓：不以“收缩”或“扩张”为先验目标，而以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特朗普的弹性霸权主义旨在推动美国摆脱缺乏实质回报的道义性全球承诺和安全义务，重新核算霸权的成本，重新分配资源，强化物质性权力优势。

四、总结与评估：“美国优先”与美国战略演进

（一）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演进路径及其动因

特朗普政府将“利益优先”从经济、主权、安全和文化等具体议题扩展为更具统领性的霸权优先，进而明确和优化其战略目标。从特朗普1.0到2.0的显着变化，是将“美国优先”与更弹性的霸权护持相结合。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将重点转向中美大国竞争和美国主导的低成本维护，将收缩与扩张双轨并行，优化战略资源配置。基于国家利益进行长远谋划，确保美国在未来大国竞争的优势，这正是其弹性霸权主义之精髓。

特朗普为“美国优先”注入了两种具体策略。首先，通过“安全化”叙事，将经济、移民等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将争议性政策正当化。其次，特朗普通过“种族化”策略迎合白人至上与文化保守主义情绪，并间接推动种族主义与例外论融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强化了对外来“他者”的敌意，激化国际对抗性，而且为美国“豁免于规则”提供对内合法性，掩盖其单边政策破坏国际秩序与规范的实质。因此，尽管特朗普外交带有现实主义（或说交易主义）色彩，意识形态的介入使其有别于“以权力界定利益、排除意识形态影响、主张克制”的现实主义传统。

“美国优先”之所以在特朗普2.0时代迈向战略化演进，既源于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等结构性压力，更深植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演变。首先，特朗普从政治新人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执政者。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更多凭借直觉施政，缺乏官僚经验，并遭遇建制派掣肘。到第二任期，特朗普及其团队都展现出更强的计划性和执行力。其竞选团队推出“47号议程”（Agenda 47），明确承诺当选后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将“MAGA”派的内政需求与“美国优先”理念紧密结合。特朗普2.0在建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介入俄乌谈判、分步骤推出“对等关税政策”等方面，均体现出系统性和计划性，逐步兑现选举承诺。第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面临更强的民意压力。在第一任期中，选民对其“政治素人”身份有一定包容性，而在第二任期，公众则更希望看到实际的改革和治理成果。2024年调查显示，约90%选民担心食品杂货费用、约80%选民对医疗、住房和汽油等基本生活问题表示担忧；有超半数的选民希望看到国家治理方式的实质性变化。在2.0时代，特朗普迫切需要在复兴经济、重振制造业、增强国内凝聚力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效。第三，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的权力关系发生质变，并提升了其决策团队的一致性和政策整合能力。“MAGA”逐步主导党内意识形态，为“美国优先”战略化奠定基础。由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项目”（Project 2025）为特朗普提供了详细的内政改革和外交战略蓝图，包括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削减对盟友承诺，并为其准备了庞大的保守主义人才库。在此基础上，特朗普2.0的人事任命也更加重视对总统的忠诚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其执政团队展现出更强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倾向。新团队在总体上更系统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增强美国大国竞争能力和“低成本霸权护持”方面具有共识。总统决策团队的优化与整合也为“美国优先”战略的成熟与升级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智力支持。

整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合力推动“美国优先”向国家战略迈进，一个自由国际主义的替代战略初具雏形。

（二）特朗普“美国优先”与美国战略传统的关系

尽管特朗普在政治风格上常被视为“异类”，若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不难发现其外交既存在对美国战略传统的延续，也构成断裂与背离。

1.战略延续性：历史传统的回响

从战略上看，特朗普对国际竞争的理解延续了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当面临威胁上升或国际压力加剧时，美国常从道义立场回归本国利益优先。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跷跷板模式在冷战时期已十分常见。面对中国崛起与全球化冲击，特朗普政府亦重复了向现实主义倾斜的路径。从观念上看，尽管声称摆脱自由主义的价值指导，“美国优先”依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特朗普政府借此实现动员与合法化，同时也延续了其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与保护主义等政策路径，最终塑造出融合现实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的战略模式。

与美国历任总统相比，特朗普在战略理念与动员方式上与里根（1981-1989）最为接近。两人都强调个人魅力与亲民化动员，“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即源自里根。在战略理念上，特朗普延续了里根“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写入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在国内政治上，二人皆依托于保守主义联盟，并都要处理保守主义内部的整合问题。里根时期面临旧保守主义的整合，特朗普时期则见证了民粹民族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新融合。有观点认为，第二任期可能标志着“新里根周期”的开启。

2.战略断裂性：打破“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二元格局

特朗普政府也带来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巨大断裂，即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发起根本挑战，打破美国外交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共存的复杂格局。尽管与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选择性干预在战略逻辑和路径上相似，特朗普却放弃以自由主义目标（如全球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界定国家利益，颠覆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信条。

与里根相比也是如此，里根虽然强调大国竞争，但也强调自由民主联盟的团结和自由贸易，其政策内核仍属于自由国际主义。“里根主义”的基石是“支持全世界所有人的自由”，其“以实力求和平”的根本逻辑在于，“战争只在自由力量虚弱时爆发”。特朗普虽延续里根“以实力求和平”逻辑，同时公开拒绝价值观输出，甚至以任意的单边实践削弱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的权威。

在特朗普主义下，美国不再将“捍卫自由”作为美国的政治目标——无论是作为“自由灯塔”还是“自由十字军”，都被抛弃。由此，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弹性霸权主义，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这对美国外交的经典二元关系的实质性颠覆，导致了范式的断裂。

（三）“美国优先”作为新主导范式的潜力

“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弹性霸权主义能否替代自由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稳定主导范式，仍面临着挑战。特朗普政府将“伟大”等同于“强大”，强调军事与经济实力和对强制力量的任意使用，这打破了美国外交中“美国强大”与“美国伟大”的经典纠结。特朗普将霸权等同于军事与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强调强制性手段和零和博弈思维。这被形容为“尼安德特式现实主义”：其政策实质上是交易主义与冲动决策的结合，推崇实力至上，假设全球政治为无政府状态，强调力量优先与强者主导。

然而，战略意图与战略结果之间未必总能达成一致。特朗普的利益观和物质的权力观或难以有效支持美国霸权护持的长期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具有多种维度，战略若过度倚赖物质性与强制性权力，反而可能削弱美国建立霸权所长期依赖的制度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基础，在无形中侵蚀其长期的霸权地位。

“美国优先”战略的核心弱点还在于其对民粹民族主义的依赖，这加剧了外部决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有效的危机管控。同时，特朗普政府过度侧重硬实力、物质性权力与零和博弈，忽视了国际声誉、软实力与规则制定等非物质权力要素。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美国优先”向更成熟、稳定的战略范式演化。

谭钧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77-97+128-129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