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末期，中国遭遇了鸦片战争等重大变故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许多仁人志士忧国伤时，在黑暗中探索中国的出路，邵作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邵作舟（1851—1898），字班卿，安徽绩溪人。他发愤研究经世之学，作《邵氏危言》一书。书成于1888年左右，1898年刊行。此书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震的《危言》并称“清末三《危言》”。在《邵氏危言》《变法自强疏》等一系列着述中，邵作舟提出了很多改革主张，洋溢着独立思考的色彩。胡衍鸿在《邵氏危言》的序中说：“盖其言但抒所素怀，而无依傍他人之说。”历史学家耿云志认为：“邵氏在北洋幕中多年，颇熟中外交涉各事，略窥西方政治，是着名的最早倡导改革的思想家之一。”
1861年，李鸿章幕僚冯桂芬完成《校邠庐抗议》，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开启了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序幕。知识精英和有识之士纷纷献策，其中，“富国”“强兵”的呼声最多，也得到了清廷的首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既而马尾破，船厂焚，一败于越南，再困于台湾”。邵作舟指出，“富国”“强兵”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颠倒了轻重本末。他认为，“本”不立，“富强之术虽日出而不穷，臣知其百为而百无效也”。
在他看来，要做到“本”固，君主需要具备多个条件：“必先矢兢业，清嗜欲，而后声色货利不足以惑吾之心”，内心谨慎戒惧，避免出现人为的差错，这是前提；“好学问，广延纳”，虚心好学，然后广延人才，储备人才，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知人善任，信赏必罚”，选人用人关乎国家命运，必须赏罚严明；“豁达恢廓，果敢沈毅”，眼界高远，行动果敢，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邵作舟认为，“陛下具此数者于上，而所为安攘之本，固已立矣”。在当时的维新派中，邵作舟是唯一一位提出这种救国策略的知识精英。
在遭受一系列耻辱后，清廷认识到如果继续封闭自守，必定无力对抗西方列强的入侵，便派遣多位大臣出使西方，了解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社会制度，以求得“自强”“富国”的良方。邵作舟对“西学大兴”看在眼里：“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至以为中国纲纪法度一皆未善，不可复用。”邵作舟对此并不认同。他指出，这些纲纪法度是几千年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他反对一味西化，认为中国应当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之路：“择泰西之善，修而用之。尽地利，盛工贾，足以为吾之富。饬戎备，精器械，足以为吾之强。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之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他断言，将来被西方所敬畏并学习的国家，必定是中国。
在“自强”“富国”等问题上，晚清多数维新改革派都主张实业救国，而在邵作舟的思考中，货币改革是维新改革的关键，是第一要务。他是纸币改革的坚定推进者，与晚清那些银元改革派相较，眼光更为长远，提出的建议更为稳妥。
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国库空竭。为度过危机，1853年，清廷开始大量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但由于没有充足的银元储备，票钞很快贬值，不得不停发、停收。这样一来，外国银元成了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广东铸造银元，与洋银并行流通，清廷“允准试办”。继广东首发龙洋之后，各省纷纷自铸银元、铜元，并标有省名，但各省铸造标准各异，成色不一，再度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邵作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西国以钞币便民者，则以有一万之银，始发一万之票，无丝毫虚浮也。”反观中国，没有足够的银元库存，滥发票钞，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另外，“中国不自设银行，自印钞票，自铸银币，遂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如汇丰、德华、有利等洋行之钞票是也。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洋钱是也。”鉴于这样的教训，邵作舟不提倡自铸银元以抗衡“洋元”的做法，他认为过去印行纸币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前提是中国应该在京城和地方自设银行，储备足够现银之后再印行票钞，统一管理货币的印制和发行。当时，中国货币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英国等国推行的是金本位制，一旦英镑上涨，中国的外债和赔款在计算汇率时就会增加很多。邵作舟请求朝廷于各省通商口岸“设局自铸”时，按照“金、银、铜三品之钱，颁定相准之价，垂为令甲”。有学者指出，他是提出中国自铸金币的第一人。
在银行业务的管理方面，邵作舟认为要学习西人的长处：“惟用人必须按照西法，用商务之章程，杜官场之习气，慎选精明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其余亦须屏绝情面，皆由公举，不得私荐，方免弊窦。”
邵作舟的主要经历是在天津担任周馥、李兴锐、胡燏芬等北洋官员的僚属，“佐幕津、沽，慨念时艰，讨论中外得失之故”，留下很多着述，对荐举做官则毫无兴趣。他关心时事，忧国哀民，上疏了许多改革的良策和建议，探索着中国的出路，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作者：张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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