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苏联经验”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计划部门的创建

对于新中国建立计划经济的历程，毛泽东曾有过一段“照搬说”的经典叙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也有过“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等类似表述。

近年来，若干海外学者注意到国民党政府有着依靠国家投资推动工业化的相似发展模式，就此提出新中国计划经济源于“民国遗产”而非“苏联经验”的观点。其中以美国学者柯伟林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着眼于国民党政府工业管理机构“资源委员会”（下文简称“资委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下文简称“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在人事上的相似性，说明新政权有意借助资委会的人力资源来“继承”和“延续”国民党政府经济建设的制度与经验。“延续说”在学术界虽引发一些争论，但总体上取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即便是不赞同此说的一些论者也承认，“民国遗产”对新政权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确实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计划部门的人事问题涉及计划经济植根于“民国遗产”还是“苏联经验”的不同观点。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厘清以下问题：一是“苏联经验”是否就意味着全盘推翻原有基础而另起炉灶；二是中共出于何种目的将资委会旧专家纳入新政权的中央计划部门；三是旧专家对新中国的计划工作起到何种作用。对此，本文拟重新勾勒出新中国中央计划部门创建与实践的历史过程，剖析其与旧中国资委会在人事上呈现的相似性及前因后果，从而检视近年蔚为流行的新观点是否足以重构中共党史的经典叙事。

一、“新旧并存”：苏联创建国家计委的历史经验

目前大多数研究基于这样一种直观印象进行论述：留用旧专家等于延续“民国遗产”，反之则意味着套用“苏联经验”。但相关史料表明，留用旧专家与“苏联经验”并非截然对立。恰恰相反，在苏联计划经济建立的历程中，“苏联经验”不但要求共产党人与旧专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甚至促使前者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主动发挥后者的积极作用，以至于苏联的中央计划部门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新旧并存”的局面。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于列宁在1920年初提出、年底正式施行的“全俄电气化计划”。该计划以新建30个区域性的大型发电站为主体，经计算后制定主要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任务以及全国重工业、轻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等各类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10年至15年的大规模建设，“为实现统一的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主要骨架”。“全俄电气化计划”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负责制定计划的中央部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具有强烈的“专家化”色彩，“当时列宁没有把这个工作当作一项行政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去做，而是把它当作一项科学工作，组织二百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去编写，让科学家来承担制定国家长期计划的任务，使国家计划长期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保证了计划工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引发了俄共（布）党内一批高级干部的质疑，他们担心中央计划部门的主要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因此更确切地说，“专家化”应称作“旧专家化”，这些颇具名望的学者大多曾在沙俄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担任要职，属于“资产阶级专家”之列，党员寥寥无几。就连被列宁任命为电气化委员会主席的能源专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当时也尚未正式入党。

面对质疑，列宁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1920年3月，他在党代会上指出，任用旧专家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一条“绝对真理”：“要进行国家建设，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才能找到……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都要向先前那个阶级学习，都要起用旧阶级的管理人员，这也是一个绝对真理。”他还把旧专家与“资产阶级”的概念相区隔，警告党内不得随意将两者混为一谈，“不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统统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这样做简直不像共产党人”。一个月后，在表决“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但将该计划上升为全党最高意志，称之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而且提出了着名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论断。即便如此，还是未能压制住异议，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维埃七个财经部委的联合机关报《经济生活报》仍多次刊发文章，表示反对任用旧专家。

1921年2月，列宁打算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进一步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他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同起草成员名单，分送至主管经济事务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审阅。不料在翌日的会议上，这份名单遭到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副主席米柳亭、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拉林等人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名单中“共产党员经济专家太少”，以致提案当天未获通过，只能转交人民委员会审议。尽管在列宁看来，反对者的理由不亚于“谬论”，他们的举动最终也未能阻止国家计委成立，但这番波折还是令列宁意识到“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官僚主义化”，决心从根本上排除党内反对阵营的干扰。

1921年2月22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将围绕旧专家的党内争论公开化。他在文中重点批判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待学者及着作家”的两种“不正确态度”，即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自恃手中“批准”或“不批准”的权力而对专家和学者横加干涉。列宁先是指出，一部分党员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高级干部对旧专家始终持有偏见，根源在于阶级斗争的旧思维无法适应新形势：“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会证实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他进而指出，评价旧专家的政治忠诚不应囿于阶级身份，而是“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依据”，因为专家“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最后，列宁以严厉的笔触告诫党员干部必须处理好与旧专家的关系，并称这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好坏的标准：“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加以指导，了解事情的本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纲领’，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总之，该文一方面要洗刷旧专家的“资产阶级”原罪，另一方面则对负责计划工作的党员干部加以限制，要求他们“少发号施令，确切些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

按照以上原则，列宁对国家计委的人事布局做出极具针对性的安排。1921年2月25日，他得悉素来反对旧专家的拉林将担任委员后，立即致函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授意对方将拉林排除出权力核心，同时延揽诸如无线电教授奥德萨奇等技术专家加入其中：“中央委员会决定把拉林暂时留下。他的危险性极大，因为按其秉性来说，这个人会破坏一切工作，争夺权力，拆各位主席的台，赶走专家，假借（他毫无权利这样做）‘党’的名义进行活动……您应当在计划委员会中成立一个非常坚强的主席团（决不要包括拉林）……主席团中可以包括您的两个助手和一个秘书，等等。您应当成为工作的‘灵魂’和思想领导者（尤其是应当击退、驱逐那些不知分寸的、会把专家赶走的共产党员）……您的任务是物色、选拔有才干的组织家、行政管理人员（像奥萨德奇这样的人），安排他们工作。”大概是估计到名声不佳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未必能压服老资格的拉林，为此列宁还表示，在必要时他愿意动用个人权威相助：“您肩负着繁重的任务：必须使拉林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有所收敛。请记住：只要他一‘开始’越轨，您就立刻到我这里来（或者写信给我）。”

由此一来，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副主席由列宁颇为青睐的非党专家奥萨德奇和党内资深革命家皮达可夫出任，34名成员中只有七人是党员。自然，这一安排也延续了此前“旧专家化”的趋势。对此，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多年后概括称：“先进技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列宁是看得极其清楚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新的技术有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这一说法似乎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当时对旧专家如此放手的原因：既然“先进技术”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掌握这些技术的旧专家理所当然也是革命的。

不过，进一步分析国家计委当时的权力结构，便能发现列宁的真实想法要复杂得多。虽然旧专家在其中占绝对多数，但党员干部的数量比电气化委员会时期已有了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国家计委成立一年后，列宁对领导班子的分工也做出了新的安排。1922年9月，列宁亲自任命副主席皮达可夫负责“组织工作”，并指出其任务是“审查”经济计划。在成立之初，列宁还主张国家计委需要更多奥萨德奇式的“组织家”，但到了这时，他却挑选此前担任红军指挥员的皮达可夫来负责。这一变动表明，他对旧专家主导中央计划部门的做法开始有所保留。

以国家计委副主席奥萨德奇为例，他在担任彼得格勒电机学院院长时，就曾被指控参与了1921年二三月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只是在列宁亲自干预下，当地肃反委员会才撤销对他的调查。不过，当列宁事后批阅一起叛乱案的报告时，惊讶地发现其中有两名案犯“奥萨德奇本人是知道的”，而他却从未向党组织透露过这一点。列宁自此意识到，党内老同志对于旧专家政治忠诚的担忧，并非纯粹的捕风捉影。他向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透露此事时，一改往日袒护的语调，严厉告诫对方务必加强警惕：“秘密地告诉您：彼得格勒发现新阴谋。知识分子参加了。有些是同奥萨德奇来往较多的教授。为此对他的一些朋友进行了搜查，做得很对。要小心！！！”

在此情况下，当拉林再次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国家计委的旧专家时，列宁一方面虽斥责其“无赖”，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其观点“可能占上风”。1921年10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上，中央宣传部部长等人先后发言质疑旧专家的政治忠诚。拉林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缺乏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像现在这样的战斗的苏维埃建设年代，信任那些与我们政治信念敌对的专家来领导这种建设，是极端不谨慎的做法。”换言之，以老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党员干部虽不反对将国民经济置于某种统一计划之下，但他们强烈反对制定计划的中央部门由旧专家主导。

种种因素促使列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国家计委的人事安排重新进行了思考。1922年12月27日至29日，已卧床不起的列宁在口授的“政治遗嘱”中四次单独谈及国家计委问题。列宁首先指出，鉴于国家计委已经成为一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相关人士的机关”，因此有必要扩大其职权，保证经济计划“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所以，他建议俄共（布）中央赋予国家计委“立法职能”。人事安排显然令列宁更费思量，以至于他用了更多篇幅去论证国家计委应由何种类型的干部负责。经过两天的思考，列宁最终提出了一种糅合“旧专家化”和“党员化”的构想，既能满足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也能确保党中央对国家计委的政治领导。列宁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旧专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或是老革命皮达可夫，任何一人都无法得到党内的充分认可：前者被指责“太软弱”，后者则“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在列宁看来，“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无疑是国家计委决策者的首要品质，同时这个人也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问题是这样既红且专的人才在当时“未必会有”。面对“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的迫切要求，列宁选择在权力结构上做出特殊安排，希望通过分工的做法来融合旧专家和党员干部的特长。

因此，列宁认为“技术”为主、“行政”为辅的人事安排较为适宜国家计委，“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既然国家计委事实上是一个“专家委员会”，那么它自然具有其他国家行政机构所没有的特质，列宁对此说得很明白：“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列宁同时补充指出，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旧专家在政治上仍不成熟，有必要靠共产党人随时加以考察，作为国家计委领导核心的主席团就必须包括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以便监督和审查，“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现在具有后面这种品质的人当然是极其少有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而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是由他们组成的。从这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查应当是可以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几个人的任务，他们应当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天天观察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否忠诚，是否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及是否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

经过列宁苦心孤诣的安排和调整，原本属于顾问性质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历经两年实践后，升格为具备立法功能的国家计委。中央计划部门的权力自此大为扩充，为日后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计委也从“以旧为主”蜕变成“新旧并存”的格局。党员干部虽然获得了监督和审查经济计划的权力，但旧专家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国家计委的运作。正因如此，俄共（布）中央随后在审议应否赋予国家计委“某种行政权力”时仍颇为踌躇，主张“不要匆忙决定”，建议“计划领导如果需要使用强制力量，应当由相应的中央政权机关（如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这表明“新旧并存”的安排虽然缓解了技术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对旧专家阶级身份的疑虑，这就为国家计委在斯大林时期遭遇一连串信任危机埋下了伏笔。

尽管职权受到一定限制，但旧专家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以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带有强烈的“旧”色彩。主持者古比雪夫曾指出，参与编制经济计划的“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沿袭“旧教科书”的观点行事。更有研究指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纲在许多方面借鉴了沙俄时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帝国技术协会”的成果。

纵观苏联国家计委创建的历程，旧专家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之所以有这种安排，列宁解释得很明白：“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这无疑为后世研究者理解新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苏联经验”并非始终以排斥旧专家为宗旨，恰恰相反，它要求中央计划部门尽可能地吸纳和利用他们。这就意味着，海外学者所注意到的新中国中央计划部门吸纳旧专家的现象，可能并非延续所谓的历史惯性，而是借鉴“苏联经验”的结果。

二、从“党员化”到“新旧并存”: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的建立

列宁有关国家计委的“政治遗嘱”直到1956年才公之于众，中共此前无法获知详情。不过，1952年7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中科院的一次讲话中，大幅引述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的论断，作为新政权应吸纳“老科学家”和“党外科学家”的依据。他说：“列宁这里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当权以后对于科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所必须采取的，也正是这样的态度。当然，我们在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和列宁所说的当时俄国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是有差别的；根据中国的条件，我们在现阶段还只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而保留着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列宁当时所指出的应该怎么样学会管理俄国的方向，同样地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学会管理中国所要遵循的方向。”由此可见，虽然中共当时并未了解到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对旧专家已有所限制，但对于“新旧并存”的“苏联经验”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且深信其具有跨越时代和国情的普遍意义。这里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新中国第一个中央计划部门——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的创建过程中，“苏联经验”是否同样起到指导作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交《关于东北经济的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指出“实行某种程度的国民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毛泽东、刘少奇十分欣赏这一见解，在修改稿上加写道：“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的经济。”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至此，实行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亦规定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既然已经确立这一方针，筹建中央计划部门一事亦提上日程。1949年5月31日，根据财经工作会议的意见，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要求“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此外，该草案还规定了“中央计划局”的职权和组织架构：“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

虽然有了机构设置的大纲草案，但刘少奇认为最棘手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主要是党内严重缺乏熟悉经济事务的专家：“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在与苏联代表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担忧：“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也感觉得到，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我们知道总的方向，怎样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朝这方向努力，结果怎样，我们说不清，因为心中没有底。”作为解决困局的办法，毛泽东向对方提出，中共中央打算组建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领导核心”，成员包括代表党中央的刘少奇、代表政府的陈云以及代表苏联的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很快将这一意见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希望就建立经济领导中心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意见……请您为中国同志提出建议。”

解放战争进展神速，维持广大新解放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迫在眉睫，不可能坐等莫斯科的意见。事实上，毛泽东已着手探索另一种“化敌为我”的可行性，即吸纳国民党政府技术官僚参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资委会这一群体。194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时，就问及“国民党经济建设有些什么人”，还想了解“资源委员会翁文灏、钱昌照与宋子文的关系”。据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透露，当他于1949年3月中旬离开西柏坡南下筹备渡江战役时，毛泽东曾指示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还有很多人在南京，这次南下渡江后，遇到他们应加照顾。”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局对资委会人员采取特殊政策。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作为行政院经济部直属机构，资委会负责人孙越崎亦按规定随迁，主要骨干则交由副手吴兆洪转移至上海总部。南京解放后，该会驻南京办事处主动请求接管，原有人员得到留用，下属工矿企业亦照常经营。5月，上海解放后，陈毅专程到资委会总部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共对资委会人员的基本态度：一是区别对待，鉴于“你们是主管国营工、矿、电企业的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毛主席很重视你们这个机构”，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共不会采取“摧毁其机构，一般主要人员一概不用”的做法，而是“希望你们安心留在原工作岗位”；二是继续合作，“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军事时期结束后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深盼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最注意科学，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因此，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各业务处均由原资委会各部门负责人主持。

然而，鲜有后世研究者注意到上述安排仅仅局限于地方层级，对于资委会人员应否纳入中财委新设的计划局，中共内部事实上产生过不同看法。据吴兆洪透露，华东方面之所以大量接收资委会人员，与当时主持中财委的陈云有关，“在早些时间陈云同志到上海的时候，华东曾就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处理问题，向陈云同志请示。陈云同志指示，如果华东可以安排，就由华东安排，如果华东有困难，再送中央处理。华东表示可以由华东安排，免得增加中央负担”。可见，陈云虽不反对在地方工业部门留用资委会人员，但中央计划部门是否采取同样安排，他多少有所保留，所以提出由华东方面“就地安排”。

从史料来看，陈云的考虑出于以下两点。其一，他基于过去一年东北解放区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认为苏联专家对计划经济的理解要比旧专家深刻得多：“我们订的计划应当是经过努力，克服困难后能够实现的。资本主义在制订计划时是保守的，因为旧技术人员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苏联订出计划后，下面一般不讲困难，只讲如何完成。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其二，资委会旧专家多数具有留美背景，加上该机构长期有着引进美国资本和技术的传统，致使其政治立场带有“崇美”色彩。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南京市委接管当地资委会机构后，就曾向中央指出这一点：“工程师、技师一般表现还好，虽然有一些人以为不依靠美国不能恢复生产（如资源委员会系统）。”对此，陈云曾对苏联驻华大使说：“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2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

在这一思路引导下，陈云在1949年9月12日中财委临时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计划局领导班子的建议：主任拟由叶季壮担任，两名副主任分别为曹菊如和邵式平，下辖十个处分别由陈康白、闵一凡、叶林、王玉清、贾石、姜君辰、王思华、李逸民、陈林、李颉伯主持。该名单清一色由来自东北财委和东北计委的党员干部组成，呈现“党员化”的特征。陈云这一安排事出有因。早在1949年1月，东北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论断，并率先组建大区一级的东北计委及下属各级计委，“使之发展成全东北计划经济的领导机关”。东北计委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基本上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由此可见，陈云当时更倾向于有苏联式计划经济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来执掌中央计划部门。

就在陈云酝酿计划局领导班子“党员化”的人事安排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却发生了转变。先是斯大林对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提出了不同看法：“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此外，斯大林还明确反对科瓦廖夫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新政权的“经济领导核心”，理由是这一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这些意见实际上可归纳为两点：其一，当时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过于超前，因此新政权经济机构的形式应更多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不应照搬苏联的现成模板；其二，在经济事务的领导班子中，应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本土色彩。1949年6月，斯大林还当面向访苏的刘少奇表示：“一般来讲，你们应该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7月，刘少奇在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会谈时，提出如何看待“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对方表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着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史料表明，1949年5月至7月，苏联领导人基于列宁创建国家计委的经验，一再向中共表明不要急于照搬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模板，而应更多地仿效列宁“新旧并存”的经验，大量吸收旧专家参与经济建设。这些看法与毛泽东指示华东局留用资委会人员之举可谓不谋而合。因此，中共中央对资委会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积极变化。曾担任资委会负责人的钱昌照忆述，毛泽东于7月间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谈到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人员应如何使用的问题”。钱昌照提出可“规定一个试用时间，在试用中加以考察”，毛泽东则大度地表示：“人员既然留下来了，不必规定试用时间，主要是引导他们好好工作。如果将来有些人在工作中出了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在此背景下，1949年10月1日正式公布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领导班子名单与陈云9月时的提案就有了相当大差异。机构从十个处调整为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等七个组，局长是来自华北解放区的宋劭文，副局长分别为曹菊如、钱昌照、孙晓村。该名单的特点是钱昌照（原国民党政府成员）、孙晓村（民主建国会会员）两名党外人士担任计划局的领导工作。在10月10日的中财委各部联合办公会议上，陈云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首先表示旧专家“在政治上是中立派”，随后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由党员干部为处长、专家为副手的安排“外面影响是不是不好”？会上就此产生了争论，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对旧专家应以“考验”为主，不宜急于让他们承担领导工作。苏联专家也表示：“非党专家一定要政治可靠才可当处长，对专家的采用一定要视政治条件而定，先以顾问、副处长名义安置。”由于争持激烈，会议未做具体结论。在10月24日中财委党组会议上，陈云再次谈到“党内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毛泽东表示：“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在他看来，中财委内部针对旧专家的担忧并无必要。

在毛泽东一锤定音的表态后，计划局引入资委会人员的范围有了明显扩大，不再局限于领导班子，一些处室亦由旧专家担任正职。钱昌照在与局长宋劭文商讨配备干部问题时，认为“局里工程技术人员太少”，提出向华东大区征调22名原资委会高级专家。此外，他还向陈云介绍原资委会负责人孙越崎，又陆续向宋劭文引荐了两名原资委会处长。孙越崎于1949年12月到任副局长后，通过中财委人事处将资委会旧部沈嘉元调至计划局担任其秘书。据沈嘉元回忆，在计划局当时对外征调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资委会及下属单位的旧专家：担任副处长的有杨公兆、陈大受、陈中熙、郭可诠等人，担任专员的有孙祥鹏、时昭涵、聂汤谷、吴京、陈以刚等人。在大量引入资委会旧专家的同时，中共也不断从地方抽调高级干部加以补充，据计划局党总支书记透露：“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二十多人，接收了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至1950年6月，在计划局的11个业务处室中，有四个处（燃料工业处、轻工业计划处、农业计划处、基本建设计划处）由旧专家任处长，另有四个处（重工业计划处、轻工业计划处、基本建设计划处、贸易计划处）由旧专家担任副处长。计划局由此形成了“新旧并存”的人事格局。

这一安排并非为了“摆摆样子”。1950年11月13日，中财委党组发布由副主任薄一波起草、要求党员干部做好党外人士团结的通报，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除检讨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帮助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一切重要决策，须有负责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与——“这决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须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并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酌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上下级的电报、公文、指示、报告等情况“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这些制度安排表明，在中财委和计划局内，旧专家在决策、人事等重大事项上都拥有实质性职权。

综上所述，在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筹建的过程中，苏联依据列宁创建国家计委时“新旧并存”的经验，一再提醒中共切勿将中央经济机构“全盘苏化”，同时提示应大胆利用旧中国留下的专家，甚至指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有价值。这些意见无疑为新政权放手吸纳旧专家参与经济事务提供了重要助力。“苏联经验”与中共中央对时局判断的一致，促使中财委改变了“就地安排”资委会旧专家以及“党员化”的原有方针，使得计划局最终呈现“新旧并存”的局面。

三、实践与转折：从财经计划局到国家计委

应该看到，资委会旧专家对“苏联经验”的积极态度，也是他们得以进入财经计划局的重要原因。钱昌照在1949年9月政协全体会议上谈到“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计划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其工作非常繁重。空洞的计划，草率的计划，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看苏联几个五年计划，每个计划起稿的经过，何等认真，何等彻底！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苏联一定很乐意指教我们的。”出任计划局副局长后，钱昌照多次与苏联专家谈话，了解苏联搞五年计划的情况。1950年5月，钱昌照致函刘少奇提出：“因第三次世界大战恐难避免，一切建设特别是交通与工业建设，凡与国防有密切关系者，应该尽先推动，提早完成，倘有余力，再及其他。”刘少奇认为这些意见“值得考虑”，送呈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示道：“请陈薄李从现在准备的一九五一年计划及某些工作的三年计划，将钱昌照建议各项加以考虑。”可见，资委会旧专家并不像有学者所言，对计划工作毫无影响。

有研究指出，计划局无论是制度还是运作都以苏联国家计委为模板，依照“苏联经验”对计划工作进行了初步尝试，但由于缺乏人力物力的客观原因，导致成效未如理想。这种情况是陈云早有所料的，因为苏联计划工作“太复杂”，一时不易照办，所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资委会在抗战时期提倡的“计划经济”更接近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政策”而非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就导致旧专家的实践与“苏联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张力。据计划局农业计划处处长、原国民党政府中国银行稽核张心一忆述，他当时根据“苏联方法”所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其实不过是“形式是像苏联的”，被计划局局长宋劭文批评为新瓶装旧酒的“数字游戏”。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再如，主管基础建设处的副局长孙越崎，经过多次向苏联专家请教后，从技术角度得出苏联和旧中国基建制度大同小异的结论：“懂得了凡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工程，包括农、轻、重各项新建和扩大再生产的工程项目都是基本建设工程，都应由基本建设处主管。待建设完成以后，移交生产单位管理，才由各专业处主管生产经营管理的工作。这在原则上同解放以前我国的办法差不多一样。”种种迹象显示，与其说旧专家真正接受了“苏联经验”，倒不如说他们单纯从技术的角度去比附计划经济这一新生事物。

关于旧专家注重技术而对政治隔阂的特点，钱昌照亦有过剖白：“资源委员会的职员，极大多数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资源委员会职员中，还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纯技术观点。一般人在资源委员会有技术工作可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也就不去思索，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本质也就不去分析，甚至思想上原来有进步倾向的人，进了资源委员会，也会慢慢麻痹起来。”陈云当时也认为：“党外干部有三个缺点：一是他们中大多数过去受过英美资产阶级教育，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二是自鸣清高，不谈政治。三是看不起工人。”

旧专家的以上特点在计划工作上与“苏联经验”产生了冲突。实现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在公有制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度，但当时只有东北实行过这一制度，绝大多数公营工厂则实行公家拨款包干、不计盈亏的供给制。相较而言，资委会在国民党政府国营企业中实行讲求成本与收益均衡的“会计核算制度”更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故而1950年7月出台的国营企业统一会计制度确实吸收了其要旨，“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加之对苏联先进的会计理论和经验学习得不够，所以制度中还存在有很多的缺点”。亦正因此，很快便引起苏联专家对其“姓资姓社”的警惕。1951年4月，苏联专家马卡洛夫在财政部演讲称：“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一再强调技术存在“阶级性”，若采用资本主义的核算方式，便不可能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因此，看似符合经济核算原则的1950年国营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实际上是“以旧的会计理论和技术为根据，阻碍苏联先进经验的采用”。为此，财政部于1951年11月检讨称：“虽然我国在会计工作上还有一定的基础，但这一基础毫无疑问的是在英美帝国主义会计理论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这一基础是腐朽的，是不能适应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会计要求和发展的。”

由此可见，计划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计划工作“粗线条”的技术问题，而是将计划经济引向相反方向的政治问题。1950年6月底，因陈云生病疗养，中财委计划工作改由李富春负责。他在1951年7月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指出“批判和改造”的必要性，警告计划工作只能以“苏联经验”为准，决不能继承旧中国带有英美资本主义色彩的旧制度：“旧中国的统计，是向英美资产阶级学习的。这种统计，不能作为我们的武器，它对于我们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形式主义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剥削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为了替将要垮台的资本主义经济粉饰一个假繁荣的面貌来欺骗人民……我们要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所以人民的国家要建立统计工作，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以马列主义所武装的统计学：只有这种统计学，才是认识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统计，做到正确的核算，使国家和人民真正了解情况，从而决定政策，制订计划，就非向苏联的以马列主义武装的、科学的统计学学习不可。我们对英美资产阶级的统计学，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和改造，这是我们中国统计工作者思想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至于如何进行“批判和改造”，苏联专家叶诺夫在会上提出建议，其中一点便是“广泛利用和研究东北经验”。

随后，李富春进一步指出，应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性质，所以不能设想旧专家在短时间内就能彻底转变角色，更不能高估他们的管理经验，因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样是“外行”：“我们国营企业的前身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企业，这种企业与我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要使这种企业来一个根本的变化，不是换一下招牌所能解决的……在这个工作上，不仅我们老干部是外行，就是老的技术人员也是外行。因为这些同志有的是管理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企业的经验，对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知道得很少。”

与“苏联经验”的扞格促使中财委决心采取措施扭转局面。1952年1月9日，中财委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计划局主要负责人存在“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作上陷于事务主义，把如何建立计划工作这一重大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不重视苏联专家的意见，不学习苏联和东北计划工作的经验，对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提出的开展计划工作的方案置之不理。中财委党组认为这些错误“虽不如贪污”，但造成的损失比贪污“不知大多少倍”。中央对此的定性比中财委严重得多，毛泽东批示道：“这种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

在此情况下，主持中财委“三反”运动的薄一波提出：“对科学家和旧专门家，在各工业交通及财经部门中，均自然而然地发展到检查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把他们的观点和实际工作相对照，和苏联经验相对照，加以批判……如同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一样。”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批准。因此，“三反”运动在计划局的展开有着明确的针对性。计划局燃料处工程师、资委会旧专家吴京对此回忆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和原资委会同事、前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孙祥鹏、资委会主任秘书李彭龄等人都受到关押审查。对我留下来的动机开始认为是由蒋介石策划布置的特务潜伏。”孙越崎亦因有过苏联基建制度与旧中国“差不多”的言论，在运动中被揭发影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不多”。

除了整风之外，中财委还着手从根本上改变“新旧并存”的人事安排。1952年1月1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与各大区财委会商后，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经验证明：仅凭希望和热情而无必需准备，没有得力干部只靠资产阶级的工程人员去办是必然要失败的。”2月4日，中财委党组向中央提出：“今后财经工作的三个中心环节是计划、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在三反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清除这三个环节中资产阶级的侵蚀与影响。在财经工作中严格划清无产阶级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界限……计划统计干部要慎重选择，有计划地培养。要警惕资产阶级钻入计划统计部门。”毛泽东批示“照办”并转发至各中央局。至此，中共中央和中财委都达成共识，决定在人事安排和干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

195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中财委及所属各机构进行调整，“从各地抽调得力干部加以充实”。从调整幅度来看，计划局无疑是焦点，其建制被取消，与中财委办公厅合并。办公厅的领导班子成员皆为来自华北和东北大区的中共财经干部。计划局原副局长钱昌照和孙越崎改任全国政协财经组副组长和开滦煤矿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之所以有这番调整，中财委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有所透露：“今后两三年我们在经济工作上会不会犯大错误，关键就在于基本建设。基本建设的布局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上的战略方针问题，布局如果搞错了，我们在建设上就要犯路线的错误……像一个大的钢铁厂、飞机制造厂、大电站的建设，拿出省委书记、省主席一级的干部来负担是必要的……基本建设必须依靠政治上坚强的政治干部与苏联的经验、技术相结合，坚决反对依赖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中财委看来，计划工作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一旦“搞错”就甚至有“路线错误”的危险，必须由政治素质过硬、坚决贯彻“苏联经验”的干部负责。

因此，与“新旧并存”的中财委财经计划局相比，1952年11月成立的国家计委无论在人事还是制度上，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三个特点。一是领导班子的“东北化”。委员薛暮桥指出，主任高岗、秘书长马洪以及委员李富春、安志文等人“大多是东北调来的”。二是领导班子的“党员化”。据李富春透露，“在计委刚成立时，我们曾提议建立党组，但高岗认为计委干部都是党员，没有同意建立”。三是向苏联学习的“制度化”。国家计委报告指出：“在机关建立伊始，我们即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并由综合计划局局长杨英杰同志负责与顾问组长取得经常联系，定期地（每周至少一次）向苏联顾问介绍全委工作情况，提供重要的全国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资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向顾问请教，并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局一般也都能随时向苏联顾问请教，同顾问联系较为密切，专门性的问题都请苏联顾问向局内干部作了报告，在工作中一般都能贯彻苏联顾问的建议。”

正如本文前述，计划局“新旧并存”的安排受到了“苏联经验”的启发，目前虽无史料表明这次调整与苏联有过协商，但可以肯定斯大林对中国旧专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52年10月，斯大林对访苏的刘少奇指出，在“联合政府”的安排下，“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障。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他们知道了，等于英美也知道了。你们的计划如事先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

斯大林的转变事出有因。从苏联的具体实践来看，“新旧并存”是计划经济草创时期的过渡办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旧专家的偏见日益加深，认定在工业和计划部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在1928年至1931年先后制造出“沙赫特”“工业党”“联盟局”等多个冤案，声称破获多个“旧专家的反革命组织”。苏联国家计委中的旧专家更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曾任主席团成员的格罗曼等人被指控“压低计划指标”、破坏苏联经济建设。斯大林认为，一旦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工农知识分子后，就对“新旧并存”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早在1949年2月，他就将这一点告知中共：“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十分之九的干部，或者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

正因“苏联经验”分为列宁时期“新旧并存”和斯大林时期“除旧布新”两个阶段，在经历过“三反”运动后，中共的干部政策逐渐从前者向后者靠拢。1953年1月，中共中央开展针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习大会上，批评过去选拔干部时有“重才不重德”的偏向。刘少奇十分欣赏这一见解，批注称：“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错误思想，很多人就把‘技术’、‘文化程度’当作挑选干部的唯一条件，而根本不去注意考察一个干部的政治品质。有些领导者信任那些没有经过认真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考察的旧人员，仅仅认为他们有技术、文化程度高，就主要依靠这些人来做工作，因而使工作做不好，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也发展起来……在三反运动时，从中央到各省市，很多部门暴露出严重的干部不纯的现象，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单纯重视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则是各种原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过，刘少奇并未照搬斯大林大清洗的做法，他认为旧专家“对于我国过去的经济恢复工作已有不少的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还会有更多的贡献”，强调仍以教育为主：“应该采用完全说理的态度，并经过他们自己的实验去证明，然后由他们自动放弃他们的错误观点，接受正确的经验……认真地团结他们，逐步地改造他们，使他们安心地更好地为今后的建设事业服务。”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以“才德兼备”作为选拔经济部门和厂矿企业技术干部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大胆地、大量地从有生产经验、有工作能力、有发展前途而政治上又忠实可靠的先进技术工人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提拔干部……新的技术干部愈多，不但能够愈快解决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技术困难，而且也愈能有力地推动原有技术人员的改造”；另一方面，旧专家虽仍保留较高待遇，但他们必须接受思想和政治上的改造，“虚心向苏联学习”。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家计委派人视察华东、中南、西南各大区，发现地方计划部门普遍“成分复杂”。以华东区为例，国家计委批评大区计委中有“国民党员二人，三青团员三人，曾在敌伪资源委员会作过事的一人……这些人中，有些已肯定有政治问题，不应继续留在计划部门工作”。可见资委会的履历此时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政治问题”。随后，在国家计委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计划部门干部“政治可靠”的重要性：“鉴于计划工作关系国家机密甚大，同时工作内容复杂，任务繁重，因此对于干部的配备，应认真考虑其政治条件和业务能力，除应抽调足够数量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到计划机关作为骨干外，并应从各级财经部门抽调一些熟悉业务和政治可靠的干部参加计划部门工作。在健全各级计划机构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在计划和统计部门工作的人员，应作适当调动。”

虽然国家计委并未指明哪一类干部属于“不适合”之列，但华东财委的检查报告显示，这些干部应是指“留用人员”：“基建计划是具有国家机密性与高度政策性，不能完全依赖留用人员，必须充实政治可靠的干部到这一岗位上去。”钱昌照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资委会的整套机构和人员几乎全部留在大陆（除抗战胜利后派去台湾者外），而不少人在解放后担负了各级行政、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领导职务。这些留用人员，自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以来，无不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审查对象。”在此情况下，资委会旧专家即使得以留任，亦无法再对决策发挥主导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计划部门之所以呈现“新旧并存”的格局，并非像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是为了“延续”所谓“民国遗产”。这些观点将苏联定义为颠覆传统的外来一方，而把资委会视为保留传统的本土一方，实有流于表面之嫌。苏联创建中央计划部门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旧专家的吸纳正是其主要特征。在列宁的探索下，由旧专家主导的电气化委员会演变为“新旧并存”的国家计委，建立计划经济的“苏联经验”趋于成熟，并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肯定。“苏联经验”并不意味着要与本国传统发生断裂，反而要求效仿者基于一国的实际渐进革新。

事实上，中共是对待“民国遗产”更为谨慎的一方。诚如上文所述，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注意到，中共中央对资委会人员的留用设想最初只限于直辖市、大区一级的地方层面，并未涉及中央机构。同样，中财委对中央计划部门的人事安排亦以“党员化”为主，对资委会人员则指示由华东地区就地安排。即便在钱昌照被任命为计划局副局长后，中财委对计划局继续引入资委会人员的态度仍较审慎，钱昌照曾透露，当他向陈云引荐孙越崎时，“陈最初有些踌躇”。

中共在筹建新政权的中央经济机构时，高度重视苏联的意见。斯大林认为中方草案急于照搬苏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忽视本国实际。苏方为此建议：应在经济机构的设置上结合中国国情，同时依据列宁的经验大胆利用旧专家。中共筹建中央计划部门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启发，使计划局一度呈现“新旧并存”的局面。必须指出，资委会旧专家虽“有职有权”，但并不代表计划局就成为资委会的“翻版”：首先，计划局的报告指出其机构设置和组织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苏联烙印，“计划局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建立机关。在这方面，苏联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其次，中财委的决策过程是先“经中财委党组和几个重要党员部长共同讨论过”，再“与党和非党部长再研究一下”。这些安排都使得计划局更类似于苏联国家计委：决策权由党员干部掌握，旧专家则负责执行。

中苏两国于1950年初正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中共中央在经济建设中确立了以“苏联经验”为中心的理想蓝图。毛泽东1950年3月访苏回国后，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称：“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而现在一个工厂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由弱小到强大的苏联工业发展史令毛泽东确信，“苏联经验”正是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也意味着一切既有的经验都必须与“苏联经验”相调适。毛泽东在1953年2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说得很明确：“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尽管资委会旧专家过去有着管理国民党政府国营工矿企业的经验，但就连孙越崎这样的主事者都是“第一次和计划经济打交道，很多东西都感到生疏”，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与“苏联经验”产生矛盾，进而往往依据旧经验行事。对于这些旧经验，中共视之为沿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来经验而非本国传统：“我们刚由农村入城市时，过去在山沟里的一套财政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原有的一套财政管理办法，又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更不适用。”明白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计划局在1952年初“三反”运动中被毛泽东批评“不学习苏联”后，中共中央迅速撤销其建制，另行成立由东北大区中共财经干部主持的国家计委。

自始至终，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演进均是中共结合“苏联经验”进行经济建设的结果。毛泽东在1958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就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出现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对于“民国遗产”保持高度警惕，并不存在“延续”“继承”“借鉴”的意图。如果说中共的某些实践并未照搬“苏联经验”的话，那么对“民国遗产”的排斥反而是最突出的一点：苏联中央计划部门领导班子“新旧并存”的状态持续了十余年，相比之下新中国仅用两年便终结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