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等：“亚洲价值观”与中国周边外交实践路径探析

摘要：“亚洲价值观”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为核心内涵， 是中国立足于新时期的周边形势变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政治哲学观念与具体现实相结合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为亚洲各国正确处理周边关系、 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指引与根本遵循。在周边外交具体实践中，中国通过确立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培育共同价值、凝聚区域合作共识、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多重路径，积极弘扬并践行“亚洲价值观”，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亚洲价值观”是能够有效推动公正合理区域秩序构建的“亚洲智慧”。随着中国周边外交实践逐步深入拓展，“亚洲价值观”势必在更广范围内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亚洲价值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实践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博士； 陆思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4期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政府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在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2023年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工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在2025年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将“亚洲价值观”的基本遵循明确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为中国周边外交提供了理念依托与方向指引。发展周边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认识“亚洲价值观”在周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厘清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工作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谋划未来外交发展。

一、“亚洲价值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系列彰显中华文明特色且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理念。其中，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是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和负责任大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动荡变革中提炼出的实践智慧结晶，为亚洲地区与世界秩序发展注入稳定性，也为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首先，“亚洲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和合”思想的哲学升华。“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智慧的哲学理念，融合了儒、释、道等多家学说的精髓，强调和谐、平衡、协调与统一。正所谓“天地间万事万物，总是冲突融合而和合。”“和合”思想提倡国家间交往应遵循“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亚洲价值观”汲取“和合”思想中“和而不同”“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保合太和”“圆融无碍”“共生共荣”等核心观念，强调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融合，追求动态和谐，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和谐，最终实现共生共荣。“亚洲价值观”作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展现了中国求同存异、极具包容性的天下情怀。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可以看出，正是基于“亚洲文化历史上的交流互鉴的交叠共识”，形成了关于亚洲文明发展的共通性观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实现“美美与共”。中国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融入周边外交，为凝聚亚洲共识、塑造亚洲集体认同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从而孕育出“亚洲价值观”的思想理念。

其次，“亚洲价值观”的思想主张在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逐步得到丰富与发展，为推进亚洲合作、共促亚洲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亚洲国家、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大场合，进一步阐述“亚洲价值观”等理念主张，不断赋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新的时代内涵。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首次提出，“平等相待、和合与共是我们的共同诉求”，“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地区和平稳定是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亚洲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定能共同为亚洲安全和发展撑起一片蓝天，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5月，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中，中国进一步明确了“亚洲价值观”的主要思想，提出“……，地区国家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亚洲价值观”。11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会谈中谈到弘扬“亚洲价值观”的目的，即“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与发展”。可见，“亚洲价值观”作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亚洲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全与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基于对亚洲当前形势和未来趋势的评估及看法，明确了“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和平、合作、包容、融合”，“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和而不同、多元共生，倡导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亚洲方式，践行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亚洲传统。”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建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利益相融，命运与共”的现实基础上，并在回应“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诉求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

最后，“亚洲价值观”是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这既是对既往周边外交工作的经验总结，又为我国与周边国家构建睦邻友好关系指明了方向。2023年10月，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将赋予亲诚惠容理念新的内涵，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为地区团结、开放和进步提供新的助力。”可以看出，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正是对中国十年来基于“亲诚惠容”理念周边外交工作的提炼与总结。此后，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的表述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与部分亚洲国家的会谈及联合声明中。进入2025年，“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表述明确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2025年4月8—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提出，周边工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进一步明确了“亚洲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具体而言，“和平”即“和平、和睦、和谐”。基于亚洲各国人民曾饱受战争之苦，“和平”是“亚洲价值观”的首要追求。地区各方唯有共同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夯实地区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合作”则是“坚持互帮互助、互利合作”。只有各国坚持开放、合作、共赢，亚洲才能继续发展进步，实现地区经济振兴与共同繁荣。“开放”即“积极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正所谓“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只有亚洲地区各国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守护开放融通的地区合作大格局，才能更好地守护各国自身利益。“包容”则是“求同存异、有容乃大”。地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一员，各国应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同时，“包容”也意味着“各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提倡的‘包容性发展’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的四个核心内涵不仅凝聚了地区国家对亚洲文明传统的传承，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智慧选择，符合亚洲国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新时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政治哲学理念与具体现实相结合的政策理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四者既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又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共同融合成“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为亚洲各国正确处理周边关系、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中国周边外交中“亚洲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亚洲价值观”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下对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创新，旨在“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弘扬践行“亚洲价值观”，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取得重要成就。

（一）确立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周边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但中国周边邻国众多，“周边外交无法平均用力”。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实际情况后，突出了中国周边外交在中亚和东盟的成果。

在中亚方向，依托中国-中亚峰会、中国-中亚外长会晤、中国-中亚教育部长会议机制、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多层次合作平台与对话机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科技、教育、旅游、经贸等多个领域践行“亚洲价值观”，并就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达成广泛共识。在科技领域，中国同中亚国家不仅设立“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还推动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设立科学与技术转移中心以及联合实验室等。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提出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强调“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教育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仅计划设立教育部长会议机制，而且成立中国国际学校、鲁班工坊、孔子学院等项目，全方位加强教育务实合作。2024年7月6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召开之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塔什干分校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揭牌成立，这是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的首家大学分校，是中乌两国教育界落实“亚洲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在旅游领域，2024年和2025年分别是中国“哈萨克斯坦旅游年”和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其中2024年到访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游客达到65.5万人次。中哈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两国旅游交流合作。在经贸领域，中哈两国在油气贸易、清洁能源、农业合作、国际物流等重点合作领域取得较大进展。2025年2月11日，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企业家经贸洽谈会上，双方企业代表签署中哈能源战略合作协议、中哈农产品进出口协议等八项合作协议，旨在“……，推动双方企业深化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贸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巩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涉及产业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人员往来便利化、深化贸易畅通等方向，这不仅紧密契合各国自身发展诉求，而且能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在各领域逐步构筑基于“亚洲价值观”的民心相通之桥。

在东盟方向，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中国-东盟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中国-东盟建设部长圆桌会议、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等制度性合作平台与对话机制，为中国推进周边工作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外交基础。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各层级较为完善的协商对话机制，致力于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10日，在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过去一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政治互信、传统友谊、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了双方人民。”在经贸领域，中国与东盟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东盟贸易总值为6.9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0％，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9％。2025年5月2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数字领域，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和数据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至今已举办五届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第五次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通过《2025年中国-东盟数字合作计划》，将可持续的数字生态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共同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地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需要看到的是，在中亚五国与东盟十国中，中国政府将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具体确定到了国家层面，明确将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置于周边外交优先方向。2024年7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中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哈关系，将哈萨克斯坦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在中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将永远是哈方可以倚重和信赖的好邻居好伙伴。”事实上，不仅中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周边外交的重要点，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践行下，哈萨克斯坦也将中国视为其外交的优先方向。2025年3月18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在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称，“……，哈方视发展对华关系为外交优先方向，愿同中方充分发挥双边合作机制作用，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推动哈中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这表明基于“亚洲价值观”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不仅与邻国的发展诉求相契合，而且通过确立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周边外交策略行之有效。

（二）构建共同价值，凝聚中日韩区域合作共识

当前，国际格局正历经深刻重塑与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一系列错误论调，人为制造了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与隔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大行其道，严重阻碍国际合作与发展进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秩序与人类文明发展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不仅突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局限性，而且提供了应对共同问题与挑战的价值共识。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周边外交政策理念，以区域共同利益为重，持续深化中日韩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强化“亚洲意识”。中日韩三国地理相近、经济互补性强，深化三边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共同发展与繁荣稳定。当前，推进中日韩合作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一个全面、高水平、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始终被视为中日韩深化区域经济融合的核心引擎与关键目标。这一构想旨在通过系统性地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协同优化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贸易便利化措施，并深化服务贸易开放与投资保护，为三国企业构建一个规则统一、透明度高、可预期性强的巨大共同市场。2025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第十一次中日韩外长会上强调：“早日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并争取尽早达成，扩大相互贸易投资，设立中日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3月30日，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三方就加强区域及多边框架下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加强供应链合作和出口管制对话，深化数字经济及绿色经济合作”等达成共识。若中日韩自贸协定能成功落地，不仅将显着提升三国间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效率，激发新的增长动能，更能有效整合三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上的互补优势，增强区域整体经济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然而，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也在货物贸易、服务与投资、规则条款等方面存在分歧，具体包括农产品关税、工业品非关税壁垒、技术标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知识产权、数字贸易等，原因在于高水平开放需求与结构性保护主义的冲突，加之域外干预与区域互信赤字。鉴于此，中国倡导“三国应重温‘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断积累共识”，各方应持建设性态度，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前提下，努力推动谈判进程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动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边合作机制，为区域发展注入稳定因素。

二是以“中日韩+X”模式带动地区共同发展。“中日韩+X”合作模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依托中日韩三国的资金、技术、产业能力和治理经验等综合优势，协同向域外第三方提供联合解决方案，共享增长红利，展现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区域发展视野。中日韩将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公共卫生能力提升、自然灾害联合防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以及人才培养等多个关键领域，为第三方国家提供更高效、更系统、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支持。202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了持续强化“亚洲意识”对于亚洲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亚洲国家有共同的家园、利益和机遇，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都认同以和为贵，亚洲近代曾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的惨痛遭遇，过去数十年保持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各国以史为鉴，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许多共同之处汇聚成‘亚洲意识’”，成为“携手引领亚洲未来的正确逻辑原点和共同思想基础”。日本外相岩屋毅也在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上强调了中日韩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性，称“进一步加强日中韩与作为地区框架核心的东盟的合作，对于扩大日中韩合作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将继续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同时希望日中韩合作能够为东盟印太展望（AOIP）的推进和主流化提供支持。”除“中日韩+东盟”外，《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还明确表示要与蒙古国等第三方国家加强在东亚沙尘暴、海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确保三国合作惠及其他国家”。“中日韩+X”模式正是“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理念。中国将继续与日韩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繁荣，推动“中日韩+X”合作框架真正成为促进东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

此外，文化交流是中日韩增进理解的重要纽带。三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传统，可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教育合作项目，不断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夯实区域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而构建共同价值观。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决定将2025年和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在此基础上，2025年4月14日，三国举行了“2025—2026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启动仪式”，发布文化表演和文化交流年的官方标志。在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上，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将“增进相互理解”作为合作三大支柱之一，并强烈希望文化交流能够成为中日韩建设性关系的基础。在此共识推动下，三国正加速落实文化交流年计划，支持友好城市联合举办特色文化周，鼓励高校、博物馆深化藏品互展与学术合作，同时着力开发面向青年的线上语言学习社区和虚拟文化体验项目，意在将高层共识进一步切实转化为民众感知，持续培育三国友好民意基础。可见，人文纽带在中日韩关系深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共同价值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努力。”这离不开中日韩三方持之以恒的对话、相互尊重的态度以及在广泛领域深化合作的切实行动。三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与沟通，促进民间往来和青年交流，增进民众间的相互认知与好感，妥善处理分歧，拓展在经贸、科技、环保、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东亚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

（三）推动构建多形式、多层次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在外交实践中，中国积极落实“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指导方针，始终将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2023年5月18—19日，中国同中亚国家举办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六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在地区多边和双边层面全落地。中国周边工作聚焦多形式、多层次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首先，中国周边外交从理念倡导逐步迈向机制化实践。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与17个周边国家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形成较为密集的伙伴关系网络。从双边层面来看，中国与柬埔寨积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与越南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与马来西亚“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与老挝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与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蒙古国就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与东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中国积极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响应周边国家的合理诉求，秉持务实理念，推进契合共同利益的合作举措，将“亚洲价值观”落地周边，推动地区秩序朝着更有利于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

其次，太平洋岛国正在成为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太平洋岛国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地带，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关键环节。2014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会谈中首次提出，“南太平洋地区也是中方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随后，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习近平主席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情况时明确指出，“太平洋岛国是亚太大家庭成员，海洋资源丰富，具有区位优势，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亚太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外交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积极践行“亚洲价值观”，推进与太平洋岛国基于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务实合作，双方合作涉及经济贸易、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海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渔业可持续发展、教育、观光旅游、海事安全与航运治理、人文交流、体育、医疗卫生援助等诸多领域，切实推动了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开展的一系列合作与援助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库克群岛的发展并为之作出贡献，尊重库克群岛的主权，支持其为应对各种脆弱性及当今时代面临的诸多全球性挑战作出持续努力。2025年5月28日，第三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上，中国与建交太平洋岛国就“深化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可以看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始终保持良性互动态势，高层对话机制高效运转，经贸合作网络不断织密，人文交流渠道持续拓展，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沟通协调机制，有效促进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全面深化以及战略互信的稳步提升，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最后，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推进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在“亚洲安全观”的引领下，中国积极推动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架构。在双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方面，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澜湄合作机制等地区合作框架内，不仅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推动区域反恐、跨境犯罪治理，同时致力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问题的解决之道，还通过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就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等发布立场文件，积极推动与湄公河国家携手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推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治理方案，积极推动数据安全与跨境治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供应链安全、公共卫生与灾害响应、网赌电诈等领域合作。例如，针对泰缅边境地区连续发生网赌电诈恶性案件，中国、缅甸、泰国合力开展集中打击行动，2025年2月20—22日，缅甸妙瓦底地区的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由缅方移送至泰国湄索，被中国公安机关陆续押解回国。“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中缅泰开展执法合作取得的标志性重大战果，充分彰显了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对周边和谐发展的坚定承诺。

三、中国推进周边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地区阵营化对抗趋势加剧、贸易争端持续发酵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的举行，进一步凸显了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于中国的重要现实意义。就中国所处的周边区域而言，这些地区不仅蕴含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与贸易增长空间，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及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在推进周边工作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亚洲价值观”，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仍面临某些问题与挑战。

就东盟方向而言，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具备诸多有利因素。一是，经济互联互通为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紧密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连续五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899.16亿元人民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显着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二是，中国与东盟各层级协商对话机制日益完善，为双方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东帝汶即将于2025年10月正式加入东盟并奉行对华友好政策，这进一步为构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环境。三是，人文纽带的强化为区域认同奠定了一定民意基础。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发布的《东南亚态势2025调查报告》，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信任度升至近40%。与此同时，在区域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在面向东盟推进周边工作的过程中也面临某些挑战。其一，美国“印太战略”将东盟视为遏华支点，大肆煽动地区意识形态对抗。据ISEAS民调显示，选择美国的东南亚受访者由2024年的49.5%升至2025年的52.3%。美国迫使东盟“选边站”的做法，阻碍东盟与中国的正常合作。其二，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存在海洋权益争议，加之域外国家的干预，使得相关问题不断激化。此外，东南亚地区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复杂，个别国家政治生态呈现极端化倾向，影响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种政策波动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构成挑战。

就东亚方向而言，中日韩通过三国领导人会议和三国外长会议等多层级对话机制，不断推动三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人文交流、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与老龄化、可持续发展与灾害管理等领域的合作，增进民生福祉与战略互信，有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但需予以足够重视的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将“亚洲价值观”落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仍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中日韩三国关系发展。受此影响，日韩两国对华认知及政策均出现消极变化。韩国民意调查2024年1月的数据显示，韩国民众对中韩关系的看法较为负面。首尔国立大学未来战略研究所和《朝鲜日报》于2025年3月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年龄段中，43%的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但这一比例在20—29岁和30—39岁受访者中偏低。对此，韩国晋州教育大学教授金汉娜表示，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年轻人的这一情绪可能会带来持久的经济和外交后果。至于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战略决策思维逻辑与对华民间感情问题等”相互叠加作用下，其民众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根据言论NPO和中国国际通信集团2024年联合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认为中日关系“今后会恶化”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为32.9%。

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拉拢日韩，以推进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及对华遏制意图。若日韩两国持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推行对华产业链“去风险化”与“脱钩断链”等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将经贸议题政治化及泛安全化，同时以“挟美遏华”错误思维处理对华关系，不仅将严重阻碍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更将危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就南亚方向而言，一方面，中国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巴经济走廊、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等标志性项目不仅重塑区域基础设施网络，而且推动双边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另一方面，中印边境事态进入常态化管控阶段、中巴反恐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等推动地区安全局势趋稳。但同时也要看到，南亚是中国推动周边外交布局、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需强化的区域。在互联互通方面，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地理区位优势尚未转化为高效的交通网络与物流通道；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民间互动的深度与广度滞后于其他周边区域；经贸合作方面，贸易规模与投资水平亦处于较低层级，这给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周边工作推进带来了阻碍。随着印度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南亚地区呈现以印度为主导的地缘政治特征，尤其是在印度“倚美制华”战略意图越发明晰的情况下，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其他南亚国家承受日益加剧的“选边站队”压力，这进一步增添了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阻力。

巴基斯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的投资促进了该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超过15.5万个就业岗位，并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但巴基斯坦国内各类恐怖组织和叛乱分子也对该项目构成一定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南亚方向周边工作的开展。

就太平洋岛国方向而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同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双方基于“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深化友谊”的共识，不断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的情况下，应注意到太平洋岛国地区作为一个地理上分散但战略位置重要的区域，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一种复杂且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格局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大国，一直将太平洋岛国视为传统势力范围。随着太平洋岛国在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战略价值凸显，太平洋岛国也逐渐成为美、澳、新（新西兰）、日、英、韩、印度等国家博弈的关键场域。这些均是中国在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需面对的外部因素。

一方面，中国面临美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问题上的舆论攻势与抹黑。例如，针对2025年5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派克、约翰·奥杰发表评论称，中国借此提升自身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与全球地位，此次部长级会议为中国继续宣传其主张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友好务实合作进行无端指责。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干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正常合作。2025年6月19日，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针对中国和库克群岛签署的《关于在海底矿产领域蓝色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称，新西兰政府将暂停向库克群岛提供下一财年11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同时审查库克群岛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的‘广度和内容’，且不会提供新资金，直到库克群岛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修复关系并重新获取新西兰对其的信任。新西兰作为库克群岛最大的资金援助国，试图以此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上一些国家难以正确理性地看待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深化，干扰更为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亚洲价值观”为我国开展周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引。首先，“和平”是周边外交实践、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要前提。其次，“合作”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之源。周边各国只有在睦邻友好合作中才能不断凝聚共识，广泛凝聚共识又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共同价值认同的构建。再次，“开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只有周边各国坚持开放，才能增进彼此理解，破除各类壁垒，从而建立互信。最后，“包容”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在周边各国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存在显着差异的背景下，只有尊重、包容、理解各国的文化多样性，才能有效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由此可见，在周边外交中践行“亚洲价值观”，就是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周边各国通过协商达成合作共识，反过来又在合作中不断加深认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

尽管推行“亚洲价值观”、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仍面临挑战，但“亚洲价值观”正是能够有效推动公正合理区域秩序构建的“亚洲智慧”。随着中国周边外交实践逐步深入拓展，“亚洲价值观”势必在更广范围内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培育、弘扬、践行“亚洲价值观”对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