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欧洲研究：知识生产、需求对接与方法升级

随着中华民族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正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欧洲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欧洲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深远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格局。欧洲还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欧洲各国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从国别而言，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从区域而言，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推动了人类迄今为止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融合进程，对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研究兼具对国别特性的比较甄别，以及对区域共性和一体化的理论探讨，因此对于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具有独特价值。

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多年来不断深化，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大类，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产业链格局。同时，双方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具有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合作潜力。因此，拉紧与欧洲的战略合作纽带，不仅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是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欧洲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现实层面上“只要稳住欧洲，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彰显了欧洲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通过访谈和统计，系统梳理了中国欧洲研究的历史沿革与当前的学科生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对未来中国欧洲研究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的欧洲研究：范围与内涵

欧洲研究的主体位于欧洲，但地理范围不局限于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欧洲大陆东起乌拉尔山脉，西至大西洋，北抵北冰洋，南面与非洲以地中海为界。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国家不断对外扩张殖民，时至今日仍有7个欧洲国家在欧洲以外拥有领土主权。欧洲国家和作为整体的欧盟今日仍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欧洲研究在地理上辐射范围较广，例如法国在大洋洲海外领地的治理模式研究也属于广义的欧洲研究范畴。但在学界习惯的称呼中，欧洲研究主要是针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研究，并不包含欧洲国家的外延。欧洲研究中的东欧研究与苏联研究、欧亚研究在地区上有部分重叠，但侧重点有所差异。冷战爆发以来，意识形态的对立将欧洲撕裂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部分，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以此为标准进行分工，东欧研究的任务大多由各单位的苏联研究所或苏联东欧研究所承担。苏联解体后，国内以原社会主义阵营为研究对象的科研单位纷纷更名或重组，但这种模糊重叠的分工界限仍延续至今。因此，欧洲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包括地理上位于欧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四国，但近年来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欧洲研究和欧亚研究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就学科归属而言，在过去的狭义定义中，欧洲研究专指对二战后欧洲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二战之前的欧洲问题研究则归属于世界史学科。20世纪80年代，陈乐民曾提出“欧洲学”概念，倡导建立比较研究和以跨学科的视角对欧洲进行整体性研究。在当时这一愿景具有超前性。欧洲作为近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发祥地，关于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广泛分布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彼时，由于人力、经费、学科规划等客观原因，各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人才分属不同的学科板块，难以形成“欧洲研究”的学术认同和归属感。在当时，欧洲研究的迫切任务是增强对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了解，因此国际问题研究成为欧洲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然而，从区域国别学新兴一级学科的角度而言，必须全方位、全角度地考察欧洲，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打通各独立学科的界限，形成相互支撑的知识体系是区域国别学的鲜明特点和要求。对于欧洲研究而言，单一的国际政治研究和世界经济研究框架与方法不能满足对欧洲社会进行解构的需求，必须要考虑欧洲的历史属性、文化属性以及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等因素。但这种多学科研究是以明确的问题导向和需求指引为约束的，欧洲研究的发展需承担起为各领域的涉欧工作提供参考的社会职能，从学术上帮助政府和企业正确认识欧洲、协助对欧交往。因此必须坚定中国立场和视角，区域国别学研究如果缺乏沉浸式观察和同情性理解将难以深入，但依附于他人的理论框架老调重弹亦将丧失研究的主体性和必要性。

在短期内，中国的欧洲研究仍将聚焦于涉我性和战略性议题。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近年来，欧洲的综合实力相对中美持续衰弱，中美两强竞争是当前全球基本的战略格局。但是，欧洲作为全球力量平衡中的重要一极，扮演着关键角色。防止欧洲在国际事务中“一边倒”地倾向于美国，对世界格局的长期稳定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拉紧与欧洲的战略合作纽带，是近年来欧洲研究的主要命题。

长期来看，中国的欧洲研究需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通过中欧互鉴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命题。区域国别学承担着为重建全球思想体系提供理论基础的使命，有着重构认识论和创造理论话语的潜力。中欧之间有着漫长的交往史，从丝绸之路到中欧班列、从“西学东渐”到如今欧洲开始反思中国式现代化，中欧彼此都深刻影响了对方的文明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本土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基础，而这种思想的结合反映了中国在面对欧洲文明时所展现的创造性回应，也标志着中欧两大文明互动的深层次联系。欧洲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富矿，反思和解构欧洲有助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重建全球观念和话语体系。因此，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对欧洲的多学科研究并非在原有学科的空隙间填充泡沫，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标尺。

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欧洲研究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对欧洲国情的译介。新中国成立以来，欧洲研究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在学科体系上，欧洲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已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框架；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多，学术共同体建设在各区域研究中最为成熟。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体现了不同时代研究目的和方法论的变迁。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欧洲研究的探索

新中国的欧洲研究在学科划分上长期属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致力于服务党和国家对外交往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欧洲的研究以翻译、引进和介绍基础知识为主，重点讨论冷战背景下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外交部、中联部、中央编译局等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此时中国的研究者将“西欧共同市场”的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决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设立国际政治系，其中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的主攻方向分别为西欧和东欧研究。复旦大学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由余开祥、伍贻康等人编写的专着《西欧共同市场》是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本有关欧洲一体化的研究着作。中国人民大学于1964年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主要依托政治系的教学与研究力量，研究的重点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理论，代表性的成果有周新城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欧关系的迅速升温，中国的欧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的范围和议题不断丰富、扩大，中国欧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茁壮成长。在国务院的指导下，中联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经过协调磋商，设立了第一批7所“国际片”的研究机构，其中就包括以原世界政治研究所西欧组为基础组建西欧研究所，以及原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苏联组与原中联部的苏联所合并成立的苏联东欧研究所。1983年，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西欧研究学术刊物《西欧研究》创刊，成为欧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85年，中国西欧学会成立，并于1991年更名为中国欧洲学会，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原苏东阵营国家的战略重要性骤降，东欧国家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政治愿景；另一方面，西欧国家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并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区域一体化实验。在这一背景下，学术市场的供需也发生了倾斜，西欧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之相对的、令人惋惜的是，苏联东欧研究暂时凋敝，研究机构萎缩、人才转行他就。以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为例，该所在巅峰时期曾拥有70余名专职研究人员的团队，由于研究方向的降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内成员纷纷转型投身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研究、能源研究等其他议题领域，直至近年来因区域国别学蓬勃发展才止跌回稳。

(二)世纪之交欧盟资助下欧洲研究的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间，来自欧共体与欧盟的大规模学术援助对中国的欧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1985年，欧共体就在中国境内设立了5个资料信息中心，通过寄赠欧共体的官方文件、期刊、统计资料以及专题系列丛书和专题论文的形式，推动中国对欧洲的了解和认识。随着对欧交往的需要，人大、复旦、武大、南开、川大和中国社科院欧洲所设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分别侧重对欧洲不同领域发展情况的研究。1997年至2010年间，欧盟官方推动的两期对华教育合作项目，即“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下简称“高教合作项目”)和“中欧欧洲研究中心项目”使中国的欧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两笔亿元级别的学术资助项目被誉为“建国以来最大的社科外援”,在国际交流资金还比较紧缺的时期，这两期政府间合作项目对于中国学者到欧洲进行学术活动提供了较大的支持和便利。“高教合作项目”始于1997年，目的是加强中国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与欧洲语言的教学，促进中国学者深入了解欧共体的运行机制和相关理论。项目开展的重要方式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体系化的欧洲研究课程项目和常设学术机构，在13家高校内部孵化了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高教合作项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学术界对欧盟研究的兴趣并增进了对欧盟的了解，培养了人数众多的欧洲研究团队，全国70余所高校的近400位教师参与了该项目。根据谢喆平2020年的统计，中国大陆高校18个让·莫奈讲席教授中的16位曾参与“高教合作项目”,中国欧洲研究协会80%以上的会员是该项目的受益者。“高教合作项目”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参与者的职业发展中，包括陈雨露、万鄂湘、高培勇、陈志敏等日后学界和政界的“大咖”,都曾在职业生涯早期参与过中欧“高教合作项目”。

“高教合作项目”于2001年结项后，“中欧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继续给予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大额的学术资助，两大项目客观上帮助欧洲研究获得了更好的软硬件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欧洲研究学界重点在于引介和吸收美欧有关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理论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欧洲一体化译丛”和“欧洲模式”系列丛书等。以“欧洲一体化”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仍高于欧洲研究其他议题的成果数量。进行与“欧洲一体化”为母题的研究是获得欧盟项目资助的前提条件，因此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欧洲一体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欧洲研究的主流。国别研究被限制于该国和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如某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中国对欧洲的国别研究在这一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研究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规模，因此只能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学术引用量和可见度较低。事实上，如果将欧洲各国的研究成果汇总，其数量并不比对欧盟或欧洲整体的研究更少，但国别研究尤其是小国研究往往过于分散，缺乏学术影响力和规模效应，无法形成长期的学术热点，难以帮助学者成长和晋升。因此，欧洲的国别研究对于社科学者而言缺乏足够吸引力。时至今日，中国的欧洲研究在国别层面上仍主要由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为主，而在区域层面上国际政治、经济学、法学的学者是研究的主力。

欧盟对华的社科学术资助带有强烈的宣传目的，有意通过知识精英的宣传塑造中国对欧洲的认知，增强其软实力。这一时期，中国学界也开始有意识地“走出去”,对抗欧盟的单方面学术“洗脑”,在欧洲当地建立学术前哨和舆论阵地。笔者曾亲历了“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BICCS)的创设过程，作为我国第一家中欧合作建立的智库机构，该所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共同发起，是我国智库出海的初试。“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存续期间为中欧学者搭建了交流与研究的平台，在欧盟的中心布鲁塞尔、布鲁日等地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每次都能吸引大批学者和政要参与，成功打造了“中国论坛”“中欧论坛”等多个招牌活动。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和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共同建立了“布鲁塞尔中国与欧洲问题研究院”,取代了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并努力将当代中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结合起来。人大、复旦、川大等校还与欧洲合作机构共同发起了“中国日”活动，于2012—2019年间每年组织数十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前往欧洲多国进行学术交流，总参与人次过万，疫情期间曾暂时中断，目前已全面恢复。尽管面临许多阻力，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在面对西方的学术霸权时依然努力维护自身的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在吸收、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对之去魅。

(三)区域国别学视角下欧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欧洲研究进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期，并随着区域国别学的成熟再次迎来发展的高潮。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欧洲研究逐渐细化深入，自主知识体系初现雏形。首先，新一代学者掌握的研究材料和方法日趋丰富，例如对欧盟的核心职能部门官员进行访谈获取一手资料，或是利用全球价值链数据测度国家间的经济不对称依赖程度。其次，中国的欧洲研究正在回归并超越过去“欧洲学”所期待的跨学科范式，过去由于人力物力短缺造成的研究空白正在被逐渐填补。其中一个重要的整合方式是年度发展报告(蓝皮书)的编写，年度发展报告往往包含该地区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要发展动向，目前保持更新的不仅有区域性的《欧洲发展报告》《欧洲移民发展报告》《中东欧发展报告》系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蓝皮书也保持着每年一本的更新速度，代表着这些方向上拥有较为充足的人才储备、较全面的学科覆盖、具有复合学科背景和语言能力的人才。再次，新时期的欧洲研究更加聚焦有关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提升服务“中央”决策的能力，欧洲研究的热点从理论导向逐渐转为问题导向，紧密结合当前的实际需求，积极为国家政经往来提供支持。例如张晓通分析了欧洲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使用的“借力型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在处理中美、中欧和美欧三组双边关系中的行动策略。最后，中国学者对欧洲的态度不再是仰视和学习，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国家治理陷入困境，社会认同出现危机，中国学者以更平等的心态反思欧洲的现状。笔者曾指出公共部门的乏力与分裂是欧盟产业发展停滞、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数字产业全面落伍的重要原因。该文发表后甚至受到了欧洲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国学者主体性的增强还体现在运用中国话语和经验解释欧洲现象，例如田野和范尧天将中国的“礼治”概念用于解释欧洲协调的形成和维系，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反观欧洲，通过中欧比较破除“西方中心论”。

近十年来中国欧洲研究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这也是欧洲研究相比其他区域研究的独到之处。在2012年首批37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有9家欧洲研究方向的机构入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智库机构中至少建设了35家欧盟或欧洲研究中心。此外，中国的欧洲研究以中国欧洲学会为中心形成了紧密的交流网络。中国欧洲学会在学科层面上设有经济、政治、法律和一体化史四个分会，而在国别上设有欧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六个分会。这种组织结构既保证了学者在小领域内深入交流的需要，也能保证欧洲研究作为共享的宏观背景，让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碰撞出创新火花、拓展合作空间。2024年，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成立，标志着欧洲研究又一重要学术共同体创设。随着区域国别学的不断发展，中国欧洲研究的人才队伍正日益壮大。

当前欧洲研究的学术生态

学科的长远健康发展不能仅依靠兴趣和情怀，更重要的是充足的学术市场空间与合理的评价考核体系，能够留住研究人员并助其成长。我们选取中国欧洲研究论文的发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分配以及人才的发展三个侧面，进行访谈、调研和统计，以了解中国欧洲研究的学术生态现状。

(一)欧洲研究论文的发表情况

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内，由于欧盟的成立和大量的学术资助，欧洲研究在21世纪初曾是最热门话题之一，受关注程度处于第二梯度，仅次于被视为首要研究对象的美国。近年来随着欧洲各国综合实力衰落、欧盟内部分歧增加，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存在感正在降低。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研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在快速上升，日益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热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兴趣似乎存在从欧洲转移至其他区域的趋势。笔者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的论文发表数据进行统计发现，欧洲研究遇冷的趋势在经管学科和法政学科内普遍存在。但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界定欧洲研究，将欧洲研究的范围扩大至广义的人文社科，则会发现总体上欧洲研究的学术产出趋势平稳，欧洲研究的关注度在不同学科内走势出现分化。

笔者根据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3—2024)版本在中国知网上查询1990—2023年以来欧洲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如图1所示，欧洲研究相关论文的绝对数量在2007年前持续增加，并于2015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经历了“先通胀，后紧缩”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研究蓬勃发展，不断有新期刊创设，早期杂志的评价体系也更利好于发文数量更多的期刊，因此核心期刊文章总数增长迅猛。而近年来，随着期刊版号收紧以及复合影响因子排名的推行，各家期刊都采取了减少发文数量、发表长文章的策略，以在期刊排名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相比发文的绝对数量，欧洲研究的发文占比更能说明整个学界对欧洲研究的关注趋势。从发文占比的趋势来看，欧洲研究的关注度虽有小幅下降但尚处于波动范围内，并没有出现显着下降的趋势。

进一步分析，将核心期刊按照学科特征区分为经管学科、法政学科、文史哲学科、体育/教育/艺术学科和综合类期刊5大类型，我们可以发现(如图2所示),法政类期刊中欧洲研究的关注度在21世纪初处于较高水平，随后持续快速下降，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有所回升，随后继续保持下降态势。综合类期刊上欧洲研究的文章占比在近年来的走势与法政类期刊相似。而经管类期刊对欧洲研究的关注度一直不高，在欧债危机后出现了下降。文史哲学科的期刊和体育/教育/艺术学科的期刊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则保持稳定，这些学科受欧洲国家综合实力下降的影响较小。综合而言，欧洲研究关注度的下降主要体现为，过去较为追捧该议题的法政学科近些年“移情别恋”,其他学科对欧洲研究的关注度较为稳定。

学术期刊在学科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期刊的发展体现了编辑部和作者们共同的努力。在欧洲研究领域主要的学术期刊有《欧洲研究》《德国研究》《法国研究》三本，其中前两者入选CSSCI来源期刊，横向对比某些区域研究仅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而言已经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此外，还有专注法语地区的《法国和法语地区研究》和以世界史方向为主的辑刊《英国研究》,在自身领域内也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研究》刊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文章，但时间范围限制在二战后至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论文占多数。《法国研究》和《德国研究》虽以特定国别命名，但选题范围不仅限于特定国家，也包括欧盟研究和欧洲区域研究，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论文。一方面，期刊编辑部都面临着较强的竞争压力，因此涉及范围广、跨学科交叉程度深的论文选题会被认为更有潜力，可能带来更多的引用量。小国研究、冷门研究和引用量较低学科如历史学、文学的论文在这种筛选机制下处于天然劣势。而另一方面，在访谈中，多家刊物的编辑均表示合格稿源稀缺，最常见的缺陷是选题的问题意识不明确以及文章创新性不足，许多稿件仍然停留在译介阶段。学术期刊编辑部和作者群体的有效沟通与共同成长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中国欧洲学会和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已经通过开设青年论坛和冬令营等方式为二者牵线搭桥。

(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分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社科”)作为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其立项结果既体现了学界知识供给的趋势，也反映了该领域的需求状况。以“国社科”重大项目为例，学者需自拟题目上报，经专家评审后进入公开招标流程。在2016—202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中，与欧洲研究相关的招标选题共有25项，其中与英国相关的选题就有10项，以欧洲或欧盟为研究主体的有4项，而针对法国、德国、中东欧的选题各自仅有1项。在学科分布上，重大项目招标选题集中于历史学和文学，各自有10个题目列入招标指南，而社会科学方向的选题仅5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研究的重大选题共有24项，其中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有17项，国际关系和经济学方向的选题分别有7项和5项。还有部分重大招标选题是以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为对象，其中也包含了对欧洲的关注，但总体上文史类的课题居多。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非重大项目的立项结果中，图3展示了近五年来“国社科”基金立项结果中欧洲研究项目主要来自哪些学科。结果显示，欧洲研究领域立项数量最多的是世界史，其次是外国文学与语言学，再次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和哲学。“国社科”基金的立项结果显示了文史学科在欧洲研究方向上的较强的知识供给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师构成了庞大的人才群体。而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在近五年总共只有8项与欧洲研究相关的课题立项，反映出成体系的欧洲经济研究目前供给能力严重不足。2024年，“国社科”基金申报学科门类中的“国际问题研究”已扩展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这对促进多学科研究方法在欧洲研究中的使用具有指导意义。

(三)欧洲研究人才的发展

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保障，而学者能否依靠该领域的研究在高校立足也是学科前景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开源信息搜索，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2000—2020年间，以欧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方向的毕业生进行职业生涯和学术发表统计。在三校学位论文系统中共能查询到481位博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五大学科门类的毕业生进行分析，共269人，他们现任职于高校或研究机构之中，这批学者的年龄大多介于30—55岁之间，处于学术成果发表的高峰期。

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学界的发展路径存在明显的区别。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毕业生中，由于其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往往有更多的研究议题选择。因此，继续耕耘欧洲研究领域的比例较低。他们中的74%在近五年内仍有中文期刊发表记录(如表1所示),其中只有41%的研究者近五年内的成果与欧洲研究相关。部分研究者由于院系设置或学院的需求，逐渐转向其他学科方向，如学院特色学科或更具理论性和学科属性的研究领域。更为普遍的现象是职称晋升要求学者发表学科内的权威刊物，而这些刊物往往要求文章具有普适性，因此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许多转向了理论研究而放弃了区域国别研究。而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博士毕业生中，分别仅有64%和63%的毕业生在过去五年内有中文发表记录，但是其中更高比例的学者依然从事欧洲研究。这两大学科的部分博士毕业生在高校就职，但逐渐转型为专职外语教师，其中女性居多，这是近五年内有中文发表记录人数较少的重要原因。但因为研究领域对语言有着强绑定关系，研究内容往往是“小切口、深挖掘”,文学和历史学的毕业生继续从事欧洲研究的比例最高。

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持续深耕欧洲研究的比例较低，尽管分别有72%和77%以上的博士毕业生在近五年内有中文发表记录，但只有大约30%继续从事欧洲研究。对于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而言，欧洲研究并非学科主流，并且科研竞争更为激烈，除非具备显着优势，否则毕业后长期从事欧洲研究并非具有性价比的选择。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受到政策变化、国际热点议题和市场需求的影响，从而使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当时更热门的方向。此外，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和法学博士还受到市场机构的追捧，薪资待遇更具竞争力，许多优秀人才转投业界。欧盟长期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一，但目前中国深耕欧洲经济研究的人才极度稀缺，而研究欧洲某单一国家经济的人才则更为罕见。相比之下，中国的欧盟法学研究人才队伍较为健全，但国别法律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偏科，德国法研究占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中国的欧洲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处于范式交替、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中国欧洲研究的学术平台成熟丰富，发表空间近年来较为稳定，随着区域国别学的兴起，应用型研究有着较大的需求缺口。欧洲研究的学术生态也有待改善，主要问题一是国别研究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学术热点，客观上降低了学者研究的可见度，学术成果被低估，不利于人才的留存与发展；二是欧洲综合实力的持续衰退，导致欧洲研究有在社会科学研究内部被边缘化的迹象。欧洲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在区域国别学的新范式下，积极探索多学科研究路径。

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方向探析

欧洲具有复杂多样性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理解和全面认识欧洲，为中欧关系提供智力支持是中国欧洲研究的首要目标。理解欧洲不仅仅是了解其政治和经济现状，还包括对其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欧盟的决策机制、成员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具体而言有以下七个方向亟待补强：

第一，深化大国研究，填补小国研究和冷门研究领域的空白。欧洲的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其重要性相比，中国目前对欧洲大国的研究尚显不足，例如在经济研究、政党研究方面还存在较多未知领域。欧洲的众多小国在特定议题上具有关键影响力，欧盟内部的政策制定往往需要合格多数甚至全体成员国的支持，小国的立场和动向在某些关键时刻成为中国对欧外交的支点。深入研究这些小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外交政策，对于全面理解欧洲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

第二，发展欧洲次区域研究是深化中国欧洲研究的重要方向。欧洲不仅是一个整体性强的政治和经济板块，它还可以划分为西欧、北欧、南欧、中东欧、巴尔干半岛等次区域。每个次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和逐渐掌权，欧洲一体化出现了倒退的可能性，次区域研究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理解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和建议。次区域研究可以填补传统欧盟研究的空白，拓展中国对欧洲的全局性认识，使中国的欧洲研究更加全面、立体。

第三，中国的欧洲研究应细化研究颗粒度，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围绕“人”的研究上。在大数据时代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可以将研究层级进一步下探，例如分析欧洲的精英网络，对重要人物之间的政治关系、金钱关系、血缘关系等进行开源信息梳理。以“人”为核心的研究还包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刻画，如欧洲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新移民、少数族裔等。研究这些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有助于揭示欧洲社会的动态变化，也可以为理解欧洲的选举政治、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提供更细致的背景信息。

第四，探究西方学术界因各种原因未能或无法深入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欧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类问题往往因历史、文化或政治敏感性而在西方学术界受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但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至关重要。例如，犹太资本集团对欧洲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该课题对于理解全球金融网络和政治经济的互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在西方主流学术界较少被深入探讨，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则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这将为全世界的欧洲研究提供知识增量。

第五，促进欧洲各国更全面和准确地了解中国也是中国欧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长期以来，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受到媒体话术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存在着较强的偏见和误解。因此，中国的欧洲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对欧洲的了解，还要反向推动欧洲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使欧洲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和政治理念。这要求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走出去”,促进中欧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文化交流，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第六，中国的欧洲研究有提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创新的可能性。过去，中国学界在理论问题上处于吸收、学习阶段，而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受到欧洲方面的关注，引发研究对象的反思。随着中国的欧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应建立起具有中国范式和自主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各类矛盾。中国欧洲研究的影响力不应局限于国内，而要有信心成为世界范围内欧洲研究的主流之一。

第七，实现知识市场的内需驱动转型。中国的欧洲研究产出不仅要通过传统的学术出版和政策报告发挥作用，还要探索更多的知识转化机制，更好地推动欧洲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应用。鼓励欧洲研究与实际产业需求的对接，助力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长远发展。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单靠学者个人的自觉与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国的欧洲研究学术共同体进一步打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和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有利于区域国别学范式下欧洲研究健康发展的科研管理与合作模式。在学术领域内，中国的欧洲研究需要建设更多开放性的科研基础设施，如数据库、文献库、语料库等，避免重复劳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除了由传统的科研经费渠道提供外，还可以寻找外部的社会资源。随着大量的中企出海欧洲，欧洲研究的知识市场需求端正从过去的以政府为主转移到企业层面，应搭建平台促进学界和实际产业需求的对接，为中国企业提供欧洲市场的专业建议。由大量的企业需求摊薄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实现科研水平提升和企业盈利的正向循环。

文章来源： 《江海学刊》，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