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试论陶孟和对《新青年》的贡献——关于《新青年》同人分化重要细节

摘要：关于《新青年》同人分化的研究领域，学界对陶孟和的关注相对较少，且常将陶孟和与胡适放在一起探讨，以分化之后胡、陶的密切关系来解读陶孟和在分化前的言论，未真正触及陶孟和在五四时期的精神立场与思想内核。事实上，陶孟和作为《新青年》的重要同人，早期同《新青年》尤其是与陈独秀合作关系紧密，通过爬梳1919—1920年陶孟和写给胡适、陈独秀多封书信以及发表的文章可厘清相关脉络。1920年上半年，陶孟和夫妇给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积极供稿，8月陶孟和写信给胡适、陈独秀，提议以《新青年》同人群体为依托，与二人商议再创办一个日报；而陈独秀同陶孟和的分歧与北高师学潮、研究系传言等有关。这些对于重新审视与阐释《新青年》同人群体分化建构了新的内涵。

作者：李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7期。

1935年12月13日，胡适致汤尔和函提到：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不致十分左倾”指当时陈独秀并未完全接受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也提到当时“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是在离开北大回到上海以后。罗志田指出当时陈独秀并不那么看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胡适甚至把南下前的陈独秀列入“北大自由主义”，二人视彼此为同道互相援引，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只不过似可以扩大为如胡适描述的包括陶孟和在内的三人间交互影响。从文章语言风格与性格来看，陶孟和与陈独秀略相似，耿直敢言而又务实正直。陶孟和最初在北大担任教务长，胡适尚未回国，1917年陈独秀初进北大，与陶孟和接触较多，陶孟和影响到陈独秀是有可能的。胡适带着自己的方案来改造《新青年》，同人矛盾慢慢出现。需要指出的是，陶孟和与胡适的思想存在较大差距，阅读陶孟和五四时期的文章会发现他并不推崇资本主义，不少文章和社会调查关注底层劳动者，一些着作分析欧洲社会资产阶级罪恶与无产阶级（劳工阶层）贡献，如《新青年之新道德》既有对未来民族国家构想，也对欧美社会政治经济罪恶加以揭露和针砭。有研究者曾指出“后来的研究者不体察当事人的全貌，过分夸大了五四运动后期胡适、陶孟和等英美留学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且往往以后来的思想分歧去倒溯、认识他们分化之前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解读颇有见地。陶孟和在《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被低估，因而有必要梳理陶孟和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支持、同陈独秀友好合作以及最终分化。

一、陶孟和对《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大力支持（1917—1919）

1917—1919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大量文学译作与社会调查，并参与世界语讨论，鉴于陶孟和当时在北大的地位，陶孟和的积极参与寓意的正是北大对《新青年》的支持。而陈独秀与《新青年》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允许各种声音在刊物上争鸣，传播个人的思想与主张，这当是践行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虽然也引发论争与激烈言论，但这些声音建构五四时期的复调与变奏，呈现众声喧哗的文学精神图景。另外，梳理陶孟和1919年去往欧洲前后与胡适、陈独秀的多封通信，内容既涉及陶孟和作为同人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撰稿支持与海外传播，也流露其与同人的友好关系，与陈独秀、胡适尤为密切。

陶孟和，原名履恭，字孟和，1906—1909年放洋日本，1910年留学英国，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陶孟和出现在《中央学会安徽互选人名录》名单中。陶孟和留学日本、英国期间便已开始发表一些译作与小说，1914年进入北大任教，同时给章士钊和陈独秀编辑的《甲寅》投稿；1915年陶孟和在《甲寅》通信栏表达任教一年来的苦闷。章士钊1905年流亡日本，1907—1911年留学英国，陶、章二人是否有交集暂未找到相关记录。但1919年陶孟和赴欧前先到上海，因未见到章士钊而遗憾，称“彼终日赌博奔走，恐不能救药矣”，可见陶孟和与章士钊颇为熟识；因而陶孟和是否在日本读书期间认识陈独秀，或通过章士钊的《甲寅》结识陈独秀，这些值得溯源。陶孟和在北大担任教务长支持蔡元培进行各项改革措施，1917年陈独秀进北大，很可能有陶孟和的支持。1917年陶孟和在《新青年》第2卷5号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开始了与陈独秀文字上的交集；5号也首次刊登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与《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这些显然预告北大高层对《新青年》的鼎力相助。同年，陶孟和加入留英学生杨端六、李剑农创办的《太平洋》刊物，并成为主要撰稿人。

虽然陶孟和研究社会科学与经济学，与偏重语言文学的《新青年》同人专攻不同，但陶孟和也翻译文学作品，如易卜生的《国民之敌》；宣传新思潮，如《女子问题》等。陶孟和关注劳动阶层与底层百姓，主持1914—1915年北京人力车夫调查，1917年撰写《北京人力车夫之情势》调查录，全面记录和分析北京人力车夫职业现状、生活面貌、身体状况等；而沈尹默、胡适创作的同题白话诗《人力车夫》刊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1号，诗歌流露作者人道主义关怀，有可能二人创作以及陈绵《人力车夫》（短剧）受到陶孟和这一社会调查的启发。《新青年》第4卷3号刊登钱玄同、刘半农的文学双簧戏，刘半农以《域外小说集》反驳王敬轩（钱玄同化名）的“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着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但陶孟和在4月3日即去信周作人索书，4月4日周作人便将《域外小说集》二册寄出。由此可见陶孟和对新文学和译着颇有研究。

1918年，陶孟和任北大文本科教授兼法本科教授与哲学门研究所教员，一战胜利后，11月北大七人在天安门广场演讲，《新青年》第5卷5号刊登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三人关于欧战的演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以一战胜利体现劳工价值，鼓吹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强调一战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即庶民的胜利，呼吁庶民去做工；与蔡元培、李大钊高扬的政治热情与世界展望不同，陶孟和的《欧战以后的政治》从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沙皇微观角度分析，提出打破酿成战争的四种观念“秘密外交、背弃法律、军人干政、独裁政治”，即一战带来的政治上的教训。这既可见《新青年》对陶孟和的尊重，亦可知陶孟和对一战胜利的冷静审视。对中国革命、社会与世界意义的看法，陶孟和与李大钊、蔡元培显然不同。李大钊的观点多来自日本与苏俄，而陶孟和来源于留学英国经历与社会学背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战争问题，对中国现实有着怎样深刻的意义，都是值得追问的思想史命题。

1918年北大成立二十周年发行纪念册，登载三位教授演讲，陶孟和是其中之一，足见陶孟和在北大地位，而这些也为陶孟和前往欧洲考察张本。陶亦是《每周评论》同人，据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版，任月助刊资三元。《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由《新青年》同人助刊资，并定期给同人寄出刊物。1919年2月陶孟和在赴欧前夜给陈独秀写信，内容如下：

仲甫学长：《每周评论》每次寄至恭处者只一份，且常迟至三四日始到，可否请再赐我一份遥寄至法国。寄家中一份仍照旧，寄法一份为省邮费起见，可两次一寄，何时停送，将来到法后再通知，又恭之补助费本月不能交，请于三月学费中扣除十元为盼。忽忽即颂

健康。

履恭于廿七晚

恭于明日行，不走辞矣

1919年2月7日周作人日记载付《每周评论》社助款三元，2月12日记载“往南湾子欧美同学会送孟和赴欧晚餐”。陶孟和2月28日出发，来不及再向陈独秀辞行，遂2月27日晚写信特意说道：从12月到2月，三月未交补助费，遂提出扣除十元。可见陶孟和对同人办刊的看重。

1919年3月16日晚陶孟和在日本横滨给胡适写信，信开头首先提到在上海碰到银行经理陈光甫，陶孟和称陈光甫“乃今之留学生成绩佳者”，“谈及《新青年》，极为称赞，以为《新青年》将有极大势力于吾国之思想，谓每期必读，并力为鼓吹云。”信中讨论在日本遇见的青年们对《新青年》的看法：昨日在东京遇到王勇公……现在陆军大学，亦革命伟人之一也，亦盛赞吾人之《新青年》，常劝其同学购读，并谓中国全国惟此杂志为有精神。又遇不醉六君（湘人），亦小伟人之一，亦赞美《新青年》。陶孟和在信中踌躇满志交代《新青年》在海外的读者群体与受众效应，向在日本留学生推荐《每周评论》：“后恭告王君，近吾人又出有《每周评论》。王君亟欲一读。可否嘱仲甫将前数期各寄五份来，又王君知大学生出有《新潮》之刊，惟未能购得。请嘱徐彦之将所存之《新潮》寄三五册来。”陶孟和让胡适分别嘱咐陈独秀与徐彦之将《每周评论》《新潮》寄来。陶孟和离京半月余，信中继续问及“《新青年》第一期已出版否？念念。在东京见留学此间陆军大学者十余人，或曾在内阁为官吏，或曾任事革命事业。想将来之前途颇有事业可作。设《新青年》之精神得一以贯输，亦可喜也。”《新青年》第一期即第6卷1号，陶孟和离京时未出版，陶孟和的信涉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文化刊物在日本的传播与阅读史，与俞颂华（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早期批评《新青年》构成对照。置身海外的陶孟和虽不能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迎战国内新旧思潮之争，然而信件字里行间洋溢着热切的情绪与希望，希冀留学生承载起民族国家精神与未来革命事业，期待《新青年》精神可以灌输给在日本陆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这包蕴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与对社会的公共关怀。

陶孟和在4月初抵达美国进行考察，之后前往英国，4月底陶孟和给胡适写信，信末提到：《新青年》及《每周评论》如有续者请寄几份来，以为广告英法美等未见《每周评论》者也。以履恭落款后，又追加道“仲甫君默诸同人以此代为致候。一涵、祖训两君乞代候。”陶孟和与同人沈尹默、高一涵、张祖训友好往来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陶孟和将赴欧途中见闻撰写成文定期寄给妻子沈性仁，以明生笔名刊登在《每周评论》上。1919年4月22日沈性仁致胡适函写道：兹着人送上孟和寄来的旅中杂感稿，请代转交陈仲甫先生。沈性仁在信中就陶孟和所写日本香花与否以及《日本铁路上的弊端》发表意见，希望胡适给予修改建议，并请胡适转交给陈独秀登载。4月27日《每周评论》第19号刊登的《旅中杂感》开启陶孟和关于日本的书写，5月4日第20号登载《日本铁路上的弊端》一节，佐证了研究者提出的这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陶孟和提前约好的”推测。这些《旅中杂感》在《每周评论》上连载近半年，每一期内容以序号编目，或一节或两节，共二十二节内容，报道陶孟和历时半年欧美之行，真实再现陶孟和在日本、美国、欧洲考察的见闻，既向国内传播海外文化、教育、政治等，也向海外传播国内新文学刊物；既凸显陶孟和在同人中的地位与影响，也可见陶孟和与陈独秀关系颇为密切。同时，陶孟和赴欧美途中所做的教育调查报告，以陶履恭与郭秉文联合署名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社会学家，陶孟和主要撰写社会学领域的文章。1918年《新青年》第4卷3号《新青年》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刊登陶孟和与学生们所作的社会调查，实则传播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扩大社会科学的影响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既宣告《新青年》为同人刊物，也刊登刘半农、钱玄同的双簧戏，还刊登陶孟和的《社会调查（一）导言》以及张祖荫的《社会调查（二）震泽之农民》，可以说第4卷3号之于《新青年》编辑与思想启蒙有着重要意义与纪元。陶孟和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中谈及一直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目的是“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第一要务先从乡村生活，从农民生活方面着手。”张祖荫的《社会调查（二）震泽之农民》详细描述江苏吴江小镇震泽农民还租、借债等生活境况，文末附有陶孟和的附言：陶孟和结合欧洲庄园制度，指出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贵族对农民的盘剥类似震泽田主对待农民的方式，鼓励张祖荫深入研究与向《新青年》投稿。

历史学家金毓黻曾回忆：陶孟和参与编辑《新青年》，使其“北大社会学教授”的名声得到学界和世人的认同。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第7卷时更是将农民境况、人口问题、工人做工等社会调查作为专栏，一直持续到第8卷5号。在《新青年》上发表这些社会学文章，是其他杂志以及之前的刊物所未有的，陶孟和与《新青年》在社会学与调查研究方面有着开创性意义。而对中国农民的关注始于陶孟和，农民作为新文化启蒙最需要关注的群体，陶孟和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1918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住在杨昌济家中，过去一直强调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可能受到胡适影响，毛泽东早年崇拜胡适。杨昌济早期留学日本、英国，后任教于北大，与陶孟和的经历有较多重合，私交甚笃。1918年冬，北京新民学会邀请蔡元培、陶孟和等在北大文科大楼举行谈话，所谈多学术与人生观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1919年1月，陶孟和、杨昌济等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参加该会活动；1920年1月杨昌济去世身后萧条，蔡元培、陶孟和等人两度联名为杨昌济遗族征集赙金。1927年毛泽东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这种实践与后来重视调查研究当与早年这些经历有关联，很可能受到新文学与陶孟和重视实际调查的影响。留英归来，陶孟和不是带着资产阶级留学观念回国，恰恰相反，带回诸多国外先进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考察中国社会，这些对于调查研究与建立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都是有意义的。陶孟和后来的经历愈发彰显在《新青年》上发表社会调查的可贵，陶孟和曾去信胡适，感叹：“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常缺乏远大的眼光。”

二、1920年《新青年》迁回上海：陶孟和积极回应陈独秀约稿与再办一个日报

1919年陶孟和从欧美考察回来后，撰写大量文章并发表演讲，阐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描述欧美国家工人的生活境遇与就业实况。陶孟和对劳工阶层的关注与书写，与重视工厂社会调查的陈独秀产生思想共振。1920年陶孟和一方面积极给迁回上海的《新青年》供稿，回应陈独秀同题之作，并应陈独秀邀请翻译凯恩斯着作；另一方面提出以《新青年》同人为主体再办一个日报。

1919年8月，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到在《新青年》第5卷5号发表《Bolshevsm的胜利》：“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狠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陶孟和从欧洲回来后，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1号刊登陶孟和的《游欧之感想》，文章阐释一战后欧洲物价飞涨、罢工频发、产业停滞、失业饥寒等战后惨状，揭露列强重新划分世界版图，批评个人主义和西欧政治；对社会主义抱有赞扬，直陈“劳兵农会（Soviet）办得好，就像现在的俄国，办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牙利。”因而可以认为陶孟和从欧洲考察回来思想是有发生变化的。

作为留英学生，陶孟和翻译的易卜生《国民之敌》在《新青年》上连载，早期思想趋近于胡适的个人主义，到欧洲考察后对欧洲资本主义有深入了解，在《新青年》第7卷2号发表《欧美劳动问题》，考察战时欧美国家应对战争经济政策，剖析劳动界不稳与劳动者生活贫困三大原因，揭露欧洲国家制度本质以及政府没有能力调解资产者与劳动者两方的冲突，指出劳动者要在社会争取到一定位置需进行社会改造；陶孟和立足欧美战后的劳动问题，直陈使得国家富强的并不是实业家而是多数的劳动者，希望当时的中国作为工业后进国引以为戒。《新青年》第7卷4号发表陶孟和的《贫穷与人口问题》，该文引入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指出马尔塞斯对人口研究最有价值的贡献：生计限制人口；生计扩张一方面供养更多新增人口，另一方面制造贫穷；文章阐释文明社会贫穷问题并非人口过多，而在于分配不均,分配是经济学最重要部分。4号刊登陈独秀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顾孟余的《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与马寅初的《计算人口的数学》，显然这些都宣示着同期主题之作，这一期大篇幅刊登翻译的马尔塞斯《人口论》部分章节，极可能源于陈独秀与陶孟和商议结果，由此可见陶孟和与陈独秀思想相近之处，显然陈独秀也受到陶孟和影响，颇为支持陶孟和关于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着作与主张。1920年5月，陶孟和的《六时间之劳动》刊于《星期评论》第52号，提出超前于时代的六小时工作制，文末写着：此文可与《新青年》劳动纪念号陈独秀论《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参看。有鉴于此，陈独秀与陶孟和思想主张不谋而合，为何没在5月《新青年》劳动纪念号（第7卷6号）同期刊出暂不可考，当不排除这一期内容大幅增加，群益书社加价与陈独秀发生龃龉相关，陈独秀与当时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等人过从甚密，刊于《星期评论》当是陈独秀的提议。欧洲社会主义思潮成分复杂，陶孟和所做的关于工人、农民社会调查与社会主义以工农为本思想契合；陶孟和关注社会主义中平等、民主的部分，反对资产阶级对劳工阶层剥削，对社会主义同情，也使得陈、陶惺惺相惜。

1920年《新青年》迁回上海编辑，5月与群益书社发生矛盾，陈独秀谋划招股独立发行《新青年》，1920年5月25日写信给胡适道：

……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专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

(1)孟和兄的夫人续译的《新闻记者》

(2)守常兄做的……

……

以上四种,请你分别催来。

5月《新青年》第七卷出版结束，陈独秀此信为第八卷组稿，陈独秀所云陶孟和演说稿指1920年3月陶孟和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史地研究部的演讲，而陶孟和夫人供稿显然也代表陶孟和对《新青年》支持。是年夏天，陈独秀致力于《新青年》第八卷组稿与招股事宜，7月2日，陈独秀在写给高一涵的信中提到：

《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

《新青年》此时已停刊两个月，陈独秀表示除了沈性仁翻译的卞尔生（Bjorson）的《新闻记者》（The Editer）按时寄来，5月25日致胡适函提到的另外三种都没有文章寄来。《新青年》迁回上海的大半年里，陶孟和夫妇大力支持《新青年》；是年夏天，陶孟和在北京社会实进会上的演讲对劳工阶层表达深切同情，并指出：“有人说中国现在实业不甚发达，若再不提倡资本主义实业，愈不能发达。我说不然。以我看来，宁使工业不发达也不去踏欧美的覆辙，使我们亲爱的同胞受那样的苦处。”这些与陈独秀主张相近，文章开头还罗织法国社会党与英国劳动党为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改善工人的待遇，情形一如从前。关于中国是先发展实业还是先着手社会主义革命在1920年爆发激烈大论战，只不过陈独秀亲身实践社会主义革命要义，这是陶孟和所没有的。

1920年夏，南京高师暑期学校邀请胡适、陶孟和暑期南下讲学，胡适于7月2日到南京讲学。陶孟和虽未能一起南下，但面对当时报界一派肃杀之气，8月1日，胡适、陶孟和、李大钊、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人在《晨报》发表《争自由宣言》声援陈独秀，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思想与自由评判的真精神执着追求，亦是《新青年》同人在思想上团结一致。8月8日胡适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争自由办法”，9日《民国日报》刊出8日（星期天）商定结果：推定筹备员，通告书草就付印，俟下星期六再行集会决定办法。在同人共同争取言论与出版自由情况下，陶孟和仿效陈独秀招股方式酝酿由同人共同办一个日报的想法，8月17日给在上海的陈独秀、胡适写信，内容兹录如下。

仲甫适之两兄如晤：

我们最苦的是没有一份日报。现在有机会可募得印字机一架，洋五千元。大概梦麟也可担任（据云可有万枚？）募到款子？两兄在沪，请急为设法一募，俾股本充足，得以支持稍久也。现在计划是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此用此惯用文词罢！）为主体，而多请外间专门家可以撰稿的。体裁与晨报相若，或以纸贵的关系，少出几张。主张“稳健”，为得可以经久。故须以定气为转移。编辑及组织的方法日内研究出来，即当送去请指教。现已约定者如左：

一、为专门问题请专门家担任。

二、终年不停刊。

三、为社说等皆署名。

四、本社无“法律编辑”，由我辈中之一人立案负责。

五、扩张通信一栏，取力舆论之参考。

六、同人除必不得已者外，皆不支薪。

两兄有何意见，请示发为盼。如大家努力，国庆日或可出版也。

余再谈。

履恭

八、十七

这封信较少得到学界关注，从信的内容而言，写于同人群体未分化，胡、陈二人均在上海之际。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出版，发行处设在《新青年》。陶孟和所说“缺少一份日报”可能由此而发，遂8月17日向在上海的胡适、陈独秀提出“以《新青年》重要分子为主体”办一个日报，正如之前同人合办《每周评论》。陶孟和对《每周评论》有着深厚的感情，信中提到日报“为专门问题请专门家担任”，专门问题很可能是关于社会调查或社会话题等，也依然与《每周评论》相仿。同在8月17日，《申报》刊登《新青年》发布的启事“编辑部同人照旧，编辑事务仍由独秀担任……”启事指出投稿、交换广告、发行等均由新青年社负责，这意味着《新青年》完成与群益书社切割，而这些当也得到北京同人支持。胡适、陶孟和一直是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编辑代表，与胡适想另办刊物截然不同，陶孟和想以《新青年》同人群体来创办一个日报。8月27日胡适回到北京，29日胡适日记载“下午四点孟和谈甚久”，六点“至六味斋议办日报事，我不很赞成日报”，“办日报事”当指不赞成陶孟和信中提议的办日报。胡适的冷淡与陶孟和的热心办刊构成对比张力，同时陈独秀也不赞成陶孟和的提议，陈独秀致胡适函写道：

适之兄：

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

“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

八卷二号报准于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弟独秀

陈独秀这封信没有落款时间，多认为写于1920年9月初，信函第一句话当是回应陶孟和8月17日来信，让胡适代为转达。众所周知，1920年5—8月，陈独秀在上海致力于创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正需要《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陈独秀不大可能接纳陶孟和办日报的提议，无可无不可实则不采纳，陈独秀似忽视陶孟和对他与《新青年》的支持与初衷。据1920年9月胡适日记，仅在9月1日记载“答仲甫信”，之后半个多月日记再无回复陈独秀书信记录，遂笔者推测9月1日胡适回信正是回应上述陈独秀的来信。上海寄信到北京，通常三五天可到，所以陈独秀这封信极可能写于8月25日左右，当时胡适动身回北京，对于陶孟和提议办日报，二人商议未果，胡适到京后，陈独秀去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稍显可惜的是，胡适的回信目前暂未得到保存，但内容当和不赞成办日报相关。

但这些并未影响陈独秀与陶孟和的关系。1920年10月，陶孟和《新青年》8卷2号转载陶孟和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六时间之劳动》，该文为翻译英国作家利华勋爵演说集The Six Hours Days and Others Industrial Question部分内容；同期通信栏刊登读者来信《工人的时间工资问题》《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与陈独秀给两位读者回信，《六时间之劳动》当为这一主题系列文章之一。11月，新青年社出版陶孟和、沈性仁翻译的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这是陈独秀邀请与支持陶孟和夫妇从事翻译事业，也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版的丛书。沈性仁长姐沈亦云曾回忆陶孟和供养母妹，与沈性仁育有两个孩子后举债购屋“性仁以多产而病，且欲译书售稿，助家计而偿屋债，生活由克己”。沈性仁翻译文章需要稿费当属正常，未必出于经济上的困难。陈独秀支持他们主要源于同人之谊，尤其是看重陶孟和留学英国有着深厚的经济学与英文功底以及一战后考察欧洲（尤其是英国）与长期翻译着作的经验，11月23日陶孟和在《欧洲和议后之经济》的序言末尾写道：本书译稿及付印，独秀为我们校阅，我们深深地感谢他。这是新青年丛书中唯一一本由陈独秀亲自校阅的译着，这些无疑昭示陶孟和对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的支持与思想投契。虽然这本译着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直接关联，但该书重新审视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与欧美国家真实面目，揭露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诸多弊端，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列宁称之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被列为新青年丛书的第六种，连同1920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相关一系列文章，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以及经济学传播史上无疑都是极富意义的，有力推动陈独秀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与思想启蒙之路。

11月24日陶孟和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北高师）校长，随后走马上任，然而校内力量借留任原校长陈宝泉之机利用学生鼓动学潮。当时舆论争相报道上海江苏教育会与北大欲吞并北高师使得陈宝泉辞职，蒋梦麟致信陈宝泉对盛传他代表“北大与江苏教育总会”以及“吞并北高师逼迫陈宝泉辞职”之说逐一反驳，研究系、教育总长范源濂等牵涉其中。作为北大教授并与蒋梦麟交好的陶孟和此时出任校长自然卷入不同派系力量当中，而这些直接影响了陶孟和与《新青年》同人的关系，《新青年》同人在1921年初的分化由此拉开大幕。

三、北高师学潮与陶孟和提议《新青年》停办

《新青年》同人分化，既有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矛盾，也有陶孟和、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不合。当时南方国民党挑拨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关系，与研究系在争取《新青年》同人方面一直互相竞争，陶孟和、胡适等人被裹挟在国民党、研究系舆论漩涡中。同人间林林总总始终夹杂着国民党与研究系的拉拢与斗争，这些共同构成分化因子。北高师学潮使得局面更加复杂化，陶孟和集矢一身。《新青年》的分化发生在陶孟和提出停办之后，因而多数研究视陶孟和的停办主张为《新青年》同人分裂，这其实是偶然之机。

1920年11月28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谈及陶孟和出任北高师情形：“忽然老洛伯要去接盘，于是三天以前到校视事，大家拿关门的肉汤请他吃，大有夏寿康到湖北去做省长之象。可是心还不死，听说该洛伯公日内正与群英会中计之某公，及‘古已有之’公三人协商怎样接盘的办法，岂不可笑！”《老洛伯》原是胡适翻译的诗歌，胡适翻译时曾去信陶孟和商讨诗歌内容，钱玄同为何称呼陶孟和为老洛伯暂找不到依据，但确是称呼陶孟和无疑。钱玄同大意是：陶孟和去北高师接任校长，遭到师生抵制但心不死，与蒋梦麟（群英会蒋干中计）等商量接盘对策，不免可笑。这里表明钱玄同等与陶孟和的矛盾全面激化，北京同人内部也出现分化。

关于北高师学潮，吹万（张煊）的说法与钱玄同的描述相似：“其反对陶孟和而主陈复职也，实以孟和处置未当之故、一方复为与陈有至深之关系故。陶自受命后、翌晨即赴高师、接收校务、陈为长十余年、乌能一日中办交代、职员怒陶之不与以回旋之余地也，遂鼓起风潮、而借北大及浙江系欲并吞高师为号召、故宣言书攻击北大及江苏教育总会……”浙江系即指北大章门弟子钱玄同等人，当时谣言甚嚣尘上，各种报刊争相报道，这当也是钱玄同致周作人函对陶孟和不满的原因。陈宝泉担任校长十余年，陶孟和果敢直接办事风格使得北高师师生不满，从而就任未果；这当也夸大个人作用，学潮的发生、发酵绝非一人之故。钱玄同函与《晨报》报道的北高师学潮相距甚远，《晨报》认为学潮由学校内部分裂与党派所致，而非陶孟和的介入。陶孟和似也并未如钱玄同所描述的热衷校长职位，11月30日陶孟和提出辞任校长，12月3日发布启事：启者孟和于上星期一得教育部委任为高师校长之令，今以该校学生挽留旧校长，拒绝继任者就职，已致辞职书于范静生总长矣……从启事而言，陶履恭如实描述自己接任的情形，为避开学潮纷繁决定暂回天津十日。

就在陶孟和回天津期间，陈独秀正准备南下广州，12月初陈独秀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抚五九位同人寄来公信交代《新青年》接下来由陈望道等人编辑，信末提到：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陈独秀说陶孟和久无文章来不免言过其实，从第2卷5号开始撰稿，这是首次半年里陶孟和未供稿，但主要因半年里《新青年》停刊三个月，陶孟和又翻译了凯恩斯着作，与钱玄同1920年几乎未供稿不一样。

胡适收阅陈独秀的信后，在信末添加如下附言：

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并请转寄给没有圈子的人。适

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

信在同人中邮寄流转，十天后陶孟和回到北京，得知《新青年》不准邮寄，于12月14日给胡适写信道：《新青年》既然不准邮寄,就此停版何如？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然而，余波未消的北高师学潮显然影响陈独秀对陶孟和的情绪，12月16日陈独秀南下广州前夜给胡适、高一涵写信，一方面强调《新青年》内容会有所变更以期更好向北京同人约稿，一方面再度提及：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据胡适日记，1920年3月胡适首次见到梁启超；8月27日胡适与陶孟和一起在梁伯强家吃饭，梁启超、蒋百里、蓝公武等研究系成员均在列，8月30日胡适与梁启超商议邀请罗素来中国讲学，陈独秀所说的二人“与研究系接近”包括传言“当时梁启超想联合南北建立全国的政治网络，因而联络江苏教育会与东南大学……也想出掌北大，故而北大教授也是研究系争取的对象”，这些无疑都指向深陷北高师学潮的陶孟和。关于南方，钱玄同致二周兄弟信指出“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怆、陈望道等人的议论”，钱玄同的提法有合理性，陈望道对陶孟和、胡适并不满意。

不过，陈独秀并未相信这些传言，12月21日（到广州第二天）便给胡适、高一涵写信，专门提到“此间倘能办事,需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一涵兄能南来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余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本是应邀承办西南大学，结果西南大学在夏天宣告“死刑”，而12月陈独秀离沪到广州办教育，将北京同人聚拢而来，如同在北京任教时期，是陈独秀欲大展拳脚的构想。即便面对南方对陶孟和“有恶评”以及北高师之事，陈独秀依然热情提议陶孟和南下广州办师范大学，这便是12月16日信提到的“余言候到粤再谈”。然而，陈独秀12月16日书信到12月27日方寄到胡适手中，胡适书信未回复陈独秀对同人约稿与共事的热情提议，而是鉴于《新青年》编辑人员发生变更，提出自己对于《新青年》的两个编辑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陶孟和的提议被作为第三办法与陶孟和个人主张附在胡适两条办法之后，胡适首先表示不赞同，认为不如自己的前两法。陶孟和原本希望通过开会讨论征求众人意见再定如何进行。但同人之间并未开会商议，周作人、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人日记均未有记载。胡适也明晰陈独秀不会赞成停办，因而觉得自己的提议更佳，陶孟和与陈独秀之间的误解由胡适剪辑式的传达所造成。按信函所云，胡适提议再办一个杂志或《新青年》迁回北京已基本告知相关同人，高一涵、张慰慈、王抚五看过信的内容；李大钊、陶孟和、钱玄同知道信的内容，胡适用“他们”来表示这六位同人都赞成自己的两条办法，虽然鲁迅、周作人未通知，但俨然北京同人大多数站在胡适一边，与陈独秀形成鲜明对垒，同陈独秀之前满腔热忱形成巨大反差。另外，胡适回复陈独秀12月21日信时，再次解释自己的第二条办法，这两封回信揭示同人对于《新青年》的态度，开启同人分化的闸门。

1921年1月陈独秀收到胡适信后怒不可遏，1月9日陈独秀致北京九位同人公信首先批评陶孟和的停办说法，“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甚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事实上，陶孟和提出“暂时停办”显然是既不赞成胡适提议的迁回北京编辑也不赞成再办一个刊物，与胡适所写“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存在出入，陈独秀并未理解陶孟和的真正含义。陈独秀动怒源于与陶孟和交情匪浅以及之前多次通力合作，耿介敢言的陶孟和触怒性情急躁的陈独秀。而在研究系谣传与北高师学潮的舆论影响下提出停办，本易造成陈、陶之间误解。陈独秀专门写信寄给陶孟和，话语颇为决绝，欲与陶孟和断交。

陈独秀的公信先在李大钊等人手中传阅，胡适到1月22日方看到，面对陈独秀对胡适提出的两条建议更为动怒，认为胡适是反对他个人“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胡适当天即给其他八位同人写信加以解释，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转述造成陈独秀对陶孟和的误解，胡适信中专门提到从陈独秀写给陶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这恰恰也是陈、陶交情深厚所致。鉴于陈独秀对胡适提议另办刊物的激烈反应，而对于《新青年》迁回北京似未作正面回应，胡适在给同人的解释函中专就《新青年》迁回北京再次征求众人意见，并要求签署表决意见，表决如下：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一九二一、一、廿六。

虽然胡适信中专主《新青年》迁回北京一说，但同人的表决回应依然涉及胡适先前提出另办刊物的提法。而陶孟和的提议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暂时停办经胡适转述后引起轩然大波，此次表决陶孟和表示赞成迁回北京，然而陶孟和话的重点不在于移回北京或停刊，而是宁可停刊也不赞成《新青年》分裂成两种杂志，这方为陶孟和的真实想法与精神旨归。高一涵、张慰慈完全赞成胡适提议《新青年》迁回北京，而事实上《新青年》不可能迁回北京编辑，这就是陶孟和所说的“如实不能”，在陶孟和看来如果分裂办成两个刊物那么宁可停刊，这恰恰是维护《新青年》的团结。有研究者认为“从人物脉系上说，其中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为原《新青年》中人，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他们与胡适站在一边”。从这些书信而言，陶孟和主要从维系《新青年》团结出发，并非站在哪一边。坚决反对分裂成两种杂志，宁可停刊也决不能分裂，陶孟和的主张得到王星拱的支持，这也是胡适前一封信中没有转述的内容。

赞成分裂成两种杂志为钱玄同、二周兄弟，最初也包括李大钊。钱玄同附注中提到他和李大钊坚决反对停刊之说，钱玄同阐释《新青年》精神能团结与否，在于各人的实际思想，而非金字招牌，显然也是针对陶孟和的“万不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这依然与北高师学潮钱玄同对陶孟和不满有关。1月29日，钱玄同致胡适函再次提到“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同人态度的明朗化标志着《新青年》同人分化正式形成，赞成分裂或主张团结成为分化的标志。钱玄同等浙派弟子认为分裂已成定局，只要不争《新青年》的金字招牌即可。但作为自由主义铁三角，陶孟和依然想弥合同人间的分化。事实上，如果陶孟和赞成再办一个刊物或分裂为两个杂志，那么他想办一个日报的想法可以以此实现，尤其是在收到陈独秀决绝书信情况下，但陶孟和并未如此提议，亦可见陶孟和维护同人群体的团结。职是之故，在对待《新青年》编辑上，陶孟和与胡适的主张背道而驰，北大自由主义铁三角此时出现瓦解、分裂。

余论

面对陈独秀寄来的公信与写给陶孟和的信，可能出于弥合三人间的情谊，1921年2月6日胡适再次写信给陈独秀，信中既有对陈独秀责备亦解释关于研究系的传言：“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胡适信中直呼陈独秀名讳，显然因陈独秀致陶孟和函决绝话语与鲁莽态度置气，胡适信的后半部分内容为自己与陶孟和辩解，认为陈独秀不应听信关于研究系的各种传言。2月15日陈独秀回信：《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抄，禁止在上海印刷，迁往广州出版。以此结束迁回北京提议。虽然同人群体在1921年分歧愈发明显，但并未影响情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8卷6号刊登陶孟和夫妇所译的《欧洲和议后之经济》的广告与绍介，后期更是多次刊登插页广告加以宣传。《新青年》同人内部的矛盾绝非你死我活、敌对的阶级斗争或对立，陈独秀心直口快，陶履恭仗义执言，但终不影响他们对大是大非的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陶孟和在《星期评论》第52期发表《六时间之劳动》，一周后《星期评论》出版第53期并发布启事宣布停刊，申明政府用秘密干涉手段“一方面截留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本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不能邮寄构成《星期评论》停刊原因之一，《星期评论》也未随戴季陶前往广州而移粤出版。故而，陶孟和提出《新青年》暂时停办不排除来源于此。陶孟和性格上快意直言，连自己工作的社会调查所都曾提议停办，听说《新青年》不准邮寄，提出停办当与性格有关。今天的一些研究，放大了“停办”之说，忽略陶孟和与胡适思想差异，着重并夸大两人关系密切的一面。当然这也和胡适的一些文章有关，1922年胡适提到：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接近。无独有偶，1922年陶孟和加入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这些都影响后来对陶孟和的评价。胡适以陶孟和在1920年提议的办日报编辑方式建构《努力周报》范式，1922年1月24日，朱经农致胡适函中提到《努力周报》各科如政法稿件有高一涵、张慰慈，其他社会科学有陶孟和，朱经农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编辑，5月《努力周报》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努力周报》践行陶孟和的办报构想，这方为陶孟和夫妇参与《努力周报》的原因，而不应把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事后的行为来阐释陶孟和关于《新青年》停办提议。

相较于其他同人，陶孟和有所不同，陶孟和早年留学日本和英国，因而他身上混合日本革命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双重文化元素，既不像钱玄同、陈独秀采取激进的方式，也不像胡适一味主张改良。陶孟和曾追念这一时期，给胡适写信道“北京自从诸位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与鲁迅的“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产生遥远共鸣。1948年陶孟和坚决反对在南京的社会研究所迁台，与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