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关于“五大夫翳”刻石“车到此”

提  要：青海玛多尕日唐刻石，可能是秦始皇时代与“采药昆陯”事有关的纪念性刻石。这一发现引起争论。质疑其历史真实性并以为今人伪刻的意见，或以“车到此”不符合青海高原不适宜行车的交通条件为据。其实，青海地方很早就出现以车辆为画面主题的岩画遗存。汉代史料多见使用车辆作为重要运输条件的记载。以为“五大夫翳”“车到此”可疑并以为因此可以判定为伪刻的意见，是没有充备依据的。

关键词：秦  刻石  五大夫翳  车到此  羌  车四千两

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新发现周秦汉唐西北民族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3VMZ0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秋之卷，请以正式刊发版本为准。

仝涛着文发表与秦代“采药昆陯”事有关的刻石文字，[仝涛：《考古中国：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第11版。]讨论者对于石刻定名，或用“昆仑石刻”，或用“采药昆仑石刻”。我以为依照青海考古学者的意见及考古学依据具体地名的通常定名惯例，或许可以称尕日唐石刻。[ 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8版。]

这一石刻发现公布之后，引起社会比较广泛的关注。除重视其内容对于秦史考察研究的意义之外，以为现代伪刻的质疑者也有比较多的议论。就现在可以判读的石刻文字“三月己卯车到此”，有批评者怀疑当时青海高原是否具有可以行车的交通条件。有学者明确认定，“自扎陵湖北岸至星宿海”方向，“无车路和马路可通”，“今日笔者发现‘车’一字，即据此可断定‘采药昆仑’石刻乃伪作”。[ 无名：《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质疑》，“元史与朔漠史地”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9日。]汪受宽亦言当地“路况”“恶劣危险”，不可能“乘车”“走近昆仑河源”，以为“此该刻石不可信者”之因素。[ 汪受宽：《青海玛多秦朝刻石不可信》，“西北学”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12日。]

刘钊的文章中已经指出，野牛沟岩画距今3000年的作品已经有车马画面。卢山岩画距今2000年，其中也有车猎形象，诺木洪遗址曾经出土车具，“推测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应该从很早就开始用车”，而赵充国平羌战争的记录中可见缴获羌人部族“车四千两”的史实，[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83页。]可以说明车辆运输在羌人居住的高原地方得到普及的情形。[ 刘钊：《再论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6月30日，第8版。]易华着文也根据多种考古文物资料，以为可以证明“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现实可行性”。[ 易华：《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光明日报》2025年7月9日，第8版。]

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野牛沟岩画所见马车图像

青海海西州天峻县江河镇卢山岩画所见车猎图像

回顾古文献史，人们都重视“汲冢遗书”的发现。晋武帝时汲郡地方有人盗掘战国时期魏王的陵墓，从中得到简牍数十车。经学者整理，据说计有古书75种，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出游，驾乘八骏，由造父等御车，从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的事迹。而后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 （清）郝懿行着，李念孔点校：《竹书纪年校证》，《郝懿行集》第5册，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3891页。]《左传》昭公十二年：“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写作：“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以止其心。”[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62-2163页。]所谓“车辙马迹”，强调了“车”“马”出行情形。关于《穆天子传》一书的性质，历来认识不同。有人曾经将其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看作历史文献。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归为“小说家类”。不过，《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将其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的“车辙马迹”，在公认的史学经典中是有记忆遗存的。司马迁在《史记》卷五《秦本纪》和卷四三《赵世家》中，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 《史记》卷五《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又《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维骥騄耳，乃章造父。”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1779、3310页。]对于《穆天子传》中“天子西征”所经行地点，异说纷纭。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有较为具体的说明。据顾实推定，周穆王出雁门关，西至甘肃，入青海，登昆仑，走于阗，登帕米尔山，至兴都库什山，又经撒马尔罕等地，入西王母之邦，遂继续西行。[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读穆传十论》，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23页；王子今：《穆天子神话和早期中西交通》，《学习时报》2001年6月11日。]所说“入青海，登昆仑”，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引卫挺生说，亦言“周穆王西征”“由河套到甘肃，由西宁入青海，从巴颜喀喇山入新疆，……”[ （晋）郭璞注，王贻樑、陈建敏校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10页。]

承在青海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且在岩画研究方面有世界影响的汤惠生教授提示，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的诺木洪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马车。诺木洪文化距今3500—2800年。野牛沟岩画中的马车，微腐蚀测年距今3000年。青海天峻县卢山岩画中可见车猎场景，微腐蚀测年距今2000年。

青海高原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在许多路段可能应用畜力而以驮负为主。敦煌汉简可见“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简文（981）。[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张德芳着《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利用红外线照相技术获得了辨识简牍字迹的更好的图版，[ 王子今：《简牍学新裁——评张德芳着〈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光明日报》2014年4月15日，第16版。]这条简文的释读并没有变更，[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彩色图版第147页，红外线图版第327页。]原释文的准确性当无疑义。现在看来，反映“驱驴士五十人”与“驴五百匹”组成的运输队伍由敦煌“之蜀”的运输劳作的简文内容，是可以看作丝绸之路交通史料的。[ 王子今：《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相关劳作方式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形，得到具体的表现。这种史籍称作“负驮”的运载方式，[ 《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李贤注引《东观记》曰：“诏于汧积谷六万斛，驴四百头负驮。”见《后汉书》，第588页。]显然在青海高原许多地方是普遍通行的。《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罽宾国”条说“驴畜负粮”，[ 《汉书》，第3886页。]《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渠犁”条所谓“驴橐驼负食”，[ 《汉书》，第3913页。]则说邻近地区类似的交通史记录。[ 内地交通条件不便利处，也有“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情形。见《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9页。]然而这并不能排除车辆运输同样应用于当时当地，亦为交通活动主要形式的情形。“驴五百匹”的驼队由敦煌“之蜀”，可能因翻越祁连山脉的路段限制了车运。以“驴”为动力，亦有“驴辇”[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第608页。]“驴车”[ 《后汉书》卷二二《杜茂传》，第777页；《后汉书》卷三六《张楷传》，第1243页；《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蓟子训》，第2745页。]等以及前引刘钊说赵充国平羌缴获羌人“车四千两”事，是青海高原“车”普遍使用的明证。《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的具体记载是：“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83页。]从“弃车重”到“缓”“走”及汉军“卤”“车四千余两”，可知羌人军事力量中“车”占有的分量。而赵充国自称“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作战失利的负面记录，亦可见汉军“车重兵器”的损失，如“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等。[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3、2990页。]汉与羌人作战双方军队构成中的“车”“车重”，都是行驶于青海高原地方的交通运输队列。虽往往“道阨狭”，亦纵行于“山野”。

在秦汉时期的军事运输活动中，车辆是运载战争物资的主要交通工具。史籍可见明确记载，汉王朝征伐羌人的军事力量的统帅往往称“车骑将军”，可以说明汉军与羌人作战时“车”的作用。《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后汉书》，第136页。《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乃遣恭将五校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后汉书》卷四〇上《文苑传上·杜笃》：“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续汉书·天文志中》：“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见《后汉书》，第723、1399、2609、3232、3563页。]《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车骑将军邓骘为种羌所败于冀西。”[ 《后汉书》，第207、209页。《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位如宪，数年复罢。”见《后汉书》，第3563页。]《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中平二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 《后汉书》，第1609页。]东汉任职“车骑将军”的与羌人作战的将领有马防、邓骘、皇甫嵩、冯绲等。《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板楯蛮夷”条记载：“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 《后汉书》，第2843页。]冯绲“南征”方向的交通线路不涉及青海地方，然而“前车骑将军冯绲”之“车骑将军”名号的获得，或许与“羌入”及“大入”的军事威胁有关。我们知道，东汉王朝与“羌”的战事，有些并没有载入正史。如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所见“大鸿芦”“拥十万众平羌”事，即未见史籍载录。而由“大鸿胪”转任“车骑将军”史例，见于《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延光四年三月，“太后临朝，以后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 《后汉书》，第241页。参见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9期；收入《中江塔梁子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综合“车骑将军”任用与羌人军事行为的关联，可知这一军队高级指挥官的名号，可以反映主要在今青海地区作战的“平羌”[ 《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第589页。《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见《后汉书》，第1687页。]“征羌”[ 《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第589页；《后汉书》卷二六《赵憙传》，第915页；《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4页。]军队构成中“车”的重要。

参照相关史迹，可以知晓“五大夫臣翳”刻石所见“车到此”文字并无可疑之处。刻石遗存所在，现今也是可以行“车”的。所谓“今日笔者发现‘车’一字，即据此可断定‘采药昆仑’石刻乃伪作”，以及言“乘车”即“此该刻石不可信者”之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文写作得到王泽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