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 陈三营：传统、传承与传播：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三重维度解析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孝敬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旺盛的生命和深厚的底蕴正经历由传统转向新时代的巨大变革，正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正形成一种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新的文化形态。目前，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党和国家非常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传统”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历史渊薮，以“传承”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理论之源，以“传播”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实践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厘清和把握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未来走向。

［关键词］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统；传承；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统、传承与传播”（项目编号：18FKS021）、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三个维度研究”（项目编号：19BWTJ3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和阐释中华孝敬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他特别重视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华孝敬文化，不但在理论上进行论证、阐释，而且身体力行，成为践行孝敬文化的典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擘画蓝图，推进文化自信，谱写文化强国恢宏篇章，提出了继续推进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为内容的国家工程，继续弘扬以孝敬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德，继续加强新时代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目前，“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理论命题和实践热点问题。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发展脉络、形成动因、主要内容、蕴含规律以及未来走向是当下学界肩负的重要任务和职责。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解析和回答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系列问题。以“传统”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历史渊薮，以“传承”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理论之源，以“传播”之维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实践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厘清和把握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未来走向。

一、“传统”之维: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历史渊薮

研学历史可以知往鉴今、可以把握规律、可以复活生命。列宁指出：“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中华传统孝敬文化是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历史渊薮，正是中华传统孝敬文化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展示的鲜活事例、刻画的生动形象、谱写的多彩画卷，为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现在是怎样的”形态提供了历史积淀与深厚底蕴。要以系统思维梳理中华孝敬文化的发展历史，发掘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的不凡发展历程，从中汲取养分，关照现实，彰显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一）发展理路: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历史

文以载道，诗以明志。管窥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将“孝”字本身作为切入点。“孝”字内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字体结构由“老”和“子”构成，体现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特征。在古代中国，生殖崇拜逐渐孕育出了孝的思想萌芽。孝字最初之义，是对祖先的崇敬以及期望得到其庇佑。

先人用“克谐以孝”“孝厥养父母”来表达孝之含义和所蕴含的情感，孝被称为“天赐民彝”，不孝则是“元恶大憝”（《尚书·唐诰》）。此后，孝的含义逐步扩展到对老年家庭成员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等内容。《诗经》中关于孝敬文化的着名篇章有《邶风·凯风》《魏风·陟岵》《小雅·蓼莪》《大雅·文王》《周颂·闵予小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孝敬观念成为争鸣的对象，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孝敬文化的丰富发展。“孝”字既呈现出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典型特征，也呈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风貌。

儒家论孝，敬祖孝亲。西周末期，祖先崇拜的宗教意义开始淡化，祭祀是形式，实际的内容是昭孝息民、稳定国家、安抚百姓。这种崇拜祖先的观念、理论和制度等被儒家采纳并改造，结合时代特点，逐步创立并完善儒家孝敬理论。儒家学说以“心性”思维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孝是“心性论的根本”，核心是“仁”，发端“事亲”，故称“仁之实”。孔子在历史上率先提出了以“孝敬”为核心内容的精神赡养的主张。曾子把孝看作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曾子认为孝是个人道德行为准绳，也是治国安邦的核心要义，是永恒的、普遍的法则。儒家孝敬思想体现于孔子与曾子论孝的专着《孝经》当中。《孝经》是论述儒家之孝和“孝治观”的集大成者，封建王朝社会各个阶层给予充分关注。

行孝之风，影响后世。秦代法家思想昌隆大炽，孝被法家改造为“忠孝”并提的治国理论，儒家孝敬文化在挫折中有所发展。中华孝敬文化至两汉迎来了鼎盛时期。汉武帝之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召下，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之孝被重新树立弘扬，实现“以孝治天下”。两汉时期孝敬理论、法律制度和实践措施等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鼎盛，儒学式微，但是尊孔之风未变。《唐律疏议》在法律制度上确认了儒家孝之伦理。赵匡胤以“五代十国”为镜鉴，重树人伦规范，倡导孝敬观念。元代统治者参照封建道德秩序，发挥孝的作用。明代统治者以儒家之孝来巩固政权，倡导孝敬民风民俗，皇帝以身作则，阳明学派弘扬儒家之孝，有力地推动了孝敬文化的持续发展。清代统治者通过系统学习和诵读儒家经典着作，实施以“孝治”为核心的政策理念。世祖顺治帝、圣祖康熙帝以及世宗雍正帝都亲自注解《孝经》。

时至近现，孝之跌宕。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旧秉承行孝之风。五四时期是中华传统孝敬文化发展的大变革时期。“西学东渐”之风使中华传统孝敬文化遭受挫折与批判，动摇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场思想的变革也为迎接革命文化的到来腾挪出思想阵地，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理论的指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正是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自我牺牲，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让马克思主义照耀中华大地有了历史的机遇，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了历史的机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把注意力聚焦在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上，中华孝敬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存在着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空白期。民间孝敬文化的继承与传续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进行。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家园的构建与重树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孕育、积淀、反思，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样曲折与反复、取舍与反思、批判与弘扬的进程中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概念界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意蕴考辨

核心概念，历史之匙。毛泽东指出：“概念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概念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界定概念是理论研究所运用的基本手段，因为“概念界定是理论分析的起始点”。界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概念，需要厘清中华传统孝敬文化之精神内核，需要具备国际与国内双重视野的宏观战略思维，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创新精神。只有界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概念，破解其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凸显其铸就文化新辉煌的定位与作用。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党的理论政策路线方针的深入研究和孝敬文化社会实践的贯彻实现，还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领域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传统文化中“孝”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不仅关系到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也关乎孝敬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现实需求，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界定好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概念，就宛如拿到了一把开启孝敬文化研究大门的钥匙，探赜幽远、云程发轫。

关注现实，孝之意蕴。儒家把孝敬界定为情感、道德和行为，逐步构建起“孝为德本”的伦理体系，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所思、所感、所行。中华孝敬文化以多种渠道的载体，承载着历经时光洗涤而愈发璀璨晶莹的人伦伦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一代又一代地弘扬与传承。在孝敬观念引领之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完备的孝敬文化理论、倡导孝敬的道德风尚，产出了一批关于孝敬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在孝敬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这样认为，中华传统孝敬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群体意识，是孝敬观念所体现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及科学教育等精神层面的统称，以儒家之孝敬文化为代表。

时代之思，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及“孝”字。第一次，他把孝作为文化建设领域中公民道德品质之一，要求人们“孝老爱亲”；第二次，他强调“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以“孝敬”为价值观念去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孝敬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坚定文化自信、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党长期思考和理论论证的必然结果。提出“中华孝敬文化”的概念，彰显了我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彰显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现实作为，彰显了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新样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意义。所谓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新时代形成的以孝敬为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精神方面内容的统称。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突出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一个鲜明佐证。

（三）革故鼎新: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特征

根脉传承，延续传统。孝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突出的表现和典型的事例特征，丰富多彩的孝敬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史中书写了靓丽多姿画卷。翻开中华孝敬文化发展的历史卷轴，有其亘古不变的“善事父母”的核心要义，同时它也随着时代的不同、统治者政治统治手段方式的不同以及民风民俗的差异，赋予了中华孝敬文化不同时代的内涵与内容特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与传承者，始终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这一宝贵遗产。对中华孝敬文化的认同、思考、践行以及对其特征的概括总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孝老爱亲、血脉情深”是道德模范突出的高尚品德之一。他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阐述孝的重要性。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既继承了优良传统，又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展现出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时代特征。

一脉相承，所见略同。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与之前的孝敬文化相同点主要有三：其一，民族认同。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孝敬观念都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精神，孝在民间具有广泛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中国社会中孝敬观念一直是主流观念，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其二，官方倡导。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孝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系道德伦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孝敬观念一直为统治者所倡导，在实践中以制度化、法律化等形式进行宣传弘扬，并创制“举孝廉”“丁忧”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敬文化典型制度。其三，学者阐释。从儒家学派的延承脉络来看，历史时期诸多学者都对孝敬文化有着深刻的阐释和精妙的解读。时至今日，“两个结合”研究大炽，诸多学者正从各个维度对新时代孝敬文化进行研究。

特征鲜明，时代感强。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有其显着特征：其一，体现新时代背景。任何时期的文化形态都有其时代特征，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孝敬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孝敬文化有新时代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中华孝敬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涵养和有力支撑，成为中国共产党共同的群体意识和文化观念，构筑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加深了党群同心的至真情感。其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以其“守正创新”的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国家倡导弘扬新时代孝敬文化，并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大力推进特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贡献力量。其三，是党宣传弘扬的新时代文化。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成为执政党积极倡导宣传的文化形态。这在历史上实现了新的突破，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积极推动孝敬文化与慈善文化、诚信文化相融合，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同时，共产党员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本，履行党员义务，同时践行“孝亲敬老”的伦理规范要求，弘扬新时代中华孝敬美德。

二、“传承”之维: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理论寻根

理论是关于知识的系统结论，是知识的系统化。知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感觉认知；同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进一步确证理论。“孝敬理论”是人们在行孝实践过程中对孝敬知识进行的系统性总结。孝敬思想是孝敬理论构成的基础，孝敬理论是对孝敬思想的系统总结与提升。孝敬思想理论，是指在行孝实践过程中，对孝敬思想所做的系统性归纳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孝敬文化为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稳固的思想基石和理论支撑。中华孝敬观念源于孝敬意识，中华孝敬文化中的思想理论渊源是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孝敬观念的最初来源。

（一）精神柱石:天命观念对中华孝敬文化的理论支撑

原始观念，孝之渊源。古人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经·周颂》）古代中国人对“天命”所持的基本观念，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孝敬文化的深厚源泉之一。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天命观念的产生与中国人早期的物质活动有关，是在与“天”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天人感应”这一唯心论经过逐步的理论化与政治化过程，逐渐演变成为孝敬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尚书》以舜为例，他孝敬亲人，感化他人，最终以“孝感动天”名留青史。与夏商两朝服从于天命的绝对意志和权威不同，周公把道德元素融入天命观，倡导“明德慎罚”，把天命、道德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作为巩固政权的新思维。

儒家经典，三才论孝。儒家经典《孝经》专门用“三才”一章来说明孝敬观念与天命观念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确定了天命观对孝敬文化的支撑作用。人有能力奉行天条并秉承天的意志，人位于“三才”之列，通过行孝实现“三才”之间的互动，儒家把行孝之人提高到与天地并列的崇高地位，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第七》）。行孝是人对父母之敬爱，可以演化为对他人父母的敬爱、对他人兄长的恭顺、对君王的忠诚。此外，统治者巩固政权需要孝敬观念来确立伦理秩序，也需要营造孝敬文化氛围来倡导民俗民风。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故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第九》）。

（二）至真情愫:祖先崇拜是中华孝敬文化的初始意蕴

祖先崇拜，理论渊源。尊天敬神、崇拜祖先是上古时代表达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方式，炎黄二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而受到无比的尊敬，甚至奉为神明来祭祀。肖波认为，丧葬祭祀之礼“进一步体现了‘孝’观念所凝聚的强烈的生命崇拜情怀与浓厚的生命根源意识”。中华孝敬文化，从“敬天祭祖”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对祖先的崇拜可与敬畏天命相提并论。对祖先的崇敬，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体现，深刻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表达方式，是中华孝敬思想文化的直接来源。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经过后世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制度化之后，进一步丰富了孝敬文化的理论来源，并成为孝敬文化的重要内容。

祭祀礼仪，助孝发展。据《史记》记载：“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这是礼仪的三个根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是一种表达哀思、追忆逝者、抒发情感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的哲学基础在于古人的“阴阳二气说”，他们认为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导致了生命的诞生与消亡。逝去祖先以“灵魂”的形式存在并关注后代，庇佑着他们在现实世界的所思所愿。这样也解释了将故去亲人称“鬼”“神”的原因。在“鬼神观”影响之下，表达对逝世先祖的情感，与祖先互动，同鬼神交流，成为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重肃穆的祭祀场所，依据世代相传的礼仪规范，对已故的先祖进行追思缅怀。这种对祖先的崇敬与祭祀行为，不仅是对过去岁月的回溯与敬仰，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孝敬观念的不断深化与传承。

（三）理论精粹:孝敬原则体现中华孝敬文化的理论根基

爱敬事亲，孝之准绳。“生事爱敬”原则是中华孝敬文化的第一准则。孟子将孝敬上升到人的本质高度，他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孝经》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从对待父母长辈，逐步泛化为对待他人。“敬”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使中国家庭文化得以延续的至深情感。遵循“生事爱敬”的原则，是中华孝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孟德斯鸠认为，秉承“生事爱敬”原则是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对长者、官员、皇帝敬重关爱的礼仪“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

有过则谏，大义凛然。“有过则谏”原则——当父母有过错时应及时劝谏，这是孔子对“曾子之问”——“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作出的回答。孔子认为：“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认为从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虽无道，但没有丧失地位和声望，就是因为他们周围有谏诤之人。一味地服从父亲的命令是不能称为孝顺的。《论语》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篇》），其意蕴就是父母的意志是不允许违背的。这与《孝经》的“争于父”看似矛盾。其实，这里需要对两个关键字进行剖析，一个是“过”，一个是“义”，而重点在于“义”。义是大是大非的立场和原则问题，过是生活中的过错，它是具体的现实的。当涉及大义时，一定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孝的根本，是孝的原则。曾子后来总结出了“以正致谏”和“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这是破解“过”与“义”的正确遵循，并被后世采纳践行。荀子则更加注重“义”，他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可见，儒家所确立的“有过则谏”原则，不但厘清了过与孝、义与孝以及过与义的内在关联，也为弘扬传承和阐释孝敬文化提供了另一种理论视角。

扬名显亲，取义成仁。“扬名显亲”原则是儒家入世哲学理论的遵照，孝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扬名显亲可以通过考取功名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这也符合“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点。儒家主张将孝视为树立个人品德的基石。在“立德”的同时还要立功、立言，以此彰显父母的荣耀，使名声得以流传后世。儒家精神追求的最高准则是“仁”，仁又发端于孝，那么当仁和孝有冲突的时候，该如何解决呢？就是涉及如何辨别“显亲”与“取义”的关系。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儒家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脱胎于孝的“仁”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更能体现“扬名显亲”的道德意义。有志之士可以杀身成仁来体现仁的崇高追求，这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理论依据，也遵循了“扬名显亲”的孝敬原则。

三、“传播”之维：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实践发展

传统孝敬文化要经过新时代的转换与改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成为彰显中华儿女特质的文化象征。要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去感受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宽广胸襟，也要从对内宣传、对外传播的“两个大局”的宏大视野去观瞻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越来越需要丰富、阐释和创新的实践课题。

（一）顶层设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凝聚共识，孝为善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寻求中华文化复兴的路径，制定了全面系统的文化强国战略，积极推动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化强国”就是以强劲文化“软实力”着称于世的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是指党在文化领域制定的具有统领性的、全局性的、现实性的谋略、方针和对策，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最终要实现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更加先进、更加深入人心、更加繁荣强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样态。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国际竞争的核心实力，民族凝聚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国内表征。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和使命，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以思想文化觉醒、创造新理论成果、建设文化新成就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厚积为新时代公民的传统美德与行为约束，发展为学术界热议的研究领域，纳入到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来。

四梁支撑，战略形成。判断文化战略的形成，要考虑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代会报告中两次论及“孝”，这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中对孝敬文化如何继承发展、创新转化的概括总结，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及所体现出的竞争优势。二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的系统阐释。诸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的颁布实施。三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能够在党内达成普遍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当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全党共识。四是这种国家战略指导社会实践凸显重大作用。党和国家大力弘扬楷模榜样的力量，展现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一些着名栏目的内容震撼人心，如《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国好人榜》等。在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的完成，意味着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必将为“文化强国”和伟大民族复兴提供强力支撑和坚实基础。

（二）花开似锦:中华孝敬文化的国内宣传成效

国人行孝，蔚然成风。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在国内产生了良好影响，使中国人行孝之风蔚为大观。专家学者对中华孝敬文化进行阐释解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设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专项课题进行研究，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效果良好。党的二十大代表刘秀祥，他的“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事迹广为流传，为社会形成良好的孝风、孝俗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孝敬文化教育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增强了我国教育竞争力与教育综合实力。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生守则》明文规定了“孝亲尊师善待人”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倡导“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孝是道德，孝敬长辈和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新时代的中国，依法来确认孝的道德关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一个亮点。新时代中国以孝敬为主题或以孝敬为内容的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同时，中国人以艺术形式展现孝敬文化绚丽多彩的做法屡见不鲜。

敢于表达，言孝抒怀。中国人对传统孝敬文化是一种含蓄内敛、间接抒情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使如何行孝或者说行孝的方法难以达成共识。世间少有人标榜自己是“孝子”而到处炫耀，行孝的方法更多地体现为现实孝敬经验的总结与默默践行。中国人以特有的善恶标准道出了孝是一种出于本性的道德，不是过分张扬孝敬的行为，不是夸大孝敬的方法。孝敬是情感的真实抒发，是品质的自然外化，是“寓情于行”的表达方式，它实际上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感情纽带，铸就了“讷于言敏于行”的君子作风。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号召我们善于言孝，表彰孝的典型，弘扬孝的事迹，要把孝的情感、意志、经验、行为等总结出来，要在现实世界中用孝敬谱写生命光辉的印记，要大张旗鼓和潜移默化相结合地实现自己行孝的生命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东风渐进: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国际传播

理论为先，传播纵览。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历史也是人类文化传承、发展、交流、传播的历史。没有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延续就会失去很多色彩。根据传播学相关理论，传播主要由信息源、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受众等要素构成，是由传播者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所进行的、有目的地针对受众的信息传递活动。此外，传播的范畴还涵盖时空环境、心理因素、文化背景和信息质量等隐性要素。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是传播者向目标受众传播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信息，进而通过中华孝敬文化影响受众的思想、观念、情绪、价值取向和行动决策等。一般意义而言，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播就是孝敬文化信息由此处到彼处，由一个人群到另一个人群的流动传递的过程。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国际传播就是进行跨越国界的孝敬文化信息交流与传递，主体不仅包括个人，还可以是团体、组织或者政府等。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了解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国际传播的相关问题：其一，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播目的和信息内容要符合并融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体系当中。其二，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国际传播，传播的主体是中国政府，体现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官方色彩。这必然因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和形式。其三，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国际传播从本质上属于跨文化传播，受众国对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直接影响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是让中华孝敬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内容为王，彰显风采。从党和国家层面考量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播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孝敬文化的内容、渠道和模式的问题。最核心的要素是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内容创新，也就是实现中华传统孝敬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提高中华文化核心竞争力的目标，最终实现的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播必须把孝敬文化的传统表达转换为国际表达，这种国际表达需要传播主体站在受众国角度，把孝敬文化内容转化成受众国能够理解、接受并产生共鸣的内容。对于传播内容而言，中华孝敬文化的国际传播，其立足点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播必然存在并显现于孝敬文化生活和孝敬文化产品中。

时代之音，声名远播。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文化传播强国的崛起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政治资源丰富、科技竞争力强劲、经济实力雄厚和传播媒介发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目标任务，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要求。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党和国家把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定位于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我们要讲清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传播的理论概要，讲清楚中华孝敬文化在历史上的传播路径，讲清楚中华孝敬文化对于儒家文化圈尤其是对日本和韩国的民族精神塑造的影响，讲清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策略，讲清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何以支撑“走出去”战略，讲清楚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好故事、好形象、好声音。虽然西方传统媒体长期垄断信息，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厚积，“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将会彻底改变。

人才为本，切中肯綮。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走出去”要依靠人才，即文化传播者。在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不仅决定着整个文化传播活动的过程，也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最终决定着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文化传播者，不仅仅指以文化传播为职业、为责任的个人，还有更加宏大的传播主体，那就是国家。因为只有综合国力愈来愈强大的祖国，才能为中华孝敬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同时，文化传播者还有我们的党，党的形象是国家形象的缩影，党的荣誉和国家的形象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捍卫。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走出去”要依靠党，因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向民族复兴的辉煌。新时代是弘扬新时代公民道德的时代，是中华孝敬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是党续写社会主义文化恢宏篇章的时代！

总之，以传统、传承与传播的三重维度去解析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传统之维来看，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秉承了传统道德观念、社会风尚和人文精神，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传承之维来看，创新发展途径、畅通各种渠道，加强了对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从传播之维来看，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和认同新时代中华孝敬文化，使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