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石 王智慧：附近的远方：青年跑者的价值认同与集群行动

摘要：以“村跑”事件所关联的空间生产实践中的运动参与主体诉求为主线，探讨城市青年跑者如何通过“跑步”这一具身实践重构城乡空间连接与重拾日常生活意义。“村跑”通过构建“减速飞地”的城乡空间生产，为城市青年提供周期性逃离都市压力、重建乡土想象的实践平台。青年跑者借助仪式展演、文化体验、群体行动等多样化身体实践，在“事件团结”机制中重建栖居地方感和确立自我价值认同；并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与自主能动性张力中，形成从原子化个体走向关系再连接的临时共同体。青年跑者形成的趣缘社群通过“利益互惠-价值共识”的双重驱动维系跑团内部弹性团结，但其结构稳定性受限于个体间认知差异与城乡流动性挑战。研究揭示出青年跑者通过空间转换与身体行动抵抗现代性异化的动态路径，并丰富了对城乡流动中个体“行动-空间”互动过程及其蕴含的社会行为和关系的经验研究。

关键词：青年跑者；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价值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在风险社会与加速社会的双重语境下，齐美尔关于都市人际交往“理性化”的经典论断，以及个体化进程中“无公德个体”生成的警示，均指向现代性危机下个体无意义感的社会事实。在此背景下，尽管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体育项目并不鲜见，但T市乡村振兴产业带马拉松智慧赛道（下文简称“智慧赛道”）通过“村跑”这一低门槛、强参与性的生活方式运动，回应了饱受现代性焦虑困扰的城市青年关于周期性逃离都市压力、重构乡土想象的需求。2024年5月25日至6月15日期间，“村跑”系列欢乐跑活动的报名数据显示，从第一季至第三季的活动在报名开始后3小时内接近满额，主办方不得不在第四季将规模扩大20%，并确立每周一次的常规运营形式。“意料之外”的报名现状揭示出城市青年通过短暂逃离都市压力、转向乡村空间寻求日常生活意义的价值需求。

既有研究多从结构约束视角对青年社会心态、代际情感冲突、“悬浮”生活境遇等社会事实展开批判研究，或从个体实践视角关注城市语境下的青年生活策略、人际社交等日常行为重构生活意义，但对城乡流动中的具身实践缺乏进一步研究。即便有少量对户外空间青年实践的分析，也多陷入“乌托邦式”的简化叙事，或将闲暇活动视为逃离“城市病”的浪漫想象，或将消费行为简化为时尚符号的展演，却未深入追问都市青年在逃离城市后能否以主体性姿态重建与城市空间的连接。智慧赛道通过赛事场地、休闲空间、文化展演等功能叠加，构建出回应城市青年逃离都市的“减速飞地”。同时，青年跑者将乡村重构为关系发生的场域空间，在城乡空间实践中实现“压力-治愈”的符号化转换，促使异质化个体在集群行动中形成趣缘共同体，通过身体实践重建社会黏合。尽管位于乡土空间的智慧赛道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马拉松赛事使用，并于2024年开始定期举办欢乐跑（徒步）活动，其迅速形成的火热参与现象是否会昙花一现，仍需进一步考察。然而，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乡土空间对城市青年的反向吸引力，却值得深入探究：在城乡流动加速的当代中国，以“村跑”为代表的乡土空间生产如何帮助城市青年在抵抗现代性异化与重构社会归属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策略

（一）文献回顾

1.行动者与空间互动的身体体验

自社会科学研究开启空间转向的学术思潮以来，将空间作为客体对象为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提供一条观照权力、技术、媒介中介下的空间实践的研究进路。随着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被进一步阐释，空间作为具有能动性的非人行动者而与人类行动者展开社会建构、意义生产、关系生成等方面互动。无论是波德莱尔笔下个体闲暇与社会加速相遇的“漫游者（Flâneur）”，还是本雅明所描绘的为“漫游者”提供漫步空间的“拱廊街”，都试图通过行动者的身体活动来突破由同质化空间控制所带来的单一性。空间的占有、使用、居住和体验成为一种行为实践，并要求人们重新关注那些被遗忘或忽视的人与空间关系的维度，即身体如何通过行动与环境建立多感官的联结。相较于将“城市漫步”视为空间体验、抵抗加速等的空间修辞学研究脉络，以具身行动者的身体行动作为空间建构的核心线索， 可以进一步展示“形式、物质及其感知性身体之间如何相互回应的”，从而使人成为“在环境中移动的个体，他们感知到城市遭遇的可能性”。

“附近”是观察具身行动者如何在城市空间中进行身体体验的重要面向。项飙指出“附近的消失”意味着日常互动场所的空间意义被其他形式所替代。从“附近的消失”到“附近-远方”的动态连接，城市青年在城乡空间流动中以具身实践开辟出抵抗异化的弹性空间。“附近”与“远方”隐含着空间生产、空间实践等复杂过程，相互之间的互动纠缠会产生既具有张力同时又有连接的社会关系。不同于“附近作为方法”的研究思路，也不同于媒介介入构造网络空间用来表征社会交往疏离的远方，本文强调附近与远方所塑造的“减速飞地”是现代性个体面对“现代社会的加速”所带来的压力束缚中进行抵抗与逃离的空间组合。一方面，“远方”的“抵抗”和“逃离”能够缓解“时空压缩”“社会加速”等带给行动者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对抗现代性后果的过程中，行动者通过身体体验的互动过程重建与“附近”空间的再连接。

2.“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的分析进路

如前文所述，行动与空间互动的身体体验对抵抗现代性异化具有重要作用，但要进一步理解青年如何通过微观身体实践重建社会归属，则还需要放置于“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三者的动态互构关系之中。本研究强调将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进行衔接，提倡以政府主导的公共活动为核心、个体需求为补充的空间生产，并关注青年微观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三重空间：具身体验的空间实践、乡土想象的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与此同时，具有超越“技术规训”的“技术具身”特征的智能手表、GPS导航等非人行动者通过量化数据重构青年跑者的空间感知，将乡村空间建构为普适计算时代的“治愈景观”。

行动者的身体实践成为连接空间生产与集群行动的关键纽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强调足部触感、呼吸节奏等前反思性体验对空间认知的奠基作用，但未解释身体如何通过共通体验实现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结。另一方面，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揭示出共同在场与情感共享对集体行动的黏合功能，但未揭示出阈限激情通过何种过程或机制能够转化为可持续连接。由此，本研究所指的“事件团结”机制指的是，在阈限性仪式以标准化事件制造临时共同体的同时，数据化展演通过虚拟互动巩固趣缘社群的长期认同，促使个体化、原子化的行动者在临时集群过程中获得社会身份、关系的认同感。而从临时集群到圈层聚合过程映射出现代社会趣缘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传统共同体依赖血缘、地缘等形成强关系，而数字时代趣缘社群则通过弱关系实现跨地域整合。泽利泽提出“相互联系的生活”，将经济行动整合到与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相关联的讨论呈现出本土化特征，趣缘共同体表面上是拒绝经济计算的“免费互助”互惠行为与“隐性回报”社交资本积累，实则揭示出中国语境下“利益”与“人情”的社会交往逻辑，以“面子交换”和“关系运作”维系社群长期稳定。不过，趣缘共同体总是呈现出短暂流动与离散黏合的双重趋势，即个体在效用驱动下短暂积极地参与社群行动，一旦需求满足或成本超限则迅速从既有空间撤离，映射出个体“用后即弃”的消费主义逻辑，同时也暴露出趣缘共同体在维系社会团结方面的工具脆弱性。

总言之，本研究围绕城市青年如何在“逃离都市”与“重建远方”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核心问题，构建“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整合框架。其一，空间生产与技术中介将乡村从“被消费的远方”转化为“可实践的附近”，通过意义再生产吸引都市青年周期性逃离都市空间；其二，跑者以具身行动重构空间认知，并通过周期性事件将原子化个体整合为临时共同体；其三，事件锚定与互惠关系维系社群的集体团结，但流动性本质挑战趣缘共同体维系的社会基础。“逃离附近”与“重建远方”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的循环互动达成动态共生。

（二）研究策略

由于具身行动者在所置身的空间中面临的问题难以通过如韦伯所言的解释性理解或说明性理解得以诠释，本文借鉴“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方法，旨在为理解具身行动者及其所处空间的复杂互构关系提供新的尝试。通过对个体运动参与现象的深描，个体运动行为志力求实现“个体经验问题化”，运动参与者的主体诉求将被作为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核心线索，通过“片面而深入”的阐释，揭示个体运动行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主体相关联的空间建构，并对参与主体在空间中的身体实践进行深入讨论，本研究选择“关系-事件”研究方法，注重从关系视角理解城市青年如何借助乡 土空间生产，在周期性事件中把握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时空特征等维度。研究重点关注T市自2022年以来一年两届的大型马拉松赛事以及自2024年以来每周一次的欢乐跑（徒步）活动等周期性事件，该活动赛道共跨越2个区县的4个乡镇、24个村寨，研究选取T市马拉松赛事及智慧赛道中的人、事、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不仅包括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娱乐活动等，还包括与参与主体相关的日常生活事件，如跑团的训练活动、动员参与、民俗表演等。具身参与的行动个体在运动场域空间中追求的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行动实践，其过程连续性与价值认同感紧密关联于特定的空间景观。

本研究经验材料源自2024年6月至9月线下与线上田野实践。首先，笔者于6月至7月期间对T市及其县、区的宣传、文旅、融媒体中心等相关部门，以及跑道周边谋生的村民及运营企业人员进行线下深度访谈。对象选择依据滚雪球抽样原则，收集关于城市青年跑者跑步体验、社群互动及动员参与的田野资料。其次，尽管滚雪球抽样能够通过信任链快速接触目标群体，但其样本集中于“志同道合”的同质性群体，导致对青年跑者内部多样性的覆盖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加入适合初跑者跑团与适合资深跑者跑团两类异质性社群，尝试捕捉不同层级跑者的行为差异。笔者于6月底加入适合初跑者、以日常打卡为主的A跑团，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观察与日常打卡，深入理解初跑者的行为模式、心理变化及互动方式；于8月底加入适合资深跑者、要求每月最低跑步里程为50公里的B跑团，进一步分析青年跑者在跑步行为、身体实践及社群互动上的差异，从而更全面理解城市青年在乡土空间中的身体实践。

三、“村跑”的诞生：流动性语境下

的空间生产与主体认知

马拉松普及化使身体实践开始出现从城市中心主义向城乡协同逻辑的转变。乡村空间如何通过功能叠加与意义再生产，成为城市青年抵抗现代性异化、重建社会归属的实践载体？

（一）在城乡流动中重构“附近”

传统城乡流动中的青年遵循单向度进城务工或文化下乡的“中心-边缘”静态逻辑，而智慧赛道通过身体实践的介入催生出多向度性。“没事儿就可以沿着跑道骑行或者跑步，还可以到当地吃个早餐再返回”（访谈材料 20240703 王哥）。城市青年将乡村从单向“他者化”的客体空间转化为双向的可理解“附近”，正如网约车司机张哥的描述“别看我现在可以在城里面到处载人，其实身体被锁在驾驶座上，路线全由导航决定，有时候周末想去城郊周围看看都抽不出时间，半年以来都没离开市区”（访谈材料 20240713 张哥）。张哥本应该是对所置身空间最为熟悉的个体，然而其对空间的认知能力和在空间中的主体性却被空间的技术介入所取代。强调身体行动作为空间连接的核心线索的原因，就在于凸显身体作为“空间解码器”的能动性，旨在说明具身经验颠覆技术理性对空间的扁平化定义。

多元化的具身经验是为突出实体空间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元特征。按照空间作为物的生产逻辑的空间演变只能遵循既有给定的通路，在市场协调和政策支配的双重关系之下，空间的生产成为规划者得以引导和平衡个体需求的空间。不过，空间生产的社会意义并非仅依据给定通路而决定，根据笔者的观察，智慧赛道政策设计旨在服务于旅游发展，将景区的游客引流至市区，使得游客可以在游览自然风光之后，能够来到市区消费。然而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智慧赛道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消费数据增长，反而是市区青年跑者被引流到城郊；而在对跑者的访谈中，受访者留下的印象也并非集中在赛事的物质基础或政策目的上，而是对其所连接的各种文化活动印象深刻。可见，空间不再仅仅是服务于特定发展目标的工具，青年跑者以身体活动为中介的操持手段可以促使“固化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并重新赋予空间以新的社会文化意涵。

与此同时，青年跑者从城市到乡村的阶段性流动，为原本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注入新活力，但是同时带来的是不同体验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妥协，乡土空间中内外主体的不同需求之间形成了共生的多重社会事实。例如赛道在功能上呈现出多重用途：农忙时节，用作机耕道路，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农闲时则转变为市民休闲健身的路径；赛事举办期间，转换为专用赛道，而在旅游旺季，又成为游客欣赏锦江风光的观光通道。村民初期视赛事举办为外来者的空间侵占，但随着赛事经济衍生出农产品直销、文化展演等业态，逐渐形成空间共享的认知转变。由此，乡村空间的可塑性表现出生产性、消费性和象征性交融的多元特征，既保留原主体需要的农业基础功能，避免空间沦为纯粹的消费景观，又嵌入旅游服务设施，满足城市青年的体验需求。由此，不同异质性个体之间可通过实践协商超越“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以“共生式”空间生产平衡工具理性面向的政策目标与价值理性面向的主体需求。

（二）基于时空策略的栖居地方感生成

现代社会的加速化进程不仅体现为技术革新与社会结构的剧变，更深入渗透至个体生活的微观节奏中，使得城市青年对周遭环境的理解呈现弥散性特征，难以形成稳定的地方感。而地方感作为个体特质与情感依附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其生成依赖于主体在空间实践中实现的从物理性“居住”升华为精神性“栖居”的转变，例如访谈对象黄哥在工作前喜欢打篮球，但由于朋友们的工作时间各不相同，很难聚在一起打球，因此黄哥现在只能在周末有空的时候自己跑步。访谈对象黄姐则表示“长时间生活在大城市，习惯了宅在家里的生活，对逛街失去了兴趣，更不用说参加拥挤的城市马拉松了。幸运的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独自享受跑步的乐趣，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民俗文化”（访谈材料 20240715 黄姐）。

城市青年行动呈现以个体认知图式为导向的时空策略性特征。黄哥通过工具性时间与疗愈性时间的意义区隔构建“工作日-周末”时间分割；而黄姐则借助乡村跑步的“自我独处-文化沉浸”双重体验，将运动空间升格为自我栖居的场域空间。个体既受制于社会加速的结构性约束，又通过认知图式的调适，能够选择性融合空间的运动、文化、社交等多重属性，从而在碎片化现实中锚定连续性认同。不过，乡村空间的“栖居化”并非对城市生活的简单替代，而是韦伯所谓“完全城市共同体”的当代阐释。除了橡胶跑道建设外，沿途设有智慧健身房、读书屋等设施。行政规划通过基础设施供给建构“健康生活”的规范性框架，而跑者则通过日常实践将其转化为具身化的地方认同。正如布罗代尔所述，“城市与乡村之间从未像水与油那样完全分离：既有分离也有靠近，既有分割也有结合”。

四、跑者行动中的身份构建与情感认同

城乡空间生产中的身体实践并非简单的运动参与，而是异质性主体通过能动性实践重构社会关系的复杂过程。青年跑者通过具身实践突破既有时空秩序，在周期性事件与地方文化仪式的参与中，既缓解社会加速带来的疏离感与孤独感，又在空间连接与社会交往的双重维度重塑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

（一）在技术介入下重拾具身感知

技术对空间与身体的双重数据化改造，标志着行动者与空间互动的范式转换。一方面，智慧赛道通过人脸识别、GPS追踪等数字化技术，将马拉松赛事转化为“可量化的景观”，青年跑者的配速、排名、通过率等实时数据通过电子屏可视化呈现，在既有社会关系网络中以点赞与分享等手段刻写行动者的身体轨迹。另一方面，“量化自我”的兴起凸显技术对身体的规训与赋能悖论。智能手表、心率带等设备使跑者能够精确追踪生理指标，但这种自我监控会导致身体经验的技术异化，即当配速、卡路里消耗等跑步数据成为衡量运动价值的核心标准时，跑者身体从感知主体降格为被测量的客体。重拾具身感知的过程，就是在技术介入的空间秩序中寻求新的平衡，但“赛道若过度强调与运用数字技术，则可能导致注意力偏离跑步本身”（访谈材料 20240703 小林）。

技术的功能替代不能完全取代青年跑者在空间中的具身体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身体逐渐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青年跑者对身体的感受与体验塑造其身份认同感。“跑到30公里的时候还是需要观众鼓励。虽然通过视频看过这个大坡，但实际体验还是很难”（访谈材料 20240629 李大哥）。技术理性与身体经验的根本冲突就在于算法无法捕捉上坡路段的气喘压迫感或观众呐喊的情感能量。而媒介化进程进一步加剧“具身”与“离身”的张力。

社交媒体将跑步体验从“他看我”的私人行为转化为“他们看我”的公共展演。然而，这种“仿佛亲临其中”的体验并不能完全替代青年跑者的身体经验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体验。虚拟互动虽能压缩空间距离，却无法复现足部触感与地形共振的具身感。技术依赖的代价是“功能空间”对自主性的剥夺，如导航系统将多维空间简化为线性路径，使得使用主体成为数字体验中的“劳动者”。由此，强调“去技术化”的运动实践实质是对青年跑者身体主体性的重新确认。

（二）“城市-乡村”跑者的多重身份构建

身体实践的本质是通过“肉身激活”实现自我与世界的意义共构。离乡青年具有的城市生活职业者与乡村文化承载者的双重身份使其社会关系呈现“嵌入-回应”的动态特征。即便他们通过定居等途径在城市中获得户籍制度上的身份确认，但仍与乡土社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在嵌入城市分工体系的同时，又通过周期性返乡等实践展现自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空间的回应。一方面，出身于乡村社会的青年跑者携带着先验的“乡土情怀”，同时他们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出身于城市社会的青年跑者保持着对传统乡村空间的社会想象，类似于滕尼斯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赞美，“乡村马拉松能够搞好的真正原因就是要体现出本土文化。”（访谈资料 20240629 区跑步运动协会向会长）。

兼具双重身份不仅影响青年跑者自我对于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一种是在城市中通过职业和契约型社会关系构建的现代生活方式，另一种是在乡村中依托亲缘和地缘关系维系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如项飙所指出的“悬浮”“内卷”“抽打自己”等概念，具有双重身份的青年因其原生环境，可能会表现出更加激烈的竞争态度或拼搏精神。从清晨打卡互动到群体性赛事参与，从相互点赞鼓励到跑步里程的展示交流，一系列身体互动过程象征着行动者通过主体性赋权的文化生产方式，将身份形象构建与主体认同紧密结合于跑者圈层流行的“奋斗”群体叙事和“努力”个体形象塑造之中。同时，传统人情伦理关系也可能在特定的仪式活动中展现出与青年跑者所继承的文化基因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一般会组织大家周三来一场高强度的拉练，如果平时有值得庆祝的活动还会组织大家聚聚，看着他们喝酒，大家喊这是‘酒拉松’”，能跑就能喝”（访谈材料 20240629 田姐）。“酒拉松”等非正式仪式通过疲劳的身体共在与胜利庆祝的情感共享打破原有的身份区隔。尽管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历了从以表达为导向的普遍主义关系向以功利为导向的特殊主义关系的转变，但青年跑者通过饮酒等方式努力地维护现有的社会关系。“能喝酒”与“身体能跑”的关联表征着没有一种固定的社会关系运作模式能全面概括人际社会交往和身份建构，而需要在具体事件与情境中得以展现。

（三）身体“进场-在场-出场”的情感凝聚

在2024年T市春季马拉松前夕的中南门长龙宴，以苗族“高山流水”敬酒仪式为核心，构成一场阈限性的文化展演。百米宴席沿古城街道展开，迎宾鼓声、竹制桌椅、传统美食与盛装苗族姑娘共同编织出地方性的感官符号系统。长龙宴开始后，身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姑娘们以“高山流水”的敬酒礼节款待客人，宴席上摆满了当地传统美食。在“高山流水”敬酒仪式中，敬酒者引导作为体验者的青年跑者进入情境。“古城的长龙宴和以往经历完全不同，尽管外观形式相似，但那种独特氛围还是不一样”（访谈材料 20240714 田哥）。“氛围”实际上映射出长龙宴及“高山流水”敬酒环节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社会背景的不同。仪式空间生产需要在特定的场所展开，本质上是将乡土文化从原生语境中抽离，转化为可被青年跑者消费的“本真性”景观，但其情感动员效果依赖于参与者身体的阶段性介入，即从“进场”的感官冲击到“在场”的认同激活，最终至“出场”的意义沉淀。

首先，在仪式参与的初始“进场”阶段，青年跑者通过多重感官刺激建立起基于事件团结的群体纽带。“感受到这里的‘高山流水’热情。跑完步后，我有幸品尝了当地人自制的甜品酒。那次比赛我跑进了前十名，欣赏着地方独特风情，别有一番滋味。本地人跳起一种转圈的舞蹈，像是某种传统的仪式”（访谈材料 20240703 王哥）。通过近距离身体接触，“高山流水”敬酒仪式在消解族群边界的过程中为后续的情感融合奠定基础。其次，当跑者以“被敬酒者”身份进入仪式核心场域，其“在场”的身体状态经历三重转变：双手捧碗、仰头饮尽的仪式以及标准化的动作暂时悬置日常行为逻辑；集体欢呼、舞蹈节奏与酒精作用共同催生出“情感能量”；具身参与者对文化符号“本真性”的具身评判产生不同层次的价值认同。“运动员一到达当地，我们就以主人的身份迎接，展现了热情好客的态度。没有将他们（运动员）安排在郊区的赛道附近，而是选择了市中心的古城区域”（访谈材料 20240629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通过将跑者嵌入历史语境，强化其本土“文化体验者”而非外来“赛事消费者”的身份认知。最后，在仪式终结的“出场”阶段，身体虽脱离现场，但情感记忆通过两种机制持续作用：其一是将线下临时体验转化为长效的情感认同，“非常热闹，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热情，仿佛‘陷’进去了，未来有机会一定会再去一次铜仁古城”（访谈材料 20240703 小林）；其二是加深青年跑者参与感与重构地方想象，“带小孩来古城可以感受以前的传统文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热闹的场景”（访谈材料 20240702 曾哥）。当主体“离场”时，短暂的情感体验并不会随之消逝，反而情感记忆通过身体实践实现传递。

“新瓶装旧酒”的仪式迁移实质是地方认同的弹性化生产，对于外来跑者而言，提供积极情感体验的文化仪式使其能够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体验地方性知识，从而在心中形成“这就是历史文化”的地方认同；而对于本地跑者来说，文化仪式成为个体表达族群依恋和加深集体认同感的身体活动形式，能够将族群记忆周期性唤醒。由此，在仪式情境下的情感唤起展现出主客位视角的不同方面，若仅从客位视角来看待文化仪式，可能会倾向于将其视为追求市场化利益的形式化“定制”，而从主位视角审视文化仪式，则更侧重于文化场域的原初性呈现，其地方认同的生成并非静态的文化归属，而是跑者身体实践在阈限空间中动态演化的社会产物。

五、基于圈层联结与情感投射的跑者集群

与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共同体不同，当代趣缘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体现为“附近”与“远方”的动态联结。青年跑者在“功利性个体化”与“集体性社会化”的张力中构建弹性化的社会网络，在以情感团结为核心纽带的共同体关系中，其社会互动逻辑超越传统“物物交换”的经济理性。

（一）“线上打卡-线下行动”跑者动员与社群门槛

“在沿江跑道和智慧赛道建成之前，参与跑步的人数相对有限。赛道的建设和维护显着提升了跑步人群的数量。为了更好地组织和服务大家，专门成立了协会。协会内的核心跑步成员有2000多人，经常参与马拉松训练并持续跑步的成员数量约为3万人。每逢周末，无论是自发还是由协会组织的马拉松训练，参与人数通常不少于200人”（访谈材料 20240629 区跑步运动协会向会长）。

跑步协会通过“核心成员-普通跑者”分层管理兼容精英竞技与大众休闲需求，通过微 信跑群与运动App打卡形成“线上-线下”双层黏合。“我们这群跑步爱好者经常会去位于 六龙山附近的清澈水库旁跑步。每次跑完步，我们会拍下风景照片和跑步路线图，然后发布 在朋友圈里”（访谈材料 20240702 曾哥），“对于许多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 圈子非常狭窄，有的人甚至从未离开过T市，或是仅仅在市区内活动，未曾去过更远的地方”（访谈材料 20240714 张哥）。

“附近”与“远方”的结合类似于段义孚所描述的都市与自然之间的“中间景观”。如曾哥口中的水库跑步路线既非纯粹的自然荒野，亦非完全的人工设施，而是通过沿河奔跑的身体实践与朋友圈“打卡”的符号互动生成的“人文-社会”耦合的景观，甚至能够借此在社会互动中培养出以亲密情感和主体间交流为核心的归属感。“真正重要的在于找到那些能感同身受的朋友，毕竟每个人的观念和喜好都是不同的，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欣赏你的选择。就像我对马拉松的热爱，这种感觉只有同频的人才能体会”（访谈材料 20240629 田姐）。

另一方面，跑团通过月跑量门槛的“进入-退出”机制平衡组织稳定性与个体自主性。“之前听说这个跑团要求每月至少跑50公里，担心自己无法达到，所以选择了另一个跑团”（访谈材料20240712罗姐），“尽管各个区有自己的跑团和运动协会，但我还是更偏爱原来居住区的跑团，那里熟悉的人更多”（访谈材料20240717莲姐），“虽然一些跑团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跑量，否则会少一公里‘罚款’2元，但在微信中可以选择隐身，除非自己主动承认跑量不足，否则不会有人特别关注”（访谈材料20240702曾哥）。虽然基于空间关系、共同活动等因素形成的趣缘共同体呈现出较弱的连接关系，但同时也展现出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弹性关系。罗姐因担心无法达标而选择低强度跑团，莲姐偏好居住区跑团的“熟悉感”，均体现自主性个体对共同体强度的不同策略性选择。自由进入组织的流动性并非共同体的脆弱性表征，而是液态现代性下的适应性表现，当“罚款”规则遭遇隐身表现，表面弱连接的背后实为个体间“默契”的生成。

（二）社群情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扩展

在传统市场“交换关系”中，物质利益的交换被精确计算，而在“共同体关系”中，情感与归属感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成为维持群体凝聚力的核心因素。青年跑者圈层社交建立在共同体成员间的情感连接基础上，并在个体经验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情境中进一步扩展。在功利化的“物物交换”逻辑中，当青年提供的价值未能获得预期反馈时，会导致互动失败。而共同体内部的情感联结作为关键的社会互动机制，使青年跑者互动逻辑基于共同体自身的情感属性，并能够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与共同体相关的人、事、物上。

“在某次前往外地参与马拉松赛事之前，B跑团的席团长在微信群中发布开车接龙的信息，并且明确指出，搭车人员需给予驾驶人员每人30元的油费补贴。最终共有16人参与了此次接龙活动，其中半数成员在接龙时特别强调不需要油费补贴”（田野笔记 20240907）。

“我们跑步的人都很热心、为人都很豪爽。每当有跑友要前往某个地方参赛，如果路线 相同或者相近，总会有人主动提出可以顺路捎上同行的跑友，这样既节省了费用又增进了彼 此间的友谊。帮助虽然是无偿提供的，但请求帮助的一方应当提前告知，以便做好相应的安排”（访谈材料 20240728 洋哥）。

不同于阎云翔“无公德的个体”所指涉的“公众生活的退化以及关系与人情的功利化”，青年跑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跑团成员采取“非功利化”互动策略。尽管跑团社群的管理层会提出要求，期望受助跑者主动回报施助跑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主动提供帮助的青年跑者通常会强调服务的“免费”性质。与泽利泽强调情感需要适当金钱维系的观点相较而言，中国语境中的金钱意义常被有意淡化。当组织层面介入并明确跑者双方之间的经济补偿关系时，仍有大量跑者坚守“免费”理念，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面对“免费”的行为，受益的青年跑者往往会在后续情境中，对社群内的其他成员采取类似的“免费”策略作为回应，以此强化社群内部的“施报”互信与凝聚力。

“区跑步运动协会坚持在沿江步道的协会办公室提供免费饮水，所需的桶装水、一次性纸杯都是向会长个人承担”（访谈材料 20240629 李大哥）。“社会赞同”是获取“情感能量”的关键途径，而“情感能量”则是推动目标实现的动力。跑步社群在健康管理的工具理 性与情感归属的价值理性间维持动态平衡，但这种“情感能量”有时也可能转化为跑者“负担”：

“协会的办公室和场地，是我协商争取来的，其他的办公用品也是我自掏腰包花钱，因为我有自己的公司，目前还能支撑得起。但换成其他人，可能就难以维持。我曾想过，任期满三年后就不当会长了，告诉有关单位时，他们不同意。队员们都认可我，而且我对这块工作比别人熟悉。也想过培养接班人，但是首先，接班人要有管理能力，在团队里做事要到位；其次，接班人要有获得别人肯定的能力，知道该怎么做，别人才会支持”（访谈材料 20240629 区跑步运动协会向会长）。

（三）基于“利益-意识”的社群维持

在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青年以个体化方式重构社会交往的边界。尽管趣缘共同体通过情感投射超越功利性交换，但其维系实则依赖“利益-意识”的双重整合机制，即利益满足提供短期合作动力，而集体意识则通过价值共识实现长期团结。例如，笔者观察到,为庆祝跑团在马拉松中取得佳绩，B跑团决定举行一次聚餐活动，资金来源是马拉松团体赛中获得的2400元奖金，几位获奖成员决定将这笔奖金用于宴请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其余超出部分将由参与者们以AA制的方式承担，最后参加庆功宴的每人交30元，费用包括用餐酒水、拔河绳、横幅证书等花费。

个体赛事奖金的集体分配与AA制分摊，既体现物质利益的有限共享，更凸显青年跑者间“有福同享”的仪式性意义。如果在集体层面仅存在基于利益满足的合作，那么利益共同体可能因为利益的协商、让渡和置换的不确定性而置身于不稳定状态。青年跑者间的社群的共享与合作将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在社会层面形成一种超越单纯群体利益的利他共识，即摆脱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的逻辑假设。“我们还会拍一些跑步途径的照片，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里的农业特色，还会通过带货形式帮助家乡发展”（访谈材料20240702跑者曾哥）。当跑者拍摄乡村景观以“宣传”“带货”，其行为已超越个体利益计算，转化为对乡土文化共同体的维护。“在举办活动时，政府会组织周围的农户将自家的农产品放到指定的摊位进行售卖，组织农户的售卖过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访谈材料20240630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

青年跑者在集群行动中通过身体实践的相互依赖，建构起基于共同目标的趣缘关系网络。由“事件团结”催生的弱关系共同体，逐步演化为兼具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圈层社群。然而，基于身体实践的社会连接的本质并非全然理想化，当跑者通过周期性仪式激活“本真性”认知，其本质是对乡土文化符号的选择性亲和，而非对地方性知识的真实继承。社交媒体中的乡村风景打卡实则将地方文化压缩为可消费的视觉符号。行动者在“附近-远方”空间组合中的体验，实质可能会是加剧城乡文化割裂的个体认知图式的二元叙事，即乡村被编码为“减速飞地”，城市则降格为“压力容器”。

六、总结与反思

当代青年活力的本质，既不在于功利化算计的物质交换逻辑，亦非原子化个体展演的符 号性存在，而在于通过具身实践激活嵌入社会文化脉络的主体性。人类作为行为主体始终与 空间位置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关系，无论是重建“附近”促使城市青年“以自我为方法”的意义感生成，还是找寻“远方”逃离都市以抵抗现代性异化危机，都彰显着青年群体通过 身体行动对城乡空间进行意义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空间被重新编码为“减 速飞地”，成为重建生活意义的弹性空间，而跑者通过仪式展演、身体互动与情感共享，在趣缘共同体中实现从原子化个体到社会再连接的身份构建与价值认同。

以“村跑”空间生产实践中的运动参与主体诉求为线索，本研究构建出“空间生产-身体实践-集群行动”的动态分析路径。智慧赛道虽以旅游经济为导向，却在青年跑者的具身实践中被重构为兼具疗愈性、文化性与社交性的“流空间”。乡村空间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源的单向输送，更在于其作为文化符号与情感载体的双向互动。此外，城市青年在加速逻辑下困于“悬浮”状态：一方面，生活压力与技术介入导致身体被工具化；另一方面，原子化生存加剧意义感的流失。而“村跑”通过周期性“逃离-回归”循环，为青年跑者提供“减速”与“再加速”的调节阀，使其在“附近”与“远方”的动态联结中，重新激活被现代性压缩的地方感。最后，跑者集群以“关系运作”为核心，通过线上打卡与线下行动的双重黏合，构建流动性强却情感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

不过需要反思的是，研究基于对积极参与“村跑”的青年群体的经验观察，未充分纳入因结构性限制无法参与“村跑”的青年群体，其价值认同与行动逻辑显着区别于主动参与者。由此，研究结论更适用于解释“趣缘共同体内部”的黏合机制，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城市青年行为模式。进一步反思发现，“村跑”的价值意义存在两重边界：其一，青年跑者对乡村的“田园牧歌”叙事本质是都市压力下的治愈景观投射，与真实的乡村生计、生活逻辑存在错位；其二，“村跑”作为“减速飞地”的功能高度依赖政策扶持、商业运作与参与者兴趣的持续性，一旦资本过度介入或青年需求转移，其“减速”价值会因空间异化或活动泛化而被消解。综上，研究揭示的“逃离-回归”路径具有显着的情境性与动态性，其意义在于为现代性危机下的个体能动性实践提供一种微观解释，而非普适性解决方案。未来需通过对比不同运动类型、城乡流动模式以及组织动员过程，进一步探索城市青年价值认同多样性与结构约束复杂性。

“运动的身体，隐喻着社会”，本文对青年跑者身体实践的关注，并非仅限于从运动的客位视角出发，讨论运动参与对具身主体的身体规训、社会化及映射的社会差异等问题。相反，本文旨在从运动参与主体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与更广泛社会性的关联，揭示青年个体如何通过反抗现代社会加速节奏所带来的异化后果，实现自我解放和价值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加速的生活节奏和高强度的社会压力导致出现功利化个体的异化现象，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丧失对自身需求和真实想法的具身感知。如果说“Citywalk”、街头滑板等身体活动折射出青年群体试图重拾对城市认同的空间感知，那么“村跑”的特殊性在于其通过乡村空间的地方性再生产，为青年提供“逃离-回归”的双向通道，既通过乡土文化体验缓解城市日常生活异化压力，又通过关系联结重塑与城市生活的社会连接。

文章来源：《青年探索》 2025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