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李明慧：铸牢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理论架构与实践方略

摘要：立足于传播学的理论视域，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与当代建构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基础、理论气质及实践路径。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实践如何通过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互动与政治仪式塑造共同体意识，并探讨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传播理论的对话可能。研究结果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理论生命力体现在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呼应：一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传播方案。这一理论建构不仅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和合共生；文化认同

引言

1939年，学者顾颉刚从现实角度出发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就是要解决“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问题。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十一年来其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作为一种符号共同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也成为一种仪式不断加强着各民族之间的连接。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构筑了绵延统一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可被视作一种不断积淀而成的文明高地与渐进感知，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认同，奠定了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基础条件。

吉登斯指出，传统国家由家族、氏族等多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杂合而成，各政治单元缺乏同质性的政治认同，本质上处于分裂或碎片化状态。由此看来，传统国家在本质上处于一种分裂或碎片化状态，表面上虽有国家的形式，但内部各政治单元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与统一，面对外部挑战或内部矛盾时容易陷入动荡和分裂。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以高度的文化认同、制度保障和传播实践，打破了传统国家的困局，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新型共同体形态。这种创新不仅是对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治理的深刻变革，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生动写照。有外国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的包容性是重塑全球化的关键。但也有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为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新制度框架所做的努力，并将这一活动称为“中国化过程”，这与中国所提出的“共同体”真正意涵背道而驰，既忽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文化底蕴，也误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些误解的存在，正好深刻凸显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必要性。一方面，该“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乃至学科体系应能够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制度优势与实践成果，通过具象化符号，以外国人易于理解的叙事方式，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偏差，纠正对中国特色共同体理念的误读。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也可将中国处理民族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实践相结合，构建起从国内到国际的完整传播话语体系，让世界看到中国特色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包容性、开放性与普惠性，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为全球治理贡献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智慧，从而在国际学术与舆论场中，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话语权与主导权，从而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

传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更是价值观念塑造和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传播学理论研究范畴广泛，涵盖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元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则聚焦于民族层面，着重研究如何通过传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探索促进各民族间交流、理解与信任的传播路径。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将民族团结进步、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研究的关键切入点，填补了传统传播学在民族共同体传播领域的研究薄弱点。就研究目标而言，现有传播学理论致力于揭示传播规律、优化传播效果，或是批判传播中的不合理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倡导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天下一家”模式的美好设想。“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在此基础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终极目标，深入挖掘“天下一家”理念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将这些价值融入传播内容、方式和策略，以价值共识凝聚人心，以价值认同促进团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展现出强烈的时代使命与实践导向。

一、共生共荣：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基础

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与共同奋斗逐渐形成的。悠悠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源与合法性，为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汉字、传统节日、文学艺术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体系，以“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和共同的文化符号为载体，展现了文化传播在构建共同体意识中的核心作用。政治制度与国家认同在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具有现实保障功能，通过政治传播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并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影响力。三者相互交织，历史为文化提供根基，文化为政治提供资源，政治为历史与文化提供保障，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基础，为理解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实践提供了分析路径。

（一）历史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历史演进

纵向来看，从产生一种模糊的“共同体”概念到确切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大致经历了三重阶段，即从“华夷一统观”到“中华民族观”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春秋战国阶段的民族交融以及文化互动以后，众多在春秋之际被视作夷狄的民族也逐渐融入华夏体系之中，民族交融趋势以及地区走向统一的态势，为以华夏族作为核心的“大一统”局面的诞生筑牢了根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外部环境施加的强大压力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发展，强大外部压力使各个民族群体认识到“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华夷一统观”的结合，使得“中华民族”的概念应运而生。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识也不断加深。1988年费孝通先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和统一体的观点，蕴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步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中华民族既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要践行全球规则，既要坚持好自己的自信，又要应对各种冲击，尤其是要有效应对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举措就是要打造现代中国坚定的国民信仰和难以撼动的国家意志。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首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表述，并在当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完整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涵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发展与传播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历史演进，是一个随着媒介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主要依赖口传和文字传播，早期的神话、传说和史诗通过口耳相传强化了族群认同，而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儒释道等核心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基础。此外，印刷术的发明与科举制度的推行成为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儒家经典、史书和文学作品得以广泛流传，科举制度通过统一的教育内容和考试标准，将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技术的引入，大众传播媒介兴起，报刊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通过报刊和书籍传播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进入现代社会，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进入全球化时代，新媒体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中华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同时吸收全球文化的多元元素，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共同体意识。

（二）文化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文化根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民族文化传播在强化各民族历史记忆、培育各民族集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长河中构建起紧密的文化纽带，这些联系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共享符号系统”。各民族依托传统节日、习俗、艺术等共同的历史文化符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意义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由此逐渐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有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国范围产生的认同，以及在当时条件下对外文化交流中体现新中国形象的作用，是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取得的重要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以文化自尊、文化自信融入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集中体现。每年备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既有展现汉族温婉细腻风格的江南水乡舞蹈，也有蒙古族激昂悠扬的马头琴演奏、维吾尔族热情奔放的舞蹈等少数民族特色节目。大众媒体巧妙地将各民族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包容性，向全球观众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多元融合之美，激发大众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三）政治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政权保障

中华民族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共生共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巩固离不开政治传播的作用，通过政策宣传、媒体报道、教育体系等多种渠道，向全社会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民族团结政策，通过教育体系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使“多元一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例如，各民族人民通过选举、协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政治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因为它通过传播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鼓励各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并通过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民主制度加以落实，将理念转化为实践。

二、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气质

《道德经》中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儒家讲究“中和之道”，《中庸》里提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所谓“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崇尚一种“和”的境界，将“和”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强调情感和行为的适度、适中，达到和谐的状态，认为这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也是实现社会和谐、万物生长的基础，讲究“一团和气”。“和”，逐渐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的重要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多元一体格局”——“和而不同”——“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的逻辑链条。

（一）各美其美：民族平等交往的独立与坚守

每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都具有独特性，体现为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思维惯性，成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鲜明标志。传播作为一种活动无远弗届，通过媒介、教育和社会实践等方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得到平等展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学校教育传承多元历史，媒体传播展示民族艺术，政策保障守护文化传统，共同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繁荣共生。在汉族文化为主流的国情下，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正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平等观尤为重要，它要求主流文化在传播中避免文化霸权，尊重并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通过媒介和教育平台，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平等传播不仅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各美其美”是文明延续的核心动力，唯有珍视自身文化之美，民族方能坚守传承使命。以蒙古族为例，其深厚的草原文化认同体现于以母语传诵《江格尔》史诗，通过代代艺人的吟唱延续文化血脉。这种文化主体性建构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回答着“从何处来”的永恒命题。各民族独特的传承载体不仅保存历史精髓，更在创新中塑造出绚丽多元的文化图景。

（二）美人之美：民族互鉴交流的融合与转化

“美人之美”是从自己向外推向他者的一步，意味着要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主动地去认识和肯定其他文化中优秀的、值得赞美的部分，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费孝通指出“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这样才在心理上能接受不同群体的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美人之美’是和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因此，“美人之美”绝不是“拿来主义”式的生搬硬套，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对他者之美进行理解、欣赏、借鉴并使之与自身有机融合的一种理念。人往往会习惯性地从自己熟悉的价值观、审美标准等角度看待事物，“美人之美”要求打破这种局限。从自身出发，首先需要个体有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意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主体，要承认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保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时，既要有“各美其美”的魄力与定力，也切不可故步自封、自我溢美，而是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自觉吸收学习别的民族文化中先进的部分，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云南大理的白族建筑，其吸收了汉族建筑中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工艺，同时又保留了白族建筑“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独特布局。通过传播白族建筑的特色，展示建筑文化融合的魅力。

（三）美美与共：民族交融的包容与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共同文化和价值观加速形成，促进各民族在差异中相互认同，最终迈向“美美与共”的境界。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共”字的解释为：“同也。从廿、廾。凡共之属皆从共。：古文共。”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为“二十人皆竦手是为同也”，可以理解为二十个人共同伸手高举，以此会意“共同”的意思，描绘了多人齐心协力做某事的场景，体现出一种集体的、共同的行为或状态。一些学者将“美”定义为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信念，“美美与共”的传播观念阐述着：文明在发展、传播过程中是可以相互共生，甚至是可以彼此互构的。“美美与共”所指向的，是一种民族间在平等、频繁的往来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其他民族的具备美的事物的真正的理解和容忍，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包容性”不谋而合，将“美美与共”的观念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便成为“交流互鉴”的文明实践。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堪称文明融合的典范。自东汉传入后，历经魏晋至隋唐的演进，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交融：禅宗等流派主动吸纳儒道思想精髓，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哲学；佛教艺术则与中国传统技法结合，在雕塑、绘画等领域开创出新的审美范式。这一过程既彰显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力，更通过创造性转化持续为文明发展注入活力，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成功范例。

（四）天下大同：民族交通的目标与境界

中华文化之所以“亘古亘今”、绵延不断，就在于有着“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品质。中华文化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通过不断的传播与交流，实现了文化的动态更新与扩展。“天下大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高远的价值引领，蕴含着一种理想的社会愿景，即不同民族、地域之间消除隔阂，实现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这种理念引导各民族成员超越个体民族利益的局限，将眼光放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福祉，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体现了一种对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和谐统一的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实质就是各民族文化实现具有明确指向性——中华文化的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不仅要继续深入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特质，更要关注和思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探索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路径，以及如何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古往今来，对“天下大同”的追求，可谓是人类的天性与共性，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价值就是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天下大同”必须“美美与共”，必须尊重自我文化立场为构建基础，在“美人之美”的同时仍能保持定力、自信与底气，这并非要求文化的单一化，而是倡导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促进文化融合。

三、共同的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实践

学者凯瑞指出，传播不只是信息在空中的传递，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和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本身应该被看作一次神圣的仪式活动，关注人们如何通过仪式中规则化的程序来描述并强化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对传播过程中各民族非语言符号的“解码”与“编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不断加强，从符号的传递到“仪式”的构建，暗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内在逻辑。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本质，是借助符号与仪式构建一种既能识别并消解内部差异导致的认知冲突，又能将多元文化转化为共同发展养分的系统。唯有将隔阂消除明确为实践导向，才能让传播从“宣传手段”升维为“共同体再生产的基因”，最终实现“五个认同”从话语到行动的飞跃。

（一）作为符号表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符号“建构—传播—再生产”的象征表征模式，以象征隐喻指涉了符号功能的表达状态、表征过程和意指实践，通过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符号互动，作用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情感、利益、价值的铸牢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不断深化和发展，从强调文化认同到树立共同体理念，再到探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民族团结的未来发展趋势，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各个时期人民凝聚共识、形成共同体的具体指引。

1.文化符号：“大花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文化交融”的生动隐喻

文化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是感官所把握的物质形式面向，所指指向符号涉及对象的心理再现，而意指实践是符号社会化的过程，即符号贴上社会、文化、历史、民族、地域标签的过程。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深具特色与内涵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行为、精神得以存续的智慧凝结，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大花园”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各民族如同花园中的不同花朵，各具特色、相互映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花园里不能只有一朵花，瑰丽的中华宝库中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中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花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隐喻，通过生态意象与文化逻辑的双重作用，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认同塑造体系。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如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独具一格，侗族的鼓楼建筑高大壮观，融合了榫卯结构和精美的雕刻工艺；而在西北地区，维吾尔族的建筑则以土坯建筑和尖拱穹顶为特色，充满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各民族文化在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同花园里的花朵一起盛开，让整个花园呈现出勃勃生机。这种隐喻政治的本质，是将中华文明的“生生哲学”转化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智慧，使共同体意识如同花香般无形却可感，在每一个体的呼吸间完成文化认同的生理性内化。

2.民族符号：“石榴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大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凝聚着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所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而在这个实体之上一定还有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正是这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将共生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达到‘共识’而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实体。”“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句话出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石榴籽”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形象地表达了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和不可分割性。石榴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象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共同命运，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即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石榴籽”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文化符号，在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凝聚共识、促进交融的关键作用。这一符号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实践活动深度嵌入民族交往场景——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各民族通过共庆节日、协同劳动、生活互助等形式，在“石榴籽”的意象联结下实现情感共鸣。媒体叙事以“石榴籽”为精神纽带，生动展现民族互助故事，有效消弭认知隔阂。在教育领域，“石榴籽主题班会”等创新形式将团结理念转化为青少年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通过知识传递与情感共鸣的双重路径，构建起跨越民族差异的价值认同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持久的文化动能。

3.地理符号：“同心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区域协调发展”

地理符号是人类文明与地理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人们通过特定名词指称地理事物的文化表征。中华文化中的地理符号以其丰富性和特殊性，成为彰显民族形象、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些符号通过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联结，持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其中，"同心圆"作为核心地理隐喻，生动体现了"多元一体"的实践逻辑：圆心代表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传播深入各族群众生活，有效消弭认知差异。如"一带一路"对河西走廊等历史符号的活化，既唤醒共同历史记忆，又通过文旅合作等实践，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跨越了地域文化差异的隔阂。

“同心圆”中多层嵌套的圆结构，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包容性与协同性。不同半径的圆代表着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群体，而传播则是串联这些群体的纽带。在西南边境地区，国家通过建设双语媒体平台、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交流活动，将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主流价值观与地方文化传统有机融合，既尊重各民族文化主体性，又强化共同价值认同。这种“和而不同”的传播策略，让不同群体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共享信息、共通情感，使区域间的信息孤岛逐渐瓦解，形成强大的凝聚合力。

从历史维度看，家国同构、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始终支撑着“同心圆”传播机制的运转。近代以来，面对外敌入侵，从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传递的抗日火种，到西南联大师生跨越千里传递的文化薪火，地理符号承载的民族精神打破了地域阻隔，将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当代，脱贫攻坚时期“东西部协作”的传播实践中，通过宣传对口帮扶成果、讲述协作故事，消除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民众间的认知鸿沟，激发了全民参与、共同奋斗的热情。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同心圆”模式通过强化地理符号的传播功能，持续破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壁垒，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认同与社会稳定基础，同时也以区域间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反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形成良性循环的强大发展动能。

（二）作为仪式展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仪式是文化传承和共享的重要载体，通过象征性的符号和程式，传递共有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展现和传达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建立在人们互动情感基础上的集体意识，仪式通过重复性的 行为模式，强化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仪式的展演功能通过象征与共享体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双轨机制。一方面以具象化的形式塑造共同体的外部形象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实现精神层面的凝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中不断深化。

1.仪式象征：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传播行动

鲍曼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表演，包括口头艺术、仪式等事件的表演是一种交流方式，能够凸显社会、文化及审美的维度，同时又强调情境对于表演的重要性，表演“在情境中发生又传递着情境的意义”。在今天的“遗产化”及大众消费时代，仪式作为文化遗产开始被广泛利用，文化展演成为重要的遗产实践方式。仪式展演能够集中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些仪式中，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风俗习惯等得以呈现，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各族运动员通过服饰展演、歌舞表演和非遗技艺展示，将蒙古族摔跤、傣族孔雀舞、苗族银饰等文化符号生动呈现。观众既可近距离观赏藏族唐卡绘制，又能参与制作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等互动体验。这种沉浸式展演突破了文化认知壁垒，实现了民族文化从展示到传承的转化，既深化了本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也增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理解。通过这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各民族文化基因与国家发展成就紧密联结，最终升华为全体国民共同的国家认同。

2.仪式体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传播效能

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把社会的价值灌输给个人，通过反思仪式及其展演，透过仪式的象征秩序和象征意义，揭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涂尔干十分强调仪式的“强化”功能，即“在仪式中人们尊崇社会自身，因为宇宙秩序是在社会秩序之上建构的，仪式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的秩序。这种“强化”并非直观的力量展示，而是通过仪式中的符号互动、情感交融与集体记忆激活，使个体在精神层面完成对共同体的深度认同。

彝族火把节在现代社会已发展为兼具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的仪式。火把巡游、摔跤竞技等活动向外界展演彝族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窗口；而集体祈福、共跳达体舞等环节，则通过共享的文化实践，强化了彝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此外，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如贴春联、吃团圆饭、赛龙舟等，传递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共同情感。例如春晚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仪式，以一种“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突出和强调了关于国家民族共同的情感、价值和记忆,并获得了一致的体验，在维系集体情感、凝聚社会力量、建构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来看，“春晚”电视直播并非单纯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承载着意义符号生产、解读与共享的媒介仪式实践，蕴含着深层文化指向，通过媒介仪式化的叙事建构，将大众凝聚为意义共同体——在对符号表征系统的集体体验中，共享情感共鸣、价值共识与文化信仰；于时代图景的艺术再现里，唤醒集体历史记忆，最终形塑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与共同体认同的情感根基。换言之，正是一系列的仪式参与，让各民族体验到中华民族共有的仪式标志，从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传承功能。

四、共生的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传播已成为凝聚民族力量、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传承的精髓，更是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指引。然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将这种共同体意识有效传播，使其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价值的塑造、文化的传承与认同的凝聚，关乎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以及文化的延续，具有深远而重大的价值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建立，标志着华夏传播理论从“本土经验总结”向“体系化理论建构”的关键一步，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分析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新工具，更在实践中成为联通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桥梁。其终极价值在于，通过传播的力量，让“天下一家”从文化理想变为现实行动——在符号中看见共同的历史，在仪式中体验共同的情感，在传播中缔造共同的未来。这一理论的生命力，正体现在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呼应之中。

（一）心传天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促进共商共建共享

“心传天下”是华夏传播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传播活动中所蕴含的独特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传播过程中对人文关怀、和谐共生的追求将中华文明的智慧传播到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共生性。心传天下”反映了华夏传播的理论特质，体现了中国人在传播过程中对心灵呼应和互动的重视。“心传天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理念，体现了一种不断超越国家乃至更广泛范畴的全球视野，这一过程蕴含着从思想到实践的持续创新与时代化，其价值更在于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这种理念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或国家界限，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共同体的和谐与共生。从外部实践看，“心传天下”的理念也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中国抗疫中的团结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以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都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对“天下大同”的追求。“一带一路”建设更通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将理念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实现了传统智慧的创新性发展。

（二）和合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推动共利共进共存

“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秉持“胸怀天下”的格局，以全球视野审视人类发展。这一理念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历史方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通过“和合共生”的智慧，既推动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又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展现中国方案的深远意义。

在学术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华夏传播理论宝库。传统华夏传播理论多聚焦于国内文化传播与民族间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创新性地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现代传播学理论相结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话语体系，为国际传播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范式，推动华夏传播理论从区域化迈向全球化，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了中国学术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从实践价值来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和合共生”理念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通过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的共同价值与精神内核，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有效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与冲突。在国际事务中，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国智慧与方案，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还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都以“和合共生”为准则，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担责任使命，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深远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所要构建的理论体系，力争实现了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的有机统一，以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完善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

总而言之，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特质的华夏传播理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正是华夏传播理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实践的体现与落实。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滋养了华夏传播理论；而从现实看，华夏传播理论又能够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建构与发展，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一方面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实践，换言之，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学，因为传播学的核心命题是就是探讨如何建构与维护共同体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从自在到自觉，到自为，到自信自强的不断演进本身在生成着一种独特的传播理论。换言之，“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结构正是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等“多元一体”共生交织的结晶。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多样性到逐鹿中原的中华文明统一性，以及如同敦煌等成为中西文明汇聚交融之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都能够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宗教传播、文明传播实践都在说明传播是一切历史演进，现实生成和理论建构的底基与原动力，或者说，从传播学角度是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本质性的学科取向，所以本文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并集中探讨了价值观问题。其他的本体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等将另文撰写。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新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则为这些工作的开展理清了“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可为”的重要问题，旨在研究如何通过传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不仅有助于抵御文化分裂与认同危机，还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保障。

谢清果，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

李明慧，女，江苏扬州人，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夏传播研究》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