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走向未来的亚洲文明和亚洲经济共同体

摘要：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势在必行。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呈现多元化和多轨道特征，伴随东盟中日韩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推进，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迎来新的曙光。总结东盟共同体的经验和东亚共同体的教训，需要致力于构建多元融合的亚洲文明和平等协商的治理思维，重点建设亚洲多极化产业格局、多样化生产网络和多层次技术合作体系，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最优货币区和互联互通区。通过构建新的亚洲文明、亚洲治理以及亚洲生产体系、市场体系和货币体系，将迎来一个拥有新型文明、新型治理、完整产业链、统一市场的经济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亚洲总体保持和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亚洲奇迹'。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正站在实现整体振兴新起点上。中国将继续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惠及周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李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现在，亚洲和世界都处在历史演变的十字路口。我们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帜，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努力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科学认识国际经济合作的挑战和机遇，遵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亚洲经济崛起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趋势和特征，深入探讨重塑亚洲文明和亚洲治理的路径，创新建设亚洲生产网络和亚洲统一市场的机制，用理性的力量为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用务实的精神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亚洲经济崛起迎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大机遇

回顾近二十年亚洲经济，其总体上呈现快速持续增长的势头，已经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1998年部分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因国际金融危机受到冲击，但是依托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韧性很快恢复。根据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4.4%、4.3%和3.0%，而东亚为7.5%、9.8%和6.3%，南亚为4.1%、7.7%和6.8%，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18年的数据看，孟加拉国为7.7%、柬埔寨为7.5%、越南为7.1%、印度为7.0%、蒙古为6.9%、中国为6.6%、老挝为6.5%、菲律宾和缅甸为6.2%、巴基斯坦为5.4%、印度尼西亚为5.2%，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2020年，新冠疫情给亚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当年的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为1.7%，比2019年下降5.7%；但是亚洲经济表现仍然明显好于其他地区，高于当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3.5%），从而使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有所增加，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大国，经济迅速复苏。亚洲经济体2023年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5%，仅中国和印度就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50%左右的贡献。分区域看，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5%、5.4%、4.1%和2.9%，虽然经济增长不够平衡，但是整体水平远远超出全球平均水平，从而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展望未来十年的亚洲经济，新兴大国正在赶超传统大国，必将重塑世界经济的格局。2022年，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的经济总量分别为36.79万亿美元、30.03万亿美元、20.82万亿美元，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总量分别为3.77万亿美元、2.32万亿美元和2.01万亿美元，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世界经济的三大主体，亚洲经济总量则居世界首位。2022年，中国、印度、新加坡和日本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居全球前10位。比较而言，亚洲的新兴大国增长势头强劲，2023年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和1.5%，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5.2%、5.9%和5.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前5位的国家：第一位是美国，GDP为27.35万亿美元；第二位是中国，GDP为17.89万亿美元；第三位是德国，GDP为4.97万亿美元；第四位是日本，GDP为4.42万亿美元；第五位是印度，GDP为3.73万亿美元。亚洲国家在前五强中占据三个席位，而且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会很快超过德国和日本，那时候的世界经济格局，亚洲国家将在前三强中占据两个席位。如果按照2023年经济增长率——美国2.5%、中国5.2%、德国-0.3%、日本1.9%、印度5.9%的速度增长，到2035年各国GDP情况将是美国36.7827万亿美元，中国32.8700万亿美元，印度7.4210万亿美元，日本5.5400万亿美元，德国4.3117万亿美元。届时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分别位居全球经济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世界经济格局重心将转移至亚洲，亚洲市场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将是举足轻重的。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看，推动亚洲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积极因素比较多：一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正在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由劳动力数量优势向劳动力质量优势转变，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大国则正在迎来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二是市场资源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消费市场规模将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而不断扩张；三是技术进步优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日本、韩国、中国在部分技术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其他国家正在借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观察亚洲经济的结构演变，亚洲国家经济互补性愈益明显，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在很长的时期里，亚洲经济主要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拉动的，特别是依靠发达国家的庞大消费需求拉动出口和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市场规模相对减缩，亚洲国家消费市场逐步扩张，亚洲经济的拉动力量正在从外向内转变。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亚洲地区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就需要依靠区域内市场和消费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12年开始，亚洲经济体的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标下降，从2016年开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由2016年的9.00474上升到2020年的14.1206，东盟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指标分别为70.5%、49.3%、54.4%、59.8%、61.0%。从亚洲工厂的长期依赖关系看，从2001年至2021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在中间产品贸易中保持着对亚洲工厂的高度依赖；2021年亚洲工厂的内部依存度为0.577，略低于欧洲工厂内部依存度（0.611），高于北美工厂内部依存度（0.392）。特别是东盟国家之间的依存度相对最高，达到21%；中国、日本、韩国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对东盟的依存度维持在15%左右，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为20%左右。近年来，亚洲的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推进，2020年11月，RCEP的签署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目前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和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将为亚洲经济一体化作出重要贡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际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以政府制定的协定和条约为纽带。目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必将改变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实现以亚洲需求和亚洲市场为主体的转变。

重塑亚洲文明和亚洲治理

进入近代后，战火使得亚洲经济走向萧条。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出现曙光。在日本经济崛起之后，相继出现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经济走向繁荣。亚洲经济合作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谈判进程。第一个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正在从西向东移动，亚洲地区做好应对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准备也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把一体化定位于亚洲各国的共同目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三国加快合作进程，2012年11月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于2013年3月进行首轮谈判。后来由于领土争端和美国的干扰，使得谈判进展困难并搁置。第二个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1年11月，东盟第19次领导人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期间通过了《东盟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后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争端协调等内容的经济伙伴协议。进入21世纪，亚洲各国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南亚共同体”的构想和蓝图。其中，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进展较为顺利，最终形成了由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为东亚地区20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最重要的成果。鉴于当前亚洲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多元化特征和多轨道态势，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研究重塑亚洲文明和亚洲治理。

全面建设多元融合的亚洲文明。亚洲文明主要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三种文明地域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60%左右。亚洲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以追求自由、仁爱、慈悲，和谐与社会秩序为特征，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惠及东亚、东南亚各国，日本和韩国引进现代自由经济，重塑超越制度文化之争的多元制度，走出了“原型亚洲文明体系”；新加坡以现代精神改造传统文化，建立了新儒学文化体系；中国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印度则构建了现代文明和宗教文化融合的文明。文明涉及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化基础。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来理解当代世界格局，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将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文明的多元融合，应该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真正走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通过不同文明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携手解决好攸关世界未来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重塑亚洲文明的方向是多元融合和现代转换，应该尊重各国的民族文化和制度选择，在多元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传统与现代结合、亚洲与世界结合、仁爱与效率结合、和谐秩序与法治秩序结合，真正达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明融合与共生境界。

深入建设平等协商的治理模式。世界上的区域共同体建设模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无主导国家的平等协商型，如欧洲经济联盟（后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比较起来前者更具有规范和成熟的特征；另一种是大国主导的领导型经贸合作，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属于由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组成的互补性结构。根据亚洲的情况，亚洲区域共同体的设计路径应是：第一，采取无主导国家的平等协商模式，任何国家都不能试图起主导和控制作用；第二，将东盟共同体模式扩展至亚洲经济共同体，然后走向规范的共同体建设模式（可参考欧洲共同体）。东盟共同体是一个典型范例，其在一个分裂、战乱、动荡与落后的地区，通过开展区域合作，实现了地区的稳定、和平、合作与发展；而且，东盟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在聚拢东亚其他国家参与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东盟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就是万隆精神，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构架，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东盟共同体是一种无主导国家模式，各个国家具有平等的权利，协商解决各种事务。具体地说，在治理思维上需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权利。亚洲国家有多种文明和制度，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互利共赢和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标，主权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让渡一些权力，如进出口配额、关税以及投资环境，通过权力共享为共同利益的协调提供保障。这些规则的制定、权力的让渡及共享，需要通过平等协商来实现，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享有主导权力。应该借鉴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经验，遵循万隆精神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公正和均衡的区域经济秩序。

统筹建设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东盟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总结建设的经验：第一是从共同宣言走向联盟协议，逐渐形成机制化的合作方案；第二是从五国联盟走向十国联盟，通过优越性和吸引力的显现而逐步扩大范围。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具有多轨道的特征，具体形式包括东亚经济体、东盟经济体，等等。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结构体系，具有明显的“亚洲面碗”特征。这个“面碗”的主要缺陷，就是缺乏统一和明晰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以及明确的推进方案。为此，需要在两个方面推进和完善：一是机制性拓展，特别是从市场准入规则向区域内的规制协调规则转变，在贸易投资、出口竞争、电子商务、生态环境和政策采购领域建立高标准的一体化规则；二是渐进性扩张，从东盟十国到RCEP十五国，在增强吸引力的基础上向南亚、西亚和中亚推进。同时，我们不仅要通过各国领导人峰会带动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要保障经济合作机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切实保障签署的协定得到有效执行。根据欧洲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应该建立比较完善的决策机构、决策机制及落实的机制，需要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框架以确保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行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且从双边和多边协议转向制定共同体的条约。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化安排避免单独行动而造成恶性竞争，这要求共同体内部的各个国家统一行动并且联合成有机的整体，因而需要有一体化的制度和机制作为保障。

构建亚洲生产网络和多极雁行产业格局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致力于探讨雁行产业形态，后来被总结为东亚产业模式，即产业发展遵循经济技术水平的层次依次转移，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东盟国家和中国进行梯度推进。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在《东亚奇迹的反思》中提出，工业化在亚洲地区引发的溢出效应，主要由日本对区域内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带动的技术转移引发，日本经济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再到电子工业和高技术工业的转移，为其他经济体创造了市场机会。“工业部门的重心，从第一组工业化国家（地区）向第二组工业化国家（地区）转移，然而再向第三组国家（地区）转移。这种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就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雁行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东亚的雁行产业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和技术追赶，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逐步向中心国家过渡。适应这种产业发展态势，亚洲共同体不可能建立在以某一个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之上，而应该遵循“多极雁行”产业形态的建设原则；亚洲的生产网络和产业格局正在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从而需要遵循多样化或多极化的思路建设区域性生产网络，构建和完善区域性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形成由不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链主牵头的亚洲生产分工体系。

持续建设多极化的亚洲产业格局。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需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成长路径。然而，现代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分工形式——从产业内分工到产品内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从事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格局将呈现动态调整的趋势。根据实证分析，最近亚洲国家拥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领头雁数量，排在前列的几个亚洲国家及其产业或行业，依次是中国53个、日本17个、韩国10个、印度尼西亚8个、土耳其7个、印度6个，从而在亚洲范围内形成了由不同国家领头的和不同产业部门交织的多极雁行产业格局。产业“头雁”的培育和识别需要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具体的标准为：一是拥有庞大的产业规模，从而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二是拥有整体设计和研发能力，从而能够营造产业生态；三是拥有国际前沿的产业技术，从而能够引领产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识别产业“头雁”，培育产业“头雁”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其他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位置，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形成有序推进的产业梯队，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着力建设多样性的亚洲生产网络。东亚地区贸易的增长是各经济体积极参与构建区域生产网络的结果，欧洲生产网络的形成是一种市场导向型的产业集聚，东亚则是由生产过程一体化所形成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是区域性国际分工，即由市场驱动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亚洲经济一体化主要建立在由市场驱动的区域性生产网络基础之上，已经形成大量的中间品贸易、服务外包和产业转移等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汽车、机械、石化、电子、纺织、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2021年亚洲地区内部中间品出口和进口分别占总额的57%和70%，亚洲区域价值链参与率达到69%。根据亚洲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出口结构，可以将亚洲各国分为自然资源型、劳动力资源型以及技术产品制造型。从总体上说，需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亚洲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产业特征参与区域性国际分工，通过资源要素及中间产品的供应，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稳定的供应链；二是亚洲各国应该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合理安排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增值比重，从而保持区域价值链的相对平衡或者均衡，增强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吸引力、聚合力和稳定性，为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例如：以日本的传统汽业、机器人等产业为链主，以中国的高铁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为链主，以韩国的通信产业、家电产业为链主，可以按照亚洲各国的比较优势，构建分工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建设具有多样性和稳定性的亚洲生产网络。

推动建设多层次的技术合作体系。区域性技术合作是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内容，通过不同层次的技术合作，可以发挥高技术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最终推动亚洲地区的整体性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随着雁行结构中不同层次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差异的缩小，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开始由垂直分工转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日本作为唯一头雁的产业格局逐渐被打破。亚洲各国的产业技术具有多层次的特征，技术合作也应该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日本、韩国、中国等技术水平较高国家的合作，目标是通过合作研发突破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引领亚洲产业技术走向国际前沿；第二层次是高技术产品制造国家与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国家的合作，以及中等技术国家与低技术国家的合作，目标是通过合作研发带动中等或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国家进入更高的技术层次。各国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学习高新产业的相关技术，如日本的汽车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精密机床技术，韩国的半导体技术、通信技术和彩电技术，中国的高铁技术、新能源技术和重型机械技术，而且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学习适宜技术，如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小五金技术，日本的农业机械技术、小家电技术等。日本、韩国、中国等可以通过高新技术合作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与日本、韩国、中国等国的技术合作受益于技术外溢效应并进行模仿创新。

建设亚洲统一市场、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经济一体化被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经济体之间边界的消除。而经济边界是任何使得实际和潜在的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以及通信的跨越流动都相对较低的边界线。”因此，在区域内市场参与者的增加以及相互竞争，很可能引发一体化区域中相似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质量提升以及消费者面临更多的选择等结果，这就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带来的经济效果。亚洲经济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而且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然而，如果各国之间存在过硬的经济边界，就可能导致区域内部的市场分割，以致难以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亚洲地区市场规模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扩张过程。第一阶段是从1960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5%左右扩张到28%左右，总量增加将近一倍；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8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导致GDP规模缩减，总量下降到21%左右；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亚洲经济的增长加速，2023年总量达到49%左右。目前，亚洲区域市场不仅拥有庞大的规模，而且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2021年亚洲的最终消费支出为220320.57亿美元，达到世界总量的31.66%；从区域结构上看，2021年东亚国家的GDP和最终消费支出分别为246522.38亿美元和145349.31亿美元，占到亚洲总量的68.22%和65.97%，东盟国家的GDP和最终消费支出分别为33739.96亿美元和22271.37亿美元，占到亚洲总量的9.34%和10.11%，南亚国家GDP和最终消费支出分别为40627.84亿美元和30189.62亿美元，占到亚洲总量的11.24%和13.70%；从增长速度看，2021年亚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为14.99%，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0.49%。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亚洲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势头。当亚洲经济体的外需缩减时，迫切需要区域内部市场的扩张，为此，应该加快建设亚洲统一市场，构建规模庞大和循环畅通的亚洲市场体系。

加快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演进逻辑是从贸易合作、货币合作到经济联盟，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是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2020年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RCEP涉及货物贸易协定、投资协定、新议题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初级阶段的框架文件。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成为涵盖11个国家的庞大经济联盟，促进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从2022年的数据来看，RCEP经济体对亚洲地区的贸易依存度达到58.4%，中国对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对东盟、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9.2%和23%，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投向亚洲的直接投资均达到各自FDI流出的60%以上。2023年，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RCEP区域内的非油气类矿产、运输设备、新能源产品以及食品农产品贸易额逆势增长，有的产品贸易增幅在10%～39%之间。张晓旭和汪寿阳运用DID模型和贸易引力模型，测算全球经济视角下CAFTA的建立引致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它对区域内成员国贸易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提高了区域贸易化程度，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的贸易创造效应。RCEP对所有签署国家全面生效，推动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当前的任务是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一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10年内实现货物贸易90%以上的零关税，逐步降低非关税壁垒；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在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方面给予国外投资最惠国待遇，推动区域内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推进建设亚洲最优货币区。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指一定地区内的经济体在货币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形成一个货币统一体，最终形成统一货币体系。欧盟从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东亚国家已经具备了经济依存度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建设最优货币区不仅可以降低各国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制约。2000年5月，东盟10国与中日韩财政部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即《清迈倡议》；同年11月，东盟“10＋3”会议就建立双方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就推进亚洲地区金融货币合作达成了协议。自《清迈倡议》后货币合作的进程正式开启，中国、日本、韩国分别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与东盟成员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然而，货币金融一体化的道路是漫长的，具体来说，以亚洲国家主要货币为核心（而非超主权货币形式）的国际化进程推进缓慢，当前需要切实推进各国货币互换协议的落实。目前仍然属于多重货币联盟阶段，即联盟内存在多个货币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有选择地与之锁定，也可被视作迈向更纯粹单一货币联盟发展的中间阶段。亚洲缺少强势货币，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怎样选定货币一体化的初始国家，东亚缺乏能够主导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与核心货币。日元曾经是域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然而考虑到国际影响、经济规模和结构问题等，从全球角度来看，日元的国际化战略在收缩，日元在国际贸易、国际支付、国际储备上的使用程度逐步下降，难以担当区域货币一体化的重任。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人民币的经济影响力在亚洲地区随之提高，但是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化水平同其他国际货币相比仍然较低。考虑到亚洲自身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一体化进程中可以借鉴欧元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道路，在建立单一货币联盟之前以多重货币联盟作为过渡，具体来说，先进行相关程度更高的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再在时机成熟时整合各次区域，最终实现整个亚洲的货币一体化。

协同建设亚洲互联互通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自2014年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逐渐拓展，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和日本等国为改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推进了一些国家的铁路和电力系统建设。中国企业建造中老铁路货物运输辐射老挝、泰国、越南、缅甸等12个国家，万象至昆明间物流成本较中老铁路开通前下降40%至50%；雅万高铁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万隆两座城市之间旅行时间缩短；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将填补马来半岛东西两岸缺失铁路贯通的空白。今后的任务就是各个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亚洲地区提供更多共享性的和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当前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构建亚洲生产网络和区域产业链。利用APEC对话平台，讨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设计，防止边界网络缺陷和落后国网络缺陷；在加强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的同时，注重交通网络与生产网络、流通网络的融通，更好地促进亚洲生产和贸易的一体化。二是加强区域能源合作携手解决亚洲能源问题。在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不成熟的条件下，利用APEC和“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作为能源生产国、中转国和消费国的对话平台，推动亚洲各国能源政策交流和项目对接；借鉴国际能源署在能源定价、能源贸易争端、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等领域经验，建立一个能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能源技术、制造、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覆盖全亚洲范围的能源合作体系。三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万物互联基础。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数字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应依托自身优势推进亚洲地区的合作，致力于扩大网络覆盖、促进网络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加强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等领域合作，加深国际治理规则合作，推动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红利。

欧阳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求是特聘教授，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和产业经济学。主要着作有《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大国综合优势》、《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合着）、《新兴大国的增长与转型：金砖国家经济研究》（合着）、《大国发展经济学》（主编）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