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奇 张原：新的动荡变革期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摘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要强化世界共同利益，凝聚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共识，积极应对国际公共产品赤字等问题。新型经济全球化不是强调公平放弃效率，不是简单强调结果的平衡，而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推动全球再平衡，让世界各国及不同微观主体能够分享全球化红利。新型经济全球化拓展经贸合作新空间重在推动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以扩大数字经济合作空间的确定性、对冲传统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有高效率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支撑，探索通过数字货币等手段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解决国际金融公共品武器化问题，努力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进入2025年以来，从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到中东地缘博弈的复杂化，从人工智能重塑军事形态到绿色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从印巴紧张局势的陡然升级到美国洛杉矶骚乱的持续升温，国际时政的每一次波动都在深刻改变全球权力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风险日益加剧，经济议题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趋势愈发明显，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国际开放合作与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具有其深层次且复杂的背景因素，但发展不平衡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未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趋于消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化转型，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广泛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已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未来新型经济全球化必须强化共同利益，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着力解决不平衡问题，多措并举拓展数字经济合作新空间，创新国际金融治理，努力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以强化世界共同利益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深入发展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为了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进一步巩固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倡导并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唯此才能确保全球化不会因为缺乏合作基础而偏离正确方向。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对超越个体利益的国家利益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懈追求，始终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然而，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可能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化，甚至引发“公地悲剧”等全球性问题。因此，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须妥善协调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以实现和谐共生。

尽管国家利益范围比较广泛，但往往与一些相对固定且不容易改变的因素有关，这种因素包括国家地理区位、人口规模、资源及国家国土范围等。战争是国家利益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即便在当今时代，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时有发生。然而，这并非表明当今世界在国家利益协调方面缺乏积极进展。回顾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带来的影响是惨痛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世界大战不仅造成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基础的巨大破坏，而且导致绝大多数参战国家债台高筑，全球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冲击，国际经济合作遭受巨大影响，世界大战揭示了战争没有赢家的深刻道理。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再次爆发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各国对世界大战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客观态势充分表明，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性得到了显着加强。

世界共同利益的强化与全球化发展相互促进。随着世界共同利益的日益凸显，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有效促进了全球化的稳健推进。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使得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个国家若要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几乎不可能脱离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在国际关系的宏观视野下，我们深刻认识到，各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而且全球范围内的进步与发展更是离不开世界主要大国的相互协作与共同努力。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各国应高度关注并积极维护与他国的友好关系，将实现世界共同利益作为更加重要的目标。

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国际共同利益并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并出现分化，气候治理的谈判亟须推进，同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全球债务风险等问题日益严峻，这些现象表明，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类和平发展的前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已成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的关键策略。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核心，通过强化国际共同利益，积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深化各国之间的合作，有助于缓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减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公共产品赤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已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途径。

以全球再平衡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加强全球共同利益是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但新型经济全球化也需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数十年来，全球化不断深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全球化能够加速全球经济的发展并为人类社会带来更丰厚的财富，当前却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失衡是逆全球化现象的重要成因。全球化虽为世界各国创造了更多财富，但各国从中获得的利益并不均衡。部分国家借助全球化释放了其比较优势，市场持续扩张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另一些国家由于竞争力不足，在全球化浪潮中产业不断外迁，导致国家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增长乏力。还有一些国家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民众收入分配差距并未得到缓解。那些自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未获益的国家或地区，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对全球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为了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剖析全球再平衡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全球再平衡显得尤为关键。

廓清全球再平衡的历史逻辑。推动全球再平衡，让各个国家及不同微观主体能够分享全球化红利，推动经济切实实现普惠包容，成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全球失衡的治理不仅涉及开放政策的调整，也涉及人口结构、创新等深层次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变化，这就需要增强全球经济协调，通过创新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国际沟通协作，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消费、投资、出口平衡增长，推动发达国家改变过度依赖消费的状况，扩大就业与增加民生投入，促使世界各国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世界各国通过多边及双边平台进行了沟通与协调，全球失衡问题依旧未能得到显着缓解。这表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自我解决失衡问题方面存在局限性，迫切需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以实现全球再平衡。

探讨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应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提出的制度设计理论，该理论对金本位制度下顺差国与逆差国如何调整国际收支失衡进行了阐述。根据经济学经典理论，在金本位制时期，国际收支失衡现象能够通过休谟提出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实现自动平衡。具体而言，在国际收支波动的过程中，逆差国的黄金储备会流向顺差国，导致逆差国的黄金储备减少，进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这一变化促使商品价格下跌，而顺差国的黄金储备增加则导致货币供应量上升，商品价格上涨。这一结果直接表现为逆差国的商品因价格下降而竞争力增强，出口量随之增长；反之，顺差国的商品竞争力下降，出口量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直至国际收支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因此，金本位制度具备自我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从而避免了过度的外部失衡现象。

然而，凯恩斯认为，黄金的流动不能保证国际收支保持自主平衡。在过去500多年里，只有两个阶段可以看到贵金属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是有效的，即16世纪的白银本位时期和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在金本位制时期，国际收支的调节压力主要集中在债务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诸如英国等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法国等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则能够将顺差转化为黄金和外汇资产。这些资本可以被冻结，而非必然流入市场，从而避免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此，大量资本从逆差国流向顺差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资本从逆差国向顺差国流动的问题变得更加显着。在这种制度下，全球不平衡问题难以自我调节。基于对金本位制度的修正，凯恩斯在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问题上，提出以班柯（Bancor）为核心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即凯恩斯计划），并提出调整全球失衡的政策主张，强调顺差国与逆差国必须共同承担全球失衡调节责任。

认清全球再平衡的现实逻辑。尽管凯恩斯计划备受关注，但美国作为二战后最大的顺差国及经济强国，凯恩斯计划要求的顺差国与逆差国共同承担外部失衡调整责任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否决了凯恩斯计划而采取怀特计划，牵头构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尽管现行全球经济体系在战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本质上是美国霸权治理结构的体现。在此体系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论其他国家是否获得利益，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近年来，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政策，注重风险规避，推动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战略，通过友岸外包和离岸外包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大幅提高关税以压制竞争对手。这种由美国主导的霸权治理模式，并不利于全球平衡发展的推进。

中国倡导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为推动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趋利避害。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本质上体现了普惠包容与合作共赢的理念。若各国能够共同参与协商、携手合作并共享成果，以合作精神取代对抗态度，以共赢思维取代独占策略，摒弃零和博弈及赢者通吃的旧有模式，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就能够实现共同利益，全球失衡问题也将得以缓解，从而显着降低逆全球化的压力。

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了强制性调整作用，那么当前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则扮演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新改革、促进全球再平衡的关键角色。普惠包容新型经济全球化既不是强调公平放弃效率，也不是简单强调结果的平衡，而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唯有经济总量提升，才能为世界各国带来实际利益，使广大民众受益，从而确保普惠包容性发展不流于空洞的口号。践行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应推动世界各国摒弃对抗思维，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生产力变革，促进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不断做大经济蛋糕。全球平衡发展不是强调各国各地区都拥有全链条的产业体系，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强调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尊重各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通过投资、贸易、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补足短板强化优势，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平衡发展。

以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致力于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其核心在于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所面临的新风险与新挑战。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经贸摩擦不断升温。政治变量给经济贸易合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进程，希望通过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美国在未来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主导权。特朗普政府在首个任期内虽然宣布退出TPP谈判，但对中国等国家加征关税，限制高新技术交流与投资，拜登政府延续执行加征关税政策与科技限制措施。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对贸易投资合作继续筑墙设垒，大幅加征关税，促使传统经贸合作遭遇重大挑战。对此，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合作，缓解或对冲因贸易摩擦或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

拓展数字经济合作新空间。一方面，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空间巨大。2000年以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全球市值排名前列的企业大多与数字技术相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趋势越发明显，形成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近年来，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聊天机器人等为核心的技术持续更新迭代，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世界各国对互联网技术的变革高度关注，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战略重点。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日益显着，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接近一半，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重也超过了25%。数字经济构成了当前全球经贸投资合作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各国纷纷将数字经济合作议题提升至重要议程。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便开始探讨通过国际协调合作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正式形成。随后，在2018年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领域被确定为G20讨论的重点议题。当前，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已经成为独立而重要的产业链条。基于数据基础设施之上的数字价值链合作与传统合作模式存在差异，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方式呈现数字化新特征，数据信息跨境跨国大规模流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数字化服务的跨境跨国合作更加频繁，全球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数字经济的升级换代为世界各国开展基于新业态的经贸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数字化应用创新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首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滞后将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数字经济规则的认识来看，世界各国对相关业态发展趋势的研判仍然有待深化，尚未形成关于未来数字经济形态的共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认知差异使得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国际协调合作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谁能抢占数字经济规则标准制定权，谁就可能拥有未来经济的话语权。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极高，不仅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中明确提出了相应的规则和标准，而且在其他双边和多边谈判中也积极筹划数字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然而，这些规则和标准尚未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重要的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并且在全球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亟待通过参与数字经济规则标准制定以提升话语权。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规则标准方面的分歧，导致全球层面数字经济规则标准制定面临困难与压力，“数字鸿沟”风险加剧。

其次，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数字贸易投资规则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点。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还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倡导的新规则新标准，这些大多沿袭传统的治理机制和框架。尽管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正致力于制定数字经济的规则体系，但目前这些规则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态持续演变，现行规则标准能否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从全球层面来看，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签署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对外发布，但相关规则标准仍然有待细化。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及源代码保护等规则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全球数字经贸规则标准制定滞后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未来拓展国际贸易投资合作的障碍。

再次，数字经济合作必须符合新型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的根本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合作凝聚共识，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数字经济合作旨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必须顺应新型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的新要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世界各国不论其规模大小、实力强弱，抑或社会制度的差异，均应享有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权利，特别是应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和治理能力的差距。

以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新空间的拓展，还有赖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构。商品的跨境流通必须经过海关的审查，然而金融资本的流动则无需通过海关，能够借助多种渠道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转移。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性不足，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可能加剧国际金融风险，对全球开放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构建稳固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关键要素。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采取了冻结俄罗斯海外金融资产的措施，并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金融公共品武器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此外，近年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发展较快，价格持续创出新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对于超主权货币的偏好提升，对主权信用货币贬值及其他金融风险的担忧升温。如何创新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为深化国际合作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成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不稳定问题突出。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该体系经历多次波动，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本质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以G7为代表的发达大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四种货币占据全球外汇储备份额的90%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尽管201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董事会改革修正案》，确认了约6%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的份额占比从3.996%提升至6.39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也从第六位跃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中，依然保有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不稳定性问题越发突出。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也都属于主权信用货币范畴，虽然欧元具有欧洲超主权货币的特征，但支撑欧元的也是欧洲相关国家的信用，美元、欧元、日元本质上属于相应国家或者地区的主权债务。深入分析美欧日等国家的国债风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稳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多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欧日等主要货币发行国央行资产大幅飙升，国际货币稳定性问题备受关注。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警示欧洲主权信用面临巨大挑战，美国、日本并不比欧洲集团乐观。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60%左右，日本债务负担率处于发达国家首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36万亿美元，美国债务负担率达到130%左右的水平。主要货币发行国的主权债务风险显着增加，暗示了主要储备货币国主权信用的不稳定性上升，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

创新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一方面，在国际金融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成为关键议题，其中发展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显得尤为重要。自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SDR，其主要目标在于应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元危机，并解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时所面临的维护国际储备资产稳定性与服务本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尽管SDR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受到关注，但其目前仅作为IMF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并非实际货币，亦非IMF对其他国家的债务。SDR在使用时需兑换为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其应用范围主要限于官方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SDR的现有制度安排与其有限的适用范围及规模相适应，但若要使其成为主要的储备资产，必须加速拓展其计价、结算和交易职能。然而，SDR获得微观主体认可与接受的核心问题在于，主权国家货币之所以能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主要得益于其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信用支持。尽管理论上SDR可以通过成员国间制定相关法律来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其大规模使用将导致主权信用货币的去国际化，并可能重塑世界金融格局，对现有利益格局造成冲击。因此，促使世界主要国家共同接受SDR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已成为关键路径，而数字货币的发展则被视为其中的核心方向。特别地，SDR作为超主权货币的演进仍需进一步观察。然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市场价值近年来显着增长，比特币市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正加速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提出将比特币纳入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预示着比特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全球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关注比特币及其他数字货币的投资机会，这表明发展数字货币已成为创新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关键方向之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国际社会对比特币的接受，根本上源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这构成了比特币实现货币职能的关键环节，即比特币已具备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商家通过比特币为商品定价，并接受比特币作为商品结算，从而推动比特币的职能从价值储藏扩展到价值尺度、货币支付和流通等多重职能，从这一角度来说，比特币正逐步演化为一种准货币。尽管如此，比特币及其他数字货币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创新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如何应对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如何在全球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应对比特币数量固定为2100万个的挑战，以及如何防范比特币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通过开发新的数字货币来实现。

综上所述，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是顺应经济规律的客观选择。近年来，全球合作的驱动力减弱，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在发展与安全的维度上，全球对安全的关注度上升；在效率与公平的维度上，全球对公平的关注度增强；在国际合作的维度上，多边主义面临挑战，小圈子、新冷战等风险增大；在新兴领域的维度上，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等问题突出。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化全球合作的方案。必须着力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强化全球共同利益，巩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合作基础，通过国际金融治理的创新，营造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稳定金融环境，通过国际贸易投资新业态的发展，拓展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新空间。

陈建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导，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宏观经济与金融、自贸区与“一带一路”等。主要着作有《霸权的危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与债务风险研究》《醒狮之困：新常态、新挑战、新战略》等。

张原，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劳动经济学等。主要着作有《财政国库现金管理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特征、挑战与“双循环”发展战略应对》（论文）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