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追忆我的老师李戏鱼先生

第一次拜访李戏鱼先生，是在1980年。那一年，李先生已经78岁。

李戏鱼先生特别喜欢散步。散步的地点，当然不是在当年庄子与惠子曾经结伴而游的濠梁之上，而是在郑州大学的校园里，如闲云野鹤，似不系之舟，“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

可是，1978年2月入学的我，自然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每每在路上遇到，只是觉得仿佛从很久远的年代走来，肃穆古朴，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直到1980年的时候，郑州大学科研处印行了他的《中国诗论》。因为我当时对于美学尤有兴趣，但是却始终不得门径。看到他的大着，顿时觉得如获至宝。因此慕名而去他家里拜访，也就理所当然。何况，那个时候，学生去见老师是根本不用预约的，直接上门就是。我记得，那是在晚饭之后。他的家就在校园中心的一个隐蔽处，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遥遥地走过去，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书香四溢，而且别有洞天。

李戏鱼，着名美学家、书法家，原名李濂，字戏鱼，以字行，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市。1925年他于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做旁听生，选修过胡适、陈大齐、钱玄同、陈源、张跃翔等教授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史等课程。1928年，入清华大学半工半读，初任校秘书处文科助理，1929年，经冯友兰先生介绍，到哲学系任助教，开始跟随冯友兰先生学习，1935年8月25日开始任课，直到1937年。九年的时间，清华大学的冯友兰等众多大师的关怀与教诲，令他得以迅速成长。例如，1936年，清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邓以蛰、金岳霖等曾经联名致函校长梅贻琦，称赞“李濂(戏鱼)先生连续服务已满五年，平日对于研究工作极为努力，现所提出休假研究计划亦尚详细”，建议给予(学术)休假待遇。”（李红惠.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M]北京:商 务印馆，2017:280.）。再如，冯友兰先生也一直对他呵护有加。着名教授李嘉言曾经回忆，他初到清华，几次都是跟随冯友兰先生的助教李戏鱼去拜访的冯友兰，着名教授于安澜回忆，抗战期间，冯友兰先生去了西南联大，在北京住在冯家负责看房子的，正是他的助教李戏鱼先生。1957年夏，也正是因为冯友兰先生的推荐，李戏鱼先生才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乡，担任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82年，李戏鱼先生的《中国画论》由郑州大学科研处印行，冯友兰先生也应邀这本书撰写序言，称赞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特立独行，神游乎中。”又如，李戏鱼先生也经常跟我说起：1936年，在第二届中国哲学年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画理举要》。因为他用河南方音发言，在场的邓以蛰教授担心与会者听不懂，也曾亲自替他为他站台，把论文中所引用的术语书写到黑板上。

说来惭愧，1980年的时候，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我还一无所知。最初的启蒙，正是来自李戏鱼先生（后来，则是随后就读到的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在他的家里，他给我浏览的他当年撰写的一篇篇论文佳作，才第一次令我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例如，1936年，他在《大公报·艺术周刊》上发表的《中国画理举要》，这是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又如，他在1943年的《文学集刊》上发表的《介绍京华画展论国画》；1936年，他在《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2·13）上发表的《中国画论上的法与品》、《论山水画》；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文哲月刊》（1936.11.15）上发表的《诸子小礼乐之原因》；1944年，他在《中国学报》（1944·3·13））上发表的《论人物画》、《论山水画》，还有刊于《清华周刊》的《礼乐一元论》，等等。我记得，当时他还给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选编的198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其中也一次性收入了他当年写就的两篇论文：《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先秦儒家之诗论》。其中的《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长达2.5万字，我至今都还记得，拜读的时候，真是洋洋洒洒，远见卓识叠出，“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今回首往事，真是恍如穿越。李戏鱼先生的出现，让我整整跨越了一个时代。还在别人孜孜以求中国美学中的“美”字如何如何、中国美学的历史背景、时代特色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遥遥远眺民国时代的从王国维、冯友兰、邓以蛰传递而下的美学血脉。我学习中国美学，自认为从一开始就并没有走弯路，原因就在于：当时起步的时候完全是跟在李戏鱼先生后面学习的，而他遵循的正是民国时期王国维、冯友兰、邓以蛰等先生的路子。而且我始终认为，就凭李先生在《建立中国美学体系刍议》中指出的“乐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这句话，他就已经胜过了当时的所有中国美学的研究者了。因为这实在是发他们当时所未发的。况且，尽管现在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礼乐”与中国美学的关系。其实，这仍旧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只意味着中国美学研究的内容的拓展，而并非中国美学自身的转型。在我看来，中国美学理应是中国“乐学”，中国美学研究的不是“美感”而是“乐心”，才是其中真正重要的取向。而这个重要的取向，李先生至少早在1981年就已经明确指出了。

因此，说起来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1977年考大学，完全是仓促上阵，结果竟然在我插队锻炼的县考了个名列前茅，自己事先也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当时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世上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无知地以为本省的郑州大学就是天下最好的。因此，我当时全部的志愿都是报的郑州大学。我不想掩饰，当年一踏进郑州大学的校门，我就如冷水浇头，真是后悔了。退学的念头也是念兹在兹的。不过，如今来看，却也并不存在遗憾。因为，就是在郑州大学，才遇到了我的三位恩师：蓝翎先生、赵以文（赵园老师的父亲）先生，还有一位，就是李戏鱼先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比当时刚刚走上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们高出了一辈。而基本没有受到过当时刚刚走上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们的影响，因此入门的路径也就更加接近民国学术的风范，而与当时的种种热门学术路径无关，对于获奖、核心期刊、头衔也根本不感兴趣。1985年我首倡生命美学，2001年开始，却轻松远离美学界，“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2007年我命名“塔西佗陷阱”，同样能够在它大“火”以后默默离开，在几年内都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近年我看到，国外在提倡“馒头（mentor)学习法”。意思是重要的不是“经师”，而是“人师”。如果能够在学术的道路上找到领路人、找到导师，就会及早打开全身的十二条经脉，及早开启智慧，信然！

无疑，这也正是我的幸运！从1980年，直到我1990年离开郑州大学去了南京大学，李戏鱼先生的家，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李师母是北京人，一口京腔，人很热情。加之我也是在北京长大，彼此都算是乡音难改了，因此我只要一去，她也会抽空坐下聊天。李戏鱼先生的女儿和女婿，因为年龄相差不大，也偶然参与我们的聊天。李戏鱼先生更是一会拿出古版线装书让我开眼，那可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古版线装书（我记得还跟他借过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当然是基本没有看懂），一会拿出所藏多种法帖以及名人墨迹，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记得邓以蛰先生的书法作品，我就是在李戏鱼先生那里第一次见到的。偶尔，也会看到他挥毫泼墨。笔下生风，宛如行云流水，纸上舞动，岁月流转，笔力遒劲而不失温婉，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岁月的沉淀。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是，李戏鱼先生说起英语来，竟然可以随口捻来。毫不夸张地说，这可真是让我望洋兴叹。老一代学人的学术根底，确实让人无话可说。

遗憾的事情也是有的。我1983年2月到1984年6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蓝翎先生为我介绍了美学教研室的甘霖先生，我当年时常会去拜访。李戏鱼先生为我介绍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我至今还记得，张岱年先生提及自己的挚友李戏鱼先生的时候，尽管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却仍然是十分开心的。后来我看到张岱年先生写的《张岱年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22- 23），才知道，抗战期间，他们两人，还有张恒寿、常风、关其桐等好友一起留在北京，“皆闭户深居，不与敌伪来往”，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应该说，才有点理解了他们之前的深情厚谊。但是十分令我奇怪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李戏鱼先生也让我去拜访冯友兰先生的，并且还为我写了致冯友兰先生的信笺，可是我已经实在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在北京大学整整一年半，竟然都没有能够见过冯友兰先生。为此，我当时是肯定会无时无刻不放在心上的。可是为什么竟然没能拜见？我后来也实在是不记得了。或许，是冯先生恰巧不在家？或许，是冯先生恰巧外出讲学？总之，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次完完全全都不应该出现的“错过”。

更大的遗憾，或许还是来自李戏鱼先生本人。我经常感慨：世上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在收快递，而是在拆盲盒。李戏鱼先生的学术成就，本来是完全可以紧跟在好友张岱年先生之后，起码，也是完全可以达到与好友李嘉言、于安澜先生同等的学术成就的。据我所知，1956年夏,李戏鱼先生到开封去看望故交李嘉言、于安澜，20年故交相聚甚为欢洽。李嘉言在开封行宫角“又一新”饭庄以盛宴欢迎李戏鱼。于安澜先生全家在座，并且还宣称，这是他一生吃过的两次最好宴席中的一次。同年，李戏鱼还寄钱给李嘉言，声称是1937年7月12日李嘉言先生一家4口仓促离开北平时，李戏鱼代李嘉言领取的清华大学的2个月工资的回偿。李嘉言先生后来用此钱与万曼先生到开封寺后街购买了五管收音机一部。由此可见，李戏鱼先生与李嘉言、于安澜之间友谊之深厚。但是，人生无常，学术研究的中断，却又是李戏鱼先生不得不去面对的。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南迁，李戏鱼先生却没有随行。或许，这应该是他脱离学术界、脱离冯友兰先生的庇护的开始。相信李戏鱼先生当时一定是还没有觉察到这一意外的转折将会导致的重要影响。我看到过于安澜先生的回忆，说是因为李戏鱼先生当时正在跟师母谈恋爱，因此不愿彼此分开。后来，1935年，李戏鱼受聘于齐白石、姚华两位美术大师所办的京华美术学院(同时仍在清华任职)，担任艺术理论教授。1939年，接替了于安澜先生的教职，开始担任北京汇文中学高中国文课，并在北大、北师大、中大、京华兼课。当然，这在1949年以前，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轮换，本来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对个人的学术生涯产生什么影响。可是，无人能够料及的是，1949年之后，天地巨变，开始提倡各安其职，李戏鱼先生因此也就只能完全留在中学，成为了中学教师。尽管，后来他也教出了京城名医谢海洲、诗人邵燕祥等高徒，但是，却也与高校从此两不相涉。不但再也没有了清华大学这个重要的学术平台，而且也就此远离了学术界。直到30年之后，直到1980年，他才以自己的《中国诗论》一书，风靡学界，也重返学界。

30年，应该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也足以让一个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泯然众人。为此，我也曾经很为李戏鱼先生抱不平，并且也多次与他谈及此事，但是我发现，他却十分淡然，全然并不计较，不论是在路上，还是他家里，或者是在我的斗室，他总是会及时岔开话题，转而兴致勃勃地跟我讨论自己的学术心得，或者回答我所提问的学术问题。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古朴之风和清雅之气，每每迎面而来。一开始，我自然十分不解。人生毕竟只有一次，何况李戏鱼先生曾经距离成功如此之近，几乎可以是唾手而得。难道他真的不曾为无意中失去了教授职称而难过？也真的不曾为无意中失去了学术界的核心舞台而难过？当然不是。1988年，我在河南省申报特批副教授，因为这在当年还是全省的第一次，十分艰难。正是李戏鱼先生挺身而出（还有赵以文先生），为我的事情直接上书当时的省教委主任于友先，希望能够为闯关不易的年轻学人给予必要的支持。可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却又十分云淡风轻？看一看他在80岁左右还在雄心勃勃起步要计划完成的《中国美学论丛》，其中包括《礼乐论》《诗论》《画论》《书论》《文论》《音乐舞蹈论》《建筑雕刻论》等7个分册（其中的3册脱稿后已经由郑州大学印行），看一看他在80岁左右还在一篇篇地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我也就慢慢想通了。对于他来说。悠悠万事，学术为大。可以为学术而生，也可以为学术而死。至于别的东西，则一切都可以置之脑后。在这当中，从快乐出发，才是关键的关键。须知，学术研究中的快乐者当然并不一定就是最后的成功者，但是，学术研究中的不快乐者，则肯定不会是学术研究中的成功者。因此，不去过多地去关注学术研究的回报，甚至也不去过多地关注学术研究的成败，而全然顺其自然，沿着好奇心、求知欲的轨道自然而然地去往前走，犹如一家电视台的广告语说的那样，“有多远，走多远”，或许就是李戏鱼先生的唯一选择。

由此我想起了同样散步的庄子，宗白华先生说：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其实，宗白华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的美学名着，就叫做《美学散步》。宗白华先生自称：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不过，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与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其实，这同样也就是李戏鱼先生！郑州大学的翟本宽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他，题目是《戏鱼知鱼乐》，确实是真正了解李戏鱼先生的知音。

当年，李戏鱼先生的老师、着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萧珊同学(后来成为巴金先生的夫人)问道：“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

“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

后来，李戏鱼先生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眼睛看不见，耳朵也不太好。于是他只能通过口述让别人把自己的话记下来，然后别人再念给他听，再修改。可是，他却还是孜孜以求于其中。

冯先生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沤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那么，为什么要“拼命”呢？无非是因为：“情不自禁，欲罢不能”。

冯先生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这四个字说得真是非常之好，

在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身上，不难看到他们的弟子李戏鱼先生艰难跋涉、不屈不挠的身影。

可惜的是，《中国美学论丛》的其余4册尚未完成，1994年，李戏鱼先生与世长辞。

令人心痛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郑州大学。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之后也没能再见到李戏鱼先生。为了弥补内心的遗憾，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为李戏鱼先生出版一个文集，期待能够以这种方式，让李戏鱼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得以代代传递。但是，却苦于他撰写于民国时期的大作十分难于搜集完全。为此，我多次与翟本宽教授、张涵教授商讨过，但是却至今都没有结果。为此，作为弟子，我十分内疚。

幸而，正如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所写的：“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在我看来，李戏鱼先生也是如此，他毕生都全神贯注于学术本身，而且甚至不惜“把名字写在水上”，因此，尽管至今由于弟子的无能，还尚未把他的文集出版完成，但是我坚信，最终他的名字是一定会被写在百年中国美学的的学术纪念碑之上的。

最后我要说，跟郑州大学的其他弟子一样，我们最初知道李戏鱼先生的时候，曾经为他的名字——“戏鱼”——而惊讶。从“文革“中走来，我们懵懂无知，见到的多为“和平”、“建国”、“援朝”、“抗美”、“国庆”……何尝见到过如此清新脱俗的名字？因此又怎么能够不惊讶？可是，而今想来，这名字又起得何其传神？

遥想当年，庄子与惠子曾经结伴而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自然会发自内心地羡慕于“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可是惠子却不然，懵懂如他，当然理解不了庄子之为庄子。为此，他反驳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可是，“子非鱼”，为什么就不能够“知鱼之乐”？

其中的根本差异，无疑就在于；是否能够“请循其本”！

同样，只要“请循其本”，对于李戏鱼先生漫长的92年的学术人生，自然也就不难心领神会。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正所谓：“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谨以此，纪念我的老师——李戏鱼先生！

2025年6月8日，南京卧龙湖，明庐

李戏鱼先生着述目录——

1、《中国画理举要》，1936年《大公报·艺术周刊》

2、《介绍京华画展论国画》，1943年《文学集刊》；

3、《中国画论上的法与品》，1936年《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2·13）

4、《论山水画》，1936年《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2·13）

5、《诸子小礼乐之原因》，1936年清华大学《文哲月刊》（1936.11.15）

6、《论人物画》，1944年《中国学报》（1944·3·13）

7、《论山水画》，1944年《中国学报》（1944·3·13））

8、《礼乐一元论》，《清华周刊》

9、《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中国人民大学选编，198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1、《先秦儒家之诗论》，中国人民大学选编，198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2、《韩拙「山水画」简论》，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3期

13、《建立中国美学体系刍议》，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10期

14、《孔子文艺思想简论》，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3期

15、《老子及其美学思想》，《文献》，1988年4期

16、《中原文化1原本以致用——「周易」管窥》，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6期

17、《利乐之伦理性与政治性》，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5期

18、《「周易」管窥》，《文献》1990年4期

19、《就老解〈易〉略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发明》，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

20、《中国诗论》，郑州大学科研处1980年印行

21、《中国画论》，郑州大学科研处1982年印行

22、《中国书论》，郑州大学科研处1982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