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战争与人类命运——南京大屠杀叙事

摘要：不同于中国抗战的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的暴行，是反人类的罪行。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80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也应该作为反人类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忘却的一页。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是诗性正义。在当代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采用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都指向了马尔罗和阿伦特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或境遇这一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叙事；反人类罪；情感记忆；命运反思

南京大屠杀不同于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如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开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多年来被视为中国抗战打响的第一枪。之后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太原会战等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战役，中国军民拿起武器，英勇抗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却是丧失人性和理智的日本军人对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血腥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乃至人类战争史上，都是一场不可饶恕的反人类浩劫，完全与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同属一个性质。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被定性为反人类罪行。东京审判虽未以反人类罪名对日本战犯做出判决，但南京大屠杀完全符合反人类罪的法律定义，即“对平民的广泛或系统性迫害，包括屠杀、奴役、驱逐、酷刑等”。战争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战场上的厮杀，在面对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反人类罪行时，法律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对战争的情感记忆、人类命运的反思，是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战争总是充满了非理性，打响战争第一枪的一方无论用任何理由来将杀戮行为合理化，都无法忽视人的生命这一终极问题。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是在兽性情绪驱动下残害生命；抵抗侵略者的一方，拿起武器，牺牲生命，正是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这是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底线，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当今世界，各类战争，尤其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种族灭绝以及针对平民的屠杀等恶行，依然层出不穷。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战火依然在乌克兰、在中东燃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同时，世界上也充斥着美化侵略者、否定反人类罪行的谎言。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这些谎言煽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完全不顾及道义和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因此，我们的情感记忆和命运反思不可缺席。

中国抗战的文学和纪实作品，以及广义上的影视、戏剧、美术等形式，既是抗战过程中的重要一翼，也是战后情感记忆和反思的重要部分。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等，还有大量的抗战新闻纪实报道，都是抗战文艺的不朽经典。抗战主题在战后八十年来的中国文艺中，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题，在很长时间内都鲜有文艺的表述或再现。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中，包括黄谷柳的纪实小说《干妈》（1938）和阿垅的小说《南京血祭》（1939），其作者都是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军人，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后来成为了杰出的作家。黄谷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而阿垅在1955年就以“胡风分子”的罪名身陷囹圄，1967年屈死狱中。《南京血祭》这部堪称史诗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问世。早年还有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1940）等，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艺作品从1980年代才开始大量涌现。其中受人瞩目的有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2007），该作品因张艺谋2011年执导的同名电影而广受欢迎，销量大增。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2009）与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同属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中的轰动大片，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个题材文艺作品的升温，或许要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中日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波诡云谲；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双重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虽不着力讨论，但无疑与本文的主旨相关，是不可忽略的大背景。本文选择了几个重要的文本，基本都是最近四十多年来出现的，包括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张纯如的历史叙述，通过分析其文本的叙事形式、写作风格来把握对战争与人类命运的情感记忆和反思。为了凸显这一主旨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厚重感，本文还在结语部分选择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命运》作为对照。

1、战争叙事与南京之气

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承载着南京的情感记忆。我们先从南京最接地气的“气味”讲起，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南京人的情感记忆和反思。南京是一个充满各种的气味的城市，当然不仅仅是指嗅觉的气味（smell）或口腹的味道（taste，flavor）。我们可以统称为“南京之气”。“气”这个中文词的意义非常复杂，有的比较形而上，有的比较形而下。形而上的气可以叫做气质，英文或可叫做ethos，它与形而下的气味、味道其实是无法分离的，这在“南京之气”中特别明显。文学叙事本质上是情感叙事，或审美叙事。“审美”或“美学”，是从德文Aesthetik翻译而来的，德文及其古希腊文的原意是感性、情感、欲望，是七情六欲。“审美”或“美学”现在听起来都很高雅，其实说的就是人的情感和感性，就是taste和ethos。汉字的“美”拆开来是“羊”和“大”，羊大为美，羊鱼为鲜。中国文化的美感和情感，永远离不开美食美味。

南京首先是书卷气比较重。在中国的城市中，南京的大学比较多，文人也比较多，文人荟萃。从古至今，魏晋南北朝，唐诗宋词，文人到了南京来，写了无数的诗篇。叶兆言说，李白算是南京的形象代言人，千百年来一直在为南京做免费广告。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堪称南京的名片：“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南京号称六朝（十朝）之都，大多短命。南唐皇帝李煜李后主的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这首词列为中国文学登峰造极的作品之列，并不为过。中国还没有哪几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拥有如此浓厚的文人气和书卷气。本文讨论抗战和大屠杀的文学叙事，首推叶兆言，他的叙事最能体现南京的这种书卷气，尤其是从李白到李煜这一脉的书卷气或文人气。

南京还有个气也很重要，叫烟火气。南京小市民的市井吃吃喝喝，油盐酱醋，日常生活，这是南京最突出的特点。小说《石头城》里面讲小老百姓的吃吃喝喝讲得少了一点，讲达官显贵们的京苏大菜比较多。南京的所谓京苏大菜，多半还是淮扬菜，也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南京的生活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市井气或烟火气，跟那个书卷气正好配合在一起。人们一讲起南京，就是南京的小吃，南京板鸭啊什么的。南京现在看不到板鸭，但走到哪里，都是南京盐水鸭、南京烤鸭店。南京的吃食谈不上精致，跟南京人的生活方式相似，有点粗犷，有点下里巴人，但的确是一种非常浓郁的烟火气，大概长江沿岸的城市文化都有点相似。离南京最近的扬州当然是美食之都，但南京的烟火气跟附近安徽的芜湖，以至于长江更上游的武汉的烟火气都更相似。《石头城》里南京人的吃吃喝喝、南京的烟火气，是一个叙事的主线，也是小说传奇风格的一个母题（motif）。

南京第三种气叫胭脂气。胭脂气就是脂粉气，这个气现在也许只能存在于文艺作品里面了。很多年来，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闻名于世。所谓十里秦淮，金陵春梦，杜牧的那首《泊秦淮》说得最透：“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千百年来，南京的胭脂、脂粉比较多。陈寅恪近年来被尊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在20世纪60年代也即文革时期写了《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是秦淮名妓，为她做传一定程度上便是为南京胭脂气的历史做传。当然，我们不应将胭脂气污名化，需要正视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但在流行观念中，南京的胭脂气往往跟“秦淮八艳”、青楼妓馆连在一起，这种情况常出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南京大屠杀主题最出名的影视作品是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14个秦淮风尘女子的悲壮献身故事。这部电影大热，成了2011年的华语电影票房冠军。但这个电影的胭脂气盖过了大屠杀的主题。房伟的《石头城》里面也有一点胭脂气。小说讲的是蒋家的故事。家长是中央大学蒋乾中教授，表现出南京的书卷气；主角之一、长子蒋坤典，是个“浪荡腐败的军官”，花花公子型的，爱上了妓女周慧，不顾家庭的反对，娶来作了妾，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叙事的一条主线。青楼女子周慧的故事在大屠杀的背景下也是凄美悲凉，一如小说中的多位女子。

南京还有值得一提的其他几种气，不能忽略。一个是官僚气。南京在民国时代是首都，官气十足，官僚当然很多，多半来自江浙一带。国民党战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许多江浙官僚跟着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之后的革命干部多来自山东和苏北。另外，大家常说南京“阴气”重，说的是南京的许多景点是墓地，如中山陵、明孝陵，还有许多帝王将相的陵园。十朝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皇家陵墓自然就多。其实，南京还有一股气，叫血腥气，跟“阴气”相关。南京是抗战时遭受大屠杀的地方，南京大屠杀的场地太多了。叶兆言的小说里多次写南京屠城。从古至今，南京见证了很多改朝换代，每一次都充满血腥气。对我来讲，血腥气就是实实在在的，你要闻到那个血腥的味道。战争和屠杀，都是充满血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多战争和暴力多半是通过影视作品，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打游戏机、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杀人的场面，哪里会闻到血腥气呢？今天的南京繁花似锦、香气四溢。然而那种战争的血腥对人精神与情感的强烈冲击，即便在当下，也仍是许多亲历战争的南京人无法忘却的。从1937年南京大屠杀至今，已过去八十七年，亲历大屠杀的幸存者也绝无仅有了，但许多后辈人从祖辈亲历者那里延续着那段惨痛记忆，继续进行着属于南京的战争叙事。

2、叶兆言的南京叙事：悲伤与颓败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南京叙事中，首先要提的是叶兆言。叶兆言的叙事最能体现从李白到李煜这一脉的书卷气或文人气，他的叙事风格延续着传统文人叙事传统。叶兆言是南京人，大量小说都是写南京的。他专门讲南京大屠杀或者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有两本长篇小说，很早写的第一本叫《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还有一本叫《刻骨铭心》。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娓娓道来、怨而不怒、怒而不伤，有点嘲讽和淡然，全无剑拔弩张、激情澎湃的样子。叶兆言的文字中透着浓浓的一种情调，叫“无可奈何花落去”。叶兆言风格可以用刘禹锡的这首诗来概括：“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他的文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的、颓败的感觉。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是以这种文人的叙事风格来讲述的。叙事的口气有点嘲讽，有点慵懒，反讽的意味很浓，有那么点五四时代的老舍和张天翼小说的影子。小说以民国首都南京的1937年元旦开篇：“一九三七年是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来临的。……蒋委员长……许诺将不再向日本的强权屈服，这意味着众望所归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涣散的中国人在心目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寄托。” 开篇是这样的一种高大上的官宣的公共叙事，但立刻就转到小说主角丁问渔的个人叙事即日记里，内容和形式与官宣叙事都有强烈的反差。用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的形容，日记是“赫然”写下的。但此“赫然”并非针对元旦官宣，虽然主角跟官宣叙述的元旦聚会的党国要员们都得了感冒，情绪不佳。丁教授“赫然”写下的情绪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得了重感冒，到晚上尤其加重，清水鼻涕不时地要淌下来。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坏的日子，因为我在一个令人厌烦的婚礼上，见到了美丽的B小姐。我的心立刻被这位美丽的女孩搅乱了。我这里称她是美丽可爱的女孩，可今天却是她的婚事，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她也许已将不再是一个女孩了。” 全知叙事者马上就开始夹叙夹议了：“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天，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由于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且用的是英文，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有些肆无忌惮。” 小说中的蒋委员长的官宣、主角用英文写下但小说里以中文呈现的日记、全能叙事者的不无讽刺的描述，三重叙事角度和不同风格交织，形成了小说的叙事多声部。

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丁问渔与雨媛的不伦之恋展开，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血腥，在小说叙事中只是姗姗来迟的、虚幻朦胧的背景。婚外情是小说的通篇情节，其生活的主调是荒诞不经的颓废：“三十年代的南京繁华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名士派头，仿佛已经渗透在南京人的民风中。有一副对联最能代表南京有钱人当时的心态，饮食男女都形象地包含在里面了，上联是‘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下联是‘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

小说接近尾声，爱情叙事才开始渗入了现实叙事：“往东去不远，是着名的青溪。那水是从紫金山上淌下来的，水不大，细细地流淌着。溪边是高大的垂柳，稀稀落落地有几户人家，青砖黑瓦，门前种着无人观赏的菊花。丁问渔和雨媛在此散步，那美好的感觉，并不亚于庐山的风景名胜。”但是，“整个南京都沉浸在大祸临头的气氛中。雨媛很快就注意到，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人把她和丁问渔的来往放在心上。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国难当头，个人的那点小情感又能算什么。” 在他们的爱情终于进入高潮的时刻，死亡屠杀即将来临：“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丁问渔对雨媛的身体像着了魔似的入迷，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抚摸着她身上的每一部分，就好像是一个玩物丧志的收藏家把玩着自己心爱的古董，又好像是教徒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日机在拂晓的时候又开始轰炸，这种干扰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外面传来连绵不断的警报声，然后就是炸弹接二连三爆炸以后产生的巨响。他们继续做着该做的事，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雨媛要丁问渔答应她立刻想办法离开危城南京。”

小说的最后，叶兆言干脆放弃了虚构的全知叙事者口气，以作者身份跳到台面上来，一下子就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叙事的界限：“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不堪回首。对于南京人来说，这一年最残酷的历史，莫过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材料记载，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同胞超过三十五万人，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篇小说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屠杀开始之际，正是许多妇女遭难之时。……在一九三七年，可歌可泣的事情也太多，多得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而我的注意力，却徘徊在不应该停留的地方。我仿佛只是从资料的海洋中突围出来。事实让我感到尴尬，原来应该写的，我没写，原来没想写的，却写多了。”他引用了三百年前孔尚任《桃花扇》和近代词人吴梅的诗句来说明他的“尴尬”，但又紧接着说“这些足以传唱的名句，如今读起来，味道有些走样。事过境迁，南京现在能添几树垂杨的地方，已经不多，武定桥边，又都是高楼，那条臭烘烘的秦淮河，实在难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读者对于叶兆言风格独具的反讽口吻或许会心一笑，更或许会感悟出一种无奈和无望的情绪，深藏在自嘲的话语中。在一个读书分享会的场合，叶兆言说道，“把南京的故事叙述一遍，相当于站在一个失败者的角度去谈。明朝好不容易天下统一了，还是从南京迁都迁到北京去。所以说起南京的故事，我有那种痛感在里面。”

“痛感”中，我们是不是感受到叶兆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怀呢？叶兆言小说的文人风格并不都传承中国古典文学，他小说中透露的颓败和无奈情怀，还是很有点现代色彩的。像大屠杀、死亡这些主题，在叶兆言的叙事中也渗透着这种颓败、无奈的痛感。《刻骨铭心》写了7章，从1926年写到1945年，其中只有一章正面实写了南京大屠杀，其他都是虚写或铺垫，跟《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写法类似。叶兆言的小说叙事常常“徘徊在不应该停留的地方”，该写的没写，不该写的写了许多。他更多关怀的是不在场（absent）或不该写的东西。但是在场(present)的或该写的，也许是官宣的公共话语或官方叙事，大概不太允许他那种贯穿始终的“痛感”。

3、《石头城》：全景传奇的抗战叙事

第二种叙事就是《石头城》，我称之为房伟的全景传奇的叙事。房伟的叙事风格跟叶兆言的不同，他讲的故事非常激动人心，有精塑的戏剧化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个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石头城》的风格是写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其蕴含或预设的读者（implied readers）显然是中国读者，这点倒是跟叶兆言相似。房伟说他要“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营造小说世界”。他的说法是，“由抗战史料出发，我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经过几年准备，我在南京实地考察，还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驻，最终写出反映南京抗战的长篇小说《石头城》。” 房伟不是历史学者，他的史学研究最终还是以小说的形式面世。虚构和现实或许是小说写作这个文学形式的难题，其实也未尝不是历史写作和纪实写作的难题。历史学家姚大力认为：“如果说历史研究真应该‘还原’什么，那它首先要还原的，就应该是活动在那个时代的各人群或个人存留在历史文本及其他形式记忆之中的对那个时代的切身感知。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作家说过，要力求对自己所描述的对象有一种‘如肌肤触碰般’的踏实具体的了解。”小说的历史叙事比较擅长“肌肤触碰般”的细节和感性的描述，写实主义小说更是有极其丰富的传统。

《石头城》对写实主义叙事手法运用得非常娴熟，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时，把我前面讲的几种“南京之气”都写得惟妙惟肖。书卷气首先在小说的主角们即蒋乾中教授的一家人身上展现，蒋教授与南京古城共存亡。城破了，他就殉国了，的确有那么一点传统中国文人看重的气节。日军兵临城下时，他还在整理“红楼批注”，最后躺在老宅的棺材里气绝，这个殉国的仪式，是由他的二儿子蒋坤安来见证的。蒋坤安有点书呆子气，但他的呆气不在书卷而在食谱，当然食谱也是有儒家的基因的，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啊。蒋坤安在南京大屠杀后成为大名鼎鼎的金苏菜大厨，跟日本占领军官比赛厨艺，叙事也从写实主义手法转换成了浪漫主义的传奇手法。蒋坤安的故事把书卷气和烟火气融为一体，成为小说传奇的一个亮点。嗜厨艺如命的儿子最后为嗜书卷如命的父亲报了仇，以抗日特工的身份刺杀了日伪众多高官。

当然小说里面的脂粉气也不遑多让，男男女女的纠葛穿插，是家族叙事的重头原料。就人物而言，青楼女子、大儿子蒋坤典之妾周慧，被指写得栩栩如生，有情有义有担当，很符合读者对杜十娘一类青楼中的侠义女子传统形象的期待。总之，书卷气、烟火气、脂粉气，房伟写起来得心应手，他在融合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方面，十分娴熟。房伟写日常生活，吃吃喝喝的家庭、婚恋、男男女女的故事与日军的暴行做了非常强烈的对比，非常戏剧化，读起来让人激动不已。原来是很和平的南京市民，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的，结果日本人一来全被毁灭了。

《石头城》的主题是南京大屠杀，血腥和暴行的叙事是少不了的。日本军人的南京屠城，是南京保卫战后发生的，之前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重要的战斗之一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速战速决的美梦。日军面对中国人的英勇反抗，在打到南京时，杀红了眼的血腥气已经深入日军士兵的骨髓，便发泄在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对无辜平民百姓的奸淫杀戮，跟纳粹德国军队的反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属于一种性质，构成了无法饶恕的反人类罪。南京保卫战在混乱中结束，但中国人的抵抗无处不在。在南京这块地方，抵抗不再是大军团的会战，而以游击战和零星反抗为主。在讲述南京的反抗故事时，房伟采用了传奇叙事手法，大屠杀主题的暴力、血腥和杀戮，在《石头城》里的表述是高度戏剧化和传奇化的，也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预期。小说的主角和主导叙事者蒋巽丰，讲述他爷爷蒋乾中和爸爸蒋坤典、叔叔和姑姑等，也从孩子的角度讲述他自己的传奇，即跟他的南京小伙伴组成的抗日“红山义勇”儿童团的故事。

中国读者立刻可以辨认出一个非常熟悉的文学原型——抗日传奇叙事中的儿童团抗日原型。这个原型的影响力强大，塑造了几代人的历史认知。在我1983年去美留学之前，脑海中的抗战印象完全来自儿时观看的电影和小说。因此，大家几乎都认为抗战是靠《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这“三大战役”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三部电影影响深远，姑且称之为抗战老传奇模式。如今常被提及的“手撕鬼子”类“抗战神剧”，其实是这个模式的延续。在美留学期间，我在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成千本中国抗战的历史着作，中英文都有，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才了解到抗战中原来发生过那么多大规模的战役，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几十万军人的伤亡，战况极其惨烈。难道这才是抗战的真相？如今我们当然掌握了更多史实，但在1983年，我就知道那么些。房伟的《石头城》并非对《小兵张嘎》电影传奇的简单复制。关键在于，抗战老传奇模式将传奇故事等同于历史真相，而实际上抗战的真相远非如此。《石头城》是运用传奇手法、浪漫主义和魔幻手法来重新还原历史，还原的是当时的感受和体验，是从无数历史见证和回忆里爬梳遴选出来的叙述，而非似是而非的所谓“历史真相”。因此，此传奇非彼传奇，《石头城》的新传奇实际上是对老传奇的解构。

红山义勇的故事是非常传奇的，主角也是主要叙事人蒋巽丰的叙事融合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主角讲述爷爷和爸爸和自己的故事，采用倒叙方式，也有莫言《红高粱》的影子。所以《石头城》的传奇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奇，首先是叙事手法的传奇，这样可以把南京的各种气味传奇式地交融穿插，既体现在小男孩、红山义勇的主角蒋巽丰的故事和他的讲述方式中，也体现在他叔叔、金陵大厨蒋坤安的故事中。蒋坤安的故事是南京气味的交汇点，食谱和家谱交织在一起。盛宴美食最后变成了刺杀复仇的戏剧，是小说叙事的高潮。房伟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了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描写了跟日本人对抗的故事。写谍战小说的麦家有许多作品成为国际畅销书。他写过一本小说《尖刀》，写的是中统、军统和中共特工的间谍故事，背景是汪精卫汉奸统治时代的南京，也是一个精彩的传奇故事。但麦家的传奇跟房伟的不同，麦家关注的是谍战本身。房伟则是把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抗战用传奇的方式写出来，写的是战争和暴行下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个性、人的感受。这点跟姚大力说的“肌肤触碰般”的感性描述很像。

《石头城》尾声由第一人称叙事人“我”讲述。这个“我”是蒋家的第四代，是小说主角和主要叙事人蒋巽丰之子，一个生活在21世纪南京的出租车司机。他完全没了祖辈的英雄光辉，但在他的复述中，却保留了南京的气味：“时光倒流八十多年，蒋巽丰那时还是俊美少年，也曾对父亲蒋坤典讲过类似的话。……第一次相信，石头也会有记忆，也会说话。他问蒋坤典，石头有记忆吗？蒋坤典拍着身边的石头，说，怎么没有？血腥味，脂粉气，还有眼泪的咸咸味道。蒋巽丰傻傻地舔了舔石头。石头是苦的。”

4、张纯如和哈金：南京Holocaust与战争寓言

本文把第三和第四个叙事并列讨论，因为都是用英文写的，面对的是英语读者。英语今天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英语读者也是世界读者。第三个叙事的作者是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她是美国出生的华裔，在美国大学城里长大。她的父母是从中国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教授。张纯如父母在中国经历过抗战，她儿时常听父母谈起的抗战往事，在她心中的记忆很深。她大学先读计算机后改学新闻，是霍普金斯大学着名写作班的文学硕士，毕业后在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这样的大媒体做记者，专业素养和眼光都是一流的。家庭故事的记忆和记者的国际视野，在她后来写南京大屠杀一书时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纯如29岁时出版了她的第二部英文专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该书于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出版后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后来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文字，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这不是小说，而是一个面对全球读者的历史纪实叙事，是从记者的视角写的。她采用了大量的现场目击、记录报道、影像资料、战后的东京大审判等提供的档案，以及大量的亲历者的访谈和日记，尤其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间记录的《拉贝日记》，是其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记录。从形式上讲，张纯如采用了“新闻+司法+历史”的三位一体的叙事。她写作依据的都是确凿无疑的证据，为此她做了大量的档案研究和实地采访，写作中得到了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重磅权威研究机构的项目赞助。

可以说张纯如这本书是把南京大屠杀这个故事讲给全世界人听的第一本最重要的书。它不是一本学术专着，而是纪实性的、新闻手法的叙事，充满了骇人听闻但又确凿无疑的细节描述，常常采用大屠杀亲历者、现场记者的叙事角度而非史学叙事的“客观”“全知”角度。她的叙事是“新闻+司法+历史”三位一体的形式。其实更准确地讲，是她试图用这三种叙事的常规（narrative convention）来讲述一个无法讲述的罪行，一段超出人类常识和理性的事件。细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张纯如写作中的一个心理纠结：如何用常规写作来讲述完全超越常规的罪恶？无论是什么叙事常规，是新闻的还是司法的、历史的叙事，能讲好这个罪恶吗？按常规的要求，三位一体叙事应该是客观的、公正的、平衡的、理性大于感性的。乍一看，张纯如的叙事形式还是三位一体的，她运用得十分专业，但显然这种形式无法充分表达她的情感。

在张纯如看来，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是无法用常规讲述的。她在前言里写道：“南京大屠杀（她这里用了汉语拼音Nanjing datusha）在我的童年时刻始终是埋在心灵深处的一个无法讲述的罪恶的隐喻(a metaphor for unspeakable evil)。事件缺少人性的细节和维度。很难找到神话和历史的界线。” 但最终她还是用了那些现成的叙事常规来讲述了这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找到了虚构（神话）和现实（历史）的界线。我们或可从“隐喻”(metaphor)或“寓言”（allegory）的角度来理解张纯如写作的内心纠结、她的叙事形式和情感表述的巨大反差。这里的“形式”对应的“内容”，是张纯如面对大屠杀的难以言说的情感，而不仅仅是历史的事件。她的情感感动了读者，她的读者超越了国界。在她之前也有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但在世界上知道的人不多。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这些原因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和批评。但张纯如用她“无法讲述的罪恶的隐喻”告诉了世界，引发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共情，所以说这是第一本讲给全世界人听的南京大屠杀的书。

张纯如的书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屠杀（Holocaust）叙事。在今天的世界上，Holocaust专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主导的反犹太人大屠杀。但张纯如首次把南京大屠杀跟反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大大拓展了“大屠杀”的含义。从法律上给纳粹反犹人大屠杀定罪的是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提出了“反人类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的概念，后来成为历史和现实世界的一切反人类罪行的标准法律定义。反犹太人大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八十年来，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反思话题和思维框架，从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做出了非常深刻广泛的思考和批判。但南京大屠杀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进入这个反思、批判大屠杀反人类罪的话语之中。张纯如的书开启了一个关于大屠杀的新路径，打开了一扇被长久封存忘却的记忆之门。她不是哲学的反思，也谈不上法律和政治的定性，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叙事和寓言叙事。其震撼和冲击力、由此引发的全世界读者的共鸣和共情，可以从书名上感受到。

很可惜，这本书的英文名的含义没有被中文翻译过来，现在我们应该替张纯如这本书正名，这点非常关键。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准确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强奸南京：世界大战中被忘却的大屠杀》（中文版译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主标题The Rape of Nanking，这是法庭审判的用语，是三位一体的“新闻+司法+历史”叙事的概括。副标题首先用了Holocaust，这个词是纽伦堡审判给纳粹定反人类罪的用词，中文无法译出原意。张纯如的书名用了forgotten，被忘却，英文被动语态，被谁忘却了？被世界大战的审判忘却了。这是书名里world war世界大战的含义。中文为什么省略了？我们不得而知。张纯如讲的大屠杀、反人类罪行，直言不讳地讲就是强奸、施暴，有组织、有预谋的军队的大规模大面积的施暴。它是讲一群军人对平民的施暴，什么叫施暴呢？叫Rape of Nanking，这是一个性暴力，强奸南京，张纯如列举了大量的日军强奸妇女的事实，用了“新闻+司法+历史”层面的叙事手法。

但实际上，张纯如的叙事是一个情感叙事，是借助三位一体的叙事形式外壳讲述一个无法讲述的罪恶。她讲述的既是现实发生的大量强奸，更是一个隐喻、寓言层面上的强奸。这是一个无法讲述的罪恶，一个在情感上有巨大冲击力的隐喻。强奸是什么概念？强奸是对身体的蹂躏和侵犯，日军在南京的强奸是对女性身体的侵犯、蹂躏、施暴。女性的身体在我们的常识中是爱情、生命和美丽的化身，从隐喻或寓言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南京这座城市。南京是一个充满了爱情、美丽的地方，还记得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吧，还有房伟的《石头城》，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美丽的爱情故事。南京这个充满了爱情、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和诗情画意的城市，被日本军人强奸、施暴。这是无法讲述，却又不得不讲述的悲剧。鲁迅有句名言，“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房伟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守孝》，写的是一个美丽的花季少女被日本人强奸了，然后她要复仇。作为一个隐喻，《强奸南京》也是一种复仇的方式，是把南京大屠杀这个反人类的罪行揭露给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这个意义上，张纯如的复仇是一个人性的复仇，是女性的复仇，女性在战争暴力中常常是无辜的受害者。张纯如的《强奸南京》引发了世界的强烈反响，之后也出现了许多文艺作品、历史和学术作品来关注。但遗憾的是，张纯如的呼声并未形成全球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与批判，跟今天世界上对反犹太人大屠杀的追问和反思相比，尚无法相提并论。我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不能忘记的是这个胜利还有许多缺失和遗憾。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尚未形成全人类的共识，受到全世界如同关注反犹太人大屠杀一样的关注，这是个很大的缺失和遗憾。

本文要讨论的第四个南京大屠杀叙事，可以称之为战争寓言，是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英文小说Nanjing Requiem（中文版译为《南京安魂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哈金是世界级作家，这部小说在世界上拥有大量读者。作为虚构小说，《南京安魂曲》虽无法带来张纯如《强奸南京》般巨大的冲击力，但依然展现了哈金的写作风格。《南京安魂曲》是一个关于战争的寓言故事，寓言写作是哈金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他写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许多是他本人的亲历。哈金的小说基本采用写实主义手法，他的英文写作是那种平铺直叙、文字简洁、故事脉络非常清晰的风格。他的英文写作风格类似海明威。海明威始终以新闻记者的笔调和极简主义的风格来写小说。中国作家中最接近海明威写作风格的是余华，而余华最欣赏的华裔英语作家正是哈金。海明威、余华、哈金，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衷情极简主义风格的写实叙事，但他们看似平实简单的文字所追踪的，却是非常复杂的人性。他们所建构的，往往是人类命运纠葛的寓言世界。

《南京安魂曲》不言而喻地带有宗教色彩，安魂曲这一基督教的音乐主调贯穿小说始终。其主要的故事线索是南京国际安全区，该安全区位于金陵女子学院校园里，由外国（以美国为主）女传教士魏特林主持。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角度，叙事人安玲是魏特林的助理，协助魏全面处理安全区的事务，也见证了安全区内发生的大量日军强奸和屠杀事件。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如魏特林、拉贝、约翰·马吉都是历史真实人物，南京国际安全区更是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占南京的重要场地和见证。这个历史事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叙事绕不开的，不过以安全区的传教士为主题的叙事，也许只有在英文语境下才可以呈现。在叶兆言、房伟以及张纯如的叙事中，安全区都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但并非叙事的焦点。哈金的小说聚焦教会主持的安全区的故事，当然有迎合英语读者的文化和阅读习惯的意思。但小说的叙事似乎也太过平铺直叙、不动声色，几乎与叶兆言的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风格好有一比。哈金因此也招来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苛评，认为小说叙事过于收敛，毫无煽情，与大屠杀的主题不符。其实小说的宗教色彩也是若有若无。虽然在死亡、奸淫和屠杀的场景描述中回旋着安魂曲的旋律，但完全算不上是一个主旋律，最多是一个复调。如果我们要在小说中发现哈金的寓言叙事，或许要从故事主角安玲的家庭悲剧来一探端倪。

安玲是第一人称叙事人，也是小说主角，作为安全区主席魏特林的助手，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很有拯救所有受害者的使命感。但小说的主要故事是安玲自己的家庭悲剧，是一个“国恨家愁”的纠结。这个“国恨家愁”要说明一下，不是“国恨家仇”这个成语里的仇恨的“仇”，而是发愁的“愁”。为什么不是仇恨的仇？为什么是发愁的愁？这就是小说精彩的地方。它讲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悲欢离合，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屠杀相互交织。安玲的儿子浩文是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到日本留学，然后被日本人派回中国，成了日本占领军的军医。作为日本军医，浩文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帮着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她儿子浩文其实是一个很有爱国情怀的中国青年，天性纯真、助人为乐。安玲的儿媳盈子是日本人，跟浩文在日本相爱结婚，生了一个儿子阿真，这时浩文就被派到中国了，命运的悲剧由此开始。安玲后来收到了噩耗：“从洛阳来了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洛阳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一个好人，是出去到郊区给一个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

这段故事有三个叙事者：安玲、报纸作者、写字条的无名者。不同叙事者讲述同一个事情、不同的态度。首先报纸的宏大叙事是激情澎湃、无懈可击的；第二是第一人称的母亲安玲，她的丧子之痛也是可理解的；最后是无名者的纸条，讲的是真相，却如同一把钝齿的锯子，撕裂了宏大叙事杀汉奸的欢呼声和母亲丧子的哀鸣声。

安玲后来见到了儿媳盈子和孙子阿真，他们是在战后东京大审判的空隙见面的，安玲是受难方的证人代表，在那种场合跟亲人却无法相认。《南京安魂曲》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八月末的一个闷热的早上，我们动身离开东京。大家走出旅店，朝送我们去机场的汽车走去，这时候，我又看到了盈子和阿真。他俩站在大门旁边，她穿苹果绿的旗袍，显出曲线清丽的身段，阿真穿了件白色衬衫，海军蓝短裤。……母子俩朝我挥着手，带有几分怯生，我的同行和官员们都扭过头去看他俩。我无法向盈子和阿真走过去，只能朝他俩点点头，然后慢慢地挪进汽车。车开动了，我用双手捂住了脸。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哈金讲的是一个破碎的故事，家庭破碎、民族破碎、山河破碎，人类的命运如此支离破碎。这是一个无解的故事，跟复仇无关，你向谁去报仇？哈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这是他最难写的一部小说，重写改写了四十多遍。他说“故事写出来，是对主人公和受难者灵魂上的安慰。《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说到底，这部小说是一个灵魂的追问，上帝能够拯救人类吗？安全区里的一群基督徒企图拯救生命，却不断失败。安魂曲也是具有很强烈的神学意味。但是，神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小说的寓言是一个灵魂的追问。小说中的神学意味毋宁说是一种具反讽意味的叙事手段，基督教的神性在残暴的兽性面前苍白无力。余华在《南京安魂曲》的中文版序中写道：“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5、人类命运

最后讨论的文本与南京大屠杀没有直接关系，但主题相关。这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1933年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公认的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书名La Condition Humaine，中译名《人的命运》或《人的境遇》。小说主题是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当时国共两党分裂，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法国作家马尔罗写的就是这个故事。马尔罗青年时代积极参与印度支那反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到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的命运》里有许多作家本人亲历和见证的事件。小说的主角人物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共产党员并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有强烈的共产国际背景，在上海有很多共产国际的特工、刺客和革命家。《人的命运》的故事，就是这些上海的国际共产党人遭遇了四一二大屠杀，他们跟中国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一起，被追踪、被逮捕，最后被杀害。他们在监牢里度过了临刑前的48小时。《人的命运》是一本很厚的小说，有400多页，描写了四一二大屠杀前后22天的故事，大量篇幅聚焦临刑前48小时发生在几个国际共产党员身上的事情。小说主角之一叫卡托弗，是一个俄国共产党员，他在临刑时有很多纠结，是一个世界革命背景下的哈姆雷特式的存在主义人物。小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活着还是不活？卡托弗不停地问自己：活着还是不活？他觉得活着是受难，因为他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被塞进了火车头炉子里活活烧死。他还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身上藏着氰化钾。最后，他把氰化钾献给了临刑的战友，让那些战友服用氰化钾，有尊严地自尽。卡托弗自己英勇就义，走进了火炉。

《人的命运》是一部存在主义的小说，马尔罗是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写的。小说主要的叙事形式是心理描写、内心独白。其情节惊悚紧张，一开始就是刺客陈的暗杀场景，然后是不断的阴谋、暴动、追捕和残暴无比的火炉行刑。但大部分的叙事都是内心独白，或极其细致入微的、显微镜式的情节描述。我们无法把主角们的心理活动、情绪和恐怖、杀戮、死亡的极限体验等，与现实事件的客观叙述区分开来。现代主义叙事的特征是无意识的欲望叙事、心理叙事，现实的再现是由无意识的情感体验来完成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恐惧、焦虑、孤独、无助无望的情绪中辗转反侧，但他们的这些情绪，交织着对存在和命运的几乎形而上的、哲学的反思。因为马尔罗的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读者无法确定这些反思究竟是出自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人的事后分析还是冷眼旁观？亦或是主角们自身的幻觉和噩梦？所以，可以说马尔罗的小说是对人类命运的反思，是对生与死的反思。其英雄主义色彩和悲剧色彩，乃至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主题即发生在中国上海的革命与杀戮、死亡与牺牲等，都被马尔罗的生与死的反思所淡化甚至湮灭，马尔罗的生死之问并无答案。命运的问题最终都来自情感、感性的体验，来自无意识的欲望，都是无解难题。

本文最后用《人的命运》来作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结语，是想说这些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主题，也许都要回到一个终极的问题——当然这个终极问题是无法终结的，那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境遇的问题。对世界大战以及导致世界大战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有深刻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家阿伦特，在1955年写了《人的境遇》（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跟马尔罗1933年的小说同名。阿伦特的书不是小说，而是思想随笔，但思考的问题跟马尔罗十分相近。根据中国学者陶东风的解读，“为了创造／制作（create）一个所谓‘新社会’，为了创造历史（make history），人也可以被当作原材料，在暴力面前默默听任‘模式’‘目的’（‘必然规律’‘历史法则’等等）的任意宰制”，在阿伦特看来“是极其危险的”。阿伦特似乎对马尔罗之问提出了她的思考，但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满的答案。无论如何，我们对于大屠杀的思考和写作，不能回避人类的命运或境遇这个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刘康，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杜克大学教授，从事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美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媒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