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溪泽 肖克：认同置换、精英动员与分离固化：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何解构国家认同

摘要：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国家认同解构相伴相生，但国家认同解构不应仅被认为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生的静态原因，更是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动态结果。根据分离主义过程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包含三个关键环节：意识形态、精英领导和分离主义组织，分别对应地区认同对国家认同解构过程：干扰、对立和僭越，即首先，在意识形态建构阶段通过认同置换，将地区认同依托民族主义并对标国家认同进行建构，使其成为国家认同降低时能够顺势“补位”的可替代性认同以备置换；其次，精英通过“情绪-行为”动员模式，利用民众的基本需求对中央进行负面叙事，煽动怨恨和焦虑情绪，驱动民众将上一阶段的隐性心理认同外化为显性政治行动，使地区认同对立于国家认同；最后，分离主义组织固化分离行径，完成从暂时性分离主义运动向固定性政治组织的转变，推动地区国家化，使地区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理解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解构国家认同之逻辑，对化解相应挑战至关重要。

关键词：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国家认同；认同解构；

后冷战时代，“认同政治”崛起带来的混乱与冲突一定程度上接管了由意识形态“左右之争” 引发的动荡阴云。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抑或国际社会，无关政治体制或经济发展水平，凡认同政治崛起之处，国际冲突的乌云便会开始聚集。而其中，由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在关涉认同政治的全部议题中占比最大，对一国内政与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据战争相关性数据库2011年统计，自冷战结束至2007年，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冲突占所有国家内部冲突比例高达38％。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国家认同的解构相伴相生，然而对于二者互动过程中因果关系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考察和完善，而这对于理解当代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何解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

一、引言

学界既有关于国家认同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因果关系的研究，呈现出单向化、静态性、个案化的特点，大都将国家认同危机视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忽视了正是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导致国家认同被有目的、有计划、分步骤解构的，即国家认同危机不仅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更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结果。考察国家认同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关系视角应转向一种突破静态归因的动态因果过程。

国家认同危机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因果关系单向化特征体现在只关注国家认同危机导致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兴起的静态单向因果关系，而忽略二者是互动的动态因果过程。安东尼·史密斯、约翰·伍德、拉尔夫·普雷达斯等学者都持有这种静态单向归因的观点，认为语言、血统、祖地等原生性因素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资源分配等工具性因素首先造成国家认同危机继而导致了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出现。但国家认同危机只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仍然存在一些地区性民族，尽管具备了原生性和工具性因素，却并未必然滑向分离主义的结局例如法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加泰隆人以及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四国而居的萨米人等。这便需要一个更有力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的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等诉求最终演变成了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而有些地区却没有？

此外，无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还是认同政治都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对于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应置于动态的因果过程之中进行考察。目前，关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动态过程的研究较之认同政治的动态进程研究要更为系统和丰富，主要见于族群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相关考察，如查尔斯·蒂利从一个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入手，把某一突发性事件作为出发点，将集体行动的组成部分总结为：利益、组织、动员、机会和集体行动本身，苏珊·奥扎克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分析族群动员的进程，包括由可识别的群体持续进行集体行动；与反对者、政府当局(或两者)的互动;一定程度的组织；除了游说和日常合法政治行为之外的一些制度性策略。约翰·伍德则将分离主义行径得以成功兴起的三大关键环节总结为意识形态、精英领导和分离主义组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有关认同政治动态发展的研究便稍显逊色，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对“认同政治”研究的批判中指出，认同是渴求归属的痛苦与迷惑，无论民族主义还是认同政治都只是病征而非病因，更谈不上药方。作为认同政治中最为主流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都只是将认同作为一种先定性结构或决定性因素?从静态角度分析其对族群行为的影响，将冲突归因于族群原生的本质特征。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动态发展，而另一方面的族群或国家认同却是静态先验的，二者互动的因果过程便易被忽视，并且难以回答以下问题：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认同是否随之发生变化，是如何变化的?国家认同的下降如何导致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隐性的心理认同是怎样外化成为显性的政治运动?国家认同是如何被对抗性塑造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家认同的解构两个过程之间的互动因果过程是什么？

最后，对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认同的研究仍旧呈现个案化的特点，且大都从结果的角度总结已发生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认同问题的共性特征。从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呼声屡禁不止到北爱尔兰新任领导人“再脱英”言论再到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领导人的“特赦法案”风波等，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不同洲、不同制度、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频频上演，纵然各地分离主义运动具有特殊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对身份认同的操弄为实现分离目标的切入点，而不是阶级、信仰等其他因素?显然关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认同研究仍需要更具解释力的广义理论。

二、分析框架：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国家认同解构的因果过程

对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过程的考察，本文参考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约翰·伍德教授的分离主义过程论(Processual Theory of Secession)。分离主义过程论总结了分离主义运动得以成功发起的三个关键环节，分别是：意识形态(Ideology)、精英领导(Leadership)和分离主义组织(Organization)，并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与国家认同解构的过程相对应，即从干扰到对立再到僭越，分析在此过程中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何通过认同置换、“情绪-行为”动员和固化分离的机制实现对国家认同的渐进性解构。

具体而言，国家认同的解构应置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以还原二者互动的因果过程。由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对成的不同阶段解构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和解构目的与预期效果，即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变化也是动态发展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得以兴起依赖意识形态、精英领导和分离主义组织三个关键环节，尽管三者总体遵循上述顺序关系，但每个环节的发展也会与另两大环节密切相关相互联系，而非完全割裂式的顺序逻辑，共同构成了一幅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图景。

在此之中，第一阶段意识形态通过认同置换，依托民族主义，对标国家认同的文化和制度认同两方面，构建可替代国家认同的地区认同，以期成为民众身份认同的替代选项，使得地区认同得以在国家认同被解构之时理所应当地顺位上移。这一阶段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尚处于从属关系，地区认同仅作为干扰和混乱民众身份认同的可替代性认同而存在，并不能自发取代国家认同。

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发展成一种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便涉及第二阶段精英领导。本文借鉴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族群“安全困境”等相关理论，提出“情绪-行为”动员模式(详见下文)，还原精英利用本民族群众对于自尊渴望和安全威胁担忧的基本需求，有意识地通过盲目断言和不断重复的煽动手段，根据两种需求分别进行负面叙事以激起本民族群众基于过去的怨恨和基于当下的焦虑情绪，依托被激起的怨恨政治和“安全困境”焦虑驱动群众认可并参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此动员过程中，国家认同被对抗性地塑造，地区性认同被传染性地推广至本民族成员之间。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所搭建的隐性心理认同外化成为政治行动，即心理认同政治化的过程，彰显地区认同对立于国家认同这一转变。

最后阶段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与被调动起来的本民族群众不满足于暂时性的地区性分离主义运动，一场“昙花一现”的政治运动能争取到的利益是有限的，也不足以消解怨恨和焦虑，因此便需要建立分离主义组织以固化分离行径，使分离定期化、常态化，最重要的是国家化，即地区认同得以僭越于国家认同之上，而这一组织便是分离地区国家化的象征或谋求国家化的政治武器。上述三个步骤构成了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家认同解构之间的因果过程，具体逻辑如图1所示：

三、意识形态:建构可替代性的地区认同置换国家认同

认同之于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普及埃里克森指出，人类天生具有理解与其不同事物的能力，人类天生渴望被承认。那么，个体为何总是需要维持某种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主要源于两个动机：降低主观不确定性与强化自尊。人们通过自我归类以维持群体实体性和独特性，但这一过程也会产生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并进而催生内群体偏好。因此，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初期的意识形态建构阶段，为避免本民族群众出现“认同真空”，国家认同的解构是基于可替代性的地区认同的建构而得以实现的。

首先，意识形态扮演着促进集体行动的中心角色，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建构地区认同依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国家制度是现代国家构建所必需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国家认同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如果说国家认同是国民意识的正向建构，那么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在观念层面“对冲”国民意识并对其进行负向解构。几乎每一个分离主义运动所诉诸的意识形态都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独有特点之一，便是它重新定义地理空间的技巧，也就是把一块地方政治化，将其视为历史的和特别的领土，这成为地区性民族产生的基础。地区性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论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定义表述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民族依托于民族主义得以存在和延续，民族主义则是民族的灵魂所在，因此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构建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也毫无疑问要诉诸民族主义理论，如苏格兰民族主义、魁北克民族主义等。

民族主义在地区性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常被用作是一种聚合手段，在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中，“一族一国论”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引述最多的民族主义理论。该论调来源于西方的古典民族理论，宣扬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一族一国论”追求实现马志尼模式创造一种族群、语言和国家领土一致且重合的民族国家，过分强调单一认同，旨在将本民族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之上。然而，这种构想和模式完全无法契合各国之实际。正如学者戴维·威尔什指出，如果将同质国家定义为少数民族占人口比例低于5%的国家，那么在现有的180个主权国家中只有不到20个在种族和民族上是同质的。苏吉特·乔布里更是进一步指出，农耕文明时代的那种民族同质化国家即便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彻底结束了。因而这种鼓吹纯粹“一族一国”式的民族认同的行径，无非是为地区分离的“合理性”寻求一种意识形态支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毫无实现之可能也饱受批判)，势必会放大国内主体民族和地区性民族之间的差异，以达到强化地区性认同作为可替代国家认同的顺位第二认同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进而削弱整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最高层面的国家认同。

其次，地区认同的建构基于民族领土意识，对标国家认同而塑造。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不断利用民族主义理论加强内群体的忠诚，实现地区忠诚置换国家忠诚，渲染本民族地区认同的优先性和特殊性，希望通过强化民族认同达到内群体力量的凝聚，实现本民族权力置换国家权力。地区认同的建构最初源自民族主义所衍生的一种“民族领土意识”。胡安·诺格指出：“各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领土意识形态形式。”民族主义者所维护的民族，不仅被置于空间里，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民族主义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同，它明确要求特定领土，这块领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其强调所谓特殊性、例外性和历史性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族领土意识是一切民族主义的根基，这也就能够解释当今许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缘何都以地区名为自我命名，如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魁北克分离主义、苏格兰分离主义等。

在地区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是将地区民族化了，并使那些最独特的地区要素有了神话内容和神圣感情。所有有助于增强内群体认同的地区要素都会被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夸大并大肆宣传，此时地区要素成为一种民族符号，一种集体意识的载体，以此达到突出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差异性。例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当地乡村传统、民间风俗、加泰罗尼亚语与罗马-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催生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加泰隆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主体民族卡斯蒂利亚民族是如此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通过民族主义被“意识到”和“进一步放大”的。再如，始于19世纪末的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去英国化”和“自我建构”，对爱尔兰的民族文化、民族身份和民族历史重构并由此产生了盖尔运动协会、爱尔兰语联盟和阿贝剧院等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团体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相互影响，对爱尔兰民族认同的形塑产生深远影响。

地区认同最终要实现可替代国家认同并与之置换，还需要对标国家认同进行建构。着名的民族问题专家安东尼·史密斯将国家认同的五大基本要素归纳为：第一，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或祖地；第二，共同的神话与历史记忆；第三，共同的大众性公共文化；第四，适用于全体成员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第五，统一的经济体系，并且成员可以在领土范围内流动。这五大要素也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路，他们对标国家认同，打造属于本地区的文化和政治认同，重要的是这种地区认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意味着本民族群体对地区拥有全部的占有权和控制权，并试图将地区认同从现属国家认同中抽离出来，无法与国家认同相兼容。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共同体，地区性民族的独立诉求通常指领土主权、领海主权等国家重要物质基础，由其产生的分离主义运动大都与国家疆域争议和分裂相伴随？因此排他性地区认同势必冲击所在国最核心利益，尤其声称地区拥有“主权”更直接威胁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如是，地区性认同对标国家认同建构为下一阶段精英动员群众性政治运动埋下了对抗的危险种子。

最后，地区认同之所以成为可替代国家认同的“不二之选”并且短时间内可以为本地区民族成员所接受、欢迎和支持，在于其重要特性——模糊性。大多数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无法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希望创建的新国家。相反，分离主义者所谓的民族主义要传递的信息多是一种“负面建构”，即仅仅表达未来新建立的国家不会像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者现在所处的“衰落”的国家那样，进而给那些对现有生活感到不满的(实际上，人们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完全满足)本地区群众绘出一幅一旦分离出去就会生活得更好的“美好图景”，仿佛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解决现有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例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将问题“甩锅”马德里中央，宣称马德里每年从当地“剥削”16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8%。若加泰罗尼亚独立，加泰隆人会“更加富裕”，若好好发展，加泰罗尼亚将成为南欧瑞士。尼日利亚伊博族发起的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则仅仅利用“石油黑金”的巨额财富给民众带来了虚幻的致富希望，导致民众关注点都逐渐集中到了油气财富上，通过呼吁“资源自主”来鼓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让伊博族人相信地区分离便可独占石油财富进而解决一切现存问题。事实上，模糊性恰恰是最大程度能够争取到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潜在支持者的关键手段，这些潜在支持者经由下一阶段的“情绪-行为”动员，便会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资源。

纵观各国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现状，无论是扩大自治权诉求还是有独立主权要求的国家都无一不将建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坚实而牢固的地区认同作为解构国家认同的第一要务只是在地区认同仅作为观念层面的存在而未经精英动员并外化为群体性政治行为之前，地区认同暂时仍从属于国家认同，尽管如此，一个俨然区别于国家认同的地区认同已经被建立起来，国家认同被形塑为他者与地区认同相区隔。

四、精英领导:“情绪-行为”动员地区认同对立于国家认同

资源动员说(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认为，社会上所存在的大量的心理失衡的个人并非产生抗争和运动的充分条件，一盘散沙式的个人是有待被那些掌握着资源的精英动员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其产生和发展并非从一开始便是一种自觉的群体性政治行为，其关键性的驱动力量是精英的领导力。因此，在构建可替代性的地区认同用以置换国家认同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政治层面的运作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便着力推动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层面上扩展运行，即分离主义精英动员本地区群众。正如约翰·伍德在分离主义过程论中指出的：“仅分离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解释分离主义为何能发展上升为政治运动的高度，而通过对分离主义精英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是他们将分离主义的潜在可能转变为政治现实。”

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对本地区群众的动员过程，就是将上一阶段的意识形态从观念层面的隐性心理认同外化、政治化为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过程，而对抗性的危险或族群冲突的风险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并升级的。精英的领导力和动员效度是决定一个地区会否分离、分离成败、分离成本和收益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因素。那么，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究竟是如何对群众进行动员的？本节借鉴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族群“安全困境”等相关理论，试图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对群众的动员模式，即“情绪-行为”动员模式(参见图2)。

“情绪-行为”动员模式的核心逻辑如下: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进行动员主要依赖两种情绪驱动力——怨恨和焦虑，因为情绪是能够启动政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为了煽动和激起本地区群众的怨恨和焦虑情绪，精英基于人类基本需求中对自尊和安全的需求，分别对中央进行负面叙事，利用断言和重复手段，通过“选择性创伤”的唤醒、“受害者身份”的激活、“族际间和解”的缺失来实现自尊被忽视的叙事，激起群众基于过去的怨恨；通过族际落差的民族化转移归因和虚构或夸大“族群安全困境"来实现本民族安全被威胁的叙事，激起群众基于当下的焦虑。情绪的基本属性就是传染性，能形成一种社会情绪氛围驱动或裹挟着本地区群众亢奋且充满激情地参与到与中央相对立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之中。通过精英在需求、叙事和情绪三个层面的动员，国家认同被对抗性地塑造，第一阶段的排他性单一地区认同意识形态使他们在这一阶段终于喊出“独立”或“分离”的政治诉求，走上街头参与这场地区分离的政治运动。

第一，在需求层面，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进行情绪动员的切入点是根植于人类生物本能之中的基本需求。20世纪90年代，着名的冲突解决领域专家约翰·伯顿提出了人类需求理论(Human Needs Theory)，指出族群之间之所以爆发冲突，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生理需要被剥夺，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与成长和发展有关的心理需要，包括人们对被承认、身份认同和安全的需求。其中，人类对被承认和身份认同的需求实质上是自我内在尊严渴望被承认的表现，即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别人却不予公开承认，甚至诋毁我、拒不承认我的存在，这不能被接受。自尊源自被他人尊重和渴望被承认，现代的身份感迅速演变为身份政治，个体借此要求他们的价值得到公开承认。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因此，当我们看到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巴伐利亚等地区看似是因所谓的经济利益而产生分离行径，实质上却是因为他们为国家创造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却并没有因此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更高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自尊的满足。

此外，本地区民族成员对于安全的需要是精英动员在需求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切人点。这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即族群生存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即经济利益、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这些安全威胁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被想象出来的。对安全威胁的焦虑或恐惧的基础是个体试图解释偶然与某种经历相吻合的精神状态。而无论安全威胁的来源是否是想象出来的，最终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的，所以精英需要的只是看似合理的安全威胁叙事并尽可能地夸大，最终煽动本地区群众的安全焦虑情绪，因为情绪一旦被点燃，关于安全威胁的来源是否真实客观的理性思考便几乎无法回归。

第二，在叙事层面，精英需要对于自尊忽视和安全威胁进行“合理化”负面叙事，以将国家认同对抗性塑造，使分离主义思想和行径“正义”。在此，主要总结三种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惯用的对自尊忽视的叙事：“选择性创伤”的唤醒，“受害者身份”的激活和“族际间和解”的缺失；以及两种对安全威胁的叙事，分别是：族际落差的民族化转移归因和虚构或夸大“族群安全困境”。

第一种是“选择性创伤”的唤醒。“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由美国学者沃尔坎提出，指的是民族祖先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遭受的巨大创伤的共同心理表征，尤其当本民族处于冲突中或经历重大变化并需要重新确认或增强其身份时，选择性创伤"就会被唤醒并施加强大的心理影响力，以支持受到威胁的群体认同。几乎每个地区性民族在形成发展中都存在着创伤事件，本民族群体在与另一个民族群体的冲突中遭受了损失或经历了尊严的忽视。这种共同创伤事件会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铭记上一代未能挽回损失的土地、声望和自尊等，并表明本民族群体未能逆转另一个民族群体往日所施加的伤害。对于本民族群体而言，事件的历史真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分享选择性创伤，群体成员之间建立和加强了联系，并无意识地“选择”将上一代对族际间“创伤”事件的心理表征添加到自己的身份中。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将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对当地“文化和身份种族灭绝"作为选择性创伤并反复提及；英国北爱尔兰分离主义将1972年英国军队开枪击杀和平示威的北爱尔兰平民的“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作为选择性创伤等。尽管当下这些“选择性创伤”早已解决，甚至政府亦并非当初造成创伤的那个政府，但反复提及创伤，将民众情绪转移到当今的中央政府是精英动员民众反抗中央和制造地区与国家认同对立的绝佳工具。

第二种是“受害者身份”的激活。由于“选择性创伤”的存在，本民族成员自然就会被激活“受害者身份”。自恃“受害者身份”的民族持有民族受害者心理，这是受伤害的经历和后果变成受害者性格因素的一种状态。受害者心理多源于受伤害、受迫害的经历，并与社会建构有着一定联系。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首要的作用，例如教科书、课程计划、教师的口传心授等因素亦影响深远。其次分离主义精英说教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地区领袖的讲话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知名新闻媒体的言论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再次，旗帜、纪念碑、纪念日、宗教或国家仪式等纪念性事物具有重要的标志和纪念作用，如在加泰罗尼亚象征着抗议马德里关押地区独立运动领导人的“黄丝带”标识;在科西嘉象征着为地区独立不懈抗争的科隆纳肖像等。最后，书籍、电影、话剧等文化产品也会向本地区群众传播受害者心理。如纪念抗击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共和军的电影《风吹麦浪》;纪念鲁汶大学分裂事件的纪录片《鲁汶 68》等。利用所谓“受害者身份”来煽动地区分离在许多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都可见得，下文仅节选一段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普格蒙特(Puigdemont)在独立公投之前的演讲，借以管窥“受害者”地方形象与“施害者”中央形象在精英的叙事层面的运用:

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为保卫第二共和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该共和国在200多年后恢复了我们的自治权，并恢复了我们语言的使用。不幸的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被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击败，加泰罗尼亚历史的黑暗时代再次开始。

第三种是“族际间和解”的缺失。族际和解是指在冲突过后，从信念、情绪和行为意图等方面改变对另一族群的看法、消除族群间存在的心理障碍，重建或恢复族群间积极可持续关系的过程。因此，当本地区民族和主体民族交往的历史被有意诠释成“选择性创伤”的悲情过往，本地区民族群体自视为“受害者”，主体民族被对抗性叙事为“施害者”后，受害者”便会希望在心理上与“施害者”重新获得平等尊严和地位，甚至要有所补偿，即受害者身份带来的收益，包括外部同情支持和帮助，也就是一场“族际间和解”。然而，对于主体民族而言，却是与所谓“选择性创伤”和受害者身份”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负面叙事截然相反的“各地区性民族融合，加强国家统-和凝聚力”另一套叙事，因此很难出现“族际间和解”的可能，而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恰恰利用这一缺失，再次印证主体民族对地区民族自尊的忽视和不承认，将国家认同进一步对抗性塑造例如，佛朗哥独裁时期对加泰罗尼亚的压迫和伤害的暴行却在西班牙民主化之后并未得到“平反”，而是通过了一项“沉默协定”(Pacto de Silencio)。马德里中央本意是希望以沉默避免新的冲突，但加泰罗尼亚人认为族际间和解建立在故意“遗忘”的基础上。该协议一定程度上成为日后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转向激进的导火索。再如，北爱尔兰“流血星期日”事件发生后，威奇里法庭(The Widgery Tribunal)对此的调査却很大程度上洗清了士兵和英国当局的责任。此举助长了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中央的敌意，并加剧了冲突。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支持率随即上升，该组织的招募人数也出现激增。

通过以上三个相互联系的负面叙事，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完成了对本地区民族群众自尊需求被国家主体民族忽视的印证和解释，这些族际间交往的历史将会在下一个情绪层面激发一种怨恨政治。此外，在安全威胁叙事上，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也是极尽所能地夸大国家主体民族对本民族的所谓“威胁”，传递安全焦虑。

族际落差的民族化转移归因指的是精英操纵本地区群众对当下际遇的不满，并将其全部归咎于主体民族对本地区民族的所谓“内部殖民”和“相对剥夺”。群体不满反映了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或结果感到不公平，并且希望对此进行改变。经济较差的边缘地区的分离主义精英往往将族际间落差归因于所谓的“内部殖民”。赫克特认为，位于一国边缘地区的潜在分离主义集团的经济落后源自其核心主导集团的持续剥削。工业化产生了以文化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边缘社会分层，最终，边缘地区的民族团结加强，形成了后者对抗前者的局面。如法国科西嘉省，自20世纪末以来，该岛分离主义分子策划的政治谋杀暴力行径频发，该岛民族主义之父艾德蒙·西摩尼(EdmondSimeoni)曾多次表示法国以殖民地之地位对待科西嘉。法国政府1957 年曾出台“科西嘉地区行动计划”希望改善科西嘉人经济水平，但大量外来劳工也来争抢该计划所释放的工作机会，导致科西嘉用仅有的观光资源“喂养”外来劳工，而本地人并未因该计划在财富和工作机会上受惠，科西嘉人的人均生产总值仍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而加剧科西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

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的提出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会出现分离行径，即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导致人们心理期望值不断提高。当这种期望突然被挫败时，个人会在期望与现实情况之间经历无法容忍的鸿沟。在这一点上，个人最有可能参与集体反抗行动。因此，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发生不仅仅可能缘于相对贫困，更可能是缘于持续经济发展及随后而来的骤然下降所引起的心理期望的挫败。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了以文化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地区分层，当在权力资源分配中，个别族群没有获得预期收益时，族际间不平等分配的落差就可能引发政治冲突。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鼓吹他们的地区被剥夺了应得的物质利益，分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路，即“相对剥夺理论”，进而最大限度地吸引潜在支持力量。加泰罗尼亚、弗兰德斯、巴伐利亚、苏格兰等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都常借“相对剥夺理论”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争取民众支持力量。这种族际落差的民族化转移归因叙事激化了本地区民族成员对非传统安全的焦虑。

虚构或夸大“族群安全困境”则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激起本地区民族成员对传统安全焦虑的叙事手段。族群“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族群成员因为不能确定另一个族群当前和未来的意图而产生的“恐惧”。如果族群相互之间的“恐惧”长期得不到缓解甚至升级族群为克服“恐惧”而进行的实力竞争加剧，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更加容易恶化成冲突螺旋，族群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霍洛维茨在《冲突中的族群》中也指出，“对灭绝的恐惧”和“相对价值的竞争”深藏于族群心理之中，族群冲突中总是充满激情、象征性和忧虑的一面。 作为被包裹于强势民族之中或跨界而居的地区性民族，身为“弱势”的一方天然对于国家主体民族存有安全担忧，这种安全担忧包括但不限于：对本民族在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缺失、经济地位的降低、民族语言的濒临灭亡、民主生活方式的消亡等。但是这种安全威胁的塑造并不必然是真实客观的，而极大可能是自利精英虚构或夸大出来的，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越强，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越大、速度越快。科尔曼在分析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存在的族际冲突时就指出，对于被南部支配的威胁——无论是虚构还是真实的——是刺激北部人政治觉醒的主要因素，这种情绪又激发了北部人反对南部人的负面情绪。

第三，情绪驱动力层面。上述两个层面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煽动群众基于过去的怨恨和基于当下的焦虑，这两种情绪是使得隐性心理认同走向显性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的驱动力。正如大卫·休谟所言“理性是并且应当只是激情的奴隶”。其一由尊严被忽视所引发的怨恨(resentment)产生于社会性生存比较:我本来应该像你那样风光，却没能够如你那样得意，于是生成一种社会性的紧张状态，驱使着人们改变现状。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怨恨动员是怨恨呈现政治意义的主要表达方式。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通过煽动怨恨，将过往那些深藏于本地区民族成员潜意识和情感体验层次上的那些无能为力和软弱感调动起来，唤起该群体的尊严得到公开承认的渴求。弗朗西斯·福山在评价怨恨政治的重要性时就指出：“比起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的人，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怀抱的情感更有分量。”其二由安全威胁所引发的焦虑的驱动力更为强大，这源于焦虑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应，即焦虑情绪因注意偏向而对环境中的不同信息所具有的选择性可能会使这种情绪进一步强化。焦虑与一种自我加工相联系，它将注意力吸引到环境的威胁线索上，以利于获得威胁性信息。焦虑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主动发掘威胁信息，最终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导致的重要结果在于其对政治判断的影响。精英通过煽动传播焦虑，使人们对中央和主体民族做出偏见性的价值判断进而走上错误的分离道路。

最后，在“情绪-行为”动员模式中，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精英在不同层次所采用的动员手段也是精心设计的。在需求和叙事层面，精英们采取“断言法”，即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这是让观念和意识形态进人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如果只下断言，效果往往不会最理想，因此精英们还需要第二种手段——重复，即必须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而当群众的情绪已经被煽动和激起，精英们便会转用第三种更具“破坏性”的手段——传染。因为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这便是强大的传染过程的开端。在地区性民族群体间，怨恨和焦虑的情绪相互传染，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

综上，通过人类基本需求为切人点，负面叙事和情绪激起，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一政治行为从原本的意识形态变作政治现实，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以一种负面的对抗性形象被塑造，而地区认同在此过程中被进一步凝聚和加强，并以传染性的方式在地区成员的头脑中占据主导位置最终导致了本该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认同对立于国家认同。在这一阶段，国家认同的解构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而当今族群冲突中的暴力分离行径便是印证这种国家认同激烈解构的直观外在表现。

五、分离主义组织:“国家化”的地区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

霍洛维茨认为，建立一个平行的、本民族排他性的政治组织是分裂一个政权的首要倾向。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组织既反映也决定了分离主义精英巩固其动员所获收益的能力。没有组织的分离主义精英所煽动的只不过是没有持久影响的骚乱。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指挥协调结构必须要能够超越城乡、世代、经济和其他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分歧。此外，有些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可能会演变为政党，这种组织策略能够带给分离主义组织以合法性，使得分离主义政党一旦在地方掌权，便可以最小的冲突成本在其管辖地方开始分离主义的制度化，使分离主义影响加倍。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指出，“对主权的要求是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前提条件，民族主义需要有致力于追求民族主权的组织的存在”。经历了地区认同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精英对群众从情绪到政治行为的动员，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第三阶段终于得以露出其真正的终极目标和野心——实现分离地区的“国家化”地区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认同颠覆。因为所谓分离主义从一开始的政治目标就是指向将其居住的领土从现属国家脱离，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或并人其他国家，“国家化”和认同颠覆是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之必然。

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可以从组织和行动手段上划分为非暴力分离主义组织，如分离型政党、青年组织和兄弟会等，和暴力分离主义组织，即恐怖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霍洛维茨表明，分离主义组织可能会从现有的文化复兴组织、宗教信仰组织或青年团体中自然发展而来。但是有鉴于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民主已经成为共识，暴力非法的分离主义组织很难完成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地区“国家化”的任务，至多能暂时维持“控制”某个地区的状态，而长期的非法暴力分离行径又会消耗地区群众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因而各国分离主义组织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往往更倾向于诉诸非暴力手段，将政治诉求控制在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地保证政治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同时，法理上的正确、程序上的正义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方面的干涉，从而减轻民族分离主义可能受到的外部阻力。而非暴力的分离主义组织又可以从来源上分为一国内部的分离主义组织和国际分离主义组织联合。

首先，一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组织为了实现地区“国家化”的目标而不发生冲突或内战，组建分离型政党几乎是绕不开的一步。当代各国普遍实行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分离型政党在助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并且无论最终是否能够走向独立，只要分离型政党能够在地区当政，就会推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常态化，进而继续使地方认同僭越国家认同。一般而言，分离型政党使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话语，持续动员民众支持分离。这些话语含有民族和民主的合法性，并用其描述“我他”族群之间的多维差异，能够让民众相信分离的合理性，这种不同于以往暴力恐怖手段的新型的政党或社团政治运动型手段，不仅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支持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内外更多的政治同情和政治援助，从而让本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走得更远、更为长久。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构建系统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并成功反抗性动员起来本民族民众后，便寻求给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披上民主制度运行下的合理外衣”，通过形成民族分离主义政党以在议会斗争中同中央“同台相竞”，影响本国政治决策。例如，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两个分离型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团结党(Junts perCatalunya)在 2023年西班牙大选中，合力以选票为筹码迫体首相桑切斯力主通过极具争议的针对独立公投中被逮捕和流亡海外的加泰罗尼亚政治领导人的特赦法案(theCatalanAmnestyBill)，从而进一步推动地区独立之可能。此外，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还可以通过形成政治社团，以院外活动的方式形成地方政治压力集团，以便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继续动员群众并募集国内外政治资金和援助，使认同危机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被固化下来，持续对本国的国家主权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构成威胁，进而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挑战。如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圣·简巴蒂斯协会”(SociéteSaint -Jean -Baptiste)，致力于捍卫魁北克法语的强势地位，助推法属魁北克伙伴联盟成立。该协会还多次举办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包括“爱国者日”“国旗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宣布年度“爱国者”典礼，鼓励和文持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为推动魁北克独立进行政治募捐等。

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演变成分离型政党这种组织策略可以为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许多好处。一是，政党竟选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选举构成了对公众意见的真实测评。因为支持分离主义的政党所得的选票通常直接被解释为支持分离主义。最重要的是，这一策略为分离主义行径提供了合法性。二是，一旦分离型政党成为地方的最大党，它便可以合法地采取措施加强其所管辖的地区与中央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我他”边界，以最小的成本开始分离主义的制度化。分离型政党通过以愈发激烈的民族话语吸引选民，以本民族要求向中央政府施压，并推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最初仅仅反映民族分离意愿的分离型政党最终实质上是加深和扩大中央和地区的分裂。因此，也经常会听到是分离型政党的政客们制造了民族冲突的说法。

其次，伴随全球化以及高科技通信与便捷交通手段的迅猛发展，当代的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开始采取相互联合的策略，形成跨国度、跨民族、跨宗教的国际联合化趋势，并呈现出分离主义组织网络化的特征。在这种组织中，来自不同地区的分离主义组织在政治、资金、人员上进行联合，甚至在属于他们的组织中，这些地区俨然以彼此承认的“主权国家”的形象自居。例如，1991年在荷兰海牙市成立的“世界无地位民族组织”。这是一个国际性非正式组织，甚至被境外一些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称为“小联合国”。在整个欧洲政党层面还存在一支明确以分离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持欧洲各国的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的政党联盟——“欧洲自由联盟”(European Free Alliance)。该组织聚集了整个欧盟境内的 39 个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自治主义政党，代表欧洲的无国家民族和少数民族，并以推动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地区自治和独立为重点开展活动。如今，欧洲自由联盟与欧洲绿党联合组成“绿党/欧洲自由联盟”（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Greens / European Free Alliance in theEuropean Parliament）作为欧洲议会中的一个独立党团，目前在欧洲议会中的 720 个席位中占据 53席位，可谓是欧洲议会中较为重要的党团之一。这些国际分离主义组织联合相互支持、彼此借鉴在国际层面上为本国的国家主权造成混乱，给主权国家的国防安全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造成严重恶劣影响。

可见，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一旦发展到建立固定的分离主义组织，就必然会对主权提出进一步要求，完成将该地区“国家化”的最终目标，实现国家认同解构的最后一步——地区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诚然，综上仅作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解构国家认同的理想条件下的动态过程并未将中央政府的反应和应对措施纳入考察，但依旧不难看出，国家认同的解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一旦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便会对民众的国家认同造成一种“永久损伤”。

六、总结与展望

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国家认同的解构有不同的目标与效果。具体而言：第一，在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构建阶段，通过认同置换，将地区认同依托民族主义并对标国家认同进行建构，使其成为国家认同下降时能够顺势“补位”的可替代性认同以备置换。其主要目的就是扰乱民众的身份认知，为下一阶段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奠定隐性心理基础，在被精英动员之前，地区认同将暂时从属于国家认同。第二，在精英领导的阶段，通过“情绪-行为’的动员模式，利用人类的基本需求，对中央进行负面叙事，煽动民众的怨恨和焦虑情绪，以此动员民众将上一阶段奠定的隐性心理认同外化为显性政治行动。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被对抗性塑造，而地区认同则在地区群众的不断参与过程中被传染性推广。这一阶段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的对抗性在精英鼓动下全面爆发，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成为彼此不相容的对立面。第三，在分离主义组织固化分离行径阶段，分离主义运动从偶发、暂时的政治运动固化为常态、稳定的政治组织，甚至能够正常参与国内或国际的政治生活。分离主义组织的目标继续向地区国家化的方向推进，实现地区认同僭越于国家认同，以完成对原有国家认同的解构。

这三个阶段相辅相成，互相衔接，达成的对国家认同解构的效果也是层层递进、逐渐加深，地区性分离主义运动与国家认同是互为因果的动态因果过程。诚然，国家认同感的降低会导致地区性分离主义运动，但国家认同缘何降低，则与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本身息息相关，国家认同更多是在民族分离主义的集体行动中被消解的，民众对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之间关系认知的“错位”一定程度上则是通过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被形塑和深化。

然而，鉴于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和矛盾复杂作用的结果，尤其有些民族分离主义属于同时兼具多重诉求的复合类型，故因案例之差异，难以有一以概之的固定解释范式。因此，本文旨在为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何解构国家认同提供一种相对广义的解释视角，而在探究具体案例之时，还要纳入其特殊性因素加以考量。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通常是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而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策略则是解构国家认同，增强民族离心力。共享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实现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理解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解构国家认同的发展逻辑，在此基础上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方能成为可能。在铸牢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不断加强防范、反制地区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国家认同渐进性解构的力度刻不容缓、任重道远。

李溪泽，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克，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民族》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