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一带一路”的底层逻辑和世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目标之一是促进伙伴国的共同发展，包括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深化分工、促进贸易、激励创新、清除制度障碍，来提高各伙伴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在“硬件”和“软件”层面齐头并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构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最终实现全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和中亚时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是中国新时期周边合作的重要依托，又是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拓展平台，还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2年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为抓手，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互利共赢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其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伙伴国的共同发展。发展的内涵广泛，既包括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和收入分配的持续改善，也包括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稳步前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是经济增长。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学逻辑，在此大致等价于经济增长的逻辑。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的增长，其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单位时间内人的产出的增加。导致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原因有两个：技术进步和分工贸易。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工具促进效率提高的实例俯拾皆是，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在没有技术进步时，不同人或人群之间单纯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交换，同样能够带来贸易收益，进而提高人的单位产出。这便是经济学家普遍崇尚技术创新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创新是由人实现的，而人的行为需要有效的激励。贸易收益来自分工和交换，而分工和交换的前提是参与分工生产的人或人群对契约有充分的信任。激励与信任的基础，主要是与人类偏好和行为相关的制度安排。制度既可以诱发生产性激励、抑制非生产性激励，也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同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深度和市场规模的广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换句话说，制度安排质量越高、覆盖面越广，贸易收益就越大。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经贸合作，对发展的意义也恰恰体现于此。发展合作指的就是多个国家或经济体为突破自身市场规模限制，深化分工并促进贸易的集体行动，旨在使因市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贸易收益增量被各参与方所分享。要让潜在的贸易收益变成现实的贸易收益，关键条件之一是各参与方采取集体行动，也就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促进分工与贸易的双边或多边制度安排，或是清除阻碍分工与贸易的制度障碍。由此可以得出推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途径之一是制度建设。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海关通关、税收协定等标准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真理是具体的，实现目标的途径更应该是具体的。中国建设“一带一路”，主要是从器物、制度和理念层面齐头并进，且各有侧重：

器物层面注重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国内产业升级带动对外产能合作，打造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决条件的跨区域生产网络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中国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国内市场，而许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深化，产业链得以延伸，分工得以细化，各国生产要素得以深度对接和融合，最终使各国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特别是投资收益率偏低和投资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证，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来规避和化解风险。

与“硬”联通相对应的是“软”联通，即保证、维持和拓展国家间分工与贸易的国际制度或规则。从相当意义上说，制度或规则的有无、质量和执行，决定着“一带一路”的成败。“一带一路”伙伴国内部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各国间已经建立了种类繁多的双边、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它们与非“一带一路”伙伴国的关系亲疏各异。这些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设置了许多障碍。通过制度建设协调各国经贸规则，实现制度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难点和关键点。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社会建章立制带来更多机会。中国正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继承、改进、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让国际制度趋于中性，甚至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谱写人类发展的历史新篇。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在理念或认知层面深化各国对“一带一路”与其自身利益攸关度的理解至关重要。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和污名形形色色，有的将其视为“新殖民主义”，也有的认为中国打算建立一个与西方体系抗衡的平行体系。实际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才是丝路精神的真实体现。这一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一脉相承。

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被中国学者概念化为“孔子改进”，以对应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而同时没有人福利受损，这个社会便实现了福利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固然好，却不足够好，因为它并没有使所有人获益。换言之，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孔子改进”强调的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福利都有进步，它与“帕累托改进”相比又上了一个层次，处于更高的境界，契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彰显出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理念与宗旨。

今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各国依据经济逻辑促进全球与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掺入了政治干扰因素。“经济政治化”有多种形式，比如违背经济规律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又比如通过建立“小院高墙”为“歧视性区域主义”推波助澜。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歧视性区域主义，最后都将以所有自由贸易参与方的福利受损为代价。“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