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召鹏 肖畅：中国特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逻辑与转型发展

摘 要：基础设施的本质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生产条件，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必要的使用价值”。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多个层面维护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促进形成特定的资本类型，提高资本地理机动性，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维持并促进剩余价值生产，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矛盾和危机根源于其特殊的形成条件和提供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基础设施领域创造了伟大成就，为中国持续四十多年的发展奇迹提供了根本保障，但也积累了矛盾和风险。新发展阶段，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大力推进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打通资本循环堵点，畅通资本循环，化解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造成的矛盾和风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一般条件，基础设施本身根据组织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前者（诸如流通网络、产业园区、邮电通讯、能源水利）提供物质性一般条件，后者（诸如教育、科研、公共卫生、环保、社会保障）提供社会性一般条件。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体系服务能力和支撑作用，对于扩大内需规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以问题为导向，重点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基于其自身特性维持并促进资本积累？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在哪？现阶段中国最需要什么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什么样的融资条件和价值实现方式？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与特殊

（一） 基础设施的本质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条件

基础设施的本质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一般条件。马克思以道路为例，指出“所以要修筑道路，只是因为它对于共同体是必要的使用价值”。物化在基础设施之中的劳动是“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之外一定要完成的剩余劳动”，是社会成员的必要劳动。作为在运动中不断增殖的价值，稳定的资本积累必须要求不同形态的资本能够稳定连续地相互转变，“一般生产条件”实则指涉为资本的生产、循环和周转提供便利的物质基础，不必只发生在生产领域。基础设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空间前提，即“资本会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础设施的特殊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资本积累，并将资本的矛盾转移至基础设施自身及其建设主体。第一，基础设施是资本流通中形态各异的资本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例如“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第二，提高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地理上的机动性，“用时间消灭空间”，加快资本周转。第三，维持并促进剩余价值生产。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设施会在总体上减少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进而缩短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效于延长工作日；文化和司法等社会基础设施能够“强化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有目的地调和阶级冲突，维持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安全和平稳。第四，缓解生产领域的过度积累趋势，并将危机和矛盾转移至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避免价值丧失，剩余资本必须投向规模更加庞大、回报期限更长久的积累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吸收剩余资本的最佳办法。

物质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吸收相关行业的剩余资本，为扩大资本积累提供物理空间条件，从而带动其他行业剩余资本的积累性吸收。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形成产业园区、桥梁等实物工作量，主要通过培育社会管理人员、社会服务人员、社会创新人员，创建其活动机构和活动制度等方式，为扩大资本积累创造所需的技术条件和劳动力条件，统一消费与积累。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础设施的形成条件与提供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础设施得以建设必须“对于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条件”。这需要剩余资本大量存在以及经济发展要求增加供给一般条件。私人资本提供基础设施会受制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多数情况下作为公共工程由国家提供。生产领域出现的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独特形成条件，这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盈利机会。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必须促进特定类型资本形成，从而畅通资本循环并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以此为基础的国家公共投资才能构成完整的资本循环，从而税收相应增加、公共信用的品质得到维持。哈维指出，当初级资本循环出现过度积累时，如果剩余资本未能被引导至基础设施建设，便可能发生“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is）。资本循环的合理转换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目的是引导分散的剩余资本流入社会当下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调动全社会的剩余资本，政府信用的供给必须先行扩张。物质基础设施融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信用，但社会基础设施必须由国家统筹建设。因为物质基础设施所提供的生产条件在地理上固定，而社会基础设施为资本积累培育的技术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在地理上机动。因此，地方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要低于物质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更多依赖中央财政和国家信用发行，并需要中央政府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信用并不局限于国债。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矛盾与危机

第一，以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过度积累只是将过度积累转移至基础设施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呈现出的重复建设、低效供给等问题是内生的。商品价值丧失的危机被转移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后，演变为财政危机、公共信用危机，国家干预的实质是将矛盾和危机转移至国家自身。第二，作为固定资本的基础设施体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资本流通越来越被监禁在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当中”。第三，时序矛盾。在社会生产方兴未艾之时，基础设施虽是经济活动的一般条件，但其逻辑上的形成条件产生于经济活动繁荣发展之后，因此，若社会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造成资本积累放缓。

二、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及其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对应着作为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的循环流通过程，即物化在基础设施之中的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出于国情不同，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但差异的根源在于基础设施的生产环节，因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从建设目的、融资渠道、时空规划三个方面来看基础设施的生产环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中国特色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充足多样的融资渠道和科学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此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赋予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各类独特的基本条件：土地公有制、以银行体系为主体的国有金融体系、以国央企为主要代表的物质基础设施生产主体，以及以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为核心的社会基础设施承担主体。因此，不同于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格局表现为政府主导、市场协调。

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坚持人民立场，具备强大的融资能力，并能够实现科学的时空规划，为物化在基础设施之中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循环机制。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必要的”。“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有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现实中确实因地方政府“盲目低效”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而破坏基础设施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和顺畅循环的问题。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过度积累造成的空间价值丧失的危机取决于其特色的基础设施提供方式，表现为“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模式不可持续、金融系统不良贷款隐患高、物质基础设施利用率低、市政设施服务企业财政依赖性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风险加剧等特征。这些社会经济风险的深度原因是城市产业盈利不佳、转型不畅，因此只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而这需要双向改革，“破立并举”，一方面基于自身国情化解风险，另一方面建设现阶段所需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条件。

三、以问题为导向推动中国特色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转型发展

（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粗放扩张物质基础设施，对物质基础设施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使用，并未能及时供给配套的社会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早期能够快速畅通资本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但不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转型阶段，即初级资本循环和二级资本循环过度积累的阶段。当过度积累发生时，此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吸收剩余资本。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转型阶段将剩余资本转化为低利用率的物质基础设施，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未能避免剩余资本的价值丧失问题。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对GDP的边际贡献逐年递减，是低效率基础设施投资的表现。在新发展阶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畅通社会总资本循环，需要依赖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突破先进生产技术、培养高质量劳动力，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并不能胜任上述要求。

（二）大力推进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供给规模长期落后于物质基础设施，从而导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出现明显断层。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化模式需要转型以适应资本循环的新要求，告别数量型粗放扩张的城镇化模式，将目标聚焦于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社会基础设施是先进生产技术和高质量劳动力形成的一般条件，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能够打通资本循环堵点、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基础设施不生产实物资料，其发展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畅通资本循环。资本循环不畅一方面表现为暂时不具备循环所需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社会上涌现大量未能得到有效配置的失业劳动力、物质资料和闲置货币。畅通资本循环的关键是合理配置社会闲置资源，推动资本循环所需要素形成。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吸收剩余资本、畅通资本循环，是现阶段资源配置的科学方向。同时，我国物质基础设施同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需要相比还不适应。新发展阶段需要更高效益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更加充分的社会基础设施。

（三）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转型发展的方式

第一，坚持完善物质基础设施体系，拓宽资本积累空间、推动空间整合、促进基础设施布局均等化。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基础设施体系，改革一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实现“积极的社会政策”，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市场效率。部分领域和行业可以通过市场供给、政府买单的方式增加供给、提高质量。第三，建设好社会基础设施需要改革融资模式和一般公共服务体系。探索新型融资模式，为普惠性扩张的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货币金融体系应以引导剩余资本流向社会基础设施为改革方向。长期以来，货币剩余资本沉淀在银行体系并在债券市场谋取资本增殖，在造成金融空转的同时推动债券型资产收益率稳定处于高位并成为货币资本实际意义上的无风险利率，从而加剧资本循环困难。最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是一项长期社会事业，需要久久为功。现阶段社会治理方面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动构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何召鹏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肖 畅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