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王芳舒：国际政治中的声誉：学术流变、理论逻辑与前沿展望

摘要：声誉作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战略互动中的重要因素。在安全研究的框架下，声誉不仅影响国家的威慑可信度和承诺履行能力，还关系到外交谈判的筹码和联盟关系的稳定性。关于声誉的理论研究起源于冷战时期，经历了早期聚焦声誉重要性，到中期声誉质疑以及近期重新复兴的发展阶段演变。声誉概念可以细化为不同类型，如决心声誉、合作声誉以及国家声誉和领导人声誉等。声誉的动态性和历史依赖性成为当前理论关注的前沿，亦即声誉如何在长期互动中积累、转变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影响。近年来，声誉研究进一步融合了理性选择理论和心理学视角，丰富了其解释力，并推动了对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深入理解。通过聚焦声誉动态演变的特性和运用跨学科视角的方法，声誉研究将为理解国家间战略博弈、行为逻辑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贡献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国际政治中，声誉（reputation）作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战略互动中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吸引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正如谢林在《军备及其影响》中所述，声誉是一种战略资产，能够影响对手的预期和行为，并且有助于解释国家行为和预测未来行动倾向。同时，声誉不仅为理解决策过程提供了依据，还是分析信号传递的关键工具，帮助研究者理解国家如何通过行动展示其决心。因此，理解声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和战略效应，对于把握战略互动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声誉的多维性和动态性。一方面，多学科视角的引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结合，推动了声誉研究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网络空间的兴起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将使声誉研究发生重要变化。

声誉作为影响战略互动的重要变量，其独特意义在于能够解释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及其在多边互动中的动态影响。与威慑理论不同，声誉研究更关注国家在长期关系中如何积累国际社会的信任与认同。这种长期性使得声誉能够补充威慑理论在多边框架下的不足，同时拓展了对国际规范、合作与冲突的理解。

国际政治中的声誉：概念辨析与基本类型

（一）声誉的定义与类型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声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却难以捉摸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和理论框架出发，对声誉进行了多种定义和分类。达福等人将声誉定义为其他国家或领导人对某一国家的持久特征或行为倾向的信念，强调了声誉的两个关键特征：声誉是基于过去行为形成的，声誉具有预测性。

声誉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被研究的是决心声誉和合作声誉。决心声誉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在危机中的决心的信念，即该国家的领导人在危机期间会采取哪些行动来表明他们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以达到目标。合作声誉则是指一个国家被认为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倾向于合作而非对抗。一些学者还关注了盟友间的合作声誉，将声誉研究与联盟政治相结合，并延伸到了经济领域。

（二）声誉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区分声誉与可信度（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形象（image）等相似概念，有助于深化对声誉概念和内涵的理解。

可信度是指一个国家或领导人会履行其威胁或承诺的可能性，主要由物质能力、被认为的利益和决心声誉三个因素组成。声誉相比于可信度更加宽泛，并且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较长时间内的行为模式。同时，声誉的评估往往更主观，受观察者的认知偏见和心理因素影响较大。

可靠性指的是一个行为者履行其承诺和威胁的倾向。相比之下，声誉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可靠性，还包括其他方面，如决心、实力和意图等。而可靠性更具体地指向一个国家履行承诺的能力和意愿。

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总体印象和地位，它可以受到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象比声誉更加宽泛，涉及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认知。另外，形象的塑造和改变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广泛的努力。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就与国家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

国际政治中的声誉研究：学术脉络与流变

（一）声誉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国际政治中的声誉研究起源于冷战时期对美苏核对峙的分析。声誉研究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理论焦点和代表性学者。

（1）第一波研究：对声誉的重视（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

第一波研究强调声誉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框架，并引入认知理论视角。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如何通过行为建立和维护国际声誉，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决策。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通过计算利益和成本做出决策。杰维斯等学者则引入了心理学视角，强调认知偏见和信息不对称对声誉形成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声誉研究的微观基础。

（2）第二波研究：对声誉的质疑（1990年代至21世纪初）

随着冷战结束，学者们认识到声誉并不能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因此开始对声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认为国际行为体并不会像人一样拥有声誉，过去的行为也不会对当前可信度造成影响。霍普夫质疑了声誉在第三世界的作用。默瑟也提出，受归因机制影响，国际行为体并不能真正获得声誉。

（3）第三波研究：声誉的复兴（21世纪初以来）

进入21世纪，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特别是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引入，为声誉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米洛的研究聚焦领导人心理因素，解释了不同决策者如何评估同一国家的声誉以及如何在国际冲突中管理声誉。凯特泽通过实验研究揭示了决心与声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领导人特质对声誉形成的影响。国内学者如林民旺、王学东、尹继武等的研究也在声誉类型、特性和经验影响上有所深化。

（二）声誉研究的新趋势

随着研究的深入，声誉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学者们也开始引入行为经济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廷利和沃尔特的实验研究表明，行为体在重复互动中会战略性地建立声誉，影响未来的互动结果。与此同时，多层次分析方法开始兴起，连接领导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声誉研究推动了对国家行为和声誉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总的来说，声誉研究从最初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的研究领域。这一发展过程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声誉这一复杂概念理解的深化，也展示了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尽管对声誉的重要性仍存在争议，但学者们已经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国际政治中的声誉：理论视角与影响过程

（一）声誉研究的理论视角

声誉研究主要建立在三种研究视角之上：理性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和心理学视角，这些视角为理解声誉在国际政治中的形成、作用和影响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

首先，理性主义视角假定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通过计算利益和成本来做出决策。谢林提出，声誉是一种战略资产，国家会通过展示决心来建立声誉，从而影响未来的互动。费伦的“观众成本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通过公开承诺，可以增加不履行承诺的国内政治成本，从而增强承诺的可信度。

其次，建构主义视角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不仅仅是理性决策者，还受到社会结构、规范和身份的影响。凯克和西金克的研究提出，国家遵守国际规范是为了获得或维护特定的声誉，这种声誉反过来影响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阿德勒和巴内特的“安全共同体”概念表明，国家间的共同身份和价值观可以创造出一种信任和互动模式，影响声誉的形成。

最后，社会心理学视角为声誉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特别是在解释观察者对国家行为的认知、情绪和信念更新方面。心理学视角强调，认知偏差和情绪对声誉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观察者的既有信念常常影响他们对新信息的解读，情绪则可能导致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错误判断。此外，个体差异，如观察者的心理需求和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也会显着影响其对声誉的关注程度及行为选择。

（二）声誉影响国际政治的过程

第一，声誉是否会影响国际政治？一些学者认为，声誉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影响国家间的互动和信任。例如，谢林认为通过展示明确的威胁和坚定的意图，国家可以有效地威慑对手。杰维斯指出，信号传递和误解是导致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声誉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其他一些学者则质疑声誉的作用，认为国家更多地依赖当前的能力和利益来做出决策。随着研究的发展，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声誉的作用，认为声誉在特定情境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国家需要展示决心或合作意愿时。萨托利提出，建立诚实沟通声誉的长期好处是能够增强威慑的可信度。尹继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国家表达诚意信号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国际声誉。

第二，信号传递的作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通过昂贵的信号（如军事动员），国家可以有效地传达决心。费伦提出的“自缚双手”概念强调，国家在传递决心时，通过承担高昂的成本来增强威胁的可信度。然而，心理学视角则强调，信号的传递过程容易受到认知偏差和误解的影响。杰维斯指出，国家间的误解和误判是导致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个体在处理信息时会受到已有信念和期望的影响，从而影响对信息的解读。麦克德莫特的研究表明，情绪状态（如恐惧和愤怒）可以显着影响个体对风险和信息的处理，导致过度反应或错误判断。

第三，决心展示的中介。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国家通过昂贵的信号来传达其决心，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心理学视角则关注领导人个人特质和国内政治压力对决心展示的影响。例如，凯特泽提出，决心不仅是国家的行为，还涉及国家领导人展示决心的方式。米洛的研究则展示了领导人特质和国内政治环境如何影响决心的传递和声誉的形成。麦克马纳斯分析了国家领导人如何通过声明表达决心，以及这些声明如何在国际冲突中获得可信度。

国际政治中的声誉研究：应用实例与操作方法

（一）动态声誉的理论研究

杰克逊在其着作《竞争对手的声誉：美朝关系中的强制与可信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声誉逻辑的国家间互动模式框架——一国过去的言语和行为，影响其他国家对其未来的预期。这个框架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声誉动态的理解，还为实际的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杰克逊首先区分了声誉和可信度两个概念。声誉争论的焦点在于可信度是否以及何时是声誉的函数。杰克逊强调，在危机情境下，一国的威胁、信号和行动会对对手国家的认知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当前危机，还会延伸到未来的危机中。

杰克逊的研究详细讨论了声誉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类型：决心声誉与诚实声誉。决心声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退让或妥协，将会增加未来遭受侵略的风险。诚实声誉理论则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可信度的关键因素是其言行是否一致。

为了解决这一理论矛盾，杰克逊的声誉框架重新整合了这两种类型的声誉，考虑了国家行为的历史模式及其对未来互动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A国有对B国退让的历史，那么B国会相信A国的威胁，但未来B国会更倾向于挑战A国；如果A国有对B国虚张声势的历史，那么B国不会相信A国的威胁，未来B国也会更倾向于挑战A国；如果A国有对B国坚定立场的历史，那么B国则会相信A国的威胁，但未来B国不会倾向于挑战A国。

杰克逊选取了美国与其对手在危机中互动的系列案例对上述理论进行检验，得出了在竞争条件下，虚张声势会削弱威胁的可信度，而诚实信号则可以保持可信度的结论。虽然退让是诚实信号，会增强退让一方未来的可信度，但同时会形成优柔寡断的声誉，使其他国家在未来更有可能发起挑战。

（二）国际政治中声誉研究的方法要点

在应用声誉概念进行国际政治研究时，研究者应注意四个关键要点：第一，明确“声誉”的概念，包括决心声誉、诚实声誉、能力声誉等不同方面，并提供具体的操作化定义和衡量指标，如过去危机中的表现和军事行动的果断程度。第二，考虑历史语境对声誉的形成和影响，分析互动历史、地缘政治环境和文化因素，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塑造国家声誉，并注意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第三，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根据研究问题和数据选择定性或定量方法，或者采用混合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第四，采用动态视角分析声誉的变化，关注声誉如何随时间和事件变化，研究其在不同国际危机或重大事件中的演变，以揭示声誉变化的规律并为未来预测提供依据。

结语

声誉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解释了国家为何在某些情况下坚持兑现承诺或维持威胁，提供了关于威慑理论和可信度问题的深入见解。声誉研究使学者们更加关注非物质因素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拓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使其能够更全面地解释国家间的互动逻辑。

声誉研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首先，明确声誉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框架是至关重要的。要更精确地定位声誉在不同国际互动环节中的具体作用。其次，实验法作为研究工具为声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控制实验环境，研究者能够更精确地观察声誉的影响，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另外，声誉研究的类型区分与逻辑辨析是未来的关键方向。目前，已有的多种声誉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仍需进一步探讨。最后，探索新兴领域的声誉研究，如网络空间中的声誉形成与影响，将是未来的重要路径。

综上所述，声誉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者可以通过明确学科定位、应用新方法、推进类型区分、探索新兴领域等方式深入理解声誉的作用机制。这将有助于各国更好地制定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芳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自：《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