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剑华：分析方法与分析的中国哲学之展开

摘要：用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还可以采取一种层次式的研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刻画基本概念，运用关联方法分析重要观念，运用量化分析探究观念背后的人类的真实认知。这是对分析方法的加厚，使得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形而上学研究，也适用于经验化的“加字哲学”研究。通过对分析方法的重新界定，新一代研究者将在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哲学家的基础之上，使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做出新的贡献。

1937年，沈有鼎撰文《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提出中国过去的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尧舜三代秦汉的文化，第二期是魏晋六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的文化。“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穷理尽性的哲学为主脉的……第二期文化，是以道家的归真反朴的玄学为主脉的。”沈有鼎接着指出，佛学西来，宋学兴起，其贡献极大，但宋学之失败“在缺乏慎思明辨的逻辑……”。站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开始的1937年，沈有鼎以恢宏的气魄预言了中国的第三期文化的复兴，“贯穿着这一期文化的特征，是慎思明辨的态度，逻辑的精神，综合的能力，理想的建立与实现”。沈有鼎所讲的四项特征，前三项都与20世纪的分析哲学及他所治的逻辑学有紧密关系。以今日之眼光审思，他应该认为20世纪兴起的注重逻辑分析的分析方法将助力中国的第三期文化的复兴。据此也可推论，未来中国哲学之开展必将实质地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

本文将分析方法之运用区分成“以分析为体”的运用和“以分析为用”的运用，并将分析方法总结为逻辑分析、关联分析和量化分析三种，进而在此基础上澄清当前对分析方法的一些误解，以在倡导分析方法的前哲之“肩膀”上，重新探讨分析方法之应用于中国哲学的可能。

传统问题与分析方法

学界对“哲学是什么”有诸多理解，其中与分析哲学最接近的是如下一些说法：哲学是概念之学，哲学的核心是论证，哲学是说理。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强调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哲学的方法是论证、讲理。其潜在的一个推论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性——哲学家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概念辨析、论证或说理。但是，哲学研究有自己的问题领域。（1）从古希腊“哲学—科学”发端，之后物理学、生物学等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专门学科，从而人们把没有被某一专门学科解决的“遗留”问题归为哲学。（2）哲学在与科学的逐渐分离中形成了比较独立的问题领域：是或存在、实体、自由意志等。按照黑格尔“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展开”的着名说法，哲学史中的问题就是哲学的问题。但是，哲学方法的变革会导致哲学家所关心问题的变化。当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时，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旧的问题消失了，新的问题产生了。

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以逻辑方法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反映了方法对问题的革新。罗素的《论指称》运用逻辑方法解决了传统的存在问题。其后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聚焦于根据意义为真的逻辑、数学命题和根据经验证实为真的科学命题，传统形而上学所关心的神、灵魂等问题在哲学中被取消了。这是新方法取消了老问题。由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背景是新逻辑（数理逻辑）和新科学（相对论），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聚焦于形式化的语言分析和科学理论的解释。这是新方法产生的新问题。尽管奎因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但其论文集《从逻辑的观点看》仍是对彻底分析方法的一种继承。在此之后，分析哲学出现一种回归哲学传统的倾向，追求用当代的分析方法去重新解释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

从研究的问题领域来看，早期的分析哲学以分析方法为体，即把分析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后期的分析哲学则是以分析方法为用的时期，即重新接纳传统哲学的问题。分析哲学研究从语言哲学拓展到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领域，乃至将哲学史研究、现象学等纳入研究中。

早期分析方法是逻辑分析，这种分析被视为最核心的分析哲学方法，但是对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宽泛的理解，认为逻辑分析是一种通用方法，适用于任何学科。赵汀阳认为，“逻辑只能为哲学助力却无法为哲学作保”。他把逻辑和博弈论视作通用的方法。第二种是狭义的理解，即逻辑分析只适用于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王路区分了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越经验的哲学，而其他与经验相关的哲学，是一种“加字哲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加字哲学”不适合运用逻辑方法。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加字哲学”，与此相应得到的推论就是，逻辑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哲学。

按照上述表述，赵汀阳认为逻辑方法适用于中国哲学，但是哲学还有自己的独特方法。王路则认为逻辑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哲学。笔者认为逻辑分析可以应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不过在应用方式上，与逻辑分析应用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种逻辑方法：一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方法；另一种是哲学逻辑，或具有特定形而上学蕴含的逻辑及相应的逻辑方法。

三种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由“分析”和“方法”两个语词组成。从方法来说，可以有分析方法、科学方法等。从分析入手，可以有分析的方法、分析的立场、分析的视野、分析的进路或路径等。

首先，考虑方法与立场的关系。以分析方法为体，即把分析方法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进而根据这个标准来判定哲学问题。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立场是一种分析的立场。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心灵，采取的方法是自然科学方法，而自然科学主要是一种量化分析方法，那么按照量化的标准就不存在心灵，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灵的取消主义立场。以分析为用即接受现有哲学传统中的问题或者从真实的生活经验中提炼问题，进而对问题进行相应分析。这样的分析方法不是要取消问题，而是对问题本身进行辨析和澄清。这种分析可以相容于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立场。

其次，考虑方法与视野或路径的关系。视野、视域的表达很常见，但分析的视野不能形成一种方法。分析进路可以包括分析的方法、分析的立场、分析的问题等。但这种说法过于强调其包容性。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分析方法这个说法。

从哲学史的线索来看，分析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期，程炼将其总结为“苏格拉底二条”：“第一条，我们要用清晰的概念将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要用字面的意思（literal meaning）而不是修辞的方式说话；第二条，我们的思想要经得起推敲和论证，而不是愿望式的、跳跃式的、故弄玄虚的。”第一条可以理解为对概念要有精确的认识。第二条可以理解为对立场进行论证：（1）要保证思想系统的内在一致性；（2）用演绎论证的形式来建构某一个哲学论证，在此基础上，再选择普遍为真的前提，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但是，逻辑无法保证前提为真。前提可能根据直觉为真、根据逻辑为真或根据科学证据与经验为真。因此，程炼提出：“科学和逻辑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它们也在向更正确的形态发展。”

在哲学研究中，逻辑方法和科学证据都对论证起到了作用。逻辑分析方法最为核心，但并非唯一的。当代分析哲学包括三种分析方法：第一种是以弗雷格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分析方法；第二种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或关联分析方法；第三种是以丹尼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化方法或量化分析方法。

在具体讨论三种分析方法之前，有必要澄清对分析的一个误解。很多对分析方法持有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分析就是将整体“分析”为部分。实际上，分析哲学既包括一种还原的分析，也包含一种综合的分析。斯特劳森将分析方法区分为还原模式和关联模式。还原模式是从复杂的观念开始不断将其分析、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例如掌握语句中每一个简单部分的意义就掌握了整个语句的意义。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样的语句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这种情况运用关联分析是更适合的。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逻辑分析和关联分析。逻辑分析并不等同于还原分析。例如构造一个论证，这并非一种还原分析；但用一个更为基本的概念分析非基本的概念，就属于还原式分析。关联分析并不一定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治疗”的立场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非还原的关联分析，但不一定要消解这一哲学问题。

第三种方式是自然化方法，即运用实验方法或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和结论研究哲学，如认知科学哲学、实验哲学。语言转向使得我们对世界的探究要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实现，逻辑分析、关联分析就是一种语言分析。有人把实验哲学的兴起称为实验转向，这就使我们在研究自由意志、语词指称等哲学问题时，需要运用问卷调查和脑电检测的手段。所以实验哲学方法在语言分析方法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从还原和非还原角度来理解分析方法，则一种特定的概念分析、量化分析属于还原分析，而构造论证式的逻辑分析和关联式分析属于非还原的分析。在哲学探究中，还原的方法和非还原的方法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分析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三种分析方法的适用性。

三种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家在运用逻辑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已取得突出的成就，例如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哲学。作为分析方法的代表性人物的张岱年认为，哲学方法的根本是逻辑解析的方法：“逻辑解析法在根本上是反对玄想（speculation）……逻辑解析并不是把什么整个的事物拆散、割裂，乃是把不同的意谓分别开，把混淆的语言弄清楚。逻辑解析乃是考察常识中科学中的根本概念与根本命题的意谓。”虽然张岱年没有进行论证重构，但是由于他对概念的把握，时刻留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区分，因此他采用的方法仍然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

在讨论如何解释哲学经典时，韩林合提出了解释经典的四个原则：完全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原创性或独立性原则。前三个原则都和分析方法具有内在联系。在讨论如何解释哲学史时，劳思光提出了研究哲学史的四种方法：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基源问题研究法。劳思光在批判了前三种方法后，提出了基源问题研究法。这种方法的第一步是通过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找到基源问题，第二步是通过找到的基源问题对相关的理论重新做一个展示，第三步则是提出自己的统一的预设标准。哲学史研究的工作要求这种统一。韩林合的哲学经典的解释原则与劳思光的基源问题研究法都是分析的中国哲学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解释原则和基源问题研究法中，逻辑分析发挥了核心作用。

前文已经论及，逻辑分析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第二种是对哲学文本或立场运用逻辑方法进行论证重构，但要意识到中国古代哲人的思考并非一种证明式的思维方式，而更多地呈现了类比等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应该诉诸更多关联分析。例如阐释老庄之“道”，我们无法对“道”这样的概念进行一种还原式的分析或逻辑论证。又如在对斯宾诺莎之“实体”的研究中，当代的分析哲学学者引入“奠基”的观念。斯宾诺莎的实体是绝对的、无限的，是基本的存在，因此实体“奠基”了样态，这是对实体和样态关系进行的一种刻画。“奠基”具有一些逻辑特征，如非自反性、传递性、不对称性等，这是对“奠基”关系进行的逻辑分析。结合二者就是对斯宾诺莎的实体进行了逻辑分析。同理，也可以对“道”和“万物”的关系进行类似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一种还原的逻辑分析，而是一种非还原的逻辑分析，进而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关联分析。

接下来，笔者说明自然科学方法也可以比较实质地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之中。目前，学界已经有学者对冥想之人的大脑神经活动开展脑电研究，而一些审美经验也可以通过神经科学的研究来认识，这正是神经美学的由来。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运用在中国哲学中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方法，当为以脑神经科学为主的方法，其可以用作研究大脑的道德、认知、审美反应。第二种自然科学方法则是以一种演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哲学中一些重要的道德观念。尼克尔斯认为儒家用孝道改变了生物的进程，他通过分析择偶偏好、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指出孝道思想使得中国父母与其他国家的父母相比，对子女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结合最近“家哲学”的研究，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孝道观念之存在是为了父母的生存，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父母的生存已经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赖子女，对于“家哲学”的研究，孝道的观念仍是必需的吗？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说，自然化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1958年，熊十力在与梁漱溟的信中说：“我如生在西洋，或少时喝了洋墨水，我有科学上的许多材料，哲学上有许多问题和理论，我敢断言，我出入百家，一定本诸优厚的凭藉，而发出万丈的光芒。”

自然科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根本的问题，本文难以详解。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分析哲学中发展出来的量化分析方法来理解中国哲学。

结语

此前，我们谈到了对逻辑分析方法的两种理解，一种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是通用方法，另一种认为逻辑分析方法只适用于形而上学研究。这两种看法都有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分析方法不仅包含逻辑方法，也不只包含还原的分析方法，因此用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还可以采取一种层次式的研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刻画基本概念，运用关联方法分析重要观念，运用量化分析探究观念背后的人类的真实认知。这是对分析方法的加厚，使得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形而上学研究，也适用于经验化的“加字哲学”研究。通过对分析方法的重新界定，新一代研究者将在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哲学家的基础之上，使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做出新的贡献。

梅剑华，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哲学动态》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