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远：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社会新治理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后，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本文就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新质力体系、社会新治理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六治”协同发展路径，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强化。

一、新质生产力带来新质力体系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同样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复杂的和曲折的。在很多情况下，新的生产力实现对旧的生产力的完全替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在回顾过去几次生产力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派生出来的文化力、社会力、生态力等等构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力体系的完善与否，不仅关系着生产力革命能否发生，也关系着生产力革命能否成功。其中，生产力能否派生出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力体系、经济社会发展力体系各个因素能否协调发展，是十分关键的两个问题。

再回到当前的新质生产力上来。尽管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来尚不满一年，但是新质生产力的萌芽、孵化和成长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量子通信、激光通信、航天产业等。从社会发展综合视角看，我国新质生产力也已经派生出了相关的新质力体系，新质生产力对社会、文化、生态的改造提升是全方位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和“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被新质生产力改造升级过的社会力、文化力、生态力等正在或者已经形成新质力体系，并在加大力度作用于或者渗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并进而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幅度和渗透强度。如果我们现在不对这个新质力体系以及其渗透性等进行深入研究或精准研究的话，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是可能增强的。

这就需要明确一下新质力体系的定义。个人认为：新质力体系是基于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全方位影响效应而形成的、以人为中介间接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非生产领域的、实现了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升级效果的、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韧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各种“软实力”的总称。这是新质生产力引领全社会变革性跃升的路径，也是引领全社会变革性跃升的结果。

二、新质力体系需要社会新治理

我们在提到新质力体系的时候，多次提到社会力或者新质社会力，其主体内容就是研究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会新治理，并通过这种社会新治理让社会运行更和谐、更有效、更持续也更具韧性。目前，很多人都感觉到工作压力很大、情绪不稳，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质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力并存、新型治理模式与原有治理模式并存（以下简称“两个并存”）造成的，在生产力向前发展这个趋势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我们必须通过社会治理的改善、优化甚至革命性创新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进一步看，问题导向与治理韧性需要成为研究新质生产力体系下新治理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问题导向决定了我们要研究新质生产力体系下的新治理问题。现在我们讲兼顾发展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具有传统思维惯性的，仍存在着寄希望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维。但是在新质生产力情况下呢？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对市场主体、自然人、不同区域之间作用的差异，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不同作用机制，旧问题、新问题、突发问题极有可能进一步交织并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发展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而且可能会激化问题，这时候必须靠社会治理领域的革命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新质力体系下的新治理问题，特别是问题导向至少应该考虑三个内容：按照解决问题的导向去进行社会治理、按照预防问题的导向去进行社会治理、把握问题的发展规律去进行社会治理。特别是后两个问题，如果不予以重视，有些苗头萌芽会演变成一些难以预期、难以疏导的新问题、突发性问题、复杂化问题，这是极其需要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

韧性需要决定了我们要研究新质力体系下的新治理问题。现在经济社会讲韧性、农村城市讲韧性、产业金融讲韧性、开放发展讲韧性……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气候变化等等，韧性也就是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务。面向新质生产力以及未来产业发展，韧性需要更加重要。一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并存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韧性；二是社会力文化力生态力等不同形态的新质力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也会影响社会韧性；三是新质力获得的便捷性与制度调整刚性结构性问题，也亟需得到关注。新质力的强渗透性和快普及性，如果得不到制度调整的支撑，不同的地方接受新质力的能力就会有差异，对社会群体的影响也会有差异，许多与治理有关的问题就会冒出来。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的地方会快些，有的地方慢些，人民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会有差别，就会形成新的问题，就会影响社会韧性。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探索社会新治理的模式、路径和方案予以化解。

三、社会新治理需要把握三个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治理是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的多方谈判或者说是多方博弈。新质力体系下也是如此，要通过多方谈判尽可能满足多方需求，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想要实现这个目的，了解治理对象——特别是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根本需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需要看到在新质力体系下，人的根本需求的变化，进而对社会治理的一些关键措施、关键导向进行调整，努力形成新质社会力。

一是要把握从问题导向到未来导向的变化。前面提到的关于问题导向的三个内容中，后两个内容其实就是未来导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握社会治理相关的心理、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主体进行更加科学的分类，对其行为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对其目的做出更加科学的预期。

二是要把握从以治促理到以理促治的变化。传统上，我们都是以治促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多方谈判制定社会规则，进而在这个规则框架下理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新质力体系下，非正式规则往往能在理顺社会主体之间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向以理促治这样一个方面进行转换，即通过交流、沟通等非正式规则行为，尽可能提前理清社会各主体之间关系，防止社会主体间关系触犯社会规则。也可以说，我们需要更好更多地依靠群众路线做好社会治理工作。特别是在人口较多地社区或者特殊人群较多社区（如老年社区、贫困社区、偏远乡村），更要把以理促治的各种手段用起来。

三是要把握从治理社会到治理治理的变化。一般而言，社会运行是动态弹性的，但治理行为却是具有相对刚性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加强治理社会的同时，还要强化对治理本身的治理，包括对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目标的不断调整，尽可能地推动治理本身不断进步，通过“治”治理+“理”社会的模式，使之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四、新治理探索：智志制治秩质

前面阐述和分享了我关于新质力体系下的新治理的一些观点。最后，回归到本次平行论坛的主题，就是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我们要注意到新质力体系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可能变化。综合前面之思考，我认为要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下进行微观路径创新，重点是要统筹智治、志治、制治、治治、秩治、质治六个方面发展，形成“六治”协同发展路径，才能更好的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一是智治：这里既包括智慧治理又包括智能治理。智慧治理是针对我国乡村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在治理的过程中“动脑子”“用心思”，而不是照搬条文、照搬经验，真正的用人的智慧丰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智能治理则是要加强数字乡村以及智能乡村建设，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让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及时沟通和解决问题，提升社会治理的体验感。

二是志治：这里既包括目标导向又包括标志引导。从现实看，“躺平”是社会治理的最大障碍之一，志治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施策。要通过正式的规则治理方式和非正式规则的治理方式联动，提高乡村主体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确立更加坚定的、以我为主的乡村振兴志向，以此强化社会治理的目标导向。同时，也要在乡村中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符合主体文化的各种社会治理引导标志以及相关符号，着力为社会治理发挥有效的助力作用。

三是制治：这里既包括制度完善又包括制宜治理。确立完善的科学的制度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但是制度是要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的，要在乡村人口、流量等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引导乡村完善制度体系。同时也要把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等原则，让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村级组织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有效防止制度僵化和制度异化，让乡村治理能够持续有效。

四是治治：这里主要是指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治理。相关的治理主体，要坚持按自我革命的原则来优化治理，充分发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原则推动相关工作，不断以乡村个体的先行先试经验完善全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统筹上级、本级、下级、群众等对乡村治理体系的监督作用，要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特色化、弹性化、灵活化和高效化，让我们的乡村治理活起来，从而更好地契合农村现代化和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

五是秩治：这里既包括流程治理又包括应急治理。秩就是秩序，治理的一个目标也是有序。为此，要把握至少两个情况——日常情况和应急情况——来优化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流程，每个流程节点是什么责任，加急的流程怎么办理？等等，都要明确。应急状态下怎样发布信息，怎样确保相关信息无误、无疑意，能够最大化地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等等，也都需要相应的流程和方式确定下来。

六是质治：这里主要只是确保乡村社会治理质量。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社会的高质量运行、社会治理的高质量推进是保证乡村全面振兴最为关键的环节。从我国实际看，一个标准覆盖所有农村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同地区新质力体系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关系及特点，在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让每个地方的基层主体看得见、够得着、达得到、信得过，通过这样的目标设定推动乡村振兴的各类主体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以上是我的一些感受和体会，最后希望大家一起探索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新问题、新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从治理角度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撑和理论支持。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