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要通过制度改革把社会收入差距限制在适当范围内

如果认为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仅仅是靠凯恩斯主义政策来摆脱的，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我们还需要关注罗斯福时期的改革政策。这主要是建立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制度，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建立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形成了一套收入再分配的机制，通过这些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这套制度的建立，使美国脱离了完全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一个通过制度来保障社会公平分配、弥补市场缺陷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

美国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称二战)以后的政策导向，更加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主张高的社会福利。美国较少采用再分配的方式改变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像欧洲那么高程度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因此在二战以后也导致了美国国内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0.36回升到2000年的0.41，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家。

不过，今天的美国经济也并不是传说中那种纯粹自由市场、没有政府干预的私人经济。2010年，美国政府预算收入4370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9.8%，政府总支出为5798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9.6%④。美国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10%至35%之间累进，单身年收入5700美元以上者都要交税，而且很少有人能够逃税。在美国，私人买房有交易税(2%—4%)，住房要交房产税，年率大致为房价的1%—3%。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尽管也有大量用于军费)，美国政府对老人、儿童、失业者和低收入者有大量福利、补贴和救济。

尽管如此，与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政府收入的比例和社会保障及福利程度都是比较低的。

长期以来，美国在国内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办法，这就是通过负债的方式扩大消费。穷人尽管缺乏购买力，但可以靠信用卡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消费，还可以靠长期住房贷款来购买住房，这种方式确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刺激了普通百姓的消费，使低收入居民也可以用不储蓄甚至负储蓄的办法，满足其消费需求。借债消费使美国能够在不改变收入分配较大差距的情况下，缓和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稳定。

美国政府收税相对较少，但同样可以用借债的方式维持高额政府支出。美国长期保持了巨额的财政赤字，2011年更高达1.3万亿美元，占到GDP的8.6%。到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普通居民负债总额14万亿，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总额，再加上联邦政府负债、州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银行负债，总共50万亿，相当于GDP的三倍半。通过寅吃卯粮的方式来扩大国内消费和政府支出，美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靠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支撑。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不断冲销自己的债务，通过这种方式把债务负担转嫁给世界各国。也就是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的，实际上是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元结算的国家和人民。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美国经济看起来有较高的效率，主要原因并不来自较少的国内“公平”，而是另有其特殊条件，即可以通过负债消费来抵消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负面效应，又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把债务负担悄悄转嫁给其他国家。换句话说，那种说美国保持了很大的收入差距，因此才会有更高的效率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理由的。以美国为例来证明公平和效率之间只是或主要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欧洲的收入分配制度转型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英国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德国从1881年开始，建立了包括疾病、工伤和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于1911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典》。德国不仅有一套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而且通过转移支付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

在德国，经济发达的州有责任向相对落后的州进行财政转移，保证落后州的人均财政收入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德国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逐级上升到42%。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保持了相当小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税前的0.44降到税后的0.28。在德国，2010年最高收入10%家庭的收入和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收入总额的3.2%和22.1%。也就是说，最高收入10%家庭和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只有7倍。在德国，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低收入居民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住房或房租补贴。2010年，德国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3%和46.6%。

但是，德国高额的政府收入、大量的转移支付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看来并没有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德国政府主要把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并不试图过度干预和控制实体经济，并不大量参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活动，并不扭曲市场价格。迄今为止，德国仍保持了世界第四位的经济规模，德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长期保持了贸易顺差。

在欧洲，还有一些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具有某种典型特征，那就是北欧国家的分配模式。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行了高税收、高转移支付、高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程度上均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其中丹麦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曾达到过68%。目前国家和地方个人所得税合计，最高税率仍超过50%。政府收入大约占GDP的一半，但主要用于公众福利。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上学看病，基本上都由政府包了。长期以来，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25左右的超低水平。

关于美国、西欧和北欧这几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一直都存在争论。一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批评西欧和北欧国家福利太高，因此缺乏效率;而不少欧洲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则主张，放任过大的社会分配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也会降低经济效率。还有些人认为，社会公平(或者社会平等)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独立价值体系，不应当从属于经济效率。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公平和效率(或者平等与效率)之间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如果存在替代关系，可选择的最佳点在哪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因为无论美国还是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经济，直到今天仍然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也都在继续发展。这恐怕还要经过更长期的历史检验，才能得到一个更确切的结论。

但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替代关系。过分平等就变成平均主义，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在我国和其他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过去的实践中，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惨痛教训。真正允许“多劳多得”，就要允许收入差别、允许财富的积累，进而要承认私人财产权;接下来还要允许个人财富用于投资，使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以获取收益;最终要承认市场经济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决定分配的原则。这必然与“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原则发生冲突。

第二，平等与效率并不仅仅有互相替代的关系，也有协同或互补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分配过于不平等，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不断，必然造成效率的丧失。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曾经大量出现，在当今世界上也有许多现实的例子。拉美国家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在保证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合理的限度内提高分配的平等程度，不仅不会影响效率，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毫无疑问，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我们既不可能照搬欧洲的高福利模式，也不可能模仿美国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但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都证明，通过制度改革，把社会收入差距限制在适当范围内，并且建立适合国情的、覆盖全民的公共福利及保障体系，是有利于发展的。

人类社会过去的大量实践已经证明，追求过度平等而否定市场竞争原则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和主张彻底的“物竞天择”，反对一切再分配的原始资本主义思潮，是两种极端主义思潮，都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两者都常常造成扭曲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分配和严重的低效率。在历史发展中，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往往是互为因果、互相替代的。

一个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很可能引发革命，从而导致极端平均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的政策。这种情况，20世纪的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都经历过，而且在当代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在不断重演。同样，极端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公平，也可能导致向原始资本主义复归的要求和可能性。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共同诉求。一旦这类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就可能像钟摆一样在极左和极右这两极之间震荡，社会和经济发展就很难走上健康的轨道。

发达国家上述这些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体制的转型和创新。现代社会并不简单地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基石，而是建立在三方面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1)保护个人权利、鼓励个人努力、个人创造和自由发展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2)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保障公平分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制度;(3)以防止权力垄断资源和对社会的侵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为目的的民主和法制体系。（来源：辛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