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云 樊志民：农业生产塑造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从经济基础上讲，中国国土不可分、中华民族不可散，正是源于三种农业类型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优势互补，以及历经数千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深度融合的经济格局。

考古证明，中国农业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具有时间继起性与地域重合性。相比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多年以前。2024年5月，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刊发的《东亚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Rice’s trajectory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in East Asia）一文显示，浙江上山文化的先民早在13000年前已开始对野生稻进行驯化前的栽培。农业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石，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农业发展塑造突出的连续性

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与农业地域不断拓展，是中国农业万余年历史演进的主流，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的同时，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早在原始农业阶段，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和起源于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便不断拓展地域分布范围，并不断丰富自身内涵。自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段，域外传入的牛、羊、马等植食性动物和大麦、小麦等农作物逐渐被纳入中国原始农业体系。此后，中国农业经先秦时期的一系列结构调整与技术变革，进入传统农业阶段。秦汉时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成为基本耕作经验，强调通过调整作物组合以应对灾荒，实现农业稳产，有力保证中国传统农业持续演进。

良渚文化时期，水稻已成为长江下游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图为余杭茅山良渚文化水田遗址，引自王春法主编：《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179页

在人地关系方面，中国古人强调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早在战国时期，已有“多粪肥田”的认识。至宋代，《陈旉农书》提出，“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地力常新壮”的理念得以形成。由此，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 金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称为“永续农业”。

当然，中国传统农业也深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干扰。由于特定时期农业供给不足，部分西方学者以偏概全地将古代中国蔑称为“饥荒的国度”。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均将防范自然灾害视为国之大事，形成国家主导的抗灾救荒格局，充分体现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民众迁移躲避战祸，在客观上促成农业地域的拓展。而战乱后建立的新政权，大都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农业生产。

通过梳理中国传统农书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农业在自然灾害与战乱冲击下面临传承困境之时，往往是私人农书编纂的重要时间节点。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和宋代的陈旉，在社会动荡不安、农业技术难以为继的时代背景下，编写出《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等农学着作，彰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国农业在战乱与灾害后的复兴提供技术支撑，有力保障中国农业传承发展。

引种作物本土化改良塑造突出的创新性

中国农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接受外部传入的栽培作物与家养动物。中国先民对于源自域外的动植物资源并非简单地“移植复制”，而是通过长期努力逐步完成引种动植物资源的本土化，以适应中国的自然风土、农业技术和社会文化。其中，小麦的本土化进程颇具典型性。

现有研究显示，小麦在四千年前传入中国，但最初传入的小麦是春麦。商周之际，传入中国的春麦完成冬性化过程，即中国先民在偶然的历史情境中培育出新的小麦生态适应型——冬麦。粟、黍、水稻等中国本土起源的农作物在生长节律上皆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在生物属性上，粟、黍耐旱而不抗寒，水稻则喜热而不抗旱。冬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的生长节律，以及抗寒能力强、抗旱能力不足的生物属性，与中国本土农作物形成优势互补。

冬麦在汉唐之际成为具有防灾减灾功能的农作物，稳定地嵌入中国固有的农业结构。学界普遍认为，种植冬麦具有以下功用：其一，在东亚地区雨热同期的气候背景下，种植冬麦能够很好地避开一年中雨水集中的时间，规避水患。其二，种植冬麦能够在原有一年一次收获的基础上，于夏季追加一次收获，从而发挥“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的作用。由此，在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冬麦种植的参与，一个兼具减灾与稳产功能的农业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冬麦在永嘉之乱后传入南方地区，唐宋以来主要以稻麦复种的形式实现与当地稻作农业的兼容。相较冬麦种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挥的减灾稳产功能，稻麦复种对南方地区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先民在小麦的本土化进程中还创造出丰富多样的面食文化，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界一般将面食文化的多样呈现视为小麦本土化进程最终完成的标志。

中国先民在面对源自域外的全新动植物资源时，凭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吸收转化，体现了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农业类型功能互补塑造突出的统一性

农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不同的农业类型。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农业在历史演进中，自北向南依次形成北方牧业、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三种不同的农业类型。

同属农耕区的稻作农区和旱作农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逐渐萌生。对于稻旱两个农区之间的互补关系，严文明教授有生动概括，“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做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做补充……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旱作农区与稻作农区之间曾存在冲突，中国早期神话记录了尧舜禹等对三苗的征伐，商周王朝的经略重心也在南土与荆楚，但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南北方两个大的农区基本合二为一。隋唐以来，大运河的开凿更是将两个农区紧密连在一起。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牧业区出现较晚，是从旱作农区中“裂变”出来的。牧业区形成于商周时期，强盛于匈奴在北方崛起之时。对于牧业区的人群而言，一定量的植物性食物是必需品。汉唐间，游牧政权一方面通过南下劫掠和贸易等方式获取农耕产品，另一方面在草原地带选择合宜的环境开展农耕生产。对农耕区的政权而言，牧业资源是必要的军事物资，“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汉朝和唐朝总是积极地从草原地区引入优质马匹资源，其战马也因“既杂胡种”而“马乃益壮”。

唐宋以后，农耕区与牧业区逐渐由对峙走向融合。在宋代与明代，农耕区与牧业区的互补关系主要表现为互市贸易。在元代与清代，农耕区和牧业区统合于同一政权，进而实现农牧之间的融合。明清时期先后兴起的农耕区民众“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活动，则为农牧之间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总体而言，原本从旱作农区中“裂变”出来的牧业区，在历史演进的宏观序列中再度与农耕区走向融合。

无论是稻作农区与旱作农区之间由碰撞走向融合，还是农耕区与牧业区由裂变走向融合，都塑造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经济基础上讲，中国国土不可分、中华民族不可散，正是源于三种农业类型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优势互补，以及历经数千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深度融合的经济格局。

农业交流塑造突出的包容性

中国的农业向来与封闭、保守无缘，对域外农业资源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历史上的四次引种高潮，展现了中国农业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第一次引种高潮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主要围绕主体性农业要素展开。此时期完成引种的马、牛、羊与大麦、小麦等动植物资源，与起源于中国的粟、黍、水稻和猪、狗等进行组合，成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五谷”与“六畜”。此次引种使中国农业的宏观结构由新石器时代的种养结合转变为农牧兼营。

第二次引种高潮发生在秦汉时期，以张骞凿空西域和丝绸之路开辟为先导。首先，优质马种与优质牧草——苜蓿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农牧兼营的农业结构。其次，葡萄、胡桃（核桃）等果品资源以及胡蒜（大蒜）、胡荽（香荽）、胡瓜（黄瓜）等蔬菜资源的引入，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果盘子”和“菜篮子”。

第三次引种高潮发生在唐宋时期，具有海陆并进的基本特征，即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发挥作用。波斯枣（椰枣）、扁桃（巴旦杏）、婆那娑（菠萝蜜）、齐暾（油橄榄）、胡椒、无花果、开心果、菠菜、小茴香、胡萝卜、西瓜等干果、水果和蔬菜皆在这一时期传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日常饮食。

第四次引种高潮发生在明清时期，原产于美洲农作物的传入是基本特征。引种种类大体分为三类，分别是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蔬菜作物（辣椒、番茄、菜豆、南瓜等）和经济作物（烟草、花生等）。与中国本土农作物不同，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能够在山地种植，以增加可耕地面积的方式提升了当时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夯实了中国人的“粮袋子”，为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而经济作物的引种则顺应了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潮流。以烟草为例，经过明清时期的本土化发展，烟草种植融入本土农业结构中，既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又为近代民族轻工业——烟草业提供了原料。

农业生产特质塑造突出的和平性

中国农业的内在特质形成于原始农业起源阶段。距今一万多年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早期人群基本同时开启由渔猎采集向原始农业的转变。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东西方早期人群分别选择不同动植物资源加以驯育。中华先民主要选择了粟、黍、水稻等栽培作物与猪、狗等家养动物；西方先民主要选择了大麦、小麦等栽培作物与牛、羊等家养动物。

尽管东西方人群对原始农业要素的选择都包含了动物与植物资源，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二者的差异。中华先民选择的家养动物皆为杂食性动物，因其与人具有基本相同的食性，容易建立起家养动物与人分享食物资源的“共生”关系。西方先民选择的家养动物则皆为植食性动物，因与人的食性完全不同，需要人与家养动物建立“供食”的关系，借用中国文献可表述为“逐水草迁徙”。因此，中国农业塑造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强定居性，西方农业塑造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强迁移性。

上述因素导致西方农业在进行地域拓展时往往呈现长距离迁徙的特征，而中国农业的地域拓展总是在渐进式、渗透式的过程中完成。尽管长程移动与远距离迁徙不必然导致战争，但一旦迁徙移动的目的地存在其他人群，激烈的冲突便难以避免。反观中国农业的内在特质，是在稳定的定居生活中渐进式拓展自身的边界，即便面临与相邻人群接触，也可以在缓慢进程中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总之，这一内在特质滋养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中国农业在对外交流中也尽显和平性。近代以前，中国农业主要依托稻米之路（中国水稻对外传播的路线）、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总体而言，稻米之路以输出为主，中国先民将水稻这一高产作物传至海外。海上丝绸之路以引入为主，多数美洲作物传入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兼具输出与引入：经由丝绸之路，中国先民不仅引入大量动植物资源，也将粟、黍等旱地作物远播欧洲。

中国农业起源于一万多年前，万余年生生不息的农业发展，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提供了根本保障。北方牧业、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三种农业类型优势互补、彼此互济，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的形成。中华文明在其自身演进中善于同世界其他文明沟通交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来自域外的动植物资源，并创造性地纳入自身的农业系统中，既表明中国农业拥有自我更新与完善的强大能力，也充分展现出其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