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 赵浩然：建构的“我们”与想象的“敌人”：当代美国政治叙事中的阴谋论

摘要：在当代美国政治话语中，阴谋论已由边缘文化概念发展为主流政治叙事。这种将复杂社会现实无限简化为隐秘权力操控的政治逻辑，根植于现代性困境的认知需求。理性祛魅消解了神话，自然需要新的叙事填补意义空白。阴谋论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替代性框架兴起，又在具体的政治情境中被建构为“我们—敌人”的冲突性叙事。美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为阴谋论提供了价值基础与情感动力：“美利坚信条”催生权力恐惧，不平等现实激发地位焦虑，广大民众将自己想象为受迫害的“我们”。美国政治叙事中的阴谋论从两个维度塑造民众的政治认知：身份政治解构了传统的大众—精英二元框架，阴谋论叙事的“敌人”范畴下沉至大众内部的亚群体；政治极化驱动政党精英将阴谋论工具化，造成主动制造“敌人”的叙事争夺。在制度难以弥合价值与现实的鸿沟之际，阴谋论叙事既是共识危机的显着表征，也是共同体想象的关键纽带，而这恰恰暴露出美国代议制民主的失效症候。

关键词：美国政治；阴谋论；政治叙事；代议制民主；政治极化

作者简介：庞金友，男，辽宁铁岭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赵浩然，男，山东潍坊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将历史事件视作既得利益者暗中操纵而导致的邪恶阴谋，这种看法同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尽管真正得到证实的阴谋少之又少，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始终流传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美国，阴谋论与刺杀、战争、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如影随形，深植于其政治传统。面对20世纪50—60年代麦卡锡、戈德华特等极端右翼政客对阴谋论的大力鼓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阴谋论”阐释为美国政治的一种独特风格，“因为没有别的词汇像它这样能充分唤起我脑海中那种极度的夸张、怀疑和阴谋幻想的形象”。在此后半个世纪，阴谋论随着媒体和电影工业的发展在大众生活中频繁出现。到21世纪，得益于技术媒介的发展，阴谋论的传播与影响更为广泛。如果说20世纪的阴谋论尚在政治话语的边缘，至多只是极端右翼阵营的一家之谈，那么在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它已然强势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党彼此攻讦、动员选民的常规手段。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与其支持者反复宣称希拉里涉嫌谋杀、性侵儿童和选举舞弊，民主党则大肆宣扬特朗普“通俄门”予以反击。此后近十年，“匿名者Q”（QAnon）“深层政府”（deep state）等政治阴谋论甚嚣尘上，频繁出现在两党政客的选举演讲、社交媒体和新闻采访中。美国正处于现代史上少有的阴谋论思维进入主流政治领域的时期，阴谋论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冲击、公共叙事的争夺与民众政治认知与情感的塑造已经不容忽视。

在美国，阴谋论研究大致蕴涵在霍夫施塔特的政治病理学范式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反权力”范式两种路径中。随着政治学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变化，阴谋论与政府信任危机、群体极化、政治暴力等新兴议题相联系。由于阴谋论的故事性使其与严肃理论看上去相去甚远，国内学界对其关注有限，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阴谋论的流行机制和动机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对阴谋论信念的心理学溯源；二是讨论阴谋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成因、样态和对策；三是分析阴谋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传播与影响；四是从政治哲学视角讨论阴谋论的概念定位和社会机制。

作为复杂事实的一部分，阴谋论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大众的猎奇心理。用夸张色彩的阴谋论故事去描述政治，实际上反映、记录并且影响了公众对政治与社会的观察和反思，本质是一种主观且模糊的想象言说。阴谋论根源于并反向建构着复杂的政治现象和微妙的认知情感，展现并强化着它所处时代的信仰与焦虑，是理解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面向。如何在政治叙事意义上看待阴谋论？它在当代美国政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因何产生？为了回答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立足于美国复杂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试图从学理意义上厘清阴谋论的逻辑源起与叙事建构，阐释阴谋论的价值基础和情感动力，展现当代美国政治叙事中阴谋论的独特样态及其塑造下的美国国内政治社会问题，尤其是大众的政治情感与认知。

一、阴谋论的逻辑源起与叙事建构

阴谋论在当代美国的勃兴绝非偶然。若将阴谋论简单视作猎奇产物、心理现象或反智主义等思潮的衍生品，不但无法解释其强势介入美国主流政治的客观现实，也遮蔽了其作为政治哲学命题的深层意义：在现代社会，何种力量塑造了阴谋论式的非理性集体叙事？要回答这一问题，需先将阴谋论由客观文化现象重新锚定为抽象政治逻辑，并在学理意义上解构其生成路径，即作为现代性困境产物的理性逻辑源起与作为意义生产过程的叙事建构机制。

1.1 政治逻辑：阴谋论的概念界定

从词源学角度分析，conspiracy（阴谋）来源于拉丁语的con（意为“一起”）和spirare（意为“呼吸”），指涉由许多个体和组织参与的秘密行为。随着历史变迁，阴谋逐渐带有负面色彩，演化为由强有力的行动者通过秘密谋划，试图达到夺取权力、侵犯权利、违反既定协议等邪恶目的的行为。需要首先区别的是，阴谋可能真实发生，但阴谋论永远处于真实阴谋和潜在阴谋之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指出的，阴谋论其实是“对不存在的阴谋的恐惧”，阴谋可能是真的，但阴谋论“只存在于幻想中”。阴谋论一般被划分为两种主要的变体：一种是系统型阴谋论（systemic conspiracy theory），试图揭露某一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背后的邪恶组织，这些组织通常经过长期阴谋策划并辐射到各个区域。另一种是事件型阴谋论（event conspiracy theory），用阴谋来解释某一事件，比如暗杀肯尼迪、“9·11”事件等。这两类阴谋论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事件型阴谋论可能来自系统型阴谋论的组织筹划。

尽管阴谋论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相当显着的表现，但对其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确切界定却较为困难。具体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复杂性和发生过程的动态性使得阴谋论很难在统一的标准下得到概括。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将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但阴谋论将一切解释建立于事件背后存在“秘密集团”这样模糊的假设与想象之上，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如果将其界定为一种政治思想，阴谋论的理论内核过于单薄，仅仅是对事件的解释逻辑，而非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如果将其定位为一种政治思潮，阴谋论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冲动，未经理性论证而依赖于非理性情绪。与霍夫施塔特对反智主义的界定类似，但更为模糊和复杂，阴谋论很难被概念化为一种主义（-ism），而更像是一种态度（attitude），一种由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a complex of traits）。

因此，可行的方式是通过列举核心特征以界定阴谋论的内涵与外延。从文献资料与现象表征来看，阴谋论大体包含如下特征：第一，阴谋论是一种封闭式逻辑，假定社会和历史进程被某些秘而不宣的单一机制所控制，一切制度、规则、事件都是密谋的结果，并偏执地拒绝一切其他解释；第二，阴谋论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假定存在一个或多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和隐秘性的邪恶权力主体（如精英集团）；第三，阴谋论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解释，提供一种看似合理的替代性框架，往往与主流官方解释相矛盾。综合上述特征，本文对“阴谋论”做出如下界定：阴谋论是一种偏执地认为重大事件背后存在隐秘权力操纵的政治逻辑，是将“我们”视作被蒙骗和迫害的高尚群体并将一切历史与现实困境归咎于“敌人”，以此去定义和解释政治的情感态度和认知方式。

现实生活中，阴谋论经常同谣言、虚假信息等现象混用，有必要在展开分析前澄清这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谣言是“与一定事实相关，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一般随事件爆发而产生，随事件结束而渐渐平息，短期内可迅速传播并制造巨大恐慌；而阴谋论更多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认为历史发展或特定事件背后是隐秘权力主体的策划操纵，会长期影响公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虚假信息指有组织、故意且通常秘密传播的错误信息，对某一事件否认或辩解以提供竞争性真相，有误导民众的主观故意，而阴谋论是对主流观点或官方解释的不信任，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的隐秘真相，更主要的目的是揭露在暗中意图操纵大众的邪恶“敌人”。

1.2 理性神话：阴谋论的逻辑源起

卡尔·波普尔认为，阴谋论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人类历史起源的神话中，“阴谋社会理论，不过是有神论的翻版，对神的念头和意志主宰一切的信仰的翻版。”二者具有相似的深层结构：基于人们对未知事物本能的解释需求，通过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简单叙事以填补认知空白，且往往归因于某一群体并赋予浓郁的神秘色彩。尽管历史悠久，但直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后，阴谋论才逐渐展现出我们所熟悉的面目。神话与阴谋论这两种叙事手法可以被置于从“祛魅”（Disenchantment）到“再赋魅”（Re-enchantment）的现代性进程中审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构成一种辩证关系：理性化进程消解了神话与宗教的神圣叙事，但人类对意义的需求却催生了一种新的神秘叙事，这就是阴谋论。尽管荒诞、夸张、非理性是人们对阴谋论的一贯印象，但阴谋论的源起却伴随一个与常识完全背离的逻辑：阴谋论是现代科学和理性的产物。

如同《启蒙辩证法》所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启蒙过程通过理性反对和消解神话，却又在这一祛魅的环节中制造出了理性神话。对理性的普遍主义崇拜使人们相信世间存在某种永恒的、统一的真理，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后天获得的智慧与力量主宰自我与世界，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这极大地刺激了人类对自己能够影响或掌控周围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迈进现代社会的过程就是追求自我控制的过程。但现代化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控制感的增强，自由到来的同时也伴随不确定性的增长，这甚至可能引发相反的感受。

理性和革命撬动了传统社会的根基，颠覆了代代相传、习以为常的权威体系和价值秩序，也导致由旧秩序和旧信仰所保障的确定性的丧失。传统社会的政治环境和价值体系固然不允许大部分个体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但与之相应，大众对自己所处环境的稳定性、持续性也深信不疑，因为神话与宗教对未知提供了足够的解释，避免了控制感缺乏下的焦虑与恐惧。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和科学的高度发展，人类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选择的同时，无法预料和不可阻挡的力量也显着增加，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现代媒介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够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信息，生态、金融、军事、信息等风险无处不在，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矛盾与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人们越发认识到非人格力量在政治上的无法阻挡，面对越来越多与自己紧密相关却无能为力甚至无法理解的事情。当不确定性的意义焦虑无法抵御时，阴谋论的全知视角可以提供一套貌似颇有道理且易于理解的真相：将所有事件视为邪恶力量背后密谋的结果，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因而看上去显得确定、简单和合理，缺乏控制感的个体就此能够通过阴谋论满足自身“控制”外部世界的认知需求。毕竟并非人人都有理解复杂事物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比起偶然、意外和复杂，人类总是更喜欢确定的因果关系、单一的规律信条和简单的说明解释。阴谋论并非没有逻辑，但它将每一环逻辑的论证前提狭窄化、简单化，论证的结论是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前提——邪恶力量的隐秘动机与操纵。在单一的、封闭的、教条的逻辑下，阴谋论不是在寻找真相，而是在验证“真相”。与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看法类似，人们明知阴谋论幻想的虚假之处，却依然选择相信——人们终究需要一种逻辑自洽的意义系统来理解、阐释和改造现实。这正是阴谋论源起的吊诡之处：它基于个体理性神话的认知需求，看似无限遵循实证逻辑与因果机制演绎，结果却给出一个与历史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替代性解释。

1.3 叙事建构：阴谋论中的“我们—敌人”

经典的政治理论曾经用精妙而审慎的论证建构了政府的意义结构，但在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这些思维逻辑与理性共识已经无法提供更为完整的答案。相反，粗浅、模糊但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在个体理解、思考和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国家关于自身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叙事并非一成不变”，公民所接受和认可的政治叙事更是如此。作为一种政治逻辑，阴谋论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传递与建构。接受一个阴谋论故事往往意味着认可其对大众、精英、政府、宗教或种族等政治元素赋予的意义结构，以阴谋论的政治逻辑去理解、思考和阐释。在这一过程中，阴谋论经由媒介从个体的政治逻辑建构为群体的隐秘叙事。

媒介格局与传播逻辑的重塑是阴谋论当代勃兴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舆论势力日益衰落，报商、出版公司、新闻频道无力继续垄断和保留信息生产和传播中的权威地位。在社交媒体作用下，情感和个人信念先于客观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来临，为阴谋论的空前传播提供了媒介与空间。正如约瑟夫·乌辛斯基（Joseph Uscinski）所言：“阴谋论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早期的标志”，这一过程中“曾被标榜为民主工具的互联网……彻头彻尾充斥着阴谋论”。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从信息的消费者转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建构叙事、赋予意义。社交媒体中数量庞大、种类繁杂、更新即时的信息进一步加强了大众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自信，使得他们“更加确信自己获取和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信息自身的碎片化、片面性和浅表性等特征使得大众非但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事件全貌，反而在长期接收碎片化信息过程中培养出“快餐化”的信息消费习惯，对复杂事件的认知逐渐趋向表面化、随意化，对严肃理论与事件真相的接受度降低，对阴谋论极具夸张色彩的浅白表述反而更为信赖。这种“独有的信息接收与传播方式迎合和加剧了人们认知本身的吝啬规律”，阴谋论叙事对复杂事物的简单解释进一步让大众在接收信息时形成获得控制感的认知错觉，并在算法机制和信息茧房下反复听见自己意见的“回音”，在“选择性曝光”下不断印证和强化既有观念，在集体互动中进一步刺激情感共鸣。已经相信特定阴谋论的人很可能继续相信其他阴谋论，即使它们毫不相关。已经接收阴谋论逻辑的大众会主动对所接收到的事件信息予以解构与重构，形形色色的阴谋论被生产、传播、推送给数量庞大的个体。在这场不断重复的叙事建构中，“偏执的小岛”被虚拟的“桥梁”连接，让民众对阴谋论的存在更加笃信无疑。

学者将政治叙事定义为“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叙事主体，通过增加可理解的复合元素，为行为和事件赋予意义，讲述一个由‘场景’‘角色’‘情节’共同构成的‘故事’”。在阴谋论的叙事建构中，场景与情节基本固定。就场景而言，阴谋论往往以重大事件为载体，伴随变化不定的复杂政治生态与个体生存境况；情节往往遵循阴谋论的封闭式逻辑，讲述邪恶权力主体藏于幕后暗中策划并操纵现实，为了继续手握大权而隐瞒和掩盖真相。阴谋论叙事排斥现实生活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描绘了一幅纯粹道德、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场景：所有事情都来自邪恶力量的暗中谋划。在这种简单化情节解释中，阴谋论叙事的“角色”主要固定为“我们”和“敌人”。阴谋论者一般会自动代入“我们”的角色，并将某一群体想象为藏于幕后隐秘操纵、拥有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和强大力量的“敌人”，后者由他们认知中的受益者或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精英群体担任，比如专家、权贵、富豪和财团等。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阴谋论者，反而自认为是在理性思考下挖掘出了被“敌人”隐藏的真相，将自身的生存困境和社会历史进程都归咎于“敌人”的邪恶阴谋。这种“我们—敌人”的身份建构是阴谋论叙事建构的关键，二者实际上存在一个塑造与反塑造的关系，辨识“敌人”意味着对“我们”的认同，界定“我们”意味着同“敌人”的对立。识别“敌人”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问题在于，阴谋论叙事中的“敌人”身份往往来自先天的预设而非理性的感知、发现与识别，掌握权力的主体被阴谋论天然设定为“敌人”，中下层民众则是被蒙骗乃至迫害的高尚群体“我们”，这种叙事设定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阴谋论的逻辑源起展现出现代性困境的双重面向，自理性祛魅传统社会的神圣叙事与价值秩序中生发，又藉此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纾解意义焦虑的一种认知方案。其逻辑本质是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简单化重构，将其归因于隐秘权力主体的暗中操纵，简化为“我们—敌人”二元对立的认知图式。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阴谋论具备了进一步增殖的土壤，逐渐突破个体心理层面，上升为具有政治动员和建构性权力意义的集体认知模式。当然，从解释历史的替代框架演变为重构政治的意义叙事，技术的迭代仅仅是阴谋论的外在媒介，其逻辑之所以超越个体认知偏差而发展为群体叙事，根源在于其与美国核心价值的复杂勾连，以及由此生发的情感动力。

二、共识下的“我们”：美国阴谋论的价值基础与情感动力

作为一种政治逻辑，阴谋论通过“我们”与“敌人”的二元编码完成叙事建构，重构政治现实。但若仅停留于叙事策略的表层分析，仍难以解释为何此类明显违背理性的叙事形式能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持续发酵。正如霍夫施塔特曾警示的，将“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简单归结为精神疾病或心理机制将导致对政治现象的误判。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阴谋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剥离掉夸张演绎的故事情节，阴谋论叙事的意义结构根植于美国社会独特的价值共识，甚至是基于对这些价值的追求而孕育出的强烈情感，故而长盛不衰。

2.1 “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美利坚信条”与权力恐惧

“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美国宪法序言仅以一句话宣告了国家诞生的合法性。与基于血缘、地缘或历史记忆的传统民族国家不同，美国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在于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的共同信仰。同欧洲的政治哲学相比，也许美国的政治思想在理论上不够复杂与深刻，但具有大众信念的性质，其社会影响力更为强大。在亨廷顿的表述中，这些社会伦理和政治价值被统摄为“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既是美国赖以建立政治的价值基础，也是赖以黏合大众的民族信条。

相较于欧洲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二元竞争，这种一体两面的“美利坚信条”呈现出特殊的内在张力：作为民族主义，它剥离了欧洲式的神秘与激情色彩，代之以理性化的价值认同；作为政治思想，它又不够系统、理智，极易滑向大众的非理性宣泄，成为撕裂制度共识的潜在力量。这种将政治理想直接等同于民族认同的独特建构方式塑造了美国民众“我们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也催生出对权力的深刻恐惧。面对政治理想与制度现实间无法消弭的鸿沟，这种“反权力”传统深刻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权力恐惧，为阴谋论的生长提供了持久的情感动力。

美国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其价值共识的建构始终与对政治权力的警惕相伴而生。不同于从传统社会艰难革命或渐进改革的欧陆国家，从殖民地压迫中解放的美国人民对不平等更加深恶痛绝，对权力和专制的敌视与恐惧自建国伊始便是美国价值承诺的核心。“美利坚信条”所坚持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和宪法原则等价值，虽然彼此在路径上存有一定张力，但却同样表现出抵抗侵蚀性权力的倾向：自由要求个体免受专制束缚，平等否定特权阶层的天然合法性，民主强调主权在民而非精英掌权，宪法则以“限制权力”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反对权力，怀疑政府是权力最危险的化身，就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主题。这种信仰使得美国人对任何集中化、隐秘化或等级化的权力形态保持天然敌意，即便这些权力在程序上合法或来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

然而，“美利坚信条”的理想承诺与政治的现实逻辑存在根本的矛盾。政府的运作必然涉及权威的行使、信息的筛选与不平等的制度化，这与信条中“平等”“公开”“透明”的价值取向形成尖锐冲突。对平等的崇拜始终是“美利坚信条”的底线。而尽管美国自认为阶级冲突并不严重，但阶层分野难以避免，自古至今的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大众与精英二元建构的传统。正如加塞特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民主和科技的发展，让大众在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话语权后，开始挑战精英的地位，并试图打破二元结构的界限。但哪怕是在民主社会，人与人的区分也无法消解，少数精英掌握权力和资源，多数民众处于从属地位。大部分理论家所追求的也只是天赋人权、尊严平等、形式平等以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平等。民主让大众阶层加强了对自身权力的认知，但精英阶层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流；平等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的共识，精英阶层却在社会地位上继续保有特权。日益发展的信息技术极大地扩展了大众对世界的感知与了解，但在更加明确和敏感地认识到与精英的天然区隔后，大众却无力改变不对等的结构，结果只能对精英越发怀疑、排斥与敌视。

安德烈·贝泰耶的“社会不和谐理论”为此提供了注解：现实的秩序与规范的秩序间无法消解的冲突使得美国成为一个“不和谐社会”。比较而言，即便种姓制度在印度仍保有极大影响，但印度并不会被理解成“不和谐社会”，历史文化的规范传统使得这种不平等在印度并未造成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挑战。但在美国，尽管民主程度与平等水平已超过大部分国家，但这样一个“致力于追求平等的道德环境”却始终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如果以“美利坚信条”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尺，那美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便永远处于被审判的位置。将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区分开的理想承诺，正是美国人焦虑与恐惧的来源。越是对自由平等的民族神话怀有自信，越容易对现实政治产生不满，对未来的信仰正是对当下的控诉。这种认知失衡在和平时期或许只潜伏于民众的心理底层，一旦遭遇经济危机、族群矛盾或国际地位动摇等结构性动荡，便会爆发为非理性的集体情感。基于对权力始终如一的邪恶预设、价值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巨大鸿沟以及大众对自身处境和制度失灵的认知失调，阴谋论叙事在“美利坚信条”与大众权力恐惧中获得了宽裕的生长空间。

“美利坚信条”的反权力传统使得美国社会对侵蚀性权力的动向异常敏感。从殖民地时期反抗英国王室阴谋剥夺殖民地人民自由的独立宣言，到当代QAnon支持者指控华盛顿“深层政府”篡夺民权，历史反复印证一个规律：美国人对权力的恐惧并非对具体政策的批判，而是对权力本质之“恶”的形而上学预设。这种邪恶预设通过两条路径再生产恐惧，激发阴谋论的情感动力。

一是权力公开与“秘密即阴谋”。美国政治生活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是首屈一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几乎完全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和传播任何观点，哪怕是最为极端和最不足信的。政府的治理活动理应光明正大，向公众开放，秘密很容易同权力的邪恶本质高度联系。对公开的高度追求使得秘密一旦曝光便会引起轩然大波，哪怕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任何保密行为都可能被自动解读为权力走向侵蚀性的证据——即便是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这些被要求秘密工作的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必要而保密。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棱镜门”迅速被阴谋论者演绎为政府建立极权的铁证，而非复杂权衡的技术争议。归根结底，在“美利坚信条”的价值承诺下，因为权力可憎，所以权力主体为避免舆论的节外生枝会刻意隐瞒某些权力的运作；但权力被隐瞒的事实一旦遭到揭露，它就一定会被理解与刻画为邪恶集团对大众的阴谋操纵与迫害的证据。“秘密”被等同于“阴谋”，对公开性的极端追求和对秘密权力的高度关注慢慢成为阴谋论的温床。

二是“人民神话”与精英敌视。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民众被描述为道德完满、理应参与政治的权力主体，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却往往依赖于专业化、科层化的精英集团。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使精英阶层在民众的认知中始终带有“必要之恶”的形象。民众要求政府解决问题，却始终对政府掌握解决问题的权力抱有警惕。在阴谋论的话语中，总统这样的权力精英总是好战分子，专家这样的智识精英总是骗子，富豪这样的经济精英总是恋童癖。这些妖魔化、脸谱化、情绪化的形象塑造，实际上是大众对精英群体情感的展现。一切历史与现实都被阴谋论描述为精英集团在背后的诡计操纵，在道德意义上，精英被定义为绝对的恶，是与大众截然对立的、邪恶且强大的阴谋力量。当政府因能力受限而无法兑现承诺时，民众不会质疑人民直接统治的乌托邦性质，反而更倾向于接受“权力被敌对集团窃取”的阴谋论叙事，将自己代入饱受阴谋迫害的“我们”。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思维被媒介和算法无限放大，进而形成“敌视精英—质疑制度—想象阴谋”的叙事闭环。

美国政治史上，“敌人”的面孔随时代变迁而更迭——从殖民时期“阴谋推行暴政”的英国王室，到19世纪“试图控制联邦银行”的共济会，再到20世纪50—60年代“渗透美国政府”的共产主义者——但恐惧的实质始终如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隐秘集团正在威胁“美利坚信条”的核心价值，摧毁“我们”的存在根基。这种阴谋论式的政治叙事在当代又有了新的变体，但对“敌人”的挖掘始终未变，不管是民主党将特朗普指控为勾结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暴徒，还是共和党攻讦“觉醒主义”精英正在动摇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根基。当双方都以捍卫“美利坚信条”自居，利用美国民众的权力恐惧，指控对方为阴谋论中的“敌人”时，政治竞争便从政策辩论沦为道德指控，阴谋论也从边缘化意见成为主流党派竞争的常规手段。

2.2 “我们是谁”（Who are we）：不平等与地位焦虑

美国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和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一直被视为其民主化程度的良好体现，“从木屋到白宫”的平民主义叙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但美国大众缺乏一个清晰、稳定、可辨识的身份体制，在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着地位焦虑。当社会流动被塑造为个体道德与能力的结果，失败者便不得不承受双重创伤，既失去物质保障，又被剥夺道德正当性，对自身地位下滑的集体焦虑便由此而生。霍夫施塔特从历史维度揭示了这种焦虑的政治转化机制，认为地位焦虑是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一旦社会和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地位焦虑就会在政治领域爆发，“常常表现为复仇心理、愤怒回忆或是搜寻替罪羊的行动”。正如他所言，“一种广为流传的平民主义观念认为，内战以来的全部美国历史可以理解为国际金钱势力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而在萨托利看来，“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多以‘我们—他们（us-them）’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既然社会缺乏稳定的身份体制，“我们—他们”这种最为简单的对立想象便自然成为凝聚群体的核心逻辑：无法定义“我们”，那就定义对立的“他们”。这种身份定义逻辑与阴谋论叙事不谋而合，通过塑造想象中的“敌人”，“我们”达成了共识的凝聚与情感的共鸣。对阶级跃升的执着信仰，对地位下降的风险焦虑，在动荡的社会生态下被进一步放大，自认为已经或可能受到迫害的“我们”会不断重复阴谋论叙事，将任何可能威胁既得利益的结构性危机，譬如市场波动、技术革命或政策调整等系统性风险，想象为特定群体精心策划的迫害阴谋。

21世纪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加剧了这种焦虑的制度化蔓延。随着不平等的日益严峻，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中产阶级不断萎缩、阶层固化与“贫困陷阱”愈演愈烈。无法解决的不平等横亘于美国价值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调和，政治精英的代表性下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日俱增。美国社会的“双钻石型结构”不仅撕裂了物质分配秩序，更重塑了社会认知的对抗性。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转移被解释为“华尔街与硅谷的精英出卖本土工人”的结果；北美自贸协定（NAFTA）在特朗普的话语中成为“民主党协助中国掏空美国工厂”的铁证；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被渲染成“科技寡头通过机器奴役大众”的反智主义阴谋，而马斯克等企业家则被打上“新光明会”的妖魔化标签。

亨廷顿在发出着名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的追问时，关注的是美国国家特性遭遇的文化挑战，将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的贬值以及美国精英的“去国家化”视为忧虑的主要对象。在现实中，经济不平等往往同族裔、价值观等社会文化问题相互纠缠，互为因果。在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下，“我们是谁”的困惑已经不再仅仅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危机，同样转化为流动神话受挫下的结构性地位焦虑。自认为被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转型抛弃的美国大众，尽管他们大部分并未因经济衰退而失业，但仍然是受其影响最大、对前景最悲观、也最容易产生地位焦虑，从而为阴谋论所俘获的一群人。在阴谋论叙事中，美国民众将自己代入受到阴谋迫害的“我们”，虚构出一个具象化的“敌人”，将抽象而无法消弭的不平等转化为可识别、可对抗的道德主义剧本，从而实现一种象征性回应与救赎。不是个人能力的失败，而是邪恶精英的迫害；不是价值共识的错误，而是跨国利益集团的密谋。在阴谋论叙事的认知转换中，于想象中识破“敌人”的阴谋成为维系个体身份与地位尊严的最后防线，复杂的宏观困境具象化为可识别的道德“敌人”，而结构性的经济议题则转化为意义生产的政治场域。

上述分析表明，阴谋论在美国政治中的持续渗透，本质上是其价值共识内在张力的外化呈现，“美利坚信条”对自由平等的理想化承诺与政治现实的结构性落差构成了阴谋论生长的价值基础。权力恐惧的集体潜意识遭遇政府的隐秘运作和精英治理的现实，“反权力”传统在制度实践中异化为对精英的系统性怀疑；“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承诺在阶层固化与不平等中生长为地位焦虑的集体创伤，与之相伴的身份困惑则被转化为“我们—敌人”的对抗逻辑。基于价值基础的双重困境激发了大众为阴谋论所俘获的情感动力，对“深层政府”等阴谋集团的指控成为弥合认知失调的叙事方案，将制度失效的恐惧与焦虑转化为具象的道德审判。这种叙事机制的存在，正预示着阴谋论已经深深嵌入美国大众的政治认知与情感，又在社交媒体时代获得指数级扩散并介入主流政治领域，在复杂生态与思潮裹挟下表现出新的政治样态。

三、想象中的“敌人”：美国阴谋论的政治样态与认知塑造

经典阴谋论往往用大众—精英对立的结构去定义政治，大众自认为是受到阴谋操纵和迫害的“我们”，而将精英视为“想象中的敌人”，进而将一切社会事件归结为掌握权力的秘密精英集团暗中作祟。在当代美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的政治逻辑已然有了新的样态，对立的双方不再仅仅是阴谋论故事中同质化的大众与精英，“敌人”的指向愈发复杂多元，而“我们”的自我认知也愈发普遍。如果说对权力的恐惧和阶级地位焦虑的集体创伤是美国大众接受阴谋论叙事的情感动力，那么当下阴谋论的广泛流行甚至进入主流政治中成为竞争工具，则是当下美国社会各阶层、集团和个体不约而同倾向于阴谋论叙事，最终形成社会认知合谋的结果。

3.1 身份政治与群体撕裂：大众相互为“敌”

传统“大众—精英”的二元结构本质上是用于思想实验的模糊界定，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明确界定为“大众”的选民群体，“精英”也非利益同构的权力集团。真正形塑个体政治认知的，是嵌套于这两个宏观范畴中的多重亚群体——基于经济地位、地域文化、种族宗教等维度形成的身份边界，而这种边界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个体往往游走于不同群体的交叉地带。典型的悖论可见于美国白人中产阶层：在全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议题中，他们自视为遭受跨国资本压榨的“大众”；而在种族平权运动中，又因其结构性优势被少数族裔视为建制派“精英”的共谋者。

随着种族、宗教等多元文化主义议题的上升，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个体公民不断建构群体认同，逐渐促成当今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崛起。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人口结构的异质性本应是美国民主包容性的佐证，却在现实中不断异化为身份政治冲突的催化剂。阴谋论的滋生机制恰与此形成共谋。“阴谋论总是在事件结束后冒头”，因为事件结束后受益者总会浮出水面，而在代入受迫害“我们”角色的阴谋论者眼中，受益者往往与始作俑者脱不了干系。当社会事件在产业结构、教育资源等领域无法避免地呈现出利益分配的零和特征时，不同群体基于“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心理，便倾向于将其他群体的利益获得解释为系统性阴谋的结果。这种认知模式在全球化冲击下尤为显着：跨国资本精英、少数族裔移民、环保主义者等群体被建构为相互对立的阴谋受益者与受害者，形成全球主义者vs本土劳工、白人基督徒vs少数族裔、传统性别捍卫者vs 性少数群体（LGBTQ）群体等多重对立结构。在每一个问题领域，复杂的身份交叠都会对阴谋论叙事中“我们”和“敌人”的角色给出不同的界定。

阴谋论虽然是一套偏执的政治逻辑，但它往往附着于具体内容以建构叙事，反而更具灵活性。阴谋论叙事的传播效能正源于其叙事结构的弹性。相较于传统左翼将压迫归咎于资本逻辑，或右翼将危机归因于道德滑坡叙事，阴谋论通过具体化“敌人”的策略实现认知闭环。这种机制在身份政治语境中展现出独特的适应性：个体通过将“我们”和“敌人”的角色边界锚定在种族、收入、地域等特定身份群体之上，既实现认知图式的简化，又获得道德意义的优越。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阴谋论叙事中“敌人”的范围已经扩大化和下沉化至大众内部，如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穆斯林、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环保组织等群体成为不同个体在不同问题领域“想象中的敌人”。而当结构性不平等与身份政治形成叠加效应，阴谋论叙事便成为合理化群体恐惧与焦虑的认知工具。社交媒体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使不同群体发展出截然相反的真相体系，这种认知鸿沟使得任何公共事件都可能触发阴谋想象，形成自动论证、自我强化的敌对逻辑循环，从而在大众群体内部制造进一步的深刻撕裂。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边界被不断强化，而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则被削弱，甚至演变为横向的群体间敌意。结果是：阴谋论叙事与身份政治的交叠渗透，让大众群体之间彼此仇视，相互为敌。

3.2 政治极化与叙事争夺：精英制造“敌人”

传统阴谋论的生产机制遵循“大众”反抗“精英”的底层逻辑，其预设前提在于将精英建构为同质化的邪恶权力集团，也因此长期被视为草根阶层抹黑精英的边缘化政治叙事，直至社交媒体时代话语权下移重构信息生产格局后才得到大量传播。在韦伯式官僚理性与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精英阶层本应是阴谋论的天然“他者”，然而，当代美国政治中阴谋论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大量掌握制度性权力的政治精英非但未与阴谋论保持距离，反而对阴谋论叙事格外青睐，甚至主动在演讲、采访和社交媒体上表达和传播阴谋论叙事。现实政治生活中大众—精英两大集团的对立并不明显，更为抢眼的是精英内部的对抗与竞争，大众被不同立场的精英反复动员吸纳。在政党制度的运作逻辑下，阴谋论已从大众对精英的反体制叙事异化为体制内精英操控大众政治博弈的常规手段。比起大众vs精英或两党精英间对抗，当下美国政治格局突出表现为两党“精英+大众”互相对抗的复合结构，来自大众的草根运动日益成为一党在野时反对执政党的急先锋，而汹涌的民意更是在两党各持的阴谋论叙事中被不断塑造为非理性的对抗性认知与情绪。

这一变化在政治极化的政治困境中表现尤为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意识形态和社会议题上分歧加剧，中间派温和派不断萎缩，政治氛围日益对立乃至分裂。代议制民主的竞争逻辑本应通过共识、宽容与妥协维持制度弹性，但对抗性的极化氛围反而带来“共识的瓦解、宽容的消散、妥协的危机”，政党竞争退化为“为反对而反对”的部落战争。在白热化的对抗环境下，两党精英原本温和审慎的政治作风不断极端化，为赢得选民开始采取多种激进手段，主动采纳阴谋论叙事以在选民眼中将对手制造为“想象中的敌人”便是其中之一。阴谋论叙事凭借其认知闭合的特性为政治精英提供了三重战略优势：第一，通过制造具象化“敌人”转移选民对系统性矛盾的注意，如将经济不平等归咎于移民抢夺资源和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第二，以善恶对立的道德主义强化群体归属，如将矛盾引向中国、欧洲等美国之外的竞争势力；第三，利用阴谋叙事的情感动员弥补政策供给不足，在选举中争取更大的优势，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口号。

事实上，出于政治目的而刻意利用夸张、谬误和谎言并非21世纪的产物，美国政治史中并不缺乏精英操纵阴谋论的先例。例如，冷战时期将苏联和中国描述为“邪恶帝国”，通过“红色恐慌”等阴谋论叙事，将国内问题归咎于外部威胁，以此巩固国内团结、赢取政治支持。当下，类似的策略依然被广泛运用，通过塑造国家对外战略的“敌人”来弥合国内政治的分歧，从新冠疫情的“实验室泄漏论”到对Tik Tok的无端指责，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制造虚假的“敌人”，旨在转移国内选民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关注。

但当代美国政治的特殊性在于：阴谋叙事从边缘文化叙事渗透至主流政治话语，从非常规转移手段转化为常规动员工具。在选举中想方设法抹黑政敌，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以阴谋论引导大众将某一对象界定为阴谋危害社会的“敌人”却不常见。未经证实的指控和人身攻击与民主制度的宗旨背道而驰，很容易招致反感，往往是选举关键时的非常手段和最后一击，并且更多通过间接方式由舆论媒体等第三方曝光。大规模、主动且频繁的将阴谋论这一明显具有偏执色彩的叙事应用于国内政治竞争，是精英政治叙事的新选择。当前左右翼精英已经发展出各自不同的阴谋叙事策略。左翼多采用“垂直阴谋论”，通过阶级修辞将矛盾引向金融寡头或军工复合体；右翼则擅长“水平阴谋论”，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敌人”矩阵激活美国民众的文化战争。共和党特别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常用“深层政府”“选举舞弊”“批判种族理论”等叙事指责民主党，民主党也围绕共和党支持“白人至上主义”“选举压制”以及与大企业勾结维持经济不平等的阴谋论叙事与之对垒。阴谋论成为重大政治运动和两党竞选的宣传口号，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为了赢得利益或权力而刻意采取的话语权争夺。这种叙事分化折射出美国政党联盟的重构逻辑。民主党依托“觉醒主义”构建进步主义联盟，通过指控“白人至上主义”等叙事巩固少数族裔的支持；共和党则借助“被遗忘者”话语，斥责“全球主义精英”的阴谋想象以黏合本土主义选民。

在竞相降低阴谋论使用门槛的过程中，两党政客为尽可能动员选民，不断升级叙事烈度，加剧阴谋论的夸张色彩，以突破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过载的注意力阈值。“选举舞弊”从个别质疑演变为对整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否定，“批判种族理论”从学术讨论异化为种族歧视甚至灭绝话语。而在后真相政治下，算法推送制造的认知茧房使选民持续暴露于强化偏见的阴谋论叙事。当政治沟通从“事实论证”退化为“叙事争夺”，当政策辩论被简化为“善与恶”的道德战争，阴谋论便不再是政治生活中边缘化、非常态的文化论争与大众想象。这种精英制造下的阴谋论叙事既保持了民粹主义的情感强度，又获得制度性话语的合法性外观，当两党各自建构互斥的阴谋论叙事真相时，实际便在美国大众中塑造了对立与撕裂的政治认知，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共识基础受到愈发沉重的打击，甚至陷入“否决政治”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阴谋论叙事暴露了代议制民主的失灵症候。

与传统大众—精英对立的阴谋论叙事相比，当代美国阴谋论的政治样态结构性演变为身份政治撕裂与极化政党博弈的复合产物：身份阵营的想象使“敌人”的角色建构突破了传统精英范畴，延伸至大众内部从而造成亚群体对抗；政治极化的压力则驱使精英集团将阴谋论上升为制度化的动员工具。这种双重进程与冲突样态深深影响了美国大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算法将碎片化敌意建构为系统化叙事，政党机器将边缘化想象加工成主流政治话语，通过这一过程，阴谋论完成了从认知范式到政治实践的质变，让政治传播的核心从事实论证转向情感动员，让政策制定与选举竞争的关键从理性协商转向叙事争夺，这其中不仅折射出选举制度的深层危机，还显露了代议制民主的共识困境。

四、结  论

阴谋论叙事对当代美国民主观念和社会共识的冲击和挑战不容忽略。这种叙事中固然充斥着种族主义等非理性的偏见、捕风捉影的构陷和有意为之的情绪煽动，但若剥离掉其内容的夸张色彩，严肃审视其中的逻辑内核，阴谋论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源自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越是试图通过理性祛魅掌控世界，就越需要建构新的神秘叙事来填补意义的真空。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效力恰在于其“明知故犯”的特性。阴谋论本身并不会引发强烈的行为冲动，仅仅是一种思考和解释政治的逻辑和叙事。大众对阴谋论看似不遗余力地生产与传播也许并非意味着对某个阴谋真实发生的笃信，仅仅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想象中的敌人”——精英、权威、制度甚至是自身的生存境况——的象征性反抗。这是一种微妙、模糊而强烈的态度和情感，自比为“我们”的大众并不指望通过阴谋论叙事推翻“敌人”的权威和现存秩序，从而彻底消解结构性不平等，但大众乐意接受并不断重复着这些阴谋论的声音。正如波普尔所言：“荷马笔下众神的阴谋应当对特洛伊战争的胜败负责，这种信仰已成过去。然而，代替荷马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是锡安长老、垄断者、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

霍夫施塔特笔下的“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从未消失，只会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改头换面。阴谋论叙事中“我们—敌人”面孔的更迭，实际上映射着美国价值共识的持续崩解，折射着代议制民主面临的严峻挑战。当“美利坚信条”承诺的价值理想遭遇不平等的结构性现实，“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集体想象陷入身份与极化的对立乃至撕裂，阴谋论叙事用一套无比简单但无比自洽的政治逻辑解构并重构着政治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黏合着即将分崩离析的意义结构。阴谋论与民主制度的共生关系在此呈现出深层的结构性张力：当制度弹性难以容纳价值理想与现实落差的鸿沟，理性协商与政治共识无力整合碎片化的认知图式，阴谋论便作为补偿性叙事获得生长与勃兴空间。这种叙事既是对民主危机的病理呈现，又是维系其存续的另类机制，在消解公共理性的同时，意外延续着“我们”对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民众选择相信，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并非预示着价值共识的失败，而仅仅是阴谋导致的运行失灵，具体地归咎于某一群体，将系统性危机视作人格化的“敌人”。阴谋论的真正危险也许并非陷入认知失衡的大众寻求慰藉的盲目尝试，而在于其从边缘话语进入主流权力的吊诡现实，在于精英主动制造“敌人”的工具性吸纳，在于本应团结民众寻求共识的代议制民主在不断加剧的叙事争夺下逐渐瓦解共识的认知前提和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