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闽钢：国家治理视角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摘  要：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两大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同时也会相互矛盾和冲突。从国家治理角度，相辅相成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是两者之间良性循环的内涵和标志。为此，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同时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聚焦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支持经济持续创新发展；重点提高社会保障质量，解决人们的消费预期问题，提振内需，力促国内经济大循环。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一、研究缘起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两大议题。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和政策措施，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提升等目标的过程和结果。经济发展通常被认为是民生福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民生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涵盖就业、收入、教育、文化体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①。民生福祉的出发点是人民需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人民需要出发，表现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质量的过程和结果。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直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赶超型”的不同阶段中，均面临着“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成为优先目标，围绕经济增长，形成“先生产、后生活”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后，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新难题，即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实现诸如社会平等、消除两极分化等社会目标，还引发了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口增加、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遭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更多“人为”的干预，以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障碍，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承担重要职责，发挥出积极的干预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成为后发现代化中最瞩目的现象，但长期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是生产主义取向，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如何超越生产主义成为核心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韩国率先提出要把“先增长、后福利”的范式改变为“同步发展”模式，并推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改革方案，促进经济发展向社会发展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运而生，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然偏低，民生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获得重新审视。2013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为此，如何全面认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良性循环的条件，以及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注释：①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生是指人民群众的生计，几乎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任一领域。本文采用狭义的概念，并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界定为就业、收入、教育、文化体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内容。

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辨析

经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具有关联性，从系统性视角来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模式下，需要结合实践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作用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所存在的系统关联性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变化的基础和结构条件。

第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首先体现在生产力发展之中，再生产过程中所经历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一方面，生产环节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社会分工逐渐深化，社会交往不断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共同需要，以此来推动社会再生产的有序进行。生产力不断发展使民生需要不断被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前提。另一方面，民生改善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民生改善体现在消费环节之中，直接满足个人需要，是恢复和发展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保证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前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对生产有反作用。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阐释，特别是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二，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作用视角来看，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从低端制造业向服务业、高科技产业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收入。经济发展带来税收增加和财政收入，政府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有利于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新技术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活成本，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等等。因此，经济发展通过增加就业、提高税收、优化产业结构、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教育投入等多方面，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从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作用看，民生改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托底作用和促进作用。通过实施民生改善政策，编织好民生保障网，托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之底，缓解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社会压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收入效应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预期效应稳定了国民预期、提高了消费倾向，产业效应可以拉动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业效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需求。不仅如此，让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还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更高水平上回应社会需求，还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

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等特征。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关系，两者并不都是相辅相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还会转变为矛盾关系，甚至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

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看，在经济增长高速时期，财政投入增量持续进入民生领域，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续提高，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会自发同步发展。但当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当遇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民生供给仍然在高位运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的不协调状态就会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对应形成了几种观点：

第一，在经济增长高速时期，由于在民生领域大量的财政投入的惯性，导致在经济增长放缓或遇到经济危机后，对经济发展领域的财政投入受限制或不足，在整个社会有限的经济资源中，非生产性投资份额也将扩大，进一步挤出生产性投资，同时税收的增加也挫伤企业积极性，给经济发展拖后腿，这就是有关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陷阱论”。

第二，在经济增长从高速发展进入到经济增长放缓阶段，或遇到经济危机冲击后，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上调容易下调难，公众很难接受紧缩政策。政府为了维持短期福利水平不下降，牺牲长期经济增长。因而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最终酿成债务危机，这是一度流行的福利国家“危机论”。同时，在社会上依赖福利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造成的福利依赖越多，社会福利的“道德公害”占上风，结果在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风险，这是社会福利对经济发展的“毒药论”。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转到经济放缓发展阶段，特别是遇到经济危机冲击，打破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使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容易对立起来。为此，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只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锚定经济发展，将民生领域的社会投资不断转换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能从整体上有效处理两者的矛盾和冲突。

三、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会直接作用于民生改善的环节，同理民生改善的效果也不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转换。而“良性循环”这一同步发展最佳状态和类型的提出，是从系统性角度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良性作用的支持结构和作用机制的重新审视。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是在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新状态，良性循环作为同步发展的最佳状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相辅相成的协同发展；二是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实质上是要在处理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一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制定的依据，围绕民生福祉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让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二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锚定经济发展水平，防止因民生建设滞后或超前而损害经济发展。既不能只重经济增长不重民生改善，也不能透支社会财富而使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三是坚持共建与共享相结合，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鼓励人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增收致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形成人人参与建设、普遍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和劳动能够致富、付出就有回报的制度环境，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第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根本上是要建构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看，民生改善的对象不再是聚焦社会的特殊群体发展，而是一种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能力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社会政策直接关系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具有帮助人们实现潜能的作用，如教育、卫生事业，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因此，民生改善最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紧密相连的，二者可以实现双赢。

民生改善也有利于国民降低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促进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从出口依赖的外向型经济起步。从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到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再到以内需动力为主的国内大循环的转型，需要社会政策发挥出对经济的作用。这其中社会需求结构的调整关键需要解决民生热点问题、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并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些是转型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一）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良性循环的中国之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充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思想既汲取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人民对幸福生活不断追求的普遍规律，又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出发，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通过发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由发展目标向重大任务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者的高度统一，为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路径来解决民生问题，更容易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法宝。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进入优化发展的新阶段，各项民生保障制度框架均已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已解决了“有”与“没有”的问题，正在追求“好”与“更好”。进入经济和社会政策优化发展的新阶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需要有效处理关键问题和冲突矛盾。

第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问题。在民生领域中，如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居于核心位置。但市场与政府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围绕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关键，是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有效市场需求，进一步转变为民生改善的目标和经济发展动力。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处于主导地位，有为政府必须实现政府、市场相互补位、相互配合，确保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则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第二，统筹兼顾效率和公平。如何处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所遇到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考题”。应有的答案是，既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而在客观上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也不能片面追求公平而影响社会活力的释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效率是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是效率的有力保障，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公平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实现的。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从而避免过度追求效率可能会有损公平，而分配不公又会反过来影响效率的问题。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代化初期，追求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必然的选择，总是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这里效率被比作“做蛋糕”。但到了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会在民生领域凸显出来，公平被比作“分蛋糕”，需要全面协调利益关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只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维护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现代化国家善治的政策目标之一。活力是人民群众在社会活动中所呈现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群众的幸福冷暖。如何贴近群众诉求，及时解决民生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是激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活力所在，也是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群众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经济发展的“金钥匙”。活力与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当前，在民生领域实现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关键是因势利导，要引导过高预期回落到合理水平，避免产生悲观、失望、焦虑等社会情绪；还需要引导过低预期，避免“躺平”现象，切实增强发展信心和安全感，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第四，平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安全。对于我国来说，面对人口规模带来的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民生改善资源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全局出发，确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脱离这个实际。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民生改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走大国民生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各地区在经济社会条件、人口禀赋特征、民生保障基础等方面差异明显，这对大国民生制度能否实现持续有效的管理也是巨大的挑战。为此，需要用动态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防止经济领域矛盾、外部环境变化风险向民生领域传导，也防止民生领域的矛盾向经济政治风险转化，增强底线思维，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加强发展和安全形势分析与动态评估，及时调整政策力度和重点，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民生领域的风险挑战，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第五，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关政策的系统集成。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系统性日益增强，从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视角考察，处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不是在几个项目或几个政策中的“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而是朝着明确的整体性目标触及两者主要关系的全方位改革。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用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增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改革和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耦合性。对有关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激发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协同效应。

总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层面的概括，总体目标是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的整体效能，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三个关键

1.在经济发展中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造经济发展和民生改革良性循环的“助力器”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通过努力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和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促消费、促增长、惠民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最终消费率都偏低。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在0.46-0.47之间，全国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处于高位波动状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部署了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锚定两个目标和一个重点，目标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重点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使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对中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潜在需求有待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还存在巨大空间。为此，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一是要抓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二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统筹推进稳岗支持和扩岗激励，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就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三是深化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标准，建立并完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等。

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提低”是当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最重要的政策抓手，一是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确保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惠及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并设计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引导各方面将着力点放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上。二是健全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和能力的机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强化包容性就业支持和促进机制，为低收入群体创造平等的劳动机会与条件，将其纳入就业优先战略，特别是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在乡村地区利用公益性岗位、以工代赈、扶贫车间创造更多就近就地工作岗位。三是赋能低收入人群，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培育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机制，更多地需要依靠政府的系统提升能力计划，通过提供公平的高质量受教育机会，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为低收入群体参加社区教育提供激励机制和支持政策。

2.在民生改善中更聚焦于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充分发挥社会政策支持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作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更需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关键要素之中，劳动者最具有创新的能动性，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因此，更需要“投资于人”，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大力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发展型社会政策将政策看作是对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而非单纯的财政支出。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进入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注重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此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来自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转变的挑战更直接。在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升级改造，更需要重点关注投资于人力资本和促进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未来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背景如何变化，都应把满足社会成员发展需要作为优先目标，将人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产进行培养和投资。即：以提高中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来作为设计社会政策整体性改革的方向，更多地对培训、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社会投资；实施积极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服务，集中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用于对家庭和儿童的投资，帮助家庭增强其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形成经济长久发展动力。

3.在民生改善中重点提高社会保障质量，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促进国内大循环

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不在供给面，而是在需求面。我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问题，在外需不强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陷入总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我国需求不足的源头是我国的消费不足，即消费占我国经济的比重低。我国在人均GDP水平上升的同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持续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6.6%（2019年为56.5%），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44.5%（2019年为58.7%），均低于发达国家。同时，消费占比低就意味着储蓄占比高——这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储蓄率的两倍。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过低，长期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衍生成为内需不足，从而让我国经济增长长期面临需求不足的约束。

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与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成员在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分散社会成员面临的市场风险，从而大幅度地缓解社会成员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对未来的生活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相应地，减少个人储蓄，增加个人支出，保持消费信心，营造一个无后顾之忧的良好社会消费环境。因此，提高社会保障质量，应进一步完善医疗、养老、住房等基础社会保障，切实减轻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负担，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积极性，减少超额预防性储蓄，从而提振内需，力促国内经济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