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视域下中国的美国研究——张蕴岭教授访谈

访谈学者：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原主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美国研究》2025年第4期

一、区域国别视域下的美国研究

问：您是推动设立区域国别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请您谈谈您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区域国别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的看法。

答：我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与发展。为什么呢？一是与我主要从事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经历有关，深感单独设立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学科的重要性；二是国家战略与人才培养的需要。从研究的角度，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在区域国别研究，不深度理解和认识区域国别，就不能深刻地认识世界。同时，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和方法，仅靠单一学科研究是不够的。大学科制形成之后，区域国别研究被分割为各个单一学科的研究，没有单独的学科支撑，研究，特别是人才培养没有学科支撑难以做好。诸多区域国别问题都需要用综合的、多学科方法来分析。从国家需要的角度，我国是世界大国，关系和利益遍布世界，需要加强对世界各个区域、各个国家的深度综合与专门研究，为国家发展战略、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新型大国作用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如今，学科的交叉成为一个新趋势，突出反映在自然科学，也反映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为适应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学科中设立“交叉门类”，第一个进入交叉门类的学科就是半导体，因为半导体涉及物理学、材料学、光学、信息学等方面的多学科技术。交叉门类下强调学科交叉，交叉不是目的，目的是多学科的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科学中设立的第一个交叉学科是“国家安全学”，因为国家安全是综合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的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把各个方面安全问题综合起来考虑，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区域国别学是第二批进入交叉学科门类的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中，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需要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形成交叉融合基础上的分析结果。此前，研究政治的学者只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的学者只研究经济，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跨领域、超领域，单学科研究往往难以深入问题的本质，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存在偏差，甚至出现错误。比如研究文化问题，需要加上政治、社会等因素进行分析。如果想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化学者，把文化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需要增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做出的学术成果更具创新性。比如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对历史的梳理、整理，而做历史的分析，就需要一批懂政治、懂经济、懂文化的人，去分析历史为什么是那样。

美国研究属于国别研究，除了对美国进行分学科的研究，还需要进行综合研究，用多学科知识进行分析。做国别研究，首先要真了解，在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理解，了解所解决的是“什么”，理解所解决的是“为什么”。相对而言，了解一个方面比较容易，了解多个方面就难得多；理解一个方面相对容易，理解多个方面要难得多。美国研究需要专门领域的专家，更需要复合型大家，即能用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并出成果的人。比如，研究特朗普的“新政”，不仅要研究他在做什么，更需要研究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的问题涉及多领域的分析。如果不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缺乏综合知识基础和能力，很多问题难以理解和有解。我这里不是否定单一学科研究的价值，而是强调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交叉学科方法的重要性。就像美国社会问题，深刻认识其变化，需要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的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需要有一些人具备这种综合知识、综合视野，最后才能“站到高处”看美国，看透问题的内在逻辑。区域国别学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是深化、拓展国际问题研究。

还有，区域国别研究不能纸上谈兵，必须深入对象国，由于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不仅需要到美国，也需要到其他国家研究美国。

近几年，我在区域国别学理论构建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组织研究出版了四本国际区域的书，力图为区域问题创建新的理论架构。《国际区域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种创新理论，就是以地缘区域作为“本位”，对区域进行定位，开展区域治理，增进区域认同。地缘区域是什么？就是相关国家的共处地缘空间，从这个认知来定位区域、治理区域和建设区域。这方面已经有了实践和发展，比如欧洲的联合，建成了欧盟，东南亚建成了东盟，开启合作共处的新进程。我推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目的在于深化我们对区域的新认识，这种理论对于中国开展以合作为导向的区域政策具有显着的意义。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区域国别学就是要培养新的一代人，以新的方法深入研究变化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世界，区域国别研究是了解和理解世界大变局的基础。

二、从研究美国到研究美国因素

问：您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首批美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想请您谈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美国研究作为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您当时怀抱着怎样的抱负和理想？您研究美国有哪些值得分享的体会？

答：1978年，中央确定恢复招收研究生，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试点，那一期招了400名研究生，我们自称为“黄埔一期”。我原本没有读研究生的奢望，因为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河北农村工作，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十年，开始在基层当农民，然后到县、省里工作，没想过还能重新回到学校学习。1977年，我被选拔到河北省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报纸上登出要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我看到消息，就决定报考。为什么要考研究生呢？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学习，探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办法。在农村和地方政府工作10年，我目睹了中国贫困的状态，心情很沉重，也有很多的疑问和想法。在省里工作时，我几乎读遍了所在省外贸局图书室的书。通过阅读，我了解到了不少外国的情况，知道国外还有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美国看看。

在报考研究生时，我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系的美国经济专业。之所以选择美国专业，就是想了解和学习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探求如何学习美国，加快中国的发展。我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聚焦美国跨国公司，初衷是探索如何运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与技术，发展中国经济。

毕业后，我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美国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如何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对外贸易、投资，内心所想的是中国如何利用美国的发展经验和资源，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美国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两篇很长的论文，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跨国公司投资，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

当时，我一直想的是如何把研究应用到政策，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后，我想去那里工作，希望能更好地把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宦乡当时任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亲自到北师大做工作，把我调过去。到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之后，我把对美国研究的重点放在科技的发展上，写的第一份咨政报告是《美国科技革命的发展》，介绍美国的科技发展和政府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在对美国新科技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我写了一份咨政报告——《关于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议》，建议中国学习美国波士顿地区大学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经验，在北京大学集中的地区——中关村，设立官产学一体的科技园区，该报告得到时任中央领导的批示。不过，也许是建议有些太超前，落实困难，直到十多年后中关村科技园区才建立起来。我看了一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与设立规则，与我当年的建议非常契合。回顾当时，没有领导让我做，没有课题立项，也没有经费支持。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实地调查，还画了规划图，那股冲劲完全出于自发的热情。

基于分配住房的考虑，宦乡建议我把工作关系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他当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实际上也是社科院的人。社科院成立西欧研究所，任命徐达琛当所长。他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领导，曾任研究生院的领导，因此，是我的双重领导。他要我到西欧所工作，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我调到了西欧研究所。尽管我在西欧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一体化，但心里还是放不下研究美国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情结。1984年，我申请中美交流基金项目的资助，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我下决心写一本关于“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的书，目的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探求“理论支撑”。我选择了到哈佛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院。访学期间，我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读书、与学者访谈，为写该书做准备。

为了学习知识，我经哈佛大学的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教授介绍，经常参加麻省理工学院的 “相互依赖研究小组”活动。那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专家，比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等着名教授。我虚心向人家学习，参与他们的讨论，尽管他们都是着名教授，但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还是很热情的，我与他们直接讨论问题，向他们求教。当我回国的时候，我想写书的基本素材都准备好了，因此，书写起来很快。1988年我完成了40多万字的书稿，该书于198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0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再过10年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再版。我都为再版写了序言，尽可能总结该书出版后的新变化，但是，对原书的内容没有做任何修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我带着目的去研究美国，是想把了解、学习到的运用到推动中国的开放和发展上。由于变换工作岗位的关系，尽管后来我没有继续专门研究美国，但是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鉴于美国是超级大国，世界的问题大都离不开美国因素，因此，我把美国因素作为对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因素。

对美国有所了解不难，但对美国有深刻认识不容易。要深度认识美国，需要深入美国社会，多与美国人交往，要有一些美国朋友。在访学期间，我能有机会深入美国社会，有些是得益于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我到华盛顿后，原来在国内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卡尔）邀请我住在他家里。他当时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副总，家在阿灵顿，属于美国比较富有的地区。我在他家里住了半年的时间，这让我能真正融入美国社会，通过与美国人一起生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和工作。他们待我像家庭成员，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活动，他们出差的时候，我帮忙照看孩子。早上卡尔去上班，开车把我带到地铁口，然后我坐地铁去保罗·尼采高等国际研究院（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这样，我慢慢地融入了美国家庭，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英语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刚到美国，我听不懂也看不懂，卡尔夫妇为了帮我提高英语，经常周末组织家庭聚会，请一些美国朋友来家里做客，目的就是让我接触更多美国人，同时练习英语。大概过了三个多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的脑袋突然恍了一下，我对他们说：“我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现在听你们说话不用再思考了，我自己说话也不用想了。”两种语言突然被打通了，英语和中文可以自由转换。英语的提高让我能够与更多的美国人交谈，做朋友。我通过他们了解美国，也向他们介绍中国，他们对“红色中国”不了解，我与他们在一起，使他们增进了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是受我的影响，卡尔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智慧，写了厚厚一大本关于中国哲学智慧的书，我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几个月后，我觉得需要了解“另一个美国”，即穷人的美国。所以我搬到了华盛顿15街，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想在那里了解美国的下层社会。那座楼里住的大部分是黑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老兵。我跟他们交朋友，他们给我讲很多故事。他们觉得我很看得起他们，因为通常没人理会住在地下室的人。那位老兵有三个孩子，但他们都不务正业，我说：“你孩子怎么每个礼拜都换新车？”他说“偷的”。我问：“你管不管他们呢？”他说：“我管的话，孩子就打我。”由于收入低，大部分住在那里的孩子都没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住的附近还有很多“站街女”，我了解到，她们大都是拉美裔移民，也是生活所迫。研究美国，和不同层次的美国人接触、打交道，能深入他们的生活中去才是最好的方式。

后来，虽然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美国，但美国问题、美国因素都是离不开的。虽然我不敢自称是美国问题专家，但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我从没有离开对美国的关注和研究。我发表的许多文章和专着都离不开对“美国因素”的分析。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对“美国因素”的研究更显重要，特别是要研究美国因素在地区、世界变局中的作用。 我在《东亚评论》期刊上曾发表了一篇《关于权势转移的思考》的文章，主要观点是世界由一个大国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论述美国衰落、中国崛起，而是把美国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研究。

研究美国并不容易，研究他者中的美国因素更难，不仅要懂得研究对象，也要懂得美国，还要懂得二者的关系。我自己在研究中逐步探索对“美国因素”研究的方法。近期，我从大变局的角度，深度观察美国由主导世界向不能主导世界的转变，不仅要研究国家间关系、地区、世界的变化， 更要研究美国自身的变化。比如，前不久，我发表的《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选择》一文，提出面对所谓中美战略竞争，“选项不选边”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首选。后来，我又增加了“选边亦选项”的分析，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盟国，比如日本，虽然是美国的盟国，站在美国一边，但同时也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三、认识一个变化的美国

问：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美国之间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其内外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美国与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学习的美国好像不一样了，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国家都因战争受到削弱，而美国并没有。在战后的秩序构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主导、引导作用，加强了美国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冷战，美国借冷战提升了自己，扩展了美国的利益圈。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美国自认为是胜者，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这是美国的“高光时刻”，有的美国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会沿袭美国式制度发展。美国领导者认为，美国不仅有责任改变世界，也只有美国有能力这么做。冷战以非战争的方式结束，增长了“只有美国”的政治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事实上，美国自身也在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随着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其内部凝聚力也发生了变化。记得小布什当选总统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问美国朋友，为什么要选他当总统，他说“只有他能代表我们（白人、基督教）美国的价值观”。如今，想要回到“原来的美国”已经不可能。现在，社会的分裂成为美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美国高科技产业一路猛进，集聚了少数精英集团，其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基础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出现许多空心地带，或者称“铁锈地带”，中产阶级群体减少，底层百姓就业困难。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冷战结束使世界的政治大分野的结构发生转变，世界市场得到融合发展，全球化提速，发展中国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实施开放发展政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各国实现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多样性增强了，各国加强了自我选择。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印度虽然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也没有照搬美国的模式。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出现了“多极化”。就美国而言，其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的能力实际上是靠两个赤字：一个是贸易赤字，另一个是财政赤字，而美国逐渐承担不起“双赤字”的负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要“挽救世界”，到世界各地驻军，到处插手，不听话就动用武力，其逐渐无力维护这种霸权地位。

特朗普高票当选，是其国内的政治认知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体现。支持特朗普上台的选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没有从发展中受益的群体，另一类是担忧美国走向衰落的群体，所以他们的不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特朗普所打的是“本土主义”牌，无论是“美国优先”，还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都是要改变美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所谓“国际主义”。共和党过去代表大资本集团利益，但现在它代表所谓“红脖子”团体，即底层群体的利益。底层群体没有从美国承担世界责任、推动全球化等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就像万斯的小说《乡下人的悲歌》所讲述的那样。所以，这些人支持特朗普改变。特朗普本人不是受害者，作为亿万富翁，他实际上是一个受益者，但作为政治人物，他能抓住、利用政治潮流，成为代表。如果按阶级划分，他不会成为代表，但按照政治划分，他代表了那些对现实美国不满的群体。

特朗普搞关税战，强制性大幅度提高关税，反对全球化，认为此举可以让美国制造业回归，“让美国再次伟大”。自由派认为全球化让美国从中获益，但支持特朗普改变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受益的是大公司，国家和老百姓没有从中受益。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做法是基于一种认知，不是随意为之，但是从他的做法来看，是随意为之。美国自己宣布提高关税，让别国接受，这种做法太武断。同时，高关税并不一定会实现制造业回归，反而会断了本国的基本品供给。关税提高之后，其他的成本也相应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上涨，许多社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之问，触及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特朗普大举抓捕非法移民，可能会使一部分美国人高兴，但这会触及大量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特朗普可能会失败，但是他的行为反映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就世界发展而言，其他国家崛起，美国的地位、掌控能力、影响力必然下降，美国要接受这个事实。特朗普强调所谓“交易外交”，在力量发生对比的情况下，对方也要得利，不会只让美国得利。我们看到，特朗普一上台，就提出了许多“伟大的构想”，比如，占领巴拿马，拿下格陵兰，合并加拿大，甚至掌控加沙，等等，哪一个都实现不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并不是一直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大的转变是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和能力在衰落，美国不再能“包揽天下”，不能再在各个领域领先，这是一个大趋势。美国能在科技、教育领先，就是靠吸纳世界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美国提供的条件、基础、资金投入等各个方面是相对较好的。如果没有世界人才资源的支持、没有宽松的环境和大力的资金支持，美国很难继续保持领先。不过，如何看待美国衰落，要做综合分析，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目前，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美国还是第一，与其他主要大国对比，差距甚至拉大，美国比例上升；科技也是如此，从事研究的基础条件毕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科学家的群聚方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超越它。

美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包括以下方面。其一，能不能继续保持开放，汇聚世界的财富和人才。美国当政者担心非白人去替代他们，看一下现在的顶级科学家结构，特别是新科技领域，大都是外来移民，是由非白种人主导的。人工智能（AI）技术的顶尖人才，要么是印度人，要么是中国人，他们几乎无可替代。特朗普想通过发行“黄金卡”吸纳财富和人才，但顶级科学家起初并不是富翁。其二，如何平衡科技创新与财富社会分配的平衡。创新的成果如何为社会所分配，这是个重大社会问题。科技越发展，财富和知识就越集中，而且集中在少数的顶尖人才手中。美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全面社会保障体制，随着美国人口及社会的结构变化，如果不解决分配问题，国内的社会分裂及政治分裂就会加剧。科技创新需要三个环境：政府政策宽容、知识群体集中，以及物质条件支持。就看特朗普政府能否满足这几个条件。

从总的看，在研发方面，美国的领先地位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在技术利用方面可能并非如此。技术的利用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要求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不现实的，肯定回不去。科技转化和利用是赚大钱的领域，然而制造、应用型企业往往不设立在美国本土。

美国的模式曾被认为是最好的，包容、多民族、贪腐相对较少，但这些都已发生变化。美国的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自身。特朗普把“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执政纲领，他想恢复美国世界领先与主导的地位，让世界更尊重美国，想让美国说了还算。但是他的做法却是背道而驰。比如，他搞关税战，单向向其他国家加高关税，逼着他国就范，然而贸易是双向的，单向施压难以行得通。

未来的世界有两个大趋势是不会逆转的。第一个就是开放性。世界不会退回到所谓“部落世界”。国际分工、供应链，这些还会继续发展，具体形式会调整，但基本结构不会逆变。第二个就是非西方国家（全球南方）继续发展提升，总体实力提升的趋势不会中断。全球南方占据世界大多数人口，发展潜力大，多数国家进入新的发展进程，尽管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大趋势不会变。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赶上新科技的发展，新科技的应用向他们的扩展，会加快其发展进程，使其跨越传统发展方式的限制，这对美国来说是新挑战。

美国需要接受世界的变化，尤其是接受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西方主导世界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已有约260年了。西方原来并不是世界的主导者，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模式——治理方式、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才逐渐主导世界。现在正在发生转变，后起的国家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道路，而是加强了多样性的自主选择。西方的模式是在不断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西方模式适合西方，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其经验，但各国情况不同，只要制度符合本国国情，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改善，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今后的发展大趋势可能是，一个更加多样性的世界，国家之间相互开放、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但各具特色。美国需要，也必须接受这样的转变，这不仅包括接受别人，也包括接受自己需要变革的现实与未来。

四、要与美国人交朋友

问：您结识了很多美国的着名学者，比如您和傅高义（Ezra F. Vogel）、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有很深的交往，他们现在都已经离世了。请您谈谈和他们的交往经历，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刚才讲到，研究美国要接触多层人士，与美国人交朋友，包括持不同观点的朋友，有的可以成为终生的“研友”。比方说，傅高义教授，我到哈佛大学后就与他有联系，更多的联系是后来的研究。他早期是研究日本的，后来扩展到亚洲，对中国研究也越来越感兴趣。他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时，我们接触比较多，一是帮他联系访谈的人，二是帮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他关于中国的发展的提问我尽可能解答，帮助他对一些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我们成了非常知心的“研友”。这种学术上的知心的朋友，观点可以相互包容，我们许多看法也不一定一致，但是能促进相互思考。后来，哈佛大学设立了“傅高义讲座”，我是理事会的第一批成员，其宣布成立的时候，专门邀请我出席，在那里开了座谈会，等等。后来，我和傅高义教授约定，以对话的方式出一本书，名为《张-傅亚洲研究对话》（Zhang-Vogel Dialogue on Asia）。我们录了四章，准备回来整理，当时没有人工智能，找人整理太困难了，因而一直搁置。我一直想完成这个夙愿，因为傅高义教授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亚洲区域问题，如何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亚洲这场新的重大转变，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我们原本约定完成出书的宏愿，后来因为各自都太忙，一直拖，我先把录音整理出来，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理解变化中的亚洲》，发表在韩国的《全球亚洲》（Global Asia》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崔秀梅女士把英文译成了中文《理解变化中的亚洲与中国》，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上。在与美国学者的交往中，还有一位学者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教授。他是美国研究国际投资最有影响的专家，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跨国公司，知道雷蒙德·弗农的名字。当时我大着胆子给他写信。结果，他给我寄了许多他自己写的论文。后来，我到哈佛大学访学，我们之间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在肯尼迪学院授课，我去听他的课，同时，他还安排我给他的学生讲课。我记得，在我才到哈佛一个多月后，他跟我说：“明天的课你来给学生讲讲。”我一下就蒙了，我说我可讲不了。弗农教授对我说：“没关系，我坐在旁边，你讲就行。”第二天，所谓讲课，就是弗农教授先让我发表观点，让学生讨论，他在旁边给予指点，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令我很感动。我写的《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那本书也得益于他的指点和帮助。弗农教授把我介绍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教授，让我直接参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相互依赖研究小组”的学术讨论。小组的教授们非常热心地给我介绍他们的研究，还为我介绍别的人，包括我到华盛顿，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图书馆都是他们帮忙安排的。我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的维克多·D.利皮特（Victor D. Lippit）教授成了终生的挚友。他属于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左派），曾是尼克松访华后第一批来华的美国学者，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土地改革制度。我们相识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但后来经常保持联系。为了让国内了解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我翻译了该学派有代表性的理论着作，199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后来，我也到他所在的学校访问、做讲座，他来中国访问时，我们总是要一起聚会。有时候，我们一起畅谈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他对中国的发展有很深的理解与认同。他得了癌症，希望还能再来中国，但当时正赶上疫情，没能如愿。我们的友情没有任何利益交换，两人研究的领域也不同，但是相互间能够交流，知识互补，有事可以相互帮助。比如，他来中国考察，我为他介绍要访问的人，我的学生赴美国访学，可以先到他家落脚，熟悉情况，食宿都免费。我们经常讲“民间基础”“民心相近相亲”，说到底，其实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起作用。我觉得研究美国的学者，要有个基本要求，一定要有几个谈得来的美国朋友。

问：您提到的现象，也是现在年青一代从事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共同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老一代每个人都有几个特别长久的美国学界朋友，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美国对华政策变了，中美人文交流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年青一代学人应该怎么与美国人交往呢？

答：是的。现在与过去研究不一样，信息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文章也可以搜到。但是，不接触人，人际间的交往与感情就淡了。对于从事国别研究的学者来说，当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国家间的关系都需要依靠民间交流来推动，民间交流必须要有人脉，有人能联系、能对接、能建立起信任。中美关系，目前特别需要真诚的民间交流。

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我国的国别研究中，美国研究不仅重要性凸显，而且聚合的人才也最多。美国研究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得到大发展。一方面是队伍扩大了，研究美国的机构和人多了；另一方面是对美国由“隔海相望”到深入其中，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大多数有在美国学习、访问的经历，出版的有关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了，美国研究甚至成为显学。

对美国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对美国的中国因素研究加强。由于中美关系的演变，在对美国的研究中很多问题都需要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国别研究总是要有本国视角，比方说东南亚人看美国、日本人看美国，是不一样的。所谓“中国元素”，不仅是把中国考虑进去，而且要体现站在中国的视角去看美国、分析美国。

我的研究生涯是从研究美国经济开始的，后来工作变了，不再专门研究美国，更多的是研究美国在地区、世界的元素，把美国和中国放在一个世界、区域平台上。新形势下，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研究美国，要培养一批有战略眼光、大视野、未来眼光的学者。中华美国学会开会，应该更加开放，应该邀请各个方面的研究者参与，只谈美国不够，同时，研究美国的学者也应该参与其他学会的活动。

五、青年学者要重视国情调研

问：您非常注重培养青年人。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学者，应该怎么做研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像您这样优秀的学者？请您给年轻学人说一些寄语。

答：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大，这也是事实。但既然选择做学者这条路，就要努力做，要争取做好。如今，做个好学者的条件比以往好得多，但新的要求也高了。现在掌握基本知识越来越容易了，越来越普遍了。掌握基本知识已经不是学者的“专利”，比如，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普通人也很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做学者的“高人之处”在于搞懂为什么，这需要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读书不在多，在懂。对于搞研究的来说，懂还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要形成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在形成自己观点上多下功夫。现在，发文章有个不好的现象，一篇文章要有很多很多的引注。文章里引了一大堆别人的，自己的观点却不突出，甚至立不起来。在信息、知识传播广泛、快速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要求实际上更高了，看谁能从信息、知识堆里跳出来。

区域国别学强调国情调研，重视深入社会。现在年青一代的研究条件好了，数据库、网络平台可以提供很多现成的资料，但实地国情调研的动力也小了。现在，美国研究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中美关系、美国政策等的转变，到美国进行国情调研会受到很多限制，作为学者，特别是年轻人，还是要争取机会。同时，我也强调，如今，研究美国需要到其他国家进行调研，这需要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开辟新的领域。

六、学术生命力的密码

问：谢谢张老师，听了您的学术分享，收获特别多。我想请教两个关于学术以外的问题。第一，您作为一位着作等身的学者，学术产量和学术生涯特别令人钦佩。在您漫长的学术生涯当中遇到过哪些瓶颈期？您是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并保持学术热情和创造力的？第二，高强度的科研工作特别容易使人疲惫、产生健康问题，您是如何保持持久的学术热情并不断写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84年，我想写一本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书，给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写了封信，询问院里是否能给些支持，领导回复“超出本人能力，不予支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打击。不过，我既然下了决心，就努力去做、坚持做。当时我住的是6平方米的房子，床是个木板，底下是砖头搭起来的，很多东西都是用床板当桌子写的。谁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只要自己坚持住、付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回到学术本身，设定目标、坚持不懈，这很重要。学问没有捷径，但是可以有加速，如果下真功夫，积累的多了，思考的多了，出成果就会多。

我曾说过，开始我并不特别喜欢搞研究，但是既然入了这个行，就下决心做，入进去了，就感觉不一样了，做学问也可以很有幸福感。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提出“幸福是一种感觉”。当变老了，还可以拥有丰富的知识财富，幸福感更强。

我现在身体还不错。我觉得，精神是一种健康的内力支持，做研究的精神是坚持，持之以恒，变成了精神。做研究不易，要合理安排时间，多些兴趣。多兴趣可以调节自己。很多健康问题都是心理造成的，而不是体质造成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是多兴趣。我爱摄影、爱听音乐、爱练字、爱交流。学者的内向性、自我性强，对内外事情承压力低，对一些事情很容易想不开。宽待人、多兴趣、想得开，这有利于做人，也有利于健康。我把“享受生活”（enjoy life）作为一种人生指南，“享受”（enjoy）包括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精神的体现在感觉和体验，感觉、体验好，精神就好，身体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