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积意：儒家尊严论

摘 要：儒家的尊严有亲之尊严，有义之尊严。以父子恩亲的尊严为本，然后制为君臣的尊严之义。亲之尊严，专据上言，故亲之尊严不可少损；义之尊严，虽亦据上言，但依义而断，尊严也有对下言之者，故尊严容有损益。以亲之尊严言，事亲有隐而无犯；以义之尊严言，事君有犯而无隐。尊严的恩亲与道义相将相成，这是儒家尊严观的极高明处，也是当下强调个体尊严的根基所在。

关键词 ：儒家；尊严；恩亲；道义

“尊严”一词常见，但究竟何谓尊严，却无公认的定义。检辞典之释义，或谓“尊崇严肃之义”，或谓“庄重而有威严”，或谓“不容侵犯的地位或身分”。所释者，或重于身分的法理内涵，如“不容侵犯的地位或身分”；或重于情操的伦理内涵，如庄重、严肃等。以传统儒家的观念而言，礼为法之本，礼严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如《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德、礼之政高于教、刑之政。以此而言，今天讨论尊严，尊严的法理内涵固然不能忽略，尊严的伦理底蕴更要深度挖掘与揭示，只有这样，传统儒家尊严观的当代意义方能充分地彰显出来。

一、尊严本乎亲

《说文解字》曰：“尊，酒器也。”“严，教命急也。”许慎解释尊、严字义，与今天的尊严义有别。但经典之用尊、严，时见引申义，如《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孝经·圣治章》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此尊、严二义，和今天所说的“尊严”义已很接近。考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尊严”连用，如《荀子·致仕》云“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诗·南山》毛传云“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礼记·坊记》郑注云“君父之道宜尊严”，这些尊严例都是据在上者的身份和地位而言。于臣言，君有尊严；于子言，父有尊严；于弟子言，师有尊严。君、父、师，并据在上者言之。东汉的《白虎通》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是尊严在上的典型概括。

不过，同是尊严在上，所侧重的涵义却有不同。父子之有尊严，是自亲者言之；君臣之有尊严，是从义者言之。《礼记·丧服四制》云：“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父子尊严，是门内之治，故重在恩亲；君臣尊严，是门外之治，故重在道义。“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说的是取事父之行以事君，敬君如同敬父。敬父，亲也；敬君，义也。依亲制义，是以父子恩亲的尊严为本，然后制为君臣的尊严之义。因此，《丧服传》斩衰首言为父服斩衰三年，次言诸侯为天子、臣下为君服斩衰三年。前者是正服，后者是义服，三年斩衰有正服、义服之分，即是恩亲与义制相区别的明证。

以亲之尊严与义之尊严相较，亲之尊严，专据上言，故亲之尊严不可少损；义之尊严，虽主据上言，但依义而断，尊严也有对下言之者，故尊严容有损益。

所谓亲之尊严专据上者，于祖父言尊严，于子孙不可言尊严。《士冠礼》始加冠，祝辞云“介尔景福”；再加，祝辞云“永受胡福”；三加冠，祝辞云“受天之庆”。此言受福、受庆，是来自先祖的赐福与上天的庇佑。《冠义》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礼行于庙而不行于寝，以其能得到祖先的赐福。既加冠，即成人，虽成人，犹言“自卑而尊先祖”，是因为子孙之福，由先祖恩庇之故，此是亲之尊严的精义所在。

或有疑问，亲之尊严不可少损，但《丧服》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似乎亲之尊严屈于义之尊严，而于父母的尊严有所损。其实不然。传云：

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

案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服齐衰不杖期，为大宗所后者服斩。《丧服》凡言为人后者，必是同宗支子；异姓不可为后，嫡子也不可为人后。以小宗与大宗比，小宗卑也；以支子与嫡子比，支子疏也；既卑且疏，故支子可为大宗之后。于本生父母言，嫡长子犹在，可主家事，可承祭祀；今以支子继大宗之后，不但父子亲恩犹在，且于祖之亲恩尤厚，大宗因此不绝，是本亲、宗亲之恩两备。于支子言，虽去其本生父母，然长兄犹在，可以传重、可以承祭。今己为大宗之后，使父母之亲恩可依，如水之有源，可长流不息；如木之有本，可枝繁叶茂。己于本生父母之亲虽有所失，而于父母之恩、于大宗收族之功所得更大。以己之小失亲恩，得父母之亲有本，得宗亲之大不绝，可谓亲恩更厚。故不可据此说，亲之尊严屈于义之尊严。

亲之尊严，专据上言，故亲恩愈厚，尊严愈重。上传云“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不知父，是无父母之亲，无父母之亲者，不知尊严之义。野人虽知生父母，但云“父母何算焉”，是不知尊敬父母，故父母尊严不能立。都邑之士，不但知生父母，更知尊敬之义，知尊敬之义，故为之立祢庙，立祢庙，则时祭之，敬心长在，尊严之义显然。大夫以上，不但尊父，更尊祖，故祢庙之外，更立祖庙，亲统更远，尊严更显。诸侯国君不但有祖庙，又有曾高祖庙，更有始封君之太祖庙。至于天子，又远及于始祖之庙。可见，亲之统愈远，敬心愈重，立庙愈数，尊严之义愈显。“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说的是尊者的尊统愈远愈上，卑者的尊统愈近愈下。上下之分，即以亲恩的远近为准。凡尊统远者，则亲恩深厚；尊统近者，亲恩浅薄。《丧服》由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母服期，引申之，知尊严的初义，是本乎亲而不本乎爵。换句话说，爵之愈尊者，则亲恩之统愈远。所以，凡亲之尊严，专据上言，不据下言，祖父言尊严，子孙不得言尊严。

二、尊严制于义

尊严制于义者，由尊严本乎亲而来。《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此先言男女夫妇，而后言父子君臣，是总言亲恩、礼义之所由来。《白虎通》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先言君臣父子，是亲恩、礼义备具，然后再论夫妻之纲纪。文有先后，义各有当。

义之尊严，以君臣最见典型。《白虎通》论君为臣纲云“君，群也，下之所归心。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据此，臣下所以归往君者，以其通天地人三统，故君王的尊严，因其义理至高。这与父的尊严以亲恩至厚不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资，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明事君与事父，其道有所不同，是以言“资”。《礼记·檀弓上》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臣下三谏可以逃君，君臣之间，以义为断；人子三谏不可逃父，以父子血脉相连，亲恩不能断。

请看曹羁之例。《春秋》庄公二十四年书“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公羊传》云：

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

曹羁三谏不从而去，是事君以道义，何休注云“道不行，义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贤者之志”。案曹羁去国，以其不得护君周全，非为避外难也。假令曹羁不去国，从君以敌戎战，以曹羁之贤，君死则己必死，君臣并死而国灭，非义之高者。今三谏而去，既示臣之事君竭其忠诚，又冀君觉悟而不自往。故《公羊传》以为曹羁贤也。下经书“曹杀其大夫”，此是称国以杀，乃大夫有罪之辞，何休注云：“曹诸大夫与君俱敌戎战，曹伯为戎所杀，诸大夫不伏节死义，独退求生。后嗣子立而诛之，《春秋》以为得其罪，故众略之不名。”可见，诸大夫不从君死者，皆是有罪之人，故嗣君杀之。《公羊传》借君杀国灭之事，发为三谏不从可去之传，欲明君存国不灭，乃是事之最重者，事之最重犹可去，则其余三谏不从皆可去也。这是义之尊严可以损益的例证。不过，《礼记·曲礼下》又提到“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是去国者当着丧服，明大夫虽去，然犹系故国之心，尚怀桑梓之恋。以曹羁之行谅曹羁之情：君死矣，诸大夫杀矣，己之宗庙弃矣，一人居于外，离父母之邦，其心可悲也明矣。以曹羁之贤，岂为自身独活而侥幸哉。故《公羊》以曹羁为贤，以“三谏不从遂去”立说，其所重者，尤在于君臣相处之义。君虽尊严，犹屈于义；臣虽卑贱，犹有义之高者。君之尊严或以义而有所损益。臣以义在，自身藉义以贵。所以说，义之尊严也有据下言之者。正因尊严依义而断，故臣下有去离。

三、尊严的隐与犯

事亲以恩，事君以义，其道有所不同。《礼记·檀弓上》云“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隐、犯之间，又可窥见事亲与事君的具体差异。事亲有隐，谓不称扬亲之过失。事亲无犯，谓不犯颜而谏。《论语》云“事父母几谏”是也（几谏即微谏）。亲之过失，谓小恶，以其小恶，故可以微谏而改正，不必犯颜。若犯颜而谏，嫌亲者相对严紧，有伤亲恩。又虽犯颜，若亲不从谏，己仍须号泣随之，又恐扬亲过于外。或无益于改过，更有伤于亲恩，犯颜非事亲之道明矣。且经云“无犯”，已经预设亲者具仁心之本：有微谏之子孙，必有改正从善之祖父；有改正从善之祖父，闻子孙微谏，当知去恶迁善。因此，具仁心之亲，不须犯颜，闻微谏即可迁善。

事君无隐，隐，欺也；无隐而有犯，谓直言不欺而有犯颜。《论语》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子以欺、犯对举，正缘隐有欺义。人臣之要，以忠信为本；以忠信为本，终因直言而犯君。刘向《说苑》引孔子语云：“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五谏之中，讽谏最上，戆谏最下，谏虽有别，皆以勿欺为根本。故郑玄注“有犯而无隐”云：“既谏，人有问其国政者，可以语其得失，若齐晏子为晋叔向言之。”晏子既谏，而后以政之得失告叔向，是不欺君。君政有小失，若不谏而隐，恐启危亡之萌，忠臣不忍也。故《左传》引诗“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以赞晏子。总之，臣下无隐，谓不欺；臣下有犯，为道义。子之有隐，缘尊亲；子之无犯，以恩爱。试举二例以明之。

《新唐书·魏征传》云：

“征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征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征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禼所以事尧、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

魏征之谏唐太宗，是犯颜而谏。本传云“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是也。魏征卒后，太宗有三鉴之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明犯颜而谏，臣下所当为。然本传又说：“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孅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令如史书所载，则太宗不悦者，盖以魏征有欺耶？可见，无论讽谏、争谏、戆谏，“无隐”（不欺）最要，人臣不欺，犯颜方有道义；即使犯颜不从，臣下终不讪上。此事君无隐而有犯之道。

事亲则有隐而无犯，如匡章之例。《孟子·离娄下》云：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事父母几谏”，盖匡章不几谏，竟以朋友之道处父子之道，乃有犯颜，故为父所不容。朋友之交，同类相从，故以责善为要。父子之从，血脉相连，故以亲爱为本。匡章犯颜而谏，虽责善，恐径情直言而得罪于父，故不得近侍。齐人皆谓匡章不孝，盖缘此也。然孟子礼貌之，以为匡章无危戮父母之行、无不顾父母之心，不可谓之不孝。匡章之过，在于“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也。孟子之意，亦谓匡章有伤亲恩。但若据此以为匡章不孝，则不知匡章之善。匡章“出妻屏子，终身不养”，谓己既不能侍父，则不敢以妻、子养己，明匡章实有父子、夫妻相亲爱之心。此责善向亲之人，岂可以不孝论之？是知孟子不顾俗议而礼貌之者，乃君子成人之美之意。朱子《孟子集注》引杨时说“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可谓深探贤者之微意。犹《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者，此“直”，即亲者相处之正道。父子天性亲爱，其善者，欲表彰于众；其恶者，欲隐讳于人，此天伦性情本然。若人攘羊，我证之，为义也；若父攘羊，我证之，义则义矣，天伦亲情全不见，是得小义而忘大伦。孔子岂不知父之攘羊是为小恶，而特言父子相隐者，正以父子以亲恩为重。孟子礼貌匡章，岂不知匡章犯颜责父之为伤恩，然不欲没其亲爱之心耳。

总之，事亲有隐，欲扬亲之令名；事亲无犯，欲重亲之恩爱。事君无隐，欲竭臣下之忠；事君有犯，欲矫君政之失。尊严的恩亲、义制，于此区别分明。

《礼记》还有“事师无犯无隐”一语，这又该如何解释？事师先言“无犯”，同于事亲；后言“无隐”，同于事君。是事师兼具亲恩、道义二者。亲恩在先、道义在后，亦见事师有主次之分。《礼记·学记》云：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父之生子，血脉一体，亲恩自然。人自幼及长，欲知祖父尊严、己身自卑及亲恩可贵者，非师不能达成。父者，育我成人；师者，教我成人，故有亲恩存焉。所以，事师不宜犯颜。但若师有小失而隐之，又恐师教之失以至于误人子弟，故曰“无隐”。无隐者，不隐没师之小失，欲俾其教人无误，犹臣下矫君之过也。此是义之所在。所以，师之尊严，在乎亲、义之间。宋陈祥道云：“亲之所以育我，仁也……君之所以覆我，义也……师之所以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义而不全乎义。故无犯与亲同，无隐则与亲异；无隐与君同，无犯则与君异。”要之，师道既有仁恩，又有道义，故无犯无隐。

四、尊严移于下

上来所述，欲明亲之尊严专据上言，祖父言尊严，子孙不得言尊严，乃天伦如此。至于义之尊严，当依义而断。殷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醢九侯，脯鄂侯，道义荡然无存，虽君，不得以尊严论之，故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正以义之尊严依义而断，故尊严可移于下。《周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礼记·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所谓“高尚”，即处卑位而不失其义，义之所在，尊严具焉。

如何理解义之所在？《孟子·告子上》云：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者，上天予我，和我本心相契。如“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我修一分，即得一分之益。故天爵者，可修而不可离。孟子云“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说的是君授臣爵，本据天爵，此求贤唯恐不及之意。但今之人为求人爵而修天爵，所谓“修”者，非修也，实谋也，谋修天爵而为进阶之路，既失进德之本心，又失人君求贤之美意，以致天爵终不能得，故云“弃”。

孟子之意，天爵为本，人爵为末。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另一层的意思是，修天爵者，人爵未必从之。虽无人爵相从，终因天爵而尊严自显。故此借孟子之语，天爵者，即义之所在。

问题是，何以见得天爵修？《孟子·尽心上》云：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何其难哉！孟子以穷、达相对，指归唯有一种，即无论穷达，道义当不离不失。道义不失，方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但修天爵者有高下，持道义者有难易。以《论语》为证，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云“贫而无谄”者，意谓贫者虽不谄富，然心中犹以富者为比，以为无谄富求利之行，即有美名，不知圣贤本无贫富相比之意，其念兹在兹者，乃不失义，不离道。仁义忠信既修，乐善不倦既行，乐自在其中，又岂拘拘于无谄、有谄之辨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之乐，真贫而乐也。同理，富而无骄，是心中犹以贫者为比，以为无凌贫之意即可，不知圣贤不但无凌贫之意，更有好礼之行。子贡好货殖，孔子遂以“富而好礼”勉之。

以“贫而无谄”与“富而无骄”相比，“贫而无谄”难，“富而无骄”易。以“亲之尊严”与“义之尊严”相比，重亲之尊严易，重义之尊严难。故儒家论义，多据难者立说。如《韩诗外传》云：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绝声，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谏愈忠。伯夷、叔齐饿于首阳，而志益彰。不轻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缊绪，未尝完也。粝米之食，未尝饱也。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徇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诗》曰‘彼己之子，硕大且笃’，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之哉？”

其实，“能勤苦，轻死亡，恬贫穷”并非义之所在，只因处此困境，行义尤难，故子路举以为例。卑下之人处难而行义，更能显示人格的高尚与尊严。《荀子》云“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矣”，此以王公富贵与道义志意对举，即以在下者的尊严立说，不谓王公不重道义，富贵不修志意，乃谓王公若不重道义，在下者可以修而骄之。其实，依“贫而乐”之意，重道义、修志意，不必以骄轻富贵而显，因为在下者的尊严，本在于义，不在于骄轻。若不明义之所在是尊严的基础，以为骄富贵、轻王公即可彰显尊严，则是舍本逐末。

以夫子论伯夷、叔齐为例，《微子》云：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隐者或求其志，或全其道，或保其身，或避其世，或亲林海，所谓“性分所至而已”。上述六人，以伯夷、叔齐为最上，其风节意气，可立懦夫之志，足息贪婪之风。然孔子言“无不可”者，是犹嫌也。何嫌乎？孔子尝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妇弑夫者有之，可谓无道之极矣，孔子犹周游栖栖，不隐于世，途遇荷蓧丈人，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夫子明知“道之不行”，犹不隐而栖栖皇皇者，长存救世振弊之志也。故论伯夷、叔齐，多称其志节，以伯夷、叔齐之志节，实可矫当时之颓风，如卫灵公逐太子蒯聩而立其孙辄；后蒯聩反卫，辄不纳其父而逐之，《春秋》虽以“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立说，终非义之高者。《述而》云：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伯夷、叔齐让国远去，饿死于首阳之下，岂为争国而父子兵刃相向耶？以夷、齐之求仁得仁，知夫子不为卫辄。但夫子虽称道伯夷、叔齐，又言“无可无不可”者，盖夫子不论进退出处，惟义所在是正。“义苟可进，虽乱亦进；义苟宜退，虽治亦退。”孟子曰，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此夫子为圣之集大成者也。

以此言之，仕隐进退，惟以义为衡量。为臣者忠，故遇君丧而越绋行事；为君者恕，故臣下丧，三年不呼其门。此君臣相处，各有其义。《诗·四牡》叹“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又云“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终不以家事辞王事。君臣本分如此，是义之所在。人多知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却少言渊明欲弦歌为三径之资，渊明或出或处，可谓深得孔子出处之精微。《礼记》虽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下即云“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是儒者本有臣天子、事诸侯之例。只因儒者多依难立论，故以不事王侯为高尚，以骄轻富贵为尊严，以至于末流不修志意、不重道义，但以骄轻为能事，甚者竟以此为利禄之资。如《后汉书·逸民列传》论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当世风“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时，则修志意、重道义者必不在“放言”之列，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王良传》载良先征辟不应，后为大司徒司直。过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来山林岩壑之人，终至于轩车玄冕者，何其多矣。骄公卿以为名，藉名以为利，所谓借隐而为仕者，类此也。

结  语

综上所述，知儒家的尊严观本乎亲，制乎义。亲之尊严在上不在下；义之尊严，既在上，也在下。以义之尊严言，得义者有尊严，失义者不得有尊严。然得义有大小，尊严有高下。儒家多据难者立论，盖以难者得义大，如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即有恒产而有恒心者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难。然无论难易，一皆以道义为本。历来于义之尊严容有异说，但于亲之尊严从未见异辞，因为有恩亲，然后有大宗小宗；有大宗小宗，然后有宗族；有宗族，然后国家有恩亲之基。国家有恩亲之基，是以根本坚固。以亲之尊严为本，更重以义之尊严，恩亲与道义相将相成，故可言“协和万邦”，这是儒家尊严观的极高明处，也是当下强调个体尊严的根基所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