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桢：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基于“居利希笔记”的文本学研究

【摘 要】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状况加以考察，是正确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道路的必然要求。“居利希笔记”给《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献支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入口。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性解读之中，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启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思想征途。

【关键词】“居利希笔记”；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创立、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济学笔记。其中，1846—1847年写下的“居利希笔记”蕴含着丰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大量关于农业、工业和贸易史的统计资料的摘录，为他进一步的理论加工和思考，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的、具体的研究，拓展对资产阶级社会认识的全面性和历史性，最终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基础性经验材料，也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继续走向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学史基础。然而，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史研究笔记尚未被译介至国内，国外学者也鲜有人问津，长期以来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有待进一步打开和深耕。

一、“居利希笔记”的文献摘录及其意义

“居利希笔记”指的是马克思在第二次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写下的《布鲁塞尔笔记》C^［1］54，被收录在MEGA²第四部分第6卷，主要是马克思关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史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冯·居利希的着作《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本中关于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经济史和殖民史的摘录笔记。这五卷本的具体篇目情况是：前两卷于1830年出版，主旨为“探讨商业、农业和工业的情况”。第一卷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法国和尼德兰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介绍则较少；第二卷主要介绍了欧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对美国的介绍比重较大。首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经济史，涉及商业和货币制度的一般问题，以及对德国经济地位的考察。第三至五卷分别于1842、1844、1845年出版，包括从1828年到1844年年底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非常详细的叙述。这三卷形成了一部独立的着作，因为居利希在这里还对每个国家早先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后三卷增加副标题“对过去12年里最重要国家的总体工业状态（gerwerblichen Zustände），对其财政、货币、土地和人口情况，以及工人阶级的物质、政治和道德状况的特别考察”。在结构划分上，后三卷与前两卷保持了一致。与前两卷相比，后三卷在世界贸易、财政和货币制度、人口等一般问题上更为详细。这三卷也并不严格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而是以作者视角所选择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致上的时间顺序。此外，还包括了1842年到1844年经济学家最新理论的一章。与这五卷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份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和人口增长等信息的“图表概览”，在其基础上，马克思归纳了他的“统计备忘录”。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摘录不是严格按照居利希的写作顺序展开的，而是与他自身的理论思考紧密相连的。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第1笔记本）摘录第5卷，主要按照历史和国别线索对大宗贸易中最重要的原料、纱线、面料、亚麻、大麻和麻布进行了梳理，考察了贸易平衡、保护税、租税、人口、新近经济学理论和德国商业条件的一般贸易情况；第二阶段（第2笔记本）摘录第4卷，摘录了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历史；第三阶段（第3笔记本）摘录其余卷次，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马克思此时更加突出以历史的顺序看待经济的发展，开始按照编年的顺序摘录。首先从英国和爱尔兰（摘录第1卷）开始，然后是美国（摘录第2、3、5卷），以及法国（摘录第1、3、5卷）。第四阶段摘录第5卷关于大不列颠的最新阐述，同时也涉及了比利时、荷兰等国。第五阶段是结论阶段，摘录了第1卷的导言以及第2卷附录的“一般考察”。马克思从1847年9月到12月全身心投入独立研究经济、金融和社会历史。居利希的这本书给了他一个可靠的基础，使他可以继续工作。马克思后来在1873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评论德国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时写道：“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2］15这无疑是对居利希的肯定，因为他不是直接引进英法政治经济学的成品并当作教条，而是独自进行了艰辛的理论田野探索。

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居利希笔记”的文献摘录使马克思获得了从整体上观察和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加具体的现实基础，更引发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思考。如果将它放置在由《哲学的贫困》《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以下简称《致安年科夫的信》）《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共同构成的文本群中进行历史性阅读和话语分析，完成相关的文本链接和思想复位，那么未曾被以往学界关注到的问题域便会逐步显现：

第一，“居利希笔记”与《哲学的贫困》《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问题。通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第二次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概念，聚焦于生产关系和经济范畴的形成和深化，看到了生产关系概念和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探索。这样认知的获得离不开“居利希笔记”提供的经济学史基础上的话语塑型。

第二，“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问题。马克思虽然在《巴黎笔记》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摘录了斯密、李嘉图、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着作，完成了初步的经济思想史的积累，但是，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特别是批判蒲鲁东庸俗经济学的恶劣影响，仍缺少足够的理论准备。“居利希笔记”帮助马克思打开了进入经济学的理论史入口，促使他获得了对经济学话语的全新认知。马克思如何站在李嘉图经济学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接受劳动价值论，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需要回到“居利希笔记”去求解。

第三，“居利希笔记”与《共产党宣言》中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问题。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次对它进行了正面肯定。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马克思观察和透视社会历史的根本出发点，资产阶级宣称的自由平等贸易，只是一种打着意识形态旗帜的现象描述，最终要落实到对其背后阶级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本质把握上去，而将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本质的现实批判真正落地，有赖于“居利希笔记”提供经济发展史的支撑。

第四，“居利希笔记”与《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资本的新认识问题。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奴役关系进行了本质透视，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由此继续引发了关于殖民主义和资本积累的理论思考，让他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真实基础是奴隶制和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不仅养活了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成为承接它们转移和输出经济社会危机的对象。换言之，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由平等贸易，而是来自于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对殖民地世界人民的剥削和奴役。这些深刻的认识离不开“居利希笔记”中对殖民地问题的摘录。

以上问题凸显出了“居利希笔记”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对它们的回答也离不开对笔记本身的深度耕犁和研究思考。我们将主要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并以它为棱镜，对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进行思想史考古，结合以上文本群蕴含的问题考察此后马克思继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进程。

二、“居利希笔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原则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上的进展相对缓慢。在欧洲革命运动的洗礼下，他们的主要理论进展表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上，公开发表的标志性文献是《共产党宣言》。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对贸易、货币、信用，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掠夺和压迫殖民地等做了许多的摘录，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断走向深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正面的历史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6，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巨大革命性和伟大历史进步性，对资本作为一股全新的塑造性力量有了更新的认识，资本一方面带来了空间的全面布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更是敏锐地捕捉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给生产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即在生产方式中实现的历时性革新，而非封建社会线性历史的循环时间，这使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越来越近，最终在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结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前期在“居利希笔记”中所做的理论史积淀。因此，如果将《共产党宣言》比作是“人体”的话，那么“居利希笔记”就可被比作“猴体”。前者构成了解剖后者的一把钥匙，后者给前者提供了扎实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依据和背景资料的支援，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文明史的视域出发，看到了资本所开启的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迅速拓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加速推进。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的空前发展，更加方便了以棉制品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也加剧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对世界市场的瓜分。这背后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对殖民地原材料的掠夺和人民的压迫与奴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和工业生产关系之上的，并在从资产阶级社会走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认识的历史进程中离现实更近。事实上，在《布鲁塞尔笔记》B中，“马克思受青年恩格斯和阿道夫·布朗基的影响，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问题”^［4］374，通过摘录加斯帕兰、拜比吉、尤尔、罗西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着作，就已经发现了分工和机器给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力量，导引他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的思考和研究。而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对机器问题进行了深化，更加注重思考和分析机器大工业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在阅读居利希的着作后，马克思摘录道：“在英国，不寻常的扩张几乎更多是由于机器的引入和由此而获得的省力（Erleichterung）。这种双重省力，再加上英国本身及其经营所在国家/地区的需求增加，导致了这种制造的空前扩张。”^［5］11这使他意识到，大型机械设备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和拓展、机器大工业的普及和发展。加之印度、美洲等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形成了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外部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英国资本家进一步推广使用机器以扩大再生产，而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定位不仅包括国内市场，更是囊括更加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是，马克思观察到，在现实的工业生产中，资本家出于竞争和追逐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都不约而同地大规模使用机器，以机器取代工人，“主要目的还在于节省人力或加快劳动速度，从而防止以后工人阶级就业不足的前景，尤其是铁路的情况。在某些领域：由于机器使用（Maschinenanwendung）的增加导致劳动贬值（Entwerthung der Arbeit），从而降低了工人的纳税能力；首先是在通过使用机器直接取代活动的地区，然后是在这种使用对其他国家产生追溯影响的地区”^［5］88。然而，这仅仅是资本家试图遮蔽对工人的劳动剥削和经济压榨而获得剩余价值的幌子。通过机器的使用来取代工人，制造和维持一定规模的“相对过剩人口”存在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系的重要措施。因为“相对过剩人口”和“铁的工资纪律”存在着内在联系，只要前者存在，工人就不得不服从后者，忍受资本家的“饥饿的皮鞭”，否则他们只能被活活饿死。可见，机器的使用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深刻启发了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摘录了各种大宗工业产品特别是棉花工业贸易的实证材料，发现资本的迅速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异常激烈，这是“广泛使用机器、分工等的后果。最近，即使在最活跃的时代，机器的使用率仍然更高，成年人的流离失所，也没有像几年前那样雇用那么多的工人”^［5］16。这构成了马克思后来思考雇佣劳动本质的直接现实语境。

于是，分工的细化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造成了劳动力过剩、贬值和工人失业，生活境况的进一步恶化。“机器的使用和工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工资与粮食价格的比值几乎从不处于有利地位，工资更少地以工厂的产品价格为依据。后者的价格通常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价格，而国外市场上的产品不仅来自英国，而主要来自生活用品比英国便宜得多的国家”^［5］504。虽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给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但是这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内循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看似合理的国际社会分工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市场差价存在，让资本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却抬升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压缩了生存空间，这就加剧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市场的所谓经济规律更让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无法获得劳动和原材料的本身价值，而深深陷入了被剥削和奴役的巨大泥潭。于是，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助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资本家之间的过度竞争，又会造成生产过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工人更大范围的贫困和失业，进一步激化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和矛盾。由此，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对奴隶制和殖民地进行了关注和讨论，看到了奴隶制和殖民地对于维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还指控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揭露道：“鸦片获得了对大部分人口的不屈不挠的统治；罪恶与日俱增……中国沿海大祸临头，白银几乎穷尽外流……于是1840年中英爆发了战争。中国本身没有获得鸦片。”^［5］329虽然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他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并没有立即扩大。原因在于，资本家通过奴隶制和殖民地养活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向外转移至殖民地，一定程度上让资本主义在经历危机之后，仍得以“幸存”下来。而这一问题在后来卢森堡、列宁、列斐伏尔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

然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要想真正理解阶级斗争背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的内在矛盾运动，这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居利希而言，是十分困难和不切实际的。马克思批评道：“居利希给德国的主要建议是：不仅要用外国产品，而且要用国内的原材料来替代，自然要通过一个小型的系统。对机器的限制。”^［5］937显然，居利希主张限制机器的使用和国外原材料的进口，这仍然是对德国李斯特学派的贸易保护主义^①的沿袭和承继，并没有科学认识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较之以往生产方式的巨大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也无法以历史性的视角正确看待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未来命运。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肯定“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33。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就出现的，而是生产力经过一定的历史积累，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诞生的阶级主体。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相伴而生的，前者在生产财富的过程中，生产了后者的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关系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产生压迫的异化力量。以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资产阶级所依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虽然具有巨大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但仍是历史的，因而也是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段漫画式的美文写作，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33-34他们紧紧抓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历史性矛盾，在社会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的层面对资产阶级社会展开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46。往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将资本指认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捕捉到金钱关系背后的资本关系，将对资本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直接带来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促进了人与世界的普遍交往和普遍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作为一股全新的塑造力量，将传统的封建等级和宗法关系全部夷平（西美尔语）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34-35。当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交换手段和所有制关系便无法继续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甚至变成束缚后者发展的桎梏，因而必须被摧毁和革新。于是，资产阶级依靠机器和分工制造出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借助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将产品销往全世界，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生产和消费的形式。世界的普遍交往以原材料和工业产品为中介，各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资本的无序和过度竞争必然导致生产（产能）过剩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那么，资产阶级如何消除和化解这部分过剩产能呢？那就需要一方面更加彻底地利用和榨干旧的市场，另一方面不断向外扩张，占领新的殖民地，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坚船利炮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开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市场，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它们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结果是，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被高度组织化集中在城市的机器和工厂中，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处于底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生活境况恶劣，而殖民地人民更是备受资本的盘剥和压榨。

资本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但是也造成了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和对立。阶级矛盾的对抗与不可调和，孕育、催生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现实中，资本越是扩张和发展，无产阶级工人的生活越是贫困。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而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视作一般的商品，在市场上按照一定的价格出卖给资本家，接受他们的奴役和剥削，以换取微薄的工资，购买面包等生活资料果腹，而这仅限于维持自身生活和延续后代。不难看出，饥饿的皮鞭比资本家有形的皮鞭更具主体生产性，工人不再在资本家的外部强制下劳动，而是在饥饿的皮鞭这种更原始的生产性力量的驱使下“自觉”劳动，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如果不能有效地带来资本的增殖，那么，他们也就面临着失业、贫困和饥饿，成为被排斥的“相对过剩人口”。更为悲惨的是，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竞争性地追求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必然会全面地使用机器，而机器的推广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进一步挤压了工人的生产空间。工人不再像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独立完成生产的所有环节，而是在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成为机器的附庸，只需学会极其简单的操作并完成重复性的动作。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就蕴含在生产方式和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之中，机器化大工厂生产不同于封建家长式的行会小作坊，取代以往的师傅—徒弟传帮带模式的是，工人被组织化地集中在资本家的大工厂，从事“血汗生产”活动，并受到监工及资本家各级代理人的层层监视和奴役。这也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从卢卡奇、阿尔都塞、福柯、奈格里到维尔诺对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批判的真实场境。

三、“居利希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第一次研究经济学，广泛阅读了斯密、李嘉图、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着作，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是通过对工业生产实践的哲学提升实现的。古典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社会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和逻辑抽象，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各种非直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规律，但是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抽象水平，即把握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主义从社会唯物主义推进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层次，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是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分不开的，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在于重视对事物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经过“居利希笔记”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深化，这突出体现在《哲学的贫困》《致安年科夫的信》《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写作和漫长的理论探索中，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断得到了淬炼和提升。

第一，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透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从事生产活动的，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同样也是由人们生产出来的。譬如，“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6］604。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奴隶制在北美等异域社会空间里被继续实行，由此构成资产阶级“现代工业的枢纽”、资本原始积累和创造海外殖民大市场的重要支柱。马克思基于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社会历史抽象，形成了对经济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认识：“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6］622也就是说，机器只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工厂，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空间，将资本家对工人的盘剥和压榨连结起来。因而，只有在社会生产关系的维度上，才能真正理解机器体系和现代工厂的本质。另外，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通过几个“一定”，即特定社会历史场境中的存在论规定，继续深化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7］440换言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方面要看到社会历史的本质起源，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发展消亡，即历史性和暂时性两方面的特点。在社会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的意义上，“一定”指的就是特定的历史情境。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表现它们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由于前者一直处于动态变革中，因而后者也是暂时的和历史的，需要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这是相当深刻的历史认识论观点，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譬如，在封建社会，人们被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根据四季、节气和时令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形成的自然是线性循环的历史观；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巨大力量塑造和改变着世界，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形成的自然是辉格史观或进步史观，即相信整个世界是不断加速向前发展和进步的。同理，当人类社会进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社会形态时，由资本所形塑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必然会被扬弃，代之以另一种新型底层逻辑为支撑的上层建筑。

第二，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深化对资本的条件及其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机器大工业生产状况、批判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和奴役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历史基础，即资本的形成、积累和增殖，科学指出了“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3］43。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对工人的盘剥，资本就不可能持续地得到积累和增殖。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沿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对资本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6］724资产阶级社会是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在那里，资本构成了一种支配性的统治关系。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黑人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才成为资本。这一定的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具体而言，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内生产和积累起来的，并且后者将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如此形成一种关系的历史性演进。并且，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指出它们是特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并随后者的发展而发展。不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都是在各自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一意义上，手推磨生产的是封建社会，而蒸汽磨生产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传统的工具已经满足不了生产的现实需要，在分工不断细化的基础上，机器诞生了并极大地改变了劳动方式。从一般的分工到普遍的分工，机器的使用使劳动越来越简单化，工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他们的工资越来越少。破解这一现实难题，还需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探索，还需马克思更加深入地进行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8］80-88，让批判的历史认识论真正地走向历史的深处，完成对历史本身的本质直观和科学透视。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所概括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3］14

第三，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民族国家发展实际相结合，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1848年2月，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夕，《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了。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消灭奴役和剥削，消灭私有制、资本和利润，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将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基于资产阶级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43，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作为政党的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独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结束被机器束缚的分散状态，摆脱资本的剥削、奴役和压迫。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解放道路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思考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们在哲学、经济学和历史领域中所获得的新知识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经验，并加以概括”^［9］239，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阶级斗争解读而展开的理论新形态，标志着他们在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后，他们理论思考的步伐并未停滞，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等文本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破解法国、德国基于自身发展道路遭遇的具体现实问题，继续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这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的必要性在于，将普遍性的科学理论真正落地，转化为指导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效能。因此，要科学处理好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与民族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双重辩证关系。从理论本身的内在演进机制来看，这也是马克思之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撮要言之，通过“居利希笔记”的摘录和研究，马克思获得了大量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统治的重要经济史资料，全景式再现了欧洲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构成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与恩格斯一道宣告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奠定了之后从世界经济发生、发展的史实积累中继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更为我们当下继续扎实推进“读原着、学原文、悟原理”工作，真正进入《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史支援。

①李斯特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于德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提出了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经济学”，试图和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抗衡。因为，当时德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发达的现代工业和普遍的商业交往（交换）。他的这一理论观点实际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旨在保护本国市场，而不被纳入英法不断扩张的世界市场。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他是较早地基于本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和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他关于分工与所有制，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根据一定社会现实情境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论话语，给马克思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布鲁塞尔笔记》C与“居利希笔记”［J］.江汉论坛,2023(1):54-5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5］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Ⅳ, Band 6［M］.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付可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及其唯物史观意义——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学考察［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2):80-88.

［9］瓦·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843—1858）［M］.马经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