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山的雨，是墨绿色的。当云层自武陵山脉那端翻卷而来，整座山宛如洇开的宣纸，连鸟鸣都裹着湿润的水汽。我站在鹰嘴崖远眺，七十二峰如凝固的浪头，层层叠叠，涌向天际。
雨过日出，溪涧在乱石间撕开银亮的豁口。野栗树的影子投在水面，碎成点点铜钱般的阳光。1935年的秋风正是沿着这条涧水，把红二、六军团的军号声吹进了溆浦城。一篇旧资料写道：城隍庙的老庙祝记得那个霜晨，露水将青石板沁得如同凉玉，城门口忽然涌进一队着灰蓝衣衫的队伍。酒坊的阿炳刚揭开蒸高粱的杉木桶，便被炊事班借走了全部笼屉；药铺掌柜往他们的竹篓里塞三七时，瞥见队尾有张娃娃脸，个头还没枪杆高。
我登上万寿宫的戏台。贺龙将军曾在此演讲，飞檐上的脊兽见证了那一张张红军传单的散发。后殿斑驳砖墙上，至今依稀可辨“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当三千青壮年跟随那面弹痕累累的军旗出发，裁缝铺的周娘子连夜缝制七十二双布鞋，每双鞋底都纳着“平安”二字。
1945年春，鲜花开遍原野。彼时，侵华日军总部似已嗅到末日的气息，如困兽之狂吼，目光锁定了雪峰山深处的芷江机场。他们妄图摧毁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切断中国的抗战血脉，甚至图谋翻越雪峰，直取战时首都重庆，一举“定鼎”。
龙潭镇，名字里便藏着雷鸣与神话。传说雪峰山中有蛟龙盘踞，每逢春雷乍响，山涧激流便如龙形直冲九天。而这块被龙气浸润的土地，在20世纪的硝烟中，凝结出另一种永恒。1945年暮春，日军铁蹄踏碎湘西的云雾，却不知已闯入东方巨龙的逆鳞之地。
弓形山松涛回荡着金属的余响。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将士将血肉铸进青山界每一寸岩层。鹰形山二十八昼夜的拉锯中，敢死队员的呐喊与飞虎队战机的轰鸣交织。那些绑着手榴弹跃出战壕的身影，宛如传说中御风而行的龙族后裔。在张氏宗祠的弹痕砖上，在倭寇墓冰冷的石碑前，时光定格着这一刻：七百忠魂，化作雪峰山新的脊梁；两千侵略者的骸骨，成了巨龙爪下的尘土。
龙潭战役纪念馆中，一只玻璃柜陈列着半块焦黑的怀表。讲解员说，这是王振亚连长殉国后的遗物，弹片卡在齿轮之间，时间永远停在了1945年5月7日的黄昏。
那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进攻，终以全军覆没而告终。也正因如此，芷江，成为了胜利的见证地。
午后，我站在七里桥畔，凝视“血”字形的芷江受降坊。青灰石坊在夏日阳光下泛着冷光，坊额上“受降坊”三字笔锋如刀。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在此交出兵力分布图，签下投降备忘录的第一笔。
受降堂是一座鱼鳞板木屋，一张九屉办公桌陈列屋内，抽屉面板上烙有“参加受降典礼纪念”字样。1945年8月21日下午四点，今井武夫在此低头交出佩刀。中方代表萧毅肃未发一言，只将备忘录推至其前。整个会场，唯有钢笔在纸上签字的沙沙声响，沉默，比炮火更震耳欲聋。
一位美国记者拍下了受降后的芷江街头：百姓拆下门板铺路，让凯旋的将士不沾一脚泥泞。曾几何时，受降坊与巴黎凯旋门、柏林勃兰登堡门等并称“世界六大凯旋门”。坊右赤岩石刻仍在，上有诗人公刘手书“冈村宁次并未死！”的警句。
在飞虎队纪念馆，我看见一张老照片——美军通讯兵约瑟夫·德在1945年拍下插白旗的日军车辆。2014年，白发苍苍的他将底片送回芷江，轻声说：“它们属于这里。”馆藏五千余件文物中，五分之一来自美国民间捐赠。
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也曾重返芷江，题诗一首：“春暖三湘杜鹃红，铁鸟飞来展雄风。”这份跨越太平洋的情谊，正如机场旧址上的蒲公英，随风飘散，又年年重生。
返程途中，山雨再度淅沥。老陈忽然刹车，指着峭壁上的几株映山红：“那是从焦土里长出来的。”血色的花瓣被雨水洗涤，泛出金属般的冷光。我回望雨雾中的雪峰山，蒸腾的云气正聚成一道洁白长虹。那或许是无数未被安葬的忠魂，终于寻得通往天堂的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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