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合木江·沙吾提：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思考

【提 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既是理论自信的生动彰显，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在理论层面，需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历史演进中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重点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大核心理论板块。在实践层面，要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地缘整合中构建理论体系、在民族政策制定和民族地区发展中检验理论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展理论体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最终构建起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论体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1] 他还强调：“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2] 这充分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这一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理论根基，通过凝练共同价值理念，强化各民族精神文化纽带，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汇聚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这一理论体系要着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民族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基础，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理论引擎。基于此，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理论根基、构建内容和实践路径展开探讨。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理论根基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应以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为根基，从三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理论源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时代化阐释，使其契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二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性滋养，从历史脉络中提炼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三是梳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演进逻辑，总结实践经验，为理论体系建设提供现实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阐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 这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强调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属性，通过构建“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民族关系，实现共同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打破了民族间的壁垒，通过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推动各民族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互动中的深度交融。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共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个人发展诉求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实现个体自由与集体进步的良性互动。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也明确指出：“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4] 民族自决权理论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对瓦解沙皇统治的民族压迫体系、推动多民族国家重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语境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与现实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治理的实践中，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现实国情的精准研判，对民族自决权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大一统”政治传统，以及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侮中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民族治理的历史文化根基。同时，“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决定了单一的民族分离模式无法适应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需求。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统一为根本前提，通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自治机关，赋予其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自治权。这一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领域的自主权利，又通过将民族自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地方特殊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性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根系，其蕴含的深厚底蕴与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根基与不竭源泉。其一，“大一统”政治传统是共同体意识的基因传承。这种跨越时空、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传统传承，使得共同体意识的基因深深烙印在各民族心中，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密码。其二，“和”文化形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和”文化贯穿于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始终。这种文化不仅避免了同质化困境，更通过“美美与共”的价值构建，使各民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多元一体格局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其三，儒家“天下观”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儒家“天下观”以“仁”为核心，倡导“天下为公”，构建起一个超越地域、族群界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这种观念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使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理性的价值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既是对传统“天下观”精神内核的继承，又是对其政治意义的升华。从“天下大同”的美好憧憬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儒家“天下观”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其成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支撑。

（三）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演进逻辑

习近平强调：“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5]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将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关键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与民族实际，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道路，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解决民族问题与革命总任务紧密相连。当时，中国各民族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才能为各民族的平等与发展创造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征程，民族政策得到了全面确立与发展。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问题，将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强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律平等，提出民族团结不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同一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了各民族大团结，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在继承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各民族发展实际，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摆在首位，强调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将民族工作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民族工作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习近平围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时代课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观点，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迈进等根本性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与实践路径的架构，由三大紧密关联的理论板块组成。其中，本体理论聚焦于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与发展规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围绕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理与实践路径展开，为深化各民族精神纽带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重点研究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旨在构建一套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旨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6] 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从界定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挖掘其存续的历史依据，探索其发展的关键路径等三个方面展开，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

首先，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7] 就其本质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各民族和睦共处、浑然一体的共同体，是一个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本质特征根植于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物质交换、文化互鉴、制度共建等实践，逐步形成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就其结构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8]“多元一体”是辩证统一的，一体中包含多元，部分也离不开整体，呈现着中华民族结构的鲜明特征。其中，“多元”体现为各民族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与独特性，各民族保持自身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一体”则强调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一致性。

其次，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何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9] 历史上，尽管历经无数次战乱与动荡，但各民族始终坚守对国家统一的执着追求，共同抵御外侮，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倡导各民族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有效化解民族矛盾，增进民族间的情感认同与交流合作。在民族发展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各民族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资源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区域协调发展等举措，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进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最后，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发展”。费孝通曾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10] 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从分散走向聚合、由差异形成共识，其形成机制包含文化、经济与情感等方面的因素。文化层面，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通过艺术互鉴、技艺传承、思想交融，形成兼容并蓄的文明生态；经济领域，依托分工与贸易，构建起相互依存的发展共同体；情感维度，通过民间往来、习俗共融与精神共鸣，培育出的深厚情谊。更为根本的是，追求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贯穿中华文明始终，成为凝聚多元力量的精神纽带。这种多维互动影响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持续深化的互动过程中，不仅巩固了多元一体结构，更全面提升了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以及维护共同体团结统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需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规律，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产生高度认知与自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需从界定其内涵、阐释其意义以及探索其路径等方面展开。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发力点，在于以“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核心指引，推动各民族人民深度认知与躬身践行，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思想基础、提供行动指南。而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这一理念的实践转化，则需依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一重要载体。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心理归属，更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的精神滋养与文化支撑，最终实现理论建构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12] 在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承载着深厚的时代使命。这一意识不仅是维系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更是在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扰的现实威胁下，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向心力的关键所在。通过构筑起维护国家主权、保障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该意识成为抵御多元思潮激荡、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挑战的核心思想武器。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民族工作战略布局。这一主线深度融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实践领域，通过跨地域的资源整合与政策协同，推动民族工作实现整体性提升。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夯实这一意识的重要基石。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深入阐释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明、培育精神过程中的交融互促关系，有力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从而深化对共同体的历史认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辩证统一、互促共进的关系。从理论层面而言，共同体建设作为实践指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也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逻辑必然；从实践层面来看，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又不断深化各族群众对共同体的认知认同，持续巩固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习近平强调指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14] 这一重要论断，从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双重维度，深刻揭示了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创新性地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大团结两大时代命题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框架之中。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构建，需以此论断为根本指导，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阐释。

首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抓手，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立足中华文明从传统赓续向现代转型、从多元共生到一体融合的演进逻辑，精准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本质特征，通过梳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共同体建设中的精神凝聚与价值整合功能。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认知与实践转化的双向赋能：一方面，强化理论与历史教育的铸魂功能，通过系统开展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宣讲，深化“五史”教育，以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民族群众的日常实践与精神世界，筑牢思想共识的基石；另一方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基因，通过现代话语重构与形式革新，激活其当代生命力。

其次，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路径，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发展。“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15] 这深刻揭示了民族交融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深化交流合作、团结奋斗、共谋发展，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实践过程中，需坚持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为根本遵循，通过构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健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举措，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工作体系，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最后，以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为依托，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作为凝聚民心、整合发展动能的政治实践，其宣传效果直接影响关乎民心凝聚与国家形象塑造。为此，需构建双轨并行的民族宣传战略架构：一方面，纵向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厚度与时代价值，通过追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共同构建文明体系的历程，展现其自我革新、赓续发展的演进轨迹，同时积极传递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中国话语；另一方面，横向把握数字时代传播规律，以媒体融合创新为驱动，依托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传播模式。通过搭建跨国学术交流平台、拓展民间文化互动等多元路径，深入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回应时代之问，全方位彰显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一个持续推进、动态发展的过程，遵循“构建—检验—发展”的递进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既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多维度构建理论框架，也需要立足于民族工作实践，检验理论的可行性与适应性，更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为理论发展注入集体智慧。

（一）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地缘整合中构建理论体系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整合跨学科研究力量，通过多学科交叉论证推动理论创新，“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6]。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已成为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为深化理论体系构建，需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协同研究机制。以民族学解析共同体的机构特征与发展规律、历史学梳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政治学研究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治理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社会学分析社会结构与群体互动、公共管理学优化政策设计与实践路径、教育学强化共同体意识培育、心理学解析认同形成机制等，形成多学科的深度交叉与优势互补，构建具有解释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虽已展开跨地缘合作，但不同区域在研究机构的数量分布与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不平衡性，使不同地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挖掘不均，导致理论体系难以覆盖全国性经验。为破解这一难题，需强化顶层规划，以国家“四部委”设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依托，统筹优化全国研究资源配置。通过搭建跨区域协同研究平台，推动东、中、西部研究力量优势互补，填补地域研究空白，构建完整的理论研究版图。

（二）在民族政策制定和民族地区发展中检验理论体系

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关键路径。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学术界在理论层面的建构，更需要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赋能。民族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积累的丰富实践智慧，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通过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学理提炼与升华，将实践中成功示范、鲜活案例转化为理论，能够持续丰富、验证并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工作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是将民族工作在政策推行、基层治理、社会建设等环节中创新性的政策话语进行理论化升华，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二是将民族事务、民族团结进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进行学理性转换，实现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的跨越。最后将碎片化的实践经验整合构建为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此过程既是对实践成果的深度挖掘，也是检验理论体系科学性的重要路径。

（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展理论体系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展理论体系，既是深化教育成效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此过程并非简单的理论单向输出，而是教育实践与理论创新协同共进的动态演进，承载着凝聚民族共识、筑牢精神根基的历史使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丰富实践，为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丰沃土壤与鲜活样本。从校园里民族文化交融的课堂，到社区中各民族群众共居共乐的文化活动；从边疆地区特色鲜明的实践探索，到网络空间创新开展的主题教育，多元场景下的教育实践不断创造出新颖的经验模式。这些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面临的现实挑战，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素材。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推进，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形成脉络、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更为全面的认知。这使得教育工作者能够立足系统性视角，精准把握教育教学规律，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育载体等方式，切实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此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发展理论体系，还需构建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理论研究者应主动深入教育一线，了解教育实践的实际需求，及时将实践经验进行学理化提炼，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也应积极参与理论研讨，反馈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理论创新提供方向。同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加速理论成果向教育实践的转化应用，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通过教育实践与理论创新的深度融合，既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断提质增效，又能促进理论体系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持续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保障。

注释

[1][5][11][12][13][14][15][16]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2024年第3期。

[2]《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4]《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6] 参见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7]《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人民日报》2024年9月29日。

[8]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

[9] 习近平：《在全国各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