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 牛翠萍：梁启超否定“废科举”了吗？

近几年，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作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科举作为一项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及其历史作用，平了反、正了名。

遗撼的是，在科举平反热中，也出现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有学人把“废科举”的决策，定性为是“失败的政策选择”，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可我们认为，当今众多的否定“废科举”或认为“废科举”弊大于利的文章，其论点和论证大都尚可商榷，所用史料和研究方法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感情用事、人云亦云者有之；望文生义、错位论证者有之；术语、概念模糊不清者有之；“单边论证”，各说各的有之。而在诸多的杂音中，比较典型的莫过于把梁启超在《官制与官规》一文中“……复科举便”的一席话，不作任何前言后语的交待，既没有标明文章的“切入点”，也忘了作者重点要解决和推举的是什么？更没有对“笔端常带感情”的梁任公的“科举观”再追踪，便确信科举停罢五年后梁氏已“幡然悔悟”，俨然把他当成否定“废科举”的代表人物和“倡复科举”的最激进、最彻底者，使所谓梁启超否定“废科举”的思想，不仅在学术界几成定论，而且，似乎还把此作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大做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及启示之类的专题研究，而凤凰网、网易新闻中心等大众媒体，更以《为科举制平反，梁启超“复科举便！”》之题为噱头，大肆报道。

那么，梁启超真的否定“废科举”了吗？梁启超欲恢复的“科举”是怎样的“科举”呢？

一、梁启超没有否定“废科举”

首先应该指出，人们之所以借梁启超之言，深化否定“废科举”之历史背景，不仅仅因为梁启超是近代名人，也不仅仅因为他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更重要的是梁氏曾是广为人知的批判科举、变革科举、废止科举的主帅猛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去观照，他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在批判科举、变革科举、废止科举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现主将“反水”，从“倡废科举”到“倡复科举” 的惊天逆转，其“现身说法”的“杀伤力”，可想而知。因此，“相见恨晚”，时贤希望以梁启超的观念转变为突破，巅覆人们对他的科举观的认识，并从中得到启迪，转变今人的态度，以增加论证的权威和力度。作为学术研究，如此做不仅无可厚非，且独具慧眼。

但愿望与史实是两码事。

为便于讨论，我们把大家广为引证的梁启超在《官制与官规》中的一段活，抄录于下：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敝，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而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①]。

上文中，对科举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为科举制度平反的思想更不容置疑。但若仅仅因此而断定梁启超已否定“废科举”，或真的要“复科举”，结论尚早。为什么这样说，请大家了解一下此文写作的历史背景，尤其应看看“复科举便”的上下文。

《官制与官规》是“百日维新”失败，亡命海外的梁启超主要考察了日本、美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后 [②]，于1910年写的时文；文章直接的出发点是对“废科举”后，当局用人唯留学生是举的时政说“不”，也可看成其宪政思想的组成部分。

包括“废科举”在内的改革官吏任用制度，是淸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厘订中外官制”（本文的引言除另标注出处外，皆出《官制与官规》）也是清末“宪政九年筹备案”所列的条文之一。鉴于“废科举”后，“除廷试留学生外，全国人尽无复登仕之途”的现状，梁启超约用十分之四的篇幅，首先从“留学生果尽适于为官吏乎”、“举国官吏所需之员数，仅恃留学生足以给之乎”、“留学生以外之人才遂无适于为官吏者乎”等三个方面予以全面的质疑和否定，进而提出“今日宦场风习，所以流失败坏，视十年前更一落千丈者，虽其原因孔多，而官吏出身之制度不完全，亦其一也”。问题由此引出。按：至于梁的以上等条陈是否事实、推理是否正确？在此不论。

不该忘却的是，在发问前，作者对已扬弃的科举制度作了如下的述评：“昔以八股试帖卷摺课士，一切官吏，皆自兹出。行之千年，末流极敝，识时之土，晓音瘏口，以鸣其非。仅乃去之。夫去之诚是也”。这是数千文字的《官制与官规》全文中，唯一无异议的、直面“废科举”态度的一段文字。显然，梁启超不仅没有否定“废科举”，而且，明确表示“废科举”是对的，并称非议科举者为“识时之土”。在接下来的阐述中，梁也并无否定“废科举”的言论或思想。至于前文出现的“噎以废食”，可理解“废科举”后，没有采纳西方的文官制度。详后。

遗憾的是，今天，至少已有十来个学人在数十次的引用中 [③]，面对这篇4000余字的政论文，大家都只引“夫科举……复科举便!”之区区一段，几乎无人对此的前言后语有任何交待（我们有理由质疑，部分引者是否通读过全文甚至有否看到《官制与规官》？），就认定梁启超真的欲“复科举”，并为其的主张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而惋惜。如果思绪到此为止，只不过是理解欠缺、引文不完整罢了，因为原文中至少有“复科举”的表征。然而，作为科学对话的一种方法，不当的引文往往会成为偏离原意、误导读者的伏笔。果不其然，近年，有学者又从中导出了梁启超是否定“废科举”的“首席代表”之结论，且此判断在学界几成定论。

孤证不立是考据学原则之一，更何况此证尚不支持其立；人的认知，尤其是思想家的认知是不断变化旳，更何况任公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闻名。故若要认定梁启超在“废科举”五年后，已改变原先积极批判科举的态度，除了认真通读《官制与官规》外，还理当对作者的思想再追踪。

可人们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说，《官制与官规》的真实意图，需要费点精力来解构，抑或仁智互见的话，那么，民国六年梁启超在教育部的一次演讲中对科举的再批评，是够直白的了。

从当时的教育本身观中国教育之前途的话，梁启超认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他说：“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试分部章程，纷纷颁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绝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卬于全国人之脑筋，极力矫正尚恐不足, 而况加以奖励 [④]，其结果尚可问乎”？不难明喻，在梁启超看来，我们“废科举”做得还不够彻底，读书做官还深入人心，以至产生“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铲除”之感叹 [⑤]！时离其撰《官制与官规》七年，离科举终结十二年。

行文至此，我们顺便讨论，早在1911年，民国政论家、教育家杜亚泉先生已从相似的角度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士之程式……则科举之奖励，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甚或更好。也即杜氏所说的“废科举，为多事”，并不是对“废科举”整体评价后给出的答案，止是以奖励学生做官的政策来普及教育，其效果还不如以科举“作官吏”所发表的见解。可众多的引者不仅都同样屏蔽“科举之奖励, 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忽略此论的前提­和条件——“出身奖励之政策，果得收若何（普及教育——笔者注）之效果耶”[⑥]？更遑论杜氏的立论和推理本身是否站得住 [⑦]。还值一提的是，着名的历史学家萧功秦，曾对其中的“科举之奖励，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做了“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单单废除科举而建学堂的效果更好”之解读 [⑧]，这就把原文中特定旳、局部的含义，做了广义的、全局的诠释，给人以当初若仅变革科举，其整体“效果”会比“废科举”更好之视觉。有趣的是，与“……复科举便”如出一辙，这一似是而非的演绎，大家又都不加思考、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了 [⑨]。

也就是说，从目前挖崛的史料看，至少到1917年，梁启超还没有产生否定“废科举”的思想，那么，仅就此前的“夫科举……复科举便!”的一席话，就把梁启超列为否定“废科举”的“头号”人物和“倡复科举”的“最激进”、“最彻底”者，并以此为基调展开，或做专题，或告之大众媒体等是否妥当？读者就不难明辨了。

二、梁启超要恢复的“科举”不是彼“科举”

既然科举已废，取而代之的“现行制度”——“以试验留学生为官吏出身惟一之途径者，其不足以应时势之要求，从可断矣”！“然则当如之何”？《官制与官规》的作者回答是——“法当采各国试验文官之制”！此乃文章的核心，前面的铺垫及以下的介绍、问答、思辨、结论，乃之出现矫枉过正、似自相予盾的若干言辞，皆为之服务。

梁氏先确定了文官考试的对象——“不必留学生、不必本国大学或高等学校之卒业生、不必有旧时之举贡等科第，凡国中人士有相当之学力者，皆得与”。所不同的是，“惟留学生卒业生等，则直以咨达京师，其他则先试于本省提学使。及格然后以咨达京师”。再借鉴日本高等文官试验章程所定的十大科目为考试内容，其中，“国家学’、“大清新刑律”、“大清民法”、“比较行政法”、“生计学”、“国际法”等六科为必考科，而“财政学”、“大清商律”、“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四科，任选一科。请问，这里的考试内容与“八股取士”还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⑩]？梁认为，这种不拘一格而又内容丰富、新颖的考试有种种益处。接着，便以问答的形式，设计了包括采用博聘通儒，编制考试大纲之类的资料，“俾举国士民资以诵习”等为内容的蓝图，探寻在我国采用文官考试的可操作性。由于作者所示除了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对象外，其他如材枓的汇编、复习的方法尤其是“悬此以为禄利之路”等应考的形式和功能，类似科举制度，梁便借他人之口设问：“如子所言，是直议复科举耳，甚矣子之顽陋也”。作者便自答：“此诚无以异于复科举。若云顽陋，则未之敢承”。于是，有了上揭的“夫科举……复科举便!”的一番激情。

事情到此还未结束。作者又借问：“恶夫科举者……与教育之旨相刺谬也，且尽人皆可应试”，是不利学校发展的。“应之曰，不然。以八股楷则为试……其弊诚不可胜穷，以美恶太无标准也。若试以所列之十科，则非相当之学力，岂易及格”？且根据日本的经验，如此考试，会大力促进公私立大学的发展。最后，作者首尾呼应，深望当局“编订文官考试章程”时“采此主义，勿以其形迹近科举而讳言之也”，意为不要因文官制度之程式类似科举制度而排斥 [11]。也即梁启超要恢复的“此科举”非“彼科举”也。事实上，从文章的标题看，《官制与官规》也似一个日语。东邻的文官制度对作者之影响，也由此可见。遗感的是，《官制与官规》中如此丰富的内容、周详的设计和生动的问答，众引者几乎都避而不谈，这种割离上下文的论证为何流行？抑或无人提醒 [12]，都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综上所述，《官制与官规》主要讨论的并不是科举该不该废（尽管他主张该废），而是“废科举”后的官制仍不符合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当务之急是必须采用现代文官制度。由于西方的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故科举制度值得赞美和肯定，乃至“恢复”。但作者赞美、肯定和欲“恢复”的是科举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已废止的“八股取士”制度；切勿因现代文官制度其貌视科举而拒之的主题思想，贯串全文。

换句话说，作者批评“废科举”后当局在相关领域的不作为，并不代表他否定“废科举”；主张“法当采各国试验文官之制”与坚持“废科举”“诚是也”，并不矛盾。

梁启超压根儿没有否定过“废科举”！至少目前发现的史料显示。

【作者简介】

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着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牛翠萍，1971年生，黑龙江依安人，长治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期。

[①]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9第68页。

[②] 时梁氏尚未到过欧洲，故有引者所谓的此乃梁“游历欧美之后”之说是不妥的。

[③] 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作者的名字和相关论着都不标注。但我们会对本文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

[④] 奖励学生做官之事，实指“废科举”前后的清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05年前后，梁启超对科举的真实态度。

[⑤] 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见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74页。

[⑥] 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318页。

[⑦] 学堂奖励科名出身和官职制度，是清末为鼓励发展新式教育所普遍实行的－种辅助性措施。作为特定历史变革中的过渡性政策，此举的历史作用似利大于弊。详见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86页。另，清末“广学堂”，不仅仅是为了普及新学，更重要的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新学。

[⑧]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⑨] 本文所示的梁启超之“复科举便”和杜亚泉之“废科举，为多事”，仅是否定“废科举”思潮的－个侧面。笔者担心，如此等治学，会把本来比较清晰的史识、线索，反而被弄得模糊、混沌。我们认为，对“废科举”这么宏大的事件，不必刻意关注名人的片言只语。假设“废科举”五年后梁氏已真的“幡然悔悟”，那么，又怎样看待科举终结十二年后，任公还嫌“废科举”不够彻底呢？科举存废皆有利。为科举制度平反与肯定“废科举”的及时性、正确性，并不矛盾。

[⑩] 虽然科举废止的前夕，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已都有较大的改变，但科举的目的及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读书做官没有变，则我国的教育方针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就不会大变，这势必会影响学校的普及和现代科学的推广，新型人才难以造就，国家不会强盛，且更严峻的是，时强邻环伺，时不我待。遗憾的是，当今否定“废科举”者，把“时不我待”——这一“废科举”的基本面忘了。又，如同新时期不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确立和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核心内容）－样，不终止科举，上述现象就不会根本改变。

[11] 从梁氏大量的陈述、思辨可见，除了对形式的赞美和肯定其历史作用外，即使出现“复科举便”的《官制与官规》，在总体上也还是否定乃至鄙视清季的科举制度的。

[12] 我们从技术层面判断，似乎已有学者先于我们发现了问题。然而，“发现者”只做到了“独善其身”——没有跟风“引”，其着文时仍把问题绕了过去。事实上，正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种质疑的精神，才使对“复科举便”的引文诠释，从“动议”，到“幡然悔悟”，再到“否定废科举”，也即引者越“引”越偏离本意或初衷。可见，对不规范或理解有异的引注，若无人献疑，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读者。有鉴于此，若我们的不识事务，能得到“众引者”和学界的宽容和谅解，便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