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士訚：“我们” 的建构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认同



摘要：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放大了“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分野。“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等等问题凸显出来。在以异质性为主要特点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国家民族的建构为“我们”话语的登场提供了现实条件。“我们”的核心是“认同”,认同有其基本的要素,也有实行的基本特性,即行动性、同一性和完整性,从而为认同的展开提供了基本逻辑。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进程中,立足于本国国情,凝心聚力、目标引领和发展“我们”与周周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我们”的各种因素的发展完善,足以使国家民族行稳致远。反之,国家民族将不断陷入冲突之中。

关键词：“我们”；认同；国家民族

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比,尤其处在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后发展国家,在面临来自美西方大国的剥削和欺诈,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内部频繁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的条件下,“我们”是谁?“我们”走向哪里?“我们”的未来如何?这些构成了事关民族或国家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尤其是2023年10月以来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混战更突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对“我们”“自我”进行了论证分析。本文以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为背景,从宪法中的“我们”、政治家的“我们”入手,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国族的“我们”

追溯以往,原始人最初出现在地球的不同“点”上,凭借一席之地生存繁衍,逐渐扩大,由部落、酋邦到国家。这种状况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儒家经典中均大量涉及。就是19世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中,也把“家庭”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起点。“家”是最小的“我们”,由数个这样的“我们”合成大一些的“我们”,即国家,再扩大而超出“疆界”,囊括了无数个文化各异的人类这样一个宏大的“我们”。当然,每一次这样的扩大绝非原生血缘纽带的延伸,而是加进了更多的“人为”或建构性的因素并加以混合和提炼,其中尤其在政治的作用下,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从而使大写的“我们”主要是国家变得更加复杂。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给予“我们”以外在形态者莫过于“民族国家”一词。这一概念表明了民族和国家两个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结合。“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共同体,是生活在一个共同土地上的人的共同体。它是原生的、自然而生成的,具有着人文同质性和利益一致性。而国家(帝国或封建王国)则是人为建立的具有强制性和统一性的政治单位。按照民族国家的概念逻辑,也就是基于一定的具有同质性的人民组成的独立的种族,借助政权这一强制性力量,占据一定的领土而组成了国家,这也就是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逻辑中,民族组织了国家。如此推演,民族与国家应该同界同构,即一民族一国家。这样一种理论构想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曾有过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观念价值:它否定了封建、教会和专制君主的权威,确立了“人民”的权威。它通过组织和调动全民的力量,形成一个有着共同价值和认同的“我们”而与异己的“民族国家”展开竞争。因此,民族国家理论一产生就带有欲把“我们”变成一个同质、同文的共同体倾向,以此来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生活其中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又是界限分明的,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泾渭分明,唯我倾向昭然若揭。

然而,这样一种民族与国家同界同构的民族国家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也很难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绝大多数所谓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多民族的混合体,将他们称为国家民族可能更为贴切。”这种国家民族状况不仅在19世纪的欧洲大量存在,在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常态。中国学者朱伦研究员指出:“在当代近200个主权国家中,90%以上不是国族主义古典理论所界定的同质性‘国族—国家’,而是具有异质性或多样性的‘多民族的国族—国家’。”这样的“国族国家”大量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其中的“多民族”大小不一,力量不等。有的人口上亿,有的人口几千人或几百人。他们多为世居的民族,各有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文化,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和膜拜的“祖先”。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在划分殖民范围中,不少原来无国家的族群或是已有的古老的政治体被殖民主义者强行地并入到一起,构成了由宗主国管辖的“殖民地”,强行地接受西方给予的规则,形成了一种准国家状态,或是由于历史上的“帝国”或多民族政治体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冠之以主权国家的名称,形成了名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反封建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或“独立”实践使多个族群汇集在一个政权下,建立了现代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同于西方基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而是在“多元社会”没有得到改造,各个族群保持了各自认同和原先的利益对立状态下,由于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或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而聚合起来,建立了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即国家层面的民族”。这样一种“民族”可以是单质意义上的“国族”,他们拥有土地、政权和同质的人口,在政治上成为了“国族”。在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生活其中的若干族群不过是其中的次级族体。他们作为一国之“人民”或“国民”,在共和国的外衣下构成了一个整体,如圭亚那的“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命运”。国外学者林茨采用了“state-nation”概念,他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讲到美国和印度的典型案例时指出:“国家民族”的基本机制就是将民族或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和得到国家充分保护的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史密斯在《民族认同》一书中主要从“认同”的角度对“国家民族”的机制作了解释,即在这种国家形态中,消解个体对原生族群的“初级忠诚”,增进对国家民族的“公共忠诚”。这些不同的“国家民族”的现实特征就是:异质的族群共处在一个主权和领土范围内,生活其中的所有居民获得了该国的居民身份,拥有了“国籍”,在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府管控下组成了“国家”。显然,“把英语中的‘Nation’译为‘国族’或‘国家’‘国民’是适当的,而译为‘民族’则不甚达意”。同时,由于各个不同族群共同的“国籍”身份的获得,国族国家的“我们”由此产生。

二、“我们”话语的出场

国家民族的形成和建立不仅确立了“我们”的现实基础,也产生了“我们”的观念,这一观念大量出现在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宪法、政治家思想和政党的执政纲领中。

(一)宪法规定中的“我们”

宪法为国家大法,之所以称“大”就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基本理念、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基本规则,其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国家权力属于谁,即该国之“人民”的“我们”:谁是“我们”,“我们”的构成以及构成“我们”中的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我们”从哪里走向“哪里”,以及如何实现“我们”的诉求。2004年《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序言首句是:“我们阿富汗人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表述:“数千年来,我老挝各民族同胞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上。”《柬埔寨王国宪法》在序言中表述:“我们高棉人民。”《印度宪法》表述:“我们印度人民已经庄严决定……”《菲律宾宪法》明确表述:“我们独立自主的菲律宾人民。”这样的表述大量出现在不少国家的宪法之中。

就是宪法上没有明确的“我们”的概念限定,在宪法对有关公民资格、权利与义务以及所生活的领土等所做出的规定,同样清晰不过地表达了“我们”的意蕴。如《孟加拉国宪法》规定,孟加拉国的公民即为孟加拉国人。

“我们”不仅是一个概念的表述,更有着“民族性”“国家性”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表达,将“我们”的目的、特点、范围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如《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对“我们”的描述是“笃信万能的安拉”“承认阿富汗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主权国家属于居住在该土地上的所有的民族这一事实”等等,有11条之多。《菲律宾宪法》规定:“建立一个体现人民意愿的政府。”《印度宪法》更为典型,规定:“我们印度人民已经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我们印度人民”成了印度宪法的一个关键词。在这里“我们”构成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印度宪法》规定:“凡在印度领土内有住所,并在印度领土内出生者;或父母任何一方在印度领土内出生者;或宪法实施前夕在印度领土内正常居住不少于五年者,为印度公民。”。这就在宪法上确立了“我们”的边界。谁是“印度人”,也就是谁是“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同时也意味着“殖民者”属于“他们”,其他外国人或国族属于“他们”,我们印度人自己管理自己。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宪法规定,也决定了“我们”要走哪条路:即“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之路;干什么:建立属于“我们”印度人的“共和国”,其发展方向就是实现全印度的统一,建立“大印度联邦”,使南亚次大陆成为“印度人的印度”。显然,印度的“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所希望的“有声有色”的“大国”,通过这一理想来聚合“我们”印度人。

(二)政治家主张中的“我们”

除了宪法之外,政治家的执政纲领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指引地位。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独立进程中,涌现出了诸多杰出的领导人。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肩负着民族期望,他们的英勇和顽强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支持,他们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并赋予了“我们”以前进的方向。在非洲这样一个多部落的社会,民族主义曾作为一种进行民族动员的思想,“其目标是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甚至多种族的社会发展成为单一的一元社会”。在这一思想影响下,非洲人被要求加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如马拉维总统海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所宣称的:“我所关心的是,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徭人(Yao),没有隆韦人(Lomwe),没有塞纳人(Sena),没有切瓦人(Chewa),没有安哥尼人(Ngoni),没有尼亚齐萨人(Nyakyusa),没有汤加人(Tonga),只有‘马拉维人’,就这么简单。”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提出:“他的人民将自己首先看作是坦桑尼亚人,然后才是诸如查加人、阿拉伯人,亚洲或者设拉子人。”在亚洲的马来西亚,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种族间暴力和后来的发展奇迹的正反经验后,总理马哈蒂尔在《2020愿景》中提出大家不分彼此,都是“马来西亚人”的主张。政治家思想中的“我们”显然把超越于种族或族群之上的所有的国家民族作为了对象,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变为国家的政策,推进了国家的统一。坦桑尼亚独立后,首任总统尼雷尔着意发展经济,1967年2月5日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国家统一的思想,实行政党非部族化,在非洲成为政局保持长期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三)执政党纲领中的“我们”

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中,政党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推进民族独立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政党把“我们”的建构作为重要内容,以使“我们”更加团结和壮大。在尼日利亚,在经历了长期的内战与和平的磨砺后,痛定思痛,开始超越“部落”或“地区”局限。作为尼日利亚具有重要影响的北方人民大会党提出“一个北部,一个民族”(One North, One People)的口号。这种认识显然带有地方主义或部落主义的传统。而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在巴班吉达执政理念影响下,政党的部落倾向或宗教倾向受到了严格限制,要求政党要以“全国性”为原则,即政党的成员需要包容不同地方和民族的成员。这种“全国性”的意识表明了一种“国家性”的运用,即“它来自对现实的公正评价,与司法上的国家地位(Statehood)概念完全不同,是对统一性的一种感情,是对‘我们’是一个属于某个国家的‘人民’的信仰”。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同样推出了《共同价值观》,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为第一德目,基本精神就是要塑造“我是新加坡人”。人民行动党党首李光耀指出:“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的理念就是要实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三、“我们”的蕴含及其运行机制

“我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伴随人类产生以来,当人与他人接触起就产生了“我”“你”“他”,进而言之就有了“我们”“你们”与“他们”的区分。尤其随着当代语言学对“生活世界”的研究,“我们”“你们”的涵义研究进入诸多的学科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领域都可以看到对“我们”的研究和解释。在此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我们”并不简单的是“我”与“他”的区分,而是与“认同”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念的意义,并跃然于西方学术作品中。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把“自我”和“认同”联系起来,他以哲学家的思辨指出:“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是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成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泰勒进一步强调了“我们的认同”的重要意义,即“忠诚”和“方向”。如他所说:“认同是人们对应当对之忠诚的东西,在人们应当如此的时候,可能无法坚持,可能放弃,更根本的是,我们可这样理解,它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它所体现的性质和差别,调整我们的方向,提供事情在其中对我们有意义的框架。”在这样的论证中,泰勒指出了自我从来不是“自足”的,而是处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的,“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回答了目前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危机。在他的笔下,美国拥有一种主流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是“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这一主流文化正受到各种移民身份的挑战。有鉴于此,美国有必要重新找到“自己的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以确保美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其实,这样一些出自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表述,在前面所及的内容中就已经孕育。第一,我们是谁。无论是宪法、政治家和政党之语中都回答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我们是生活在一国家中的所有各族的成员,他们或是由于信仰,或是由于共同的奋斗历史,或是共同生活在一个疆域中。如通过宪法等形式,确立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边界范围,“我们”的人口包括了各个族群。第二,“我们”的归属。这是认同的核心,即“我”的身份可能是多元的,其中有两个身份是重要的,一个是原生的、自然而成的族裔身份,它赋予了生命的延续;另一个赋予了人为的、法律和政治的身份,即“我”是一个“国民”。在此,各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资格的获得的出生地条件,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这也就把“我们”和他人区别看来。第三,“我们”的目标走向。即我们奔向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向那个方向前进?如《菲律宾宪法》规定:“建立一个公平、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体现我们意愿的政府,促进共同的利益,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确保我们及其后人能够在一个真实、正义、自由、爱、平等、和平的政权及法律规则下独立和民主。”第四,“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即“我们”是在与“他们”的关系中来认识自己,同时也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建构自己。

“我们”不仅有其丰富的内容,而且也有它的实践特性。首先,行动性。即“我们”的认同绝非是一种空洞口号或抽象的“话语”,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所谓的行动指的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即“我们”要为“国家”、为实现某个“愿望”或是某种“信仰”而进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民族稳定、发展的实践。在实现这样的目标的活动中,宪法和法律为行动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并对构成“我们”的所有成员提出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其次,同一性。相对于“差异性”而言,“我们”的同一性从一种内在的结构关系角度看,可以指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和差异,但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相互渗透;从价值和心理的角度看,同一性意味着“我们”具有某种“共同”价值或心理,或是统一性的方面。最后,完整性。即通过更有效的组织等方式,对碎片性和残缺性可能对整体带来的威胁和破坏,通过有效的协调和组织,使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入一定的秩序中,从而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完整的”公民或某一个国家的“国民”。

四、“我们”入国家民族建构

不同于西方以同质民族为本的民族国家建构,世界上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囊括了诸多异质族群的国家民族。面对内部多个异质的“小我”,如何建构一个公共的“大我”即“我们”,是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

第一,立足国情。作为民族国家之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国内存在的各种复杂的族际关系和现实的环境成为“我们”不能超越的限制。然而,“我们”又处在“现代性”的影响之下。“本土性”和“现代性”彼此相异。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宰的“现代性”面前,“本土性”是否会退出活动的舞台,或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能视西方国家马首是瞻,进行一番“根本性”改造而走向现代化。一些发展中国家亲西方精英或政党都竭力主张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推进本国的现代化。此举虽然换来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陷入“依附性发展”之窠臼,以及传统的解构、社会内部两级分化严重、族际关系的紧张,诸如此类的结果都将严重冲击着“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身份建构。痛定思痛,驱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要走自己的路,即现代化离不开一定的“民族性”,它的发展不是去成就西方的利益,而置本国的利益和本国人民的福祉于不顾。在这样一种精神鼓舞下,我们的“现代化”首先是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即第一,“我们”的国家民族建构无论从政治的、政策的和治理的安排,首先要符合“我们”所生活的领域的性质和安排。不仅如此,这种安排不是静止的,在“很大程度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第二,并且只有适宜于自身发展的安排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本国或民族发展的身上。不可否认,今天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处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之中,多元文化和西方价值观都在影响着参与其中的不同群体的行动方向,其目的就是使这些不同的族群的行动朝向有利于他们设计的方向,以求得“他们”的最大利益。如美国对中东的库尔德人的政策,就是利用这些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来制约中东国家的政府,但又反对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自己的发展定力,按照本国的需要制定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在行动方向上保持同一性和完整性,由此也就有了财富和文化的积累,实现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由弱变强的转变,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还步入了发达国家之列;而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划定行动路线,图一时之功,但却落入依附性发展的“陷阱”;而一些东欧国家听信美国开出的“休克疗法”方案,刹车转轨,结果翻车脱轨,输得精光,导致国家失败。不能否认,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弯道超车”的佼佼者,即使如此,也是在本国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这一飞跃。因此,立足本国国情,也就守住了“我们”的根本,保证了“我们”集体认同的一体性。

第二,人心归位。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国家民族的繁荣复兴,国族成员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认同”一词在英文中为“identity”,由拉丁文“idem”演化而来,其最基本的含义为同一性、一致性。在现代汉语中,“认同”的含义一是“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和认可”。格林菲尔德指出:“从个人层面看,认同可以被理解为某人对其本人与周遭社会的关系结构与构成的认知地图的一个方面。所谓认知地图,则是某个社会行为者关于社会秩序的图像,它可以被细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一般社会秩序的图像、对行为规范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预期、道德和正义的观念,等等。”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各种归属,其中给予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归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族群”的归属和对“国家”的归属。前者是“原生”的、自然的、带有血缘性的归属;后者是政治的、法律上的归属,表示了对二者的忠诚和服从。两种归属存在联系,又存在矛盾。就作为“大我”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识而言,国家意识从来是人心归位的重要内容。也就是无论是单个公民还是不同的族群都生活在一个国家中,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成员。其中国家意识是认同中的首要意识。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把“国家为先”作为首要的道德要求;各国的宪法都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政治仪式处处灌输着国家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国家民族只能是徒有虚表,不堪一击。同样,没有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也必然是其他族群的或教派的认同。唯有在国家意识中,国家才能建立起它的存在和权威,“我们”才有一个心理的实在归位。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又存在着多元的异质的群体。这种“异质”不仅是血缘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历史的,甚至是宗教的。其原生性、排外性和群居性也是难以改造的。因此,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作为国家意识进入人心的“我们”,其所需要的忠诚与“小我”的、原生的“我们”的“忠诚”存在着矛盾方面。国家或国家民族在追求同一性和完整性上表现出来的“越一致越好”的追求,势必忽视“小我”归属上带来的“忠诚”的合理性,或是通过强制方式对异己族群进行排斥、歧视、剥夺甚至屠杀。国家之所为都会带来人心四散、抵制和反抗。而作为个体的“自我”和作为族群或是异质群体的“小我”追求又在弱化或者解构着“国家”和“国家民族”意识,甚至为了“小我”的利益和认同而甘愿成为域外势力的“代理人”,向国家发难,影响着作为“我们”代表的国家的完整性和整合性。就二者的联系而言,没有国家或国族的“我们”这样一个政治体或集体的保护,没有国家所掌握的强制,无论个人或是族群都面临着安全和发展的困境。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人心归位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在此,不少国家在国族建构上采取了包容的政策。一方面,培育国家意识,通过国家意识来引领多元的族群意识,以使其不至于偏离行动方向;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承认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族群参与到国家民族的建构中来提供平台、机会和条件,在合作共治中培育“我们”都是一国人,即所谓的我们是“新加坡人”“墨西哥人”“圭亚那人”“南非人”……也就是“人”字要有“国”字限定,国家也就成了“人”的归属。

第三,目标引领。作为民族国家的后来者,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多是在政府管控下开始其发展进程的。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选取了哈耶克所主张的“自发成长”的道路,即通过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实现民族的一体化和国家建构,那么,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则离不开人为的政治力量。在这种道路的选择中,目标的定位和国家的计划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此,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或政党都把实现“人民”的幸福和“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并做了安排。就前者而言,无论独立后或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中国家,深知“我们的人民”依然还处在困难和贫困之中,把他们从困难和贫困中解放出来,是政治家和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正是他们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和实践赢得了绝大多数族群的认同,并愿意集合在他们麾下而共同奋斗。除此之外,通过目标引领和经济发展,同样带有转移“忠诚”的战略意义。梅奥尔指出:“对大多数新生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是政府可资运用的一个战略:既具有不可否认的现代性(因此也具有合理性),同时又似乎为把人们的忠诚从宗教、部落以及宗教上剥离并转移到新的民族国家上提供了一种途径。甚至是在某种世界性的宗教依然强力地控制着大多数民众的情感和忠诚的地方,情况也普遍如此。”不仅如此,发展目标的设计极大地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遏制为追求各自“小我”的目标出现的分散行动,促进了国内的政治整合。不可否认,目标的确立不排除多元行动力量的各种逆行,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反现代化浪潮或是出现大量的“发展的受害者”。这些弱势的群体在现代化工具面前束手无策,油然而生的不仅是“被剥夺感”,而且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拿起冲锋枪变成了另类生活选择”。活跃在菲律宾南部、缅甸北部山区、墨西哥等国家的民族地方武装正是这种状况的体现。“百姓点灯”更多源于“州官放火”。政治家的滥用权力,假公济私,同样也在影响着“目标”的实现,甚至导致国家民族的集体行动失败。“政治领导人”本身来源于某个部落或种族,有着自己的“圈子”和“裙带关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惜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政府或大量公务部门的“裙带化”,不仅使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和寻租活动猖獗,更与“我们”脱离开,“我们”的国家民族在事实上空洞化、虚幻化。

目标实现的理想是凝聚国家民族,但目标实现的过程又可能导致分崩离析。因此,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围绕目标实现而设计和安排的民主机制和民主治理、宪法和法律设计,对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建设无疑是避免“小我”的“集体”徇私活动,促进行动性认同走向正轨的重要保证。

第四,“我”“你”共进。在当代世界中,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国家民族的形成无不处在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交互关系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影响着国家民族的行动方向。与其他国家民族睦邻友好,相互借势,可以增进国家的认同;文明互鉴可以促进良好的共有文化,维护长期的友好关系,壮大国家之精神。在内部,不同族群彼此包容,协同共进,共同发展,能够保证不同族群之间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和配合,维护不同族群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性,促进国家民族内部的完整性,缓和族群之间的紧张,因而使国家民族的认同更加牢固。如果比较今天的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可以一目了然。前者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注重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容”之道,开展不同族群之间的“协商”治理和对话交流,从而使这些国家实现了发展和稳定。反之,一切唯我,族与族间彼此不容或是行损人利己之道,或是与他族为敌,推行内部殖民主义,势必带来互相拆台,致一国之名扫地,或难孚众望。今天的巴勒斯坦、叙利亚、阿富汗哪一个不是因为内部的教派恶斗,而使国家陷入困境。

但现实地看,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共进”同样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干扰,常常使国内外各种力量处在失衡之中。就国内而言,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在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影响,“国家权威体系与大众的情感和政治忠诚之间往往只存有非常微弱的连接”。一些政治家为了博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不惜用民族主义的语言来激励民众,既可以使民众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和国家民族的幸福,又可转化或弱化少数族群对本族的忠诚。由于他们的目标带有强烈的“唯我化”倾向,即只要自己的国族利益,这就触犯了一部分亲西方化精英的利益,也容易带来国内力量上的分化和运行方向发生偏移,甚至带来国际的干预。就国际势力而言,美西方一直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实现地缘利益、经济利益的工具,插手这些国家的国内事务,挑拨和离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加之殖民地时代“分而治之”带来的严重后遗症,都使得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十分脆弱,国家民族认同建构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如采取排外主义倾向,常常使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尴尬境地。因此,共生共存的间性“我们”对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建构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国家民族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和文明互鉴中才能成长,也只有在“协商”治理、“协同”治理中才能巩固“我们”、防止“分化”。

五、结论

在今天的世界上,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国家民族的“我们”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身份政治构成了“我们”的核心。通过认同建构中的实践特性运用塑造着“我们”的本位、认同、目标和共我。必须承认,从国家民族建构的状况看,这一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艰难进程。但其所显示的,一个团结的、富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我们”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行稳致远。反之,“我们”空洞化就会导致国家羸弱,国家民族的建构进程扭曲,甚至出现国家失败,民族分裂。

常士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思想战线》（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