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为：汉语哲学建基与人类哲学的三大可能突破

目前，学界关于汉语哲学的讨论方兴未艾，旨在区别于以往强调中国地域性和参照西方哲学整理编写的、注重理性思辨体系的“中国哲学”。汉语哲学是中国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哲学的哲学自信、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识的体现，亦是对20世纪末以来产生较大争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间接回应。此种回应不再出于西方哲学理解下的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性认识，而是关涉如何重新定义哲学本身。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普遍哲学，将给人类哲学带来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突破。

汉语哲学的语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重经学注疏、考据，理解、解释成为其思想研究和意义阐发的重要方式。西方日常语言哲学深刻揭示了这样一种认识：哲学没有专门的语言，哲学语言只是对日常语言的抽象使用。伽达默尔同样持有这一看法，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形而上学的语言……只存在其内容由语词的运用而规定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即没有所谓的形而上学语言，只有对语言的形而上学使用。而且，“所有哲学的概念工作都以解释学度向作为基础”。一切具体的语言形式只是思想发生的手段和方式。相比于语言形式及中西语言比较问题，对于哲学来说，更为重要和急迫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在语言中被表达的人类思想的普遍性问题。

哲学表达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但一种语言是否为哲学语言，并非由语言形式本身决定，关键在于此种语言能否通达人类存在问题的普遍性思考。这就需要超出语言形式本身来看待这一问题。倘若只是拘泥于语言形式本身之讨论，那么就很难避免无休止的争执、歧见，乃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了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问题。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哲学活动就是将被其原始言说意义所异化的哲学语言恢复到我们言说所具有的基本的共同点上来，哲学语言的理想不在于从语言的生命中分解出一些专业术语或清晰的规范概念，而是重在把概念思维和语言及存在于语言中的真理整体重新联结。在汉语作为哲学思考的语言形式上，伽达默尔宣称，“在近东和远东得到了发展的比喻、寓言和其他间接的言谈方式，表现出一种叙事的结构，并仍然传达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洞见”。而且，汉语哲学文化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主导性哲学文化的思想道路、思想性质和思想范式，构成西方哲学自身反思和当代人类哲学新发展的重要借鉴与宝贵资源。

汉语哲学的开端

“哲学的开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由此开端而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作为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理据，为其作为哲学形态何以是可能的提供出一种奠基性说明。海德格尔关于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蕴含着可能的“另一开端”或“第二开端”的重思，使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诸多现当代哲学家展开了对作为思想秘密的哲学开端性问题的思考。开端与终结具有自反性，开端即终结，终结就是开端，开端性问题的思考既是向最古老时代的返回，同时也是对当代哲学立场的一次深刻超越。“另一开端”的提出意味着将哲学的开端需要与生命的实际经验联系起来，真正的开端是向具体经验敞开的，尤其是伽达默尔将第二开端的积极因素即直接面向具体经验、强调原初经验的非反思的直接性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所注重的概念抽象性、理性普遍化的哲学的开端相互综合起来。这为作为一种普遍性哲学的汉语哲学的开端问题打开了新的思想发源处。

中国思想文化注重道用一体、主客未分的生活经验本身，将人的此在的原初经验作为思想的真正开端来对待。所谓“道不离人伦日用”“道就在劈柴担水之中”，正是此意。安乐哲说，“中国哲学是以万物关联性、经验性为出发点的，是一种完全来自经验的哲学”，“儒家学说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从相对直接地描述人类实际经验着手”。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思想的开端性，恰恰决定了由此开端而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的合法性。这是因为，“哲学思维并非必然要服从以一种最高原理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体系性的指导思想才能执行解释的功能”。中国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性哲学，具有相似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强调的第二开端的哲学开端性依据，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形态和理论方式，“欧洲的那种科学观念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并不起那么大的作用。在欧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认识是被迫对艺术进行反思的。而在中国，也许倒不如说是正相反。按照我们的理解，美学在中国可以说是宗教的和理论的观点与之相适应的真正的形而上学、普遍的思想方式”。质言之，中国思想文化是以美学的样态呈现出其形而上学、普遍化的思想方式的，并由此获得了它自身的哲学表现和普遍性思想规定。

汉语哲学的范式

哲学有着不同的范式，哲学范式决定了某种哲学形态是何种哲学及其思想实质与特征。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制哲学。受库恩的影响，伽达默尔将实践哲学视作不同于理论哲学的一种“实践哲学范式”，指出“存在着一个与科学理论相关的范式，它可以为人们重新有条理地深化关于‘精神科学’的意识提供一种合法性证明。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实践哲学”，强调正是实践哲学范式——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为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理论哲学，它是理解性、处境性、参与性的，是与具体行为经验相结合的普遍性思考。

中国思想文化多将语言视为一种方法和手段，注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强调一种直接面向经验的实践哲学和思想形态。可以说，汉语哲学不是一种注重纯粹理性的理论哲学，而是强调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价值的实践理性思考，将思想的普遍性融于行为处境和经验生活之中，注重“逻各斯与伦理政治的统一”，典型性地表现出普遍性的具体和具体的普遍性的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理解。近代科学强势发展，古老的实践智慧在西方日渐丧落，在东方却获得了保留和存续。如伽达默尔所言，“其他的文化在它们自己的道路上已获得并保留着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实践智慧——引者）正为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诸如中国或印度那样如此伟大的古老文明，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与晚近的欧洲启蒙进行对话，让我们想一想远东文明，想一想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借助那些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一些道路，这些民族促进了我们所熟悉的德行，比如能够使我们接替欧洲科学和技术的自律、毅力、仔细”。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其展开的是一种实践理性反思，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调整问题，是从生命经验的具体处境中体察事理，是一种反思人的本质性存在和意义的具体化文化。这一“实践哲学范式”定位，使作为实践智慧的中国思想文化被视为“中国智慧”，凸显了一种另类的“实践哲学范式”，具有广泛的哲学方向性和范式性新发展的理论空间与思想意义。

汉语哲学与世界哲学

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基本不分。长期以来，哲学在西方被认为是最高科学。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哲学就其自身而言，不是其他学科所说的科学。出于对西方科学式哲学的反思，伽达默尔转向东方寻找理解性的哲学的可能例证，“欧洲文化圈的狭小界域及其对全球的直接影响不断给我们时代思想的诠释学转向带来新的任务与视角。不仅我们遥远而陌生的过往，而且还有和我们一道进入全新生命共同体的其他遥远而陌生的文化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且无疑在这个多元世界有新的对话交流和获得新的意义视域，这种意义理解视域就超越了在西方世界形成的哲学概念”。不同于西方主导性的理论哲学，中国思想文化与解释学之间似乎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合性联系。汉语言思想文化从性质和思想方式上都具有一种不确切性，其与宗教和理论观点相应的思想呈现方式并非概念思维的理论体系，而是广泛地表现在建筑、园艺和书法等诸种美学形式之上。这些都是与自我相关的意义理解、解释工作，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

作为一种意义理解性哲学，汉语哲学是关于人类思想问题本身另类性的，同时又是普遍性、根本性的理论沉思，它是以一种特定语言从事意义理解的哲学思考，也是一种能够表达存在性思想意义的普遍哲学。汉语哲学的提出，并非意在强调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言形式问题，而是要挖掘和阐论基于此种语言形式的事物存在意义的理解问题，并将此种意义理解作为“实践哲学范式”的共同主题加以思考、论述和规定。正因如此，汉语哲学绝非一种基于特定语言形式的民族哲学或地方性哲学，也不完全是一种语言哲学。汉语哲学具有表达人类哲学问题本身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哲学，汉语哲学有其自身的哲学开端、哲学范式与哲学语言之合法性根基，并以自身的哲学形态构成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哲学是具体的抽象，也是抽象的具体，它就存在于人类对事物存在意义的多样性和普遍性理解之中。汉语哲学具有融西方抽象思辨的概念化的“第一开端”与东方式的强调主客未分的原初经验的“另类的开端”于一体的新的思想开端；汉语哲学不再主张存在所谓的哲学语言，不再沉溺于语言形式之于哲学思想表达关系的优劣之争，而是超出语言形式去关注和强调经由语言通向事物存在本身问题的普遍性思考。没有形而上学语言，只有语言的形而上学的使用。语言形式是多样的，通向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是纷呈多姿的，哲学形态未必就是西方那种概念化的抽象体系。正是在开端、范式和语言三大论题上，汉语哲学阐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普遍哲学，彰显了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普遍哲学的独特贡献与普遍价值，并呈现出人类哲学的三大可能转变及其新的哲学定向、性质与形态。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