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超越性论析

摘要：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受其决定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征，又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催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了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是文化形态的根本性、全局性、历史性的变迁。

党的二十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建了现代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和理论基础，代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向度，能够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存在作出正确反映，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社会凝聚力。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超越性，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根基的历史性超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反映了社会制度根基的历史性变迁。马克思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比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走向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马克思肯定了工业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意义，认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他号召人们打碎资产阶级现代社会带来的“工业的羁绊”。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生产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最重要的是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正是物质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家庭、法律、社会意识以及世界历史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的生产处于从属地位，资本的自我增殖是最高原则，资本“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人与感性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工具性关系；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生产重新复归于人的生命的生产，生产的物的要素摆脱了异化形式，人与感性事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和谐的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社会物质生产建立在人身依赖关系上，不存在商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商业社会，商品把人的劳动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成为一个影响社会整体的主导性结构性因素，进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们把货币看成能够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货币成为崇拜的对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认为商品关系的本质是以物的形式掩盖着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倾向，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并不在于简单的经济关系决定论，而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现实对象关系，这些关系在总体上构成了属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只有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革，才能奠定社会所有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提升的基石。恩格斯指出：“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正是建立在所有人共同管理他们劳动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认为资本是一种历史性社会关系，产生于普遍交往的工业化时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分化的结果，资本的运动离不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在发现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认识到精神生活领域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通过对人类社会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可以“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并找到剥削阶级社会的文化覆灭的一致性原因。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使文化适应了生产力的新要求，开启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认识确证了自身的科学性，反映了实践反思活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的一切层次都是不同实践的领域，文化是对特殊实践的总体反映。马克思与抽象的能动性彻底决裂，着眼于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实践是思维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实践本身不是思维；认识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又是对之前的概念结构的反思重建。思维采取了一种间接性的形式前进，它在每一个时代都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观念方式。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反映了思维发展的根本规律，指出了认识过程中思维范畴的顺序与现实历史发生过程中现实范畴顺序的不一致性。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把“反映”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使“反映”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前进。马克思说，尽管蜘蛛与织工、蜜蜂与建筑师从操作活动上看是类似的，但是二者有着根本不同，人类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个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人类的历史活动实现着人类自身的目的，文化就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思想观念烙印，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是在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马克思说：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正是人的科学的实践反思活动本身，才是认识的正确性的来源。基于实践的反思就是用新的问题、关系、矛盾打破原有概念结构，主动地进行批判、继承、创新。思想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展现，理论实践的科学性是文化先进性的内在保证。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文化本身是先进的，其先进性是由保证科学认识产生的形式的科学性所提供的，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包含了确证其正确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创新，致力于探索基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了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早在1940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党的八大吹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明确提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包括文化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了新时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了文化强国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马克思否定了资产阶级学说所谓的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的假象，指出个人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的本质和生存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马克思透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抽象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社会关系的背反。马克思指出，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马克思认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变为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交换关系是资产阶级平等和自由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在物的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的看似自由平等的文化，实质上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马克思指出，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马克思看到了异化的否定形式的肯定方面的同时，提出了私有财产的否定形式——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虚假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在“历史剧”中并不是随波逐流的“群演”，也拥有着改变历史演进的力量，肩负着“剧作家”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社会的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准确地阐释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邓小平同志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之一，提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人民与江山的共生关系，提出了“人民至上”的理念。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催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思维建构活动的复杂性，在文化结构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文化生命体有别于自然生命体，是具有社会作用的人化的生命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存在的两种不同形态，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自发的，人类社会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人类的产生，主体的形成，表明了一种新的立足于社会意义的超前性的形成。主体之所为主体，是因为自主，而自主就必须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伴随着劳动活动和对象意识一起出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生物竞争般通过一部分人的淘汰而演进，而是受到了生产方式的更替、知识系统的更新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影响。人类的建构活动不是单纯的物理化学的变化，而是融入了人的思想、计划、执行在内的持续性作用机制，文化就是反映这种机制的观念形式。文化是人类现实活动的反映，又是赋予了人的色彩的现实。文化反映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群体的有意识的活动，并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个性取向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人的感知是社会的、实践的，它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变化而改变。随着人们的交往实践，文化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在不断地转换和更新，文化的内涵和取向也发生着变化。文化是历史每一阶段的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文化结构覆盖了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包括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的全部，以及部分之间的交互关系。这种庞杂的结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包含着文化的性质、价值和气质在内的生命体。在文化生命体中，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诚然有效，但是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就此而言，不存在普遍意义的文化生命体，而是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特殊的文化生命体，这是由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现实情境，以及政党的使命意识所决定的。在文化基质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道体说”和西方的“灵魂说”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都是心性论的哲学文化，注重道德理性，却由于含混纠缠而陷入了神秘主义；西方古代文化的希腊传统、罗马传统、希伯来传统，注重理论理性却由于形而上的无解而走向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和理论创造力，“两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脉融通、魂脉相承、互相成就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秉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认识论，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创设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文化新形态。“古今中西之争”并不是一个宽泛时空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而是指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文化选择和证成问题。从16世纪开始，中学西渐使中国文化在西方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利玛窦、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都关注并研究中国文化，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伏尔泰对儒家的道德教育实践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成为潮流。梁启超认为，以何为体是东西古今学术界久悬未决的问题。就此问题，章太炎、王国维、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金岳霖、贺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知名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贺麟认为，“中国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哲学，决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为用。”“古今中西之争”加深了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但是，文化道路的选择终究不能停留在观念领域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产生不了解决文化问题的社会土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文化的反思与重建，在马克思新世界观中，已经没有了旧式的本体论，社会历史存在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社会存在”定义为“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现代文化并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焦点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向就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历时性”中的“传统”纳入当下“共时性”的总体结构中加以系统考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野中实现了“古今中西”的贯通。事实上，只有在自主的系统的文化体系前提之下，才能找到自己的现代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智慧化解了工业化中的道德难题，兼顾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道路选择的原则、方法、路径，创造了人类现代文化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生结构，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场域，引发了人类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征，又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性质和方向，并为古今中西人类优秀文化的交融互鉴创设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世界之问”，坚定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气度和神韵。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又蕴含了“世界向何处去”问题的解决思路。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新形态，是基于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模式。文明形态是一个包含了物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等要素在内的总体性范畴。“轴心时代”的文明追求的是一种传统的抽象普遍性，现代文明则寻求的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共通性。文明形态说到底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现代文明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出现的，这两者既成就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却又产生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不能再受资本逻辑的摆布，也不能依赖于观念世界的想象，而应该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尊重文化差异，倡导交流互鉴，促进公平道义。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文明范畴。近代“古今中西之争”把重点放在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上，却忽视了引起文化反思的直接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得逞，没有深究西方文化本身能否代表人类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西方文化的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在近代发展中走向了片面，成为一种建立在资本逻辑和个体本位基础之上的侵略性和享乐性文化。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在对抗竞争性的不道义的秩序中建构起来的，掠夺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黑格尔说：“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整体消灭了，资本被驾驭在制度文化的框架之内，文化成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文化，文明的类型与特质本身就是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超凡魅力。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至今仍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中华民族积累的思想营养和实践智慧，是中华文明持续延伸的文化基因，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梁启超提出用中国文化去补益西方文化乃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旨向和处世智慧，将人类的精神出路寄予了中国。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有节制地把中西文化恰当地融合起来，“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建了现代人的意义世界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呈现自身生活的观念形态，是人类借以确证意义感的载体，西方文化无法重建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人能够将自己与其生活区别开来，并通过意志或意识表达自身生活样态，文化是这种意识和意志的体系化存在物，主要指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就个人和群体而言，文化是主体精神状态的综合显现，能够从人们的思想、智识、情感、趣味、状貌、生活方式等物质和精神的层面感知出来。文化领域属于意义领域，意义是人生的总问题。人在追问世界的意义同时也在追寻着自身之“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文化以主体想象的表现形式诠释生活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人类无法回避的“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死亡与悲剧。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如何回应人间的正义性期待，在传统社会中，宗教和伦理承担了这一终极问题的关切。在人人无可避免的人生终极问题的拷问下，文化理应立足现实并超越现实，建构起符合当代人文化心理的意义世界。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确证本体身份的意义系统，无论何时何地，文化都能够超越时空地借助内聚力建构和维护群体和个体的身份，进而以文化主旋律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主旋律决定了文化的整体性格。对本体身份的维护，轴心时代确立的价值系统和精神纽带在现代性冲击中面临着重构。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文明浸润于大众生活的全球化时代，井然有序的物理世界与多元混杂的精神世界同时并存，多种文化交相辉映是现代人生活世界的现实。从16世纪开始，现代主义精神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根基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而是孤零零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相对独立性，扯断了封建人身关系的羁绊，挣脱了传统的等级束缚，为人的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个人主义的烙印。政治和私人生活的分裂，注定了伦理生活的统一性无法实现。而且，工业社会对理性的推崇与个人主义的反理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分歧，这种无法克服的文化矛盾历史性地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危机。个人主义的推崇切断了人与过去的联系，而传统的失去就会产生空虚感。对任何社会来说，共有情操和感情纽带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社会把人从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中分离出来，从存在者的整体中脱落而出，造成了人的自我理解的狭隘化、平庸化和无意义感。西方现代主义本想超越自然，超越悲剧，开拓无限，可惜却被原子式的个人带入茕茕孑立的境地，这种在劫难逃的凄冷必然会使人产生一种处于末世的焦虑和颓废。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新的社会关系，重建了现代人的意义系统，向着人的自由发展的文化形态迈进。人类历史就是人的个体化的历史，个体从来都是社会中的个体。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不同性质的社会联系，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原始共同体中，作为历史发展产物的个体的人是缺乏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发展建立在个体痛苦的代价之上，异化和不正义普遍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实现，人重新占有对象世界也意味着人一度丧失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把异化看作普遍的人类特性，而是看作历史上的暂时现象。马克思提出，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而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实现，只有通过建立一种新的联合形式，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可以发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真正个性。至于资本主义文化，终将会被历史所抛弃。马克思认为意义感来源于人的感性，生成于人的感觉所及的对象化活动之中，对象化活动的历史阶段特征决定了感觉所摄取的内容。在他看来，人类的需要和享受也是历史的产物，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批判了“粗俗的需要”和“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认为以劳动为本源形式的人类创造性活动，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人之存在的意义的源泉。而文化则是凝结了人的创造性和本质力量的存在形式，是“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在必然领域的彼岸的展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对意义的追求却是无限的，正是这种对“绝对目的”的向往构成了人生的终极依据，离开终极存在的确证，生命就会缺少意义的支撑。马克思提出的“意义世界”为现代人创造了新的存在状态，而劳动的解放在“意义世界”构建中发挥着革命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被真正消灭了，劳动不再是强迫的痛苦的，而是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因而也是一种消遣和享受。在他看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关于自身和周遭的各种关系的思想观念，历史的本质并不决定于意识和思维，而决定于人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消除类的异化即是向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复归，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由和必然、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将会得以真正解决，到那时社会也将成为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虽然还难以完全摆脱“物的依赖”，但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改变了人之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在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同时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向“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科学的理想信念凝心铸魂，抵御了文化虚无主义，滋养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理想信念是寄托着人类希望的种子，也是支撑人类文明前行的内在动力。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并不隐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理想，“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问的”。理想信念的坚定，也是政治上的清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在体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远大理想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形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在于拥有着科学的理想信念。因为有科学的理想信念的指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成为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定向器，能够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在现代社会，文化形态复杂多样，文化交流交锋更加明显，如何在激荡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守护自身的精神家园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核心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价值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内涵的凝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因子的开新，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价值要素的转换，是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必须反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抵御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共同价值是在承认文化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形成的全人类当下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所谓“普世价值”却无视文化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把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看成普世的原则而强力推行。文化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西方文化侵蚀的主要形态。西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化变成了有限的个体的感性体验文化，远离信仰、拒绝崇高、厌世享乐是其主要特征。在资本逻辑和文化工业的推波助澜下，西方文化虚无主义还以“泛娱乐化”和“反思文化”掩盖了文化侵蚀的本质。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社会道德秩序是维持自身正当性的基本条件，没有一致的舆论导向，社会就会处于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之中。毛泽东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强调不能由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过程较为漫长，就主观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虚幻缥缈的，拒绝成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掌握，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不能停留在知识形态的层面，还应结合社会实践转识成慧，内化于心，使其成为滋养个体心灵世界的精神养料。

总之，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有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知识的反映，文化建设事关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社会发展。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变，并使之符合人类的美好愿望，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化，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指向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实现了现代文化的根基、结构、意义的历史性重建，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历程中的一次伟大的飞跃，对于世界永续和平发展意义重大。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