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论科技伦理的四大转向

摘要：科技伦理需要实现四大转向，即伦理转向、生活转向、时代转向与中国转向，否则将有违科技伦理的宗旨和使命。伦理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去伦理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确认伦理是科技活动的底色，伦理属性是科技伦理的根本属性；生活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理论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回归伦理学的生活本体，并确认科技伦理的实践伦理属性；时代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架空式研究而言的，目的是确认科技伦理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的角色；中国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西方化倾向而言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科技伦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在四大转向中，伦理转向是前提，生活转向是基础，时代转向是关键，中国转向是落脚点。

关键词：科技; 伦理; 转向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栏目

科技伦理不只是科技的伦理，更是科技时代的伦理。科技时代中的“科技”嵌合进了社会的制度结构，渗透进了生活的不同方面，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价值追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要素。因此，科技伦理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学科门类或特定领域内的伦理研究，而是一个时代的伦理底色，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科技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由此也应该实现四大转向。

一   科技伦理的伦理转向

科技伦理是以人类的科技活动领域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探寻科技活动的道德本质、道德功能和道德运行机制的学问。如果说，科技伦理的中心语是“伦理”，那么，何以还要强调科技伦理的伦理转向呢？这是因为新兴科技伦理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具有不同于传统伦理的三大特征，即交叉性、综合性和程序性。这些特征可能导致科技伦理本应具有的伦理底色被遮蔽，而这种趋势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科技伦理的伦理转向。

第一，科技伦理具有交叉性。新兴科技活动带来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道德难题，要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需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人文科学之间及其与理工农医之间的交叉融合。由此，科技伦理不再是伦理学一个专业领域里的研究，关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判断和决策也不再由伦理学家单独垄断，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以及科技活动的实务工作者如设计师、工程师等，也参与到科技伦理的实践中来。如此一来，可能导致的局面是：一方面伦理学家作为参与者之一在科技专业知识门槛面前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科技专业人士光凭道德常识和伦理指南却难以解决所面对的复杂道德难题，甚至看不到道德问题，更别说提出有效的道德解决方案了。要破除这一困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伦理学专业知识的重要地位。换言之，当相关跨专业人士成为科技伦理的实践者时，并不意味着伦理学专业知识不重要，相反，因为相关跨专业人士需要更高的伦理素养，伦理学专业知识就变得更加重要。

第二，科技伦理具有综合性。这是一个科技时代，科技已嵌入社会结构，内在于社会运作，改变着社会制度，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生活的决定性要素。由此，科技时代的科技活动不再具有单一的科技属性，而是包含了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各种要素，以科技活动领域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技伦理自然就具有了综合性。换言之，科技伦理需要处理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价值的冲突和排序问题，并在价值排序和选择中呈现出道德价值指向。问题在于，在科技伦理的实践中，道德作为一种普遍的约束力量，有可能成为科技上要求创新的束缚，成为经济上要求效益的障碍，成为政治上要求权威的阻力。因此，去伦理化具有现实的动因，并呈现为价值取向上的错置。

第三，科技伦理具有程序性。由于新兴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传统伦理学难以解决而在现实中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道德难题，因此，诉诸程序的解决成为现实的路径。伦理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程序性设计。但如果缺乏对程序背后的实质伦理反思，只是通过伦理委员会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就会导致对根本性与实质性道德要求的忽视，从而遮蔽底层伦理的支撑。邱仁宗就指出，在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或研究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种去伦理学的倾向，例如用SOP（操作标准）代替伦理判断；以获得同意书为目的，不考虑知情同意过程是否有效；对伦理审查能力重认证、轻培训；在培训时不培训伦理学的知识及其应用；不关注生物医学进展对伦理审查的新挑战，这些都使得伦理审查变为有审查而无伦理。

显然，去伦理化的科技伦理抹掉了科技时代的伦理底色，所以有必要提出伦理的转向。

第一，科技伦理所回答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既涉及道德价值，也涉及行为事实。这些问题单凭道德常识或科学知识都是难以回答的。无论是伦理学专家还是其他专业人士，只要成为科技活动的道德判断者和决策者，就需要有包括伦理学专业能力在内的三种能力。一是伦理学的专门知识，即关于道德范畴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证明的专业知识。譬如，生命伦理必须关注胚胎的道德地位、人工智能伦理必须关注机器人的道德地位，生态伦理必须关注动物以及其他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的道德地位，否则就无法决定人们是否应当以及应当如何从事涉及这些对象的活动。那么，如何定义“道德地位”就成了关键，而这是需要伦理学专业训练的。二是跨学科“打通”各个知识门类的能力，其关键又在于科技与人文的统合思考能力。一方面，伦理学家需要了解所涉及的特定活动领域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其他专业人士也有必要了解伦理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这就需要各学科知识门类之间“打通”的能力。三是需要有人文素养，其中的根本是终极关怀。新兴科技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返身性，无论是生命科学技术，还是人工智能，都深刻而全面地影响和改造着人的存在本身。这就必然要求科技伦理在破除科技崇拜的同时，追问有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根本性问题。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命运的终极性思考。

第二，道德评价是最高评价。科技活动的综合性表明对科技活动的评价是多层面的，其中道德评价内在且超越于各个具体层面的评价。技术评价的层面是最基础的。一种科技活动及其产品是好的，首先要求在技术上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不过，只满足于这个基础层面的评价是不够的，一项好的科技及产品不但要求技术上的合理性，还要求经济上的合理性，即具有最小的经济风险和最大的经济收益。况且，新兴科技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征，由此决定了经济评价是比技术评价更高层面的评价。更进一步，经济评价之上还要有政治评价。因为新科技具有社会建制的性质，政治是其中最重要的建构力量。如果说经济评价反映了各经济主体在经济层面的考量，那么政治评价则是国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所进行的社会评价。因此，政治评价高于经济评价。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民族性、保守性以及权力的垄断性等因素可能导致政治评价偏离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甚至与人类利益的诉求不一致。因此，政治评价并非最高评价——在所有这些层面之上，还需要道德评价来加以补充和完善。道德评价之所以具有约束各层面评价的权威性，在于它是一种更具统合性、普遍性和终极性的评价。科技伦理的道德理念是“科技向善”，这个“善”的最高规定是人类福祉，而人类福祉的主要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所有人的福祉，无论国别、无论种族、无论代际；二是人的所有方面的福祉，无论环境资源、无论经济条件、无论精神财富；三是人类所从事的所有活动追求的终极目的，无论科技、无论经济、无论政治。可见，伦理转向不过是要求回归道德评价的最高地位。

第三，现代科技伦理的实践具有程序伦理的特征，道德决断的正当性应置于商谈对话的程序之中，这是应对科技活动所带来的道德难题的有益且必需的路径。但是，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需要以实质性的道德要求为基础。其一，商谈的多元主体需要有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需要具备对道德的共同信念，需要具备看见道德问题的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想象力，需要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健全理性和道德情感。其二，程序设计需要以现代社会的自主、平等、团结等基本价值为支撑的商谈空间，在其中，有必要基于对话伦理，让程序的每一步骤推进都有利于道德共识的形成。其三，程序的设计有起点也有终点。程序在形式上是封闭的，但在实质上又是开放的，应该允许对程序设计的起点和终点以及整个程序运行的过程保持开放性的道德反思、检讨和批判，以便在反思平衡中相互印证，确保道德决断的社会合理性。总之，这个意义上的回归伦理，是从程序伦理回归实质道德，以避免科技伦理实践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二  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

科技伦理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显学，但问题在于科技伦理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成正比。科技伦理往往只停留在自我建构的层面，既无法为科技时代的道德问题提供理论洞见，也无法给解决科技时代的道德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更谈不上为国家和社会的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有效建议。鉴于此，科技伦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亟需解决。在此背景下，主张科技伦理向生活实践的转变显得尤为必要。

当今的科技伦理研究之所以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原因在于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表现为：

第一，演绎式的道德推理。传统科技伦理的研究大多是一种演绎式的推理。这种推理简化了科技活动的复杂性，把注意力放在寻求作为大前提的道德原则上，并在确定了作为大前提的道德原则后，把它直接运用到科技活动的行为事实上，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结论。这样的演绎推理构筑了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既缺乏对大前提正当性的反思，也不过问推理结论的正当性，更无法包容和整合现实生活世界丰富多样的多元价值。这样的应用逻辑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与生活空间不同的逻辑空间，从而把科技伦理从整个生活有机体中割裂了出来。

第二，立法式的规范体系。理论式的科技伦理总是以一种基础主义的思路建构一个自洽的规范体系。按照涂尔干的说法，这种伦理学是一种“立法科学”，这种“科学”致力于把现实生活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规范体系之内，把理论想象中的道德蓝图加之于现实生活之上，用逻辑推演出一般化道德公式，用来解决具体生活境遇中的道德判断和选择问题。这样的科技伦理来自道德哲学的思辨，而不是产生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并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这种外在于生活的科技伦理，最终会沦落为一个知识性的封闭体系，而它的削足适履式的应用，也只会将科技伦理隔离在“原初伦理处境”之外，从而失去科技伦理追求“好生活”的初心。

第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所有伦理学都具有实践性，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划分，只不过理论伦理学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是从设定好的道德原则出发，运用演绎的推理方式，提出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这当然有缘木求鱼之嫌。事实上，新兴科技活动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如活动主体的多元性、行动对象的返身性、行动动机与后果之间的不可追溯的因果性、行为效果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负面后果产生后的不可逆性等。复杂的科技活动导致复杂的道德问题，从而决定了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案在整体上是谨慎和保守的。虽然一揽子解决方案听起来很理想，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它们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强调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实际上是伦理学的思维和方法上的实践转向，体现为：

第一，科技伦理是复杂伦理。当代的科技活动是一种以探索的方式不断调整行动路线和方向的活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反之，演绎的道德推理思路无异于刻舟求剑，结果是徒劳的。换言之，科技伦理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精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把对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建构当成应付实践问题的工具。由此，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意味着，科技伦理要从现实的生活主体出发，从生活实践出发，从特定道德问题情境出发，以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惑为契机，寻求在不确定性的道德风险中确立某种道德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科技道德判断不只是运用纯粹理性进行形式推理的过程，更关键的是要发挥人的实践理性的作用。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 中对实践理性的阐释说明了这一点：“与以‘纯粹理性’来决定命题的真假、论证的有效与否的一些方法形成反差……（实践理性）指的是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可见，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否定了演绎推理中隐含的独断的价值主张，主张道德推理既是主体的思维活动，也是社会的实践活动。作为实践活动，道德推理不但要使利害相关者认可并自愿接受其结论，还要致力于解决科技活动中的道德难题。

第二，科技伦理重视常识道德。如上所述，科技伦理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参与科技活动的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体不再只是伦理学专家，而是所有涉及科技活动的相关主体，而对于非伦理专业的相关主体而言，不但应该具备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而且还应该具有基于生活经验和道德教育的常识道德。这里的“常识道德”不同于“道德常识”，常识道德是“存在原初的、先于理论的道德洞见，它们被一切正常的和慎重对待道德的人所共享”。换言之，道德常识是应付日常生活的经验的、碎片化的、易变而脆弱的知识，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常识道德是对日用之道的自觉，是基于反思的、系统的、稳定的、具有共享性的知识。道德常识犹如生活中人人知爱其亲、敬其兄，常识道德则由此反思出人人应当有爱亲之仁、敬兄之义。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科技伦理并非要求现实生活去迎合理论，相反，它要求理论必须贴合实际生活。因此，我们不应期望科技伦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毕竟由科技活动引发的道德问题是原来所无法想象的，是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所难以解释和应用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一种可设计的、整体的、根本的解决方案。科技伦理努力去做的是提供一根人们摸索中前进的拐杖和谨慎地行动的指南针，或者按照胡比希（Christoph Hubig）的说法，就是临时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伦理帐篷”。伦理帐篷和道德大厦的不同隐喻意味着，科技伦理提供的道德解决方案具有开放的、情境性的、可修正的特征。庞德（Roscoe Pound）曾谈到判例法背后的心路历程和行动逻辑，形象地描述这种心态“习惯于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宁可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似乎正义所需要的从一个案件到下一个案件谨慎地行进，而不是事事回头求助假设的一般概念；不指望从被一般公式化了的命题中演绎出面前案件的判决”。总之，科技伦理不是抽象地去预设和解决问题，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本土化和时代性。

三  科技伦理的时代转向

科技伦理是以解决科技时代的道德问题为宗旨的当代伦理形态，时代性是其内在属性。理论上，它不应面临时代转向的困扰。然而，当下的科技伦理研究范式，却存在着去时代化的隐忧。

第一，考古式的研究。科技伦理直面的是众多复杂的道德难题，为了应对这些道德难题，自然需要发掘中西传统伦理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不过，科技伦理更应该从当代道德问题出发，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而不是以一种理论考古学的方法寻求传统理论的概念谱系和思想史线索，并用现有问题的研究来验证某一伦理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而不是科技伦理的研究。

第二，趋时性研究。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科技影响日益深入，科技的社会建制日益系统化，由此产生的问题不断翻新变换。方方面面的伦理问题伴随着科技应用以多样化的方式显现，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所驱动下展现出更加复杂的性质。这些问题自然可以纳入科技伦理的视野中，但科技伦理的研究却难以专注于问题本身。在既定的学术分工和评估体系中，学者以申请项目、获取资金、博取名声为现实考量，热衷于追逐热点，捏造概念，追求新异，从而把科技伦理变成空洞的话语狂欢，变成碎片化的学术游戏，遮蔽了科技伦理的时代精神。

第三，科幻性研究。鉴于科技活动对人类未来会产生深远且实际的影响，科技伦理的前瞻性特质使其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未来的向度。然而，科技伦理的研究不同于文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后者可以对未来展开各种基于想象的可能性，从而起到对科技发展的人文反思和批判作用，譬如科幻小说。但是，科幻式的科技伦理研究则是一种架空式的研究，在对未来的想象中忽视了科技伦理的时代性使命，即预测和预防科技活动有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并提供切实可行的伦理治理方案。这需要在对未来的预测中融入科学性和现实性的考量，因此有必要把“未来”限定在“近未来”的范畴内。

如果我们承认科技伦理具有去时代化的现象，那么，就有必要要求科技伦理通过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实现科技伦理的时代转向。如果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科技伦理只有在解决下述内生性、基础性和紧迫性的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之意义。

第一，内生性。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有很多，有些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有些则是外在于科技活动的其他社会问题。科技伦理致力于探讨那些根植于科技活动之中，并且直接由这些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如果说，一般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和解决当代社会的所有道德问题，那么，科技伦理则主要研究内生于科技活动的伦理问题。譬如异种移植所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基因技术所带来的代际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劳动异化、社会失业问题等，科技伦理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中，凸显其时代属性。

第二，基础性。科技伦理问题当然有很多，有些是具有前提性意义的基础问题，有些是由这些基础问题所派生的其他衍生性问题。由于基础问题具有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具有更根本的、更系统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更有利于通过社会制度、公共政策的方式确认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成果。譬如，自我同一性问题。新兴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都可能动摇自我同一性，而自我同一性从来都是道德的前提和根基，所以，对自我同一性的研究就是科技伦理的基础性问题。再譬如社会相互性问题。相互性是社会存在的第一性原理，而互惠性是社会伦理的基石性原则。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科技在使这个世界万物互联的同时，也在撕裂这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从而产生时代的“大断裂”问题。

第三，紧迫性。我们在上面提出“近未来”的概念，问题的“紧迫性”是最大的考量之一。其实，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有个轻重缓急的排序，这个排序既取决于受保护的价值的重要性，也取决于某一价值的普惠程度，还取决于问题的解决对社会秩序、人格利益和人类发展的现实影响。换言之，有些问题是可以暂时搁置的，有些问题则不得不解决，否则就会大难临头。譬如，马斯克就把能源匮乏、气候变化、核武器、来自太空的威胁以及指数级发展的人工智能的威胁，看作是这类紧迫性问题。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其“风险”二字便寓意着问题的紧迫性。与此不同，那些在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与外星人宇宙大战的问题，或如何应对硅基生命之类的问题，或许可以归入形而上学的沉思范畴，但它们并非科技伦理所应聚焦的紧迫性问题。

四  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

科技是无国界的，然而伦理却有其界限。伦理是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精神生命，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区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伦理必然有着国别或民族之分，有所谓的中国科技伦理与西方科技伦理之别，在当下科技伦理西方化现象较严重的情况下，强调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十分必要。

第一，当前科技伦理的理论和实践缺乏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当今科技伦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科技伦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中展开。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跨入了科技时代的门槛，并且更早地开始思考科技时代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倾向于使用西方的传统理论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科技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科技伦理的理论和逻辑框架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批判性地运用这些理论和思想资源。如果我们没有反思西方科技伦理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没有意识到应对科技伦理难题需要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没有自觉到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走出人类困境的另一种可能，那么，我们的科技伦理就只能在西方科技伦理的地图中迷失自我。

第二，当前科技伦理中的中国问题意识还较薄弱。科技伦理是以问题为中心和线索所铺展开来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有些问题是地方性问题，有些问题具有某种全球和地方糅合的性质。就中国社会而言，地域、阶层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聚合一身，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反观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西方学者所设定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譬如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智能体的道德地位问题、动物权利问题等。不可否定，应用伦理的研究，包括科技伦理的研究，都在有意识地发掘和援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智慧，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智慧，也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科技伦理的发端，但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资源看作是零碎的、功能性的。这样一种理论心态，自然难以建构中国的科技伦理学。

总的来说，科技伦理在中国的转向，是作为“民族/国家”范式意义上的当代科技伦理实践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应如何实现科技伦理的中国化呢？

第一，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有赖于中华伦理文明的复兴，而中华伦理文明复兴的前提在于承载这一文化的民族的存续与复兴。一个民族的生存包括了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的开明，而且包括了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唐君毅曾说，一个民族要发展，首先要有所“守”，一个人守的是节操，一个民族守的是精神生命。可以说，中华伦理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发展科技伦理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伦理文明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科技伦理必须以能够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现实条件。中国科技伦理理应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实用的，也是变通的，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它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着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表明，它能够较好地适应当时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更新，并保持自身生命的活力。因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也具备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能力。当然，这种回应绝非简单的“返本开新”，而必须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改造，并且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实现这种创造性的改造。

第三，中国科技伦理的活力取决于中华伦理文明自身具有的活性因素。中华伦理文明有陈腐过时的成分，也有活水源头的一面。中华伦理文明的复兴，绝非翻寻那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那样的陈词滥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强调的中国科技伦理建设，是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华伦理文明所包含的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的把握方式和认识成果，以及她所积淀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特有智慧与历史经验，她所孕育着的面对人类未来一切挑战的中庸理性、忧患意识和刚毅进取的道德品格。

第四，中国科技伦理是否可能的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创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吸收、转化、利用和陶熔的过程，从来不是一个理论思辨过程，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从时代的课题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事实上，无论是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中华伦理文明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资源要实现其价值，必须以一定的制度设置为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