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明：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三大类型之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术技能型高校形成错位发展，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入普及化进程的生力军。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量大面广”的显着特征。在数量上，截至2024年底，我国1308所本科高校中464所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如果将博士点作为研究型高校分类的一个“门槛”，则剩余的844所高校绝大部分都可划分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广度上，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403所新建本科院校基本都选择了“应用型”发展定位。应用型本科高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普及化的主要任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但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发展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办学定位不准确。不少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定位上存在模糊性，未能清晰界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它们在办学过程中按照惯有思维、囿于传统价值判断而片面追求学术型的办学标准，放弃了应用型高校本应具有的特质和差异性。

人才培养质量落后于时代需求。人才培养目标导向不清晰，课程体系设置“长于”传统学科知识体系，既未触及行业前沿，又缺乏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的仪器设备的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先天性落后”，导致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技能难以适应行业企业的人才要求。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主要来源于研究型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教师准入政策和管理制度主要强调学术研究能力，轻于对专业实践能力的考查，教师培训和发展体系不完善，缺乏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双能型教师，师资队伍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缓慢。

同质化竞争趋势加剧。应用型本科高校之间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高校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和学科的建设，忽视了区域特色和自身优势的发挥。同质化竞争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培养的低效。

教育评价体系不科学。我国高校评价体系过于注重学理性的纵向科研课题和学术论文，讲究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排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不适用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把尺”的困境，难以获得社会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是生均拨款、学费和住宿费。在与同地区研究型大学“争”经费时，由于“一把尺”的评价体系，它们难以从政府获得专项财政支持，绝大部分高校仅可基本维持“生存”，难以谋求“发展”；更或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这势必影响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制约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原因剖析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另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相对而言，应用型本科高校在目前高等教育体系制度设计特别是政策支持体系中存在较严重的缺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国家层面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政策引导不充分

2015年，国家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极大推进了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2019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引导高职高专院校“双高”建设取得积极的进展。

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于2015年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但政策落实不充分，例如“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等要求，至今仍未落地。教育部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的“分类指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应用型本科建设，但是审核评估总体上属于导向性和建议性评价，与办学资源配置没有直接挂钩，还不足以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提供坚定的政策保障和改革方向。应该说，在国家层面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缺失系统性制度设计。

（二）国家层面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专项财政支持有限

按照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由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绝大部分是地方院校，其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支持，而国家层面则是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过去的10年间，一些应用型本科高校还通过竞争性申报获得了国家“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的支持。总体来说，中央财政对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费支持还是有限的，远不能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需求。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投入增长远跟不上规模扩张。在地方财政支持能力不足、自身筹措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资金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三）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依然普遍存在。近年来，我国民众虽然已经逐渐从“注重学历”转向“注重能力”，但由于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就业薪酬的较大差异，大多数民众依然认为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就业岗位要“低人一等”。与德国“双元制”教育被社会普遍认可相比，我国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低，导致部分家长及学生仍要追求学历提升，努力成为“研究型”人才，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当下，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注重的是对学理性、学科性内容的考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

另外，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大型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时，常常存在不合理的、歧视性的要求，如将毕业学校设置为应聘“门槛”，从而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生直接被排除在外。这不仅违背了人才招聘公平的原则，限制了人才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低认同度。

（四）社会企业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支持度不高

注重实践教学和产学研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重要且必要的育人途径。产教融合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学（协）会等多元主体，作为产教融合主要主体的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经济来源不同，目标指向和利益点各有侧重，很难基于共同利益建立长效机制。特别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捆绑”机制，企业花费很大力气参与培养的优秀人才经常不能为自己所用，长此以往，企业就逐渐丧失了与学校合作的兴趣。反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在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企业文化影响下，几乎所有优秀的大型企业都参与了为全社会而非单为本企业培养人才的过程。

（五）应用型本科高校自身发展路径不清晰

应用型本科高校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尚“无法”摆脱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依赖”。以“学院”冠名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无一例外会提出“申硕”“升大”“申博”等新目标，但按照现行制度，这些新发展目标的内涵要素仍是传统高水平大学评价体系中的标准、条件。这样的评价指挥棒直接影响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关注点，从而偏离了国家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战略期待和发展要求。

（六）应用型本科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缺乏创新

应用型本科高校过于依赖传统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没有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专业优势和所在区域的社会需求，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领域，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战略，难以及时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界需求匹配程度不高，在进行专业调整时往往瞻前顾后，出于担心教师分流、教师转型等可能引起社会舆情等原因而犹豫不决，增设新专业易、改造淘汰老专业难，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少产业界急需的交叉学科专业，往往出现企业需要的新兴专业高校没有，高校现有的传统专业企业又看不上，校企双方推动产教融合时难以找到共同的“关切点”。

三、我国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践探索

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应用型本科高校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并列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以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此外，教育部先后于2021年、2023年组织遴选了两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应该说，国家正逐步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制度安排。

在这期间，很多省份也认识到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政策文件。广东省为加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打造应用型重点学科，安排了包含7所高校的专项建设资金超过80亿元；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分类发展，突出应用、聚焦应用，遴选了20所高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示范校进行重点建设；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本科院校建设标准（试行）》，对立项建设的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均给予1000万元支持，2017年又对两所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每年奖补经费3000万元；2020年、2021年，山东省分两批遴选确定36所省属本科高校为支持单位，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江苏省于2021年3月出台《省教育厅关于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施意见》，率先启动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计划、本科类产业教授选聘工作等配套专项计划，并于2024年遴选首批6所高校作为江苏省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点，每年给予各校财政专项经费2000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各地方的做法差异性较大。江苏省将“硕士单位”作为一流应用型大学遴选的门槛条件；山东省重点在非博士、硕士高校中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鼓励和支持博士、硕士高校整校建设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或将部分专业建设为应用型本科专业；安徽省、浙江省均未将“硕士单位”作为应用型本科示范高校遴选的条件，特别是浙江省遴选的应用型建设试点高校中还有4所独立学院；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遴选的7所高校，既有“双一流”高校，也有东莞理工学院等应用型本科高校。从这些省份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相关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四、进一步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政策建议

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现实诉求，也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必然需要，更是高标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命题。要在认真总结相关省（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出台实施国家层面的一揽子计划，建立健全“分类发展”下的“分赛道”政策支持保障体系，以打造“双一流”计划、“双高”计划同样的决心和手笔，加快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一是及时改革完善高等学校设置的相关规定。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高校绝大部分是以“学院”进行命名，只有少量是以“大学”命名的。1986年，国务院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2006年，教育部发布《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从学科覆盖面、办学规模、研究生教育、教师队伍、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对以“大学”命名的高校提出要求。应该说，这两个文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上述规定带来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一是为了满足学科覆盖面的要求，以“学院”命名的高校在更名“大学”过程中，往往发展一些“花钱”不多但社会需求少的人文社科学科专业，萎缩掉一些“烧钱”多但社会需求大的理工学科专业，同时也造成了“千校一面”现象。这也是师范学院在更名为“师范大学”以后几乎都成了综合型大学的最主要原因。二是一些学科特色明显、办学水平很高但学科专业单一的高校，例如高水平的艺术、音乐学院等始终无法更名为“大学”。三是这一制度在设计之初就人为地设定了“大学”比“学院”层次高，导致“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不顾自身的特点将更名“大学”作为终极目标。同时，也给社会民众造成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社会认可度。纵观世界高等教育，一些以“学院”命名的高校，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无疑是全球顶级高校。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作出了新的探索，近几年新设立的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在设立之初就是以“大学”命名的。

二是在全社会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公立单位在新员工招聘中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将高校分为“三六九等”，确保所有类型的本科高校毕业生都能平等地参与竞争。用人单位应转变用人观念，注重毕业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而非仅仅看重其毕业院校的背景。应用型本科高校也应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办学理念和成果，展示其毕业生的优秀表现，提高社会和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其毕业生的认可度。消除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歧视”，建立平等的用人环境，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三是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具备的条件和要素、承担的任务、发展的路径；同时，对现行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进行改革，按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平行制定一套新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包括申报条件及评审程序）。在此基础上，给予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新建本科高校选择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并按照新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发展研究生教育。

当然，也要允许选择应用型发展路径的一些本科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区域需要、自身发展状况，重新选择按照研究型高校的发展路径，教育主管部门则按照相关条件重新进行评估。

四是在国家层面实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计划。出台《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标准》，在当下的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本科高校中重点打造一批应用研究能力强、产业发展贡献度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完善中央财政支持及配套政策，引导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争先进位。“十五五”期间，在全国遴选150所左右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一流建设单位试点。今后，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性意见实践经验基础上，可以逐步扩展到新体系下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通过实施该计划，不仅可以提升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而且会大大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水平。

五是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协同共建机制。加快推进部省共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先锋区建设。积极探索共建机制建设，支持工业基础好、教育实力强、有改革意愿的省、设区市，以市域、县域为单位建设产教城融合发展示范区，鼓励建立“政府+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大学+产业园区+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产教融合各方主体凝聚在一起，从政策层面激发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内驱动力，将产教融合效果纳入对地方政府、高校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年度高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落实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优惠政策，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企业优先享有税收减免优惠、财政补助、土地使用费用优惠、人才倾斜等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协同育人环境，加快构建产教城、科教才互动发展新格局。

六是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对接平台。加强国家、省级层面统筹，围绕地方政府、产业园区、高校、行业企业等主体，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对接平台，发挥平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定期发布高校学生实习、教师企业研修、科技成果转化等信息，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需求、员工招聘等信息，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配套政策，使得企业和高校能自觉、及时了解双方的“供需”情况，推动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人才选拔方式从“选育用”向“育用选”转变，逐步构建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企业为支点、高校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打造支撑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七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应用型人才社会认同度。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从机制上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超越仅仅为自己培养人才的局限，积极参与为社会育人的全过程，将人才培养视为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提供实习实训平台、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等方式，为更多有志于成为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学生提供成长机会。此外，目前存在的社会工种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更制约了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国家层面应统筹提升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收入水平，让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既是对他们个人价值的认可，也是尊重劳动、尊重技能的体现。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技能学习和实践，推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八是多措并举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评价方式过于侧重论文和成果的考核，忽视实践能力的评价，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悖，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来源单一和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积极探索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的教师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此外，人社部门、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配套和落实，指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引进来自企业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师资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企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项目、实习实训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样肩负着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进程中，须以国家战略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分类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环境；以专项计划为牵引，强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政策协同为保障，激发政府、高校、企业、社会联动效能，提升师资实践赋能。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造一批应用型标杆高校和高水平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形成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的高等教育新生态，为国家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人才根基。

姜建明，苏州工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