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利：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及其影响

当今美国所展示的政治社会状态，常常使人们感到不安，总统选举过程往往一波三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时而表现出某种极端倾向，时而对本就充满危机的局势继续推波助澜。学者们常用社会撕裂与极化等词来评价当今的美国政治，那么这种社会撕裂与极化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状况是某个时期（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期）的独特个例还是美国文化传统纷争的当代展示？为得出这些问题的结论，也许我们需要追溯“二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从而去探究美国政治社会的文化传统，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美国的政治状态。本文从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入手，探究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多元理论纷争，以期在分析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影响的同时解释当今美国的社会撕裂与极化。

一 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二战”的胜利，奠定了美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欧洲的盟友已经臣服，与此同时，战争结束后一个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苏联也正式成为美国的对手，从而开启了冷战格局。在美国国内，罗斯福新政继续发挥作用，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权利因为国家的需要，在计划者的主张下向国家交出越来越多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安全。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新政”也存在另一面的影响。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其着作《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中就试图阐释“新政”的“恐惧”，探讨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内心的恐惧这个主题。当处于“二战”时，这种恐惧并不那么明显，待到战后，对那些崇尚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来说，“新政”的严重后果逐渐显现，较为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受控。回顾“新政”时自由主义的处境，保守派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认为，“零星的残余反对派……在1932年罗斯福革命后仍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对“新政”的恐惧使保守主义有复兴的趋势，美国何去何从也成为这些保守派思考的问题，美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也正是这种趋势的产物。

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初动力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洲，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根源需要在欧洲寻找。1944年，一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小书出现在英国，并很快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议，这本书是由当时奥地利出身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撰写的。资深记者亨利·哈兹利特（Henry Hazlitt）在《纽约时报》书评版（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发表文章，认为《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书之一”，在“推理的力量和严谨性”（power and rigor of reasoning）方面堪比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在《财富》（Fortune）杂志中，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认为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言论之一”，有效地重述了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仰”。美国人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情感连哈耶克也感到惊讶，但这种热情无疑使美国知识分子对“新政”的质疑加剧，无形中为美国右翼提供了智力支持。当然，哈耶克并不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向美国右翼提供智力支持的唯一欧洲知识分子。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亦是如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二战”前后，美国的政治现实是继续实行“新政”，来自欧洲的保守主义虽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在当时成为主流，因而很难直接展现它们对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贡献。

“二战”后，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现代称为保守主义，有时也称为自由意志主义）仍然存在。同时，随处都可以找到与主流正统观点不同的异议者（dissenters）。这些异议者主要有：亨利·哈兹利特（Henry Hazlitt）；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他撰写了《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版简介；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她的着作《机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 1943）抨击了集体主义，并主张在技术社会中需要个人自由；加雷特·加勒特（Garet Garrett），其所撰写的《何谓革命》（The Revolution Was, 1944）表达了对新政的强烈谴责；约翰·弗林（JohnT. Flynn），在其着作《我们前进》（As We Go Marching, 1945）中，认为在福利主义下的美国人走的是意大利人和许多德国人已经走过的灾难道路。在各种古典自由主义者中，最着名的可能是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教授（Henry C. Simons）和弗兰克·奈特（Fran kH. Knight）教授，他们是当时新生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还有一本杂志也属于异议者之列，即1944年初创办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其创始人为菲利克斯·莫利（Felix Morley）、威廉·亨利·钱伯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和弗兰克·汉尼根（Frank Hanighen），这份杂志后来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重镇，但到1945年，它仍然是一份发行量较小的周刊，主要关注外交政策。这也意味着，1945年前后，这些异议者的声音并没有形成规模，仅仅为后来的保守主义复兴奠定了些许基础。

美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辩论历史。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一直与赫克托·克里夫考尔（Hector St. Johnde Crevecoeur）1782年提出的着名的谜语辩论，即“那么，这个新人是什么美国人呢？”（What, then, is the American, this new man ?）关于这个棘手问题的争执，实际上早已为美国文化冲突划定了战场。到“二战”以后，在迅速变化的动荡时期，这种争执愈演愈烈。这一独特时期被称为“六十年代”。

“二战”后，美国迅速从战争中恢复并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催生了一些新思想、新规范，美国也更加开放。美国人在思考这个新时期的美国时，产生了比内战时期更大的分歧。那些拥抱新美国的人与那些认为新美国不祥的人之间的鸿沟划定了文化战争的界限。美国社会学家詹姆士·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1991年的重要着作《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中认为，“我们关于美国人的最基本观念现在是矛盾的”。亨特认为，由于没有形成关于美国人基本观念的一致看法，文化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文化大战表面上看似是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呐喊，实质上却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刻转变。

这种转变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呈现出激烈的态势。为了回应警察1968年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反战示威者的镇压，一个分裂的派别“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成了臭名昭着的“气象员”（Weathermen），进行了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几次小型炸弹袭击。这不仅放弃了美国民主，也放弃了SDS建立之初的“参与民主”的乌托邦式原则，这是一种公民从基层被赋予权力的愿景。在权力连通的另一端，同样对民主不屑的尼克松通过在白宫建立秘密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水管工”（Plumbers），非法闯入并窃听在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国家总部。这些均可表明，美国传统的自由民主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其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更促使人们质疑自由民主的真正价值，这也可能是引发美国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各种运动，原本比较稳定的美国政治文化看起来已经产生了分裂，美国文化似乎存在着深深的分歧，那些相信存在绝对道德真理的人与那些将道德权威置于个人判断中的人相互竞争。带着这些相互竞争的愿景，“正统”（orthodox）与“进步”（progressive）的文化战士在堕胎、同性恋、女权主义、学校公祷（school prayer）、多元文化、流行文化和大学课程等问题上发生冲突，开始进行“文化战争”，结果人们日益两极分化。支持文化战争理论的人承认，大多数美国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人们的想法或信仰，而在于公共文化是由那些寻求构筑我们思维方式的精英人士所表达和理解的。这些精英们相互竞争的道德观无情地将所有论点拉进了一个或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有效地使中间立场黯然失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完全极化了，但是思想上的冲突却是以极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使文化战争的冲突看起来更为明显。

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战争，某种程度上已经造成美国的社会撕裂。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在其着作《断裂的年代》中所用的“断裂”（fracture）一词已成为美国近代政治和知识文化中越来越恰当的隐喻。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一个脱离传统的世界的危害。许多美国人在经历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混乱局面后可能感觉到了断裂或崩溃，一些保守派意识到他们曾经伟大的民族受到了威胁。

进一步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展现了一种比较强烈的新的两极分化形式。一方面是那些反对美国主义规范性观念的人。正如马尔科姆（Malcolm X）在1964年所说的那样，“我看不到任何美国梦；我看到了美国的噩梦”（I don‘t see any American dream; I see an American nightmare）。另一方面是那些反对这种挑战的人。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在1966年向美国发表了讲话，当时他将学生激进分子的行为描述为“与我们的人类行为标准背道而驰”（contrary to our standards of human behavior）。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这种两极化情况，促使人们追问美国是什么、这些冲突是否需要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及文化战争期间，一个美国人是否认为这个国家道德沦丧，往往与其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相关。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把20世纪60年代称为某种“政治罗夏克测验”（Rorschach test），“告诉我，你对那个时期的看法”，他写道，“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主张”。那些认为“六十年代”引起了道德混乱，且这种混乱威胁到国家结构的人，往往是保守派的。例如，保守派的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写道，“现代主义的野兽已经变异为后现代主义的野兽，相对主义已经变异为虚无主义，非道德已经变异为不道德，非理性已经变异为精神错乱，性变态已经变异为多形态的变态”。保守的法学家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回应了这些观点：“颓废的野兽，酝酿了很长时间，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成熟，现在把我们送向我们的新家，不是伯利恒而是蛾摩拉（not Bethlehem but Gomorrah）。”希梅尔法布和博克的右倾叙事提出了一种历史变化的理论，无论在表达上多么夸张，都或多或少是准确的，一个古老的美国已经迷路了。

总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不稳定的行为在整个政治领域似乎很普遍。“对一些人来说是解放，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恐惧，‘六十年代’把现代性的破坏性力量以激烈的方式带到美国文化层面。一系列由年轻人推行的运动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所形成的脆弱共识。在美国社会中长期被淡化的分歧（白人与黑人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仅举两个最明显的分歧）成为全国辩论的主题。共识让位于冲突。”由20世纪60年代不同寻常的行为引起的这些分歧并没有在21世纪得到弥合，而是在政治和社会等领域持续发酵，通过党派政争和社会极化，继续演绎着当今美国的社会撕裂。

二 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多元纷争

对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致的称谓，有时统称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有时称为与指传统保守主义相区别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或Neo-conservatism），有时又根据需要与左翼相对而称为右翼。王恩铭等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从本质上讲，指的是基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政治原则和社会准则；它们体现在‘公民宗教’和‘公民圣经’中，代表着美国传统理想观念，使过去的美国成为现在美国的精神力量源泉”。乔治·纳什（George H．Nash）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对某些力量的抵抗，这些力量被认为是左派，革命性的力量，并且是对那些当时保守主义者值得珍惜，捍卫甚至垂死的东西的深刻颠覆”。因此，我们把这里谈到的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或者其他各种称谓的保守主义，都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即对某种文化价值的保守。

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在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呈现出来，我们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阐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以期了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呈现的多元化。

第一位是具有奠基性地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诺克是《自由民报》（The Freeman）的创始人，是《多余人的回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我们的敌人：国家》（Our Enemy, the State）的作者。诺克是古典主义的文化人，晚年越来越悲观，他放弃了早期的杰斐逊理想主义（Jeffersonian idealism），对于毫无希望的、无法教育的大众感到厌恶，相信大众永远无法被拯救，转向精英化。他的思想不断影响后来的保守主义者。据说战争期间在南太平洋，一个名叫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年轻军人阅读并记住了诺克的《多余人的回忆》。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站在大盐湖沙漠（National Salt Lake Desert）荒凉的荒原上，读了诺克的作品并与他通信。对于战后保守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始人］而言，诺克的影响更是直接，诺克与巴克利的家人相熟并经常在其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吃午饭，这使年轻的巴克利在1940年便开始受到诺克的影响。巴克利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保守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对美国“六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复兴影响巨大。诺克的思想理论倾向于古典主义，对美国文化持悲观态度，主张精英化教育，这些都影响着美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

第二位重要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是理查德·维沃（Richard M. Weaver），有时也称其为新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理查德·维沃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1932年毕业于肯塔基大学，随后，加入了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美国社会党，担任秘书约两年。1940年，维沃放弃了工作去接受教育，后受到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的影响，再加上他对美国内战以及南方历史的研究，转向右派，并于1943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维沃认为美国南方传统有四个明显特征：封建社会的理论和组织，骑士精神的准则，绅士的概念，以及一种特殊的、非智力的、古老的宗教观念。维沃曾说南方拥有“一种道德主张，只能根据文明的任务来描述”。他认为美国南方制度有一种稳定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曾经是西方世界中最后的非物质文明。到1943年维沃已经成为一位忠诚的南方农耕者（Agrarian）。1945年，维沃在芝加哥大学冷静地思考了现代性的灾难。1947年底，维沃已经完成了一本书，他想将其称为《恐惧的降临》（The Fearful Descent）。在书中，维沃描绘了14世纪奥卡姆（Occam）“恐惧的降临”导致传统思想的衰落，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在1948年初，他的出版商选择以《思想的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这一书名出版了该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起源。维沃认可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认为古典传统思想的衰落是现代性的灾难根源。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以及约翰·哈洛韦尔（John Hallowell）等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保守知识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知识谱系的迷恋，并追寻思想史的衰落过程。维沃的《思想的后果》进行了尝试，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其他人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埃里克·沃格林和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在维也纳大学接受教育，1938年被纳粹免职。在哈佛大学的威廉·艾略特教授的协助下，沃格林逃到了美国，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任教。1952年，这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学家出版了《新政治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他提出“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又译‘诺斯替主义’）的成长”（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s the growth of gnosticism）的论点。沃格林认为，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纳粹主义、法国大革命、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所有这些现代运动都是“灵知主义”的异端变体，现代的衰落是这些异端变体导致的。对另一个来自欧洲的移民列奥·施特劳斯来说，16世纪和17世纪的动荡似乎对于西方的衰落也至关重要。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中追溯了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卢梭和伯克的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发展。在施特劳斯看来，没有一个人比古代人的智慧还要多。此外，面对19世纪两个新挑战即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诞生，施特劳斯感到有义务对这些挑战发起攻击。利用古典文化理论对现代危机进行解释，可能是施特劳斯的主要责任。沃格林和施特劳斯都倾向于发掘古典文化传统，深思现代性的危机，力图从古典文化中找到解决之道。尽管他们本人并不赞同自己是保守主义者，但从其理论倾向来看，他们都可以被视为古典文化保守主义人士。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则在《寻求社区》（The Quest for Community）中阐释了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历史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衰落的历史。家庭、教会、公会和邻里关系的削弱和瓦解并没有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使人们得到解放，相反，它产生了疏离感、孤立感、精神上的荒凉和大众的成长。但人类不能生活在霍布斯式的孤立中，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他寻找着替代共同体，最终在极权主义国家找到。实际上，无论是沃格林、施特劳斯还是尼斯比特，他们都把现代的危机归咎于古典文明的消逝，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结或多或少影响了当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与沃格林、施特劳斯和尼斯比特一样，约翰·哈洛韦尔通过研究文艺复兴和改革时期，提出了“现代酸”（acids of modernity）概念，认为主要是新时代的信条：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在强调“理性自治”（autonomy of reason）和“人的本质善”（essential goodness of man）时，指出它们从本质上背离了古典传统。哈洛韦尔强调了战后经常出现的保守论点：自由主义是一种寄生主义哲学，与它的文化遗产越来越疏远和脱节。

最后一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拉塞尔·柯克（Russell Amos Kirk）。1953年，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问世并极大地促进了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的出现。在《保守主义思想》一书中，综合了诸多保守派对左派的批评。这本书并非源于作者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汇聚了近两个世纪众多杰出思想家的智慧结晶。其他传统主义者构建了邪恶与有害思想的家谱，而他却构建了一个良善与有价值思想的家谱。再也不能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经嘲讽的那样说，保守派是“愚蠢的政党”。柯克证明了应该认真对待保守主义，使保守派可以声称自己拥有强大而受人尊敬的血统。可以说，柯克以一种较为隐性的方式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做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诺克具有古典主义文化情结，有贵族姿态，视国家为敌人，虽然自称是“多余的人”，但诺克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影响较大，可以视其为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始发者；维沃则认为美国南方具有稳定的美国文化根基，可以视其为当代美国南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沃格林和施特劳斯都认为现代的危机需要回归欧洲的古典文化才能解决，比较推崇欧洲古典文明，不过沃格林更多的是自己沉浸于欧洲思想的“灵知”探索，其对政治层面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而施特劳斯虽然也如沃格林一样，并不直接参与影响政治，但其研究古典的方法及思想却在其弟子的推动下进入了政治领域，甚至影响到美国的保守主义政策，从这一点上来看，施特劳斯更能代表推崇古典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柯克是最符合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人士，柯克以埃德蒙·伯克为始阐释了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柯克揭示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并且强化了这一传统，使美国文化保守主义有了很深厚的历史，并使保守主义具有了“美国化”的特点。通过对这些保守主义人士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多元化特点，有倾向欧洲古典文明的文化保守，也有倾向美国南方传统的文化保守，还有倾向美国建国以来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这种多元化的特点也注定了美国文化存在着冲突与纷争，从而影响政治时局。但正如柯克所观察到的，某种思想运动不会在一夜之间取得胜利，通常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多数保守派来说，政治很重要，他们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仅仅宣扬他们的理想并诅咒黑暗势力是远远不够的。捍卫西方文明要求他们的思想应该得到落实，战争不能仅仅在学术期刊或《国家评论》上进行。保守的知识分子运动如果想要成功，迟早要塑造政治力量并在政治市场上占据上风。他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大喊“停止”（stop）。

如果说1945年以后的十年见证了战后保守主义的诞生、1955年以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逐步自定义的过程，那么20世纪60年代应该是保守主义为政治进行准备的时期。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保守主义对左派的挑战加剧，且逐渐提出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具体替代方案。同时，保守思想体系不断发展，逐步变得更加实用化，这一转变使右派进入争夺国家领导权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保守派迎来一次洗礼，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参加1964年的总统竞选，却以压倒性失败告终，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次强烈的教育经历。这次竞选使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和公然的偏见暴露，而保守派所假定负责任的自由派对手，本质却是毫无顾忌的。弗兰克·迈耶（Frank S. Meyer）领悟到：“牢牢掌握在自由派手中的大众传播网络，是一个比保守派想象中更可怕的对手。”这一事件强化了保守派对反对派力量的认识，以及他们自己作为反建制运动（antiestablishment movement）者的定位。

然而，他们并没有承认失败。迈耶认为，保守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需要更有效地将他们的原则“转化”为问题，以及找到有效方法来反驳自由主义对保守派试图彻底摧毁既有机构的指控。但他和其他保守派坚持美国并没有否定保守主义哲学。在这样的原则下，尽管存在各种障碍，保守主义在1964年时仍然取得显着进步，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断言：十年前，那些最初仅在几百个人头脑中萌生的想法，如今已经拥有了数百万有意识的追随者。

右翼的非凡弹性体现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中。自1961年成立以来，纽约的保守党稳步发展。1965年，小巴克利竞选纽约市市长，他的哲学在自由主义的堡垒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率，并赢得13％的选票。这样的冒险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政治家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保守派激情的焦点，尤其是在1966年开始参选的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人物中，许多人愿意与学界同行合作，保守思想与政治活动之间的障碍逐渐瓦解。

然而，就在权力似乎触手可及之时，越南战争、贫民区的困境、校园日益严重的混乱，以及对城市犯罪的恐惧，这些直接因素使许多保守知识分子感到深深不安——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一场真正的危机即将来临。除了认为自由主义在国内外的实践失败之外，他们还察觉到更深层次的威胁：文明精神和道德基础的混乱与衰退。在他们看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公民不服从的颠覆主义助长了道德崩溃，这让保守派感到震惊。他们开始思考，这种不安意味着什么？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用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答案：“执政精英士气的崩溃”（a collapse of the morale of the governing elite）。

保守派相信，他们的时代即将来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连贯的知识和政治力量正在支离破碎和消亡。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危险来自左派，包括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左翼团体和个人。破产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神秘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他们的机构所在地据称是20世纪60年代最具自由支配性的两个机构：大学和大众媒体。如果保守主义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应对自由主义的消亡、左派的激进化以及仍然存在于国家巨大权力中心的左派知识和文化。保守派争辩说，并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推动了正在发展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对于塑造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的特征和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已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问题，也是保守派分析的主题。在《国家评论》的连续报道中，校园话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现代》（Modern Age）和《校际评论》（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也经常刊载关于“学生骚乱”“反主流文化”等相关现象的文章。许多主要的保守知识分子都对此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

保守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其要么与自由主义同流合污，坚守共同的价值观，遵守传统的游戏规则，要么选择战斗，摆脱自由主义者束缚，或在方法上遵循自由主义的礼节。这并非容易的选择，因为一方面，保守主义不愿采取极端措施；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保护传统文化价值。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保守的知识分子似乎满足于追求看似具有共识性的中间路线，即远离范式的纯洁性。这种方法也许在哲学上并不严谨。难以取悦那些被他们称为理论家的人。然而，无论如何，保守主义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当关于原则的所有理论观点被彻底宣扬时，保守派并没有受到批评者的诱惑，原因有两个：一是许多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发生重大右移；二是保守主义者最终成为国家领导层的有力竞争者。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保守派来说最令人鼓舞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由主义对政府和传统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方法的幻想破灭。在整个十年中，保守派“反政府”在务实地审视自由主义计划时获得了更为切实的观点和论据，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加入进来。1970年，彼得·施拉格（Peter Schrag）沮丧地写道：十年过去了，伟大的梦想已经落下帷幕。我们曾相信有解决如贫穷、种族主义、不公正、无知等一切问题的方法；这应该只是时间、金钱、适当的计划和大规模攻击的问题……然而，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信心，我们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似乎不再是确定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面临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愈发让人失望，因此许多人转向了保守主义。

1970年是弥漫着民众对校园灾难和国家解体恐惧的一年，在此时，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却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抗国家”以更广泛的形式出现，反抗习俗和权威的现象出现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突然之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传统、秩序、权威、克制、责任、道德等的思路，似乎可以解决当时真正的困惑。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认为，在“解放”和“平等”的普遍言辞之下，隐藏着“对秩序和稳定的强烈渴望”。在这一时期，这些保守派在政治实践中的发展与观念和思想的普及同样顺利。1969年，当时自称“迪斯雷利保守派”（Disraeli conservative）的尼克松获得了总统职位，他是柯克等保守派的朋友。随后，一些杰出的右翼学者在尼克松政府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例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国防部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胡佛研究所的理查德·艾伦（Richard V. Allen）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工作人员马丁·安德森等人。尽管后来保守派因为尼克松出现了明显的“左倾”而对其失望，但尼克松时期的美国保守派认为自己在思想和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派有机会在美国塑造国家的命运。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当选总统，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实现了他们追求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决定性突破。其中，各种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不断进入保守派队伍是其显着发展的重要证明。克里斯托尔（Kristol）、诺曼·波德雷兹（Norman Podhoretz）、米奇·德克特（Midge Decter）和让·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等新保守派作家成为美国右翼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到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右翼包含五种不同的推动力：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反共产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正如小巴克利之前为保守派所做的那样，里根也发挥了同样的象征性和普世性的作用。

1994年，被称为“与美国的契约”的竞选宣言，使共和党人对保守派思想的接受程度达到新高潮。这是共和党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控制众议院，他们选出的议长不是传统的、缺乏想象力的政客，而是一位对保守主义思想了如指掌的前大学教授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金里奇拥有历史博士学位，而他的副手、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梅（Richard Armey）也曾是一名大学教授，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金里奇与“进步与自由基金会”（the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这一智库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具有象征意义。

有很多迹象表明，21世纪初美国保守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政治之中，他们的荒野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从环城公路到博客圈，从出版业到互联网网站，从家庭教育运动到古典基督教学院，保守反主流文化空前蓬勃。然而，如果说保守主义在美国版图上根深蒂固，伴随右翼庆祝的热潮，也伴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其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里根时代以来，政治上的成功并未与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匹配。保守派强烈谴责道德相对主义的浪潮，但他们却感到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础正被逐年侵蚀。此外，在部分保守派知识分子群体中，流传着一种观点：保守派在其掌权的道路上，正逐渐被腐化。

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因为内部的纷乱与多样性，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无法为美国的保守主义提供固定的文化传统基础。同时美国的保守主义渴望在政治领域获得权势与威望，在变化中的政治社会中不断奔走，力图获得能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地位。然而，这些努力未必能够解决美国政治社会的撕裂与分化，反而可能会加剧已有的分裂局势。

三 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与未来走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肯尼迪遇刺之间，一系列强有力的保守规范为美国文化设定了参数。这些文化标准可以用“规范性美国”（Normative America）一词来描述。规范的美国人崇尚辛勤工作、个人责任感、个人价值、延迟满足和社会交往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在性别角色方面，他们严格按照传统的性期望生活，认为无论是生育还是娱乐，都应当在异性婚姻的范畴内进行。而在婚姻范围内，男人一般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撑，而女人则更多承担家庭和育儿职责。此外，规范的美国人普遍认同自己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对优越性，却往往忽视奴隶制等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同时认为美国的基督教遗产彰显了其独特性，认为美国确实是一个“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但是，战后“规范性美国”的凝聚力是其内部威胁的副产品，这些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显现，仿佛异议的乌云逐渐逼近地平线。美国人通过拥抱文化整合，试图掩盖那些潜藏在表象之下的疑虑与不安。

20世纪60年代源起的文化战争以及战后兴起的保守主义，无疑对当代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持续发展，至今仍在影响、塑造21世纪的美国社会。目前，美国所呈现的社会撕裂与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从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交错中找到某种解释。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战争到了90年代并没有停息，已从大众的权利抗争发展到高等教育中的思想之争。1991年，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将美国大学课程上广为流传的分歧形容为“西方政治传统和活跃思想的侵略战争中的相关战役”。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高等教育的激烈辩论达到了顶峰，凸显了保守派长期以来试图将自己与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反美的精英知识分子“新阶级”区分开来的尝试。他们成功地改变了公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看法，许多人开始认为这是左翼的堡垒，在这里标准被摧毁，西方最优秀的文明被“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杂烩所取代。一种揭露的体裁盛行，包括《美国思想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狭隘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和《终身激进分子：政治怎么腐蚀我们高等教育》（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等，这些有助于强化对大学教授尤其是人文学科教授的理解，指出他们虽然脱离现实，却好像又在前进。

当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等教育文化战争相当复杂。学术界的思想争论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尚待商榷，但其持久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在象牙塔内外，回荡着各种思想家的呐喊声，这暴露出美国民族信仰危机。人们会疑问美国是一个好国家吗？没有基础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吗？人文科学的经典通识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这些抽象问题的辩论震惊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表明文化战争并没有被归结为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甚至一系列问题。相反，文化战争通常是关于民族认同的认识论问题：美国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为了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将寻求答案的目光投向法国。具体来说，他们整合法国哲学家的理论框架，如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着作，这些着作以各种方式将真理和道德相对化，使之成为权力的表达。福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学科中获得最广泛阅读的理论家，被认为以相对论的陈述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思想生活，这种相对论的陈述是“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切割”。文化战争引发了对知识权威的质疑，传统也面临着消亡，这就动摇了美国思想的基础。这种争议从大众转至高等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才是美国的精神传统？而文化保守主义也正是基于这点，以保守美国精神传统为其保守立场进行辩护。尽管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核心问题恰恰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精神传统的质疑和反思。

这些文化矛盾值得深思。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提出的异端观点或许是正确的，即《独立宣言》中所载的个人自由是危险的，因为它启动了一个致力于永久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如何对“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一命题设定限制？与签署宣言的人的假设相反，“所有人”最终包括了非财产所有人、奴隶和曾经的奴隶、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自异乡的移民、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无神论者、妇女、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等。从这种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体现了一种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的民族精神。但是正如美国文化战争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解放，无论其精神根基如何，都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当代的美国人民向国家要求权利时，当人民对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时，美国的民族文化可能就破裂了。长期的文化争论使塑造共同的文化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传统为依凭，那可能很难建立社会自由、民主所必需的某种良好的团结。

无论怎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战争不断挑战着美国建国以来的文化传统，各自为战的保守主义者尽管试图找到某种新的文化传统来捍卫，但是其多元化的理论倾向和他们对彼此的怀疑，都可能使美国政治社会继续产生分化与撕裂。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全判断美国政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还在继续发挥影响，美国的未来如何，还取决于这二者将把美国带向何方。

文化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世界，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抵制文化变革的人大抵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们所珍爱的世界正在消散，那些珍爱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了它的生存而奋斗。但是到了21世纪，那个失去世界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尽管在当时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新国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接受了它的样子。因此，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战争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调整期——美国在文化变革中挣扎以适应新的现实。文化战争迫使美国人，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去承认美国生活的转变。虽然承认的形式通常是拒绝，但不完全拒绝其实是调整与转变的第一步。当然，文化战争余波依然未平，许多在20世纪后期“美国灵魂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仍然在挥舞旗帜。21世纪，文化战争仍在继续，文化冲突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逻辑。

当代美国的文化战争，并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战争，但这种战争对美国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文化战争兴起时，保守主义以某种原则捍卫者出现，无论是在大众还是知识精英中，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政府，保守主义都持续发挥其作用。文化战争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好，都是“二战”以来试图确证新的美国应当是什么样子、美国的“灵魂”到底是什么的努力。现在看来，它们不但未能解决原来的问题，同时还在制造新的困惑。这种困惑可能使美国迷路，“随着自由主义的不断衰落，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同时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不仅在文化上产生撕裂效应，而且带来政治上的对立”。

综上，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状态，可以从“二战”以来美国的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中寻找到某种解释。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处在文化战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延续下，美国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尚未完成“灵魂”的重塑。当代的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派别或运动，而是多样的。正是由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多样化方式，使其与文化战争中各群体的权利抗争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当代美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纷争与分化。从客观角度看，这种纷争与分化仍处于美国体系之内，不能因此夸大其力量，但其社会撕裂作用的确不容小觑。

胡国利，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西方政治思想。重点关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出版着作１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项，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