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贸易战6年多，美国越打越“亏”陷泥潭，中国苦练“内功”正当时

近年来，美国打着减少贸易逆差、重振制造业的旗号，发起对华贸易战，然而事与愿违，逆差不降反升，制造业就业不增反减，且导致国内通胀高企，全球供应链紊乱。在中美博弈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面对技术封锁和外需疲软等挑战，中国需完善创新体系，优化研发资源配置，同时改革收入分配、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进而缓解通缩压力，推动经济向更包容、均衡、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2018年3月22日，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当时特朗普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然而事与愿违，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达到3829亿美元。更尴尬的是，贸易战打了6年多，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

美国政府还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增加就业，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目前降至1280万人。不仅如此，关税还推高了美国的通胀水平，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3%，环比增长0.2%，对消费者和下游企业构成负担。同时，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加征关税和贸易战都是“逆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特朗普借助“逆全球化”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表明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从结构性因素看，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者、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比如，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年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2.5%，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0.5%，几乎可以忽略。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尽管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具有个人决策的偶然性，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国家构成挑战。特别是，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与技术竞争者之后，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即已初现端倪。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有所区别，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更为系统、协调。2022年5月，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旨在组建友岸集团，形成“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同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禁止美资投向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三大领域，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提高到100%。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提高到50%，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5%提高到25%。

所以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存在。

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一方面，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话仍在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如果中国在关税上不作让步，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最近，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措施，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脱钩”与“断链”成为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

对中国而言，贸易战与“脱钩断链”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技术设备与资本品进口受阻，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即所谓的“卡脖子”；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外需疲软。

作为应对之策，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并以制度改革打通“从投入到产出”的路径。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2023年达3.4万亿元，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61万亿元。事实证明，技术上“卡脖子”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和活力，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成果。

与此同时，必须着力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部市场的不足。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为负，2023年比上年下降3.0%，2024年再次下降2.2%，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从2019年的2.9%降至2024年的0.2%，已呈现出通缩风险迹象。

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但长期以来，国内消费疲软，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从当前超过40%的水平降至25%左右，以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水平，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

第二，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是提升居民收入份额的途径之一。此外，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将更多政府收入（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向低收入群体转移，具体方式包括定向消费补贴、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

第三，要分步骤、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的担忧，这有助于提振消费意愿和能力，是扩大消费的关键。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着低于OECD国家，建议增加3-5个百分点，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

最后，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富裕群体，可有效提高整体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应对挑战的关键，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