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娟丽 宋佳琳：“关系政治”：概念、理论及其应用的中国语境

摘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关系”的研究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中西方都是如此。关于何谓“关系”，“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是什么，关系权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直接或间接地作出了回答，那就是“关系”始终指向某种特殊的利益，且与权力、资源、资本密切相关。但近代以来，“关系”的语境逐渐中国化，“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被置换为“中国式关系”，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这种趋势尤其明显。从“关系”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无论是社会差序格局，还是现实政治互动，无不受到“关系”的影响，某种“关系政治”确已形成。但回看西方社会，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关系”同样普遍存在，“关系政治”同样是重要的分析工具。

“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中国式关系”更是如此。从约束“关系”主体规则的性质来看，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而浸润在传统农耕文明之中的“关系”，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更多地带有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各种非制度化的人际关系更是在公共生活、资源分配等重要层面发挥着持续性的作用，“关系”成为理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概念。

根据既有研究，一方面，“关系”与许多经典理论，如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具有天然的因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能够成为我们理解“关系”的本质及其运作的视角与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式关系”又不同于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关系”。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其具体体现的形式与特点不同，更在于它总是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式关系”可能体现为地位较高者向地位较低者施以恩惠、获取回报形成的庇护主义关系，即某种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体现为下级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政策指令而形成的“共谋”关系，即一种政府层级关系；还有可能体现为政商之间以政绩—业绩为纽带驱动的“地区性增长联盟”，即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多方力量的合作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关系”都可以影响或者有助于获取特殊的权利/权力，以其连带资源的特征渗透在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的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先进的控制手段与标准化流程得以成功地将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以更清晰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规避那些潜在的关系网络。然而，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政治实践的复杂化程度总是同步推进的，在我国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有序与无序、规则与关系的矛盾与对立，这些现象以其特有的方式保持着某种动态的调整与平衡。因此，即使是在规则至上的今天，“关系”仍然是观察中国政治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关系”及“关系政治”的词源学意义

从词源学意义上，“关系”可以简单地根据字面意义理解为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更常见的情况是，“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简称，指代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与人或者人与事物之间发展走向的某类因素。在中国话语中，“关系”首先可以区分为家庭关系与非家庭关系，对应着表达性的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其次，“关系”是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综合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情感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可以提供好处和潜在的利益。此外，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人情、面子等概念与“关系”一词密不可分。

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关系”的对译词并非常见的relation、relationship、connection等词，而是从早期开始，即以韦氏拼音的Kuan-hsi指代。它最早出现在英国传教士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的着作中，而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最早在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Kuan-hsi的性质及其功能。此外，家博（J. Bruce Jacobs）、白蓓莉（Barbara L. K. Pillsbury）、金耀基（Ambrose Yeo-chi King）等，都对Kuan-hsi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

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以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后，“关系”在英文中的对译词普遍被Guanxi所取代，且作为外来词得以进入《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目前的文献搜索证明白瑞琪（Marc J. Blecher）及其合作者最早在论文中使用Guanxi一词，其他重要作者还包括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戴慕珍（Jean C.Oi）、阎云翔、王大伟（David L. Wank）、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林亮宏等。

在国内学术界，基于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与各种不断扩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而成为农民行为的支配性因素，徐勇提出“关系叠加”的概念，并将“关系”作为研究中国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认识视角、解释框架和分析方法。在他之前，张紧跟等人则在一项关于草根NGO的“非正式政治”的研究中最早明确地提出“关系政治”的概念。

关于“关系政治”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勒纳（Josh Lerner）认为“关系政治”是“亲密的面对面的参与”，也有研究认为“关系政治”的特征就是相互了解且相互影响。“关系政治”并不依赖于共识，也不一定会产生共识。总之，“关系政治”是一种超越了非私人的正式政治的互动模式。在不平等的政治环境下，“关系政治”（而不是协商、参与或一元民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关系政治”产生的根源，是政治生活中的人们不仅希望从中获得自由和平等，还希望从中获得兄弟情谊等亚里士多德式的友谊、团结、互惠或者第二波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姐妹情谊”。“关系政治”的缺陷不言而喻，比如对于范围广大的政治治理或经济治理，“关系政治”会比选票、市场和法律等非私人的工具效率低得多，且“关系政治”会给团队中那些具有特殊技能、地位甚至年长者赋予不公平的特权。“关系政治”有时也会促进正式政治，有时甚至优于利益政治，因为“关系政治”的韧性更有利于解决分歧。

“关系”中的权力、网络与资本：关于“关系”的几种理论

何谓“关系”，“关系”的结构是什么、“关系”的功能又是什么，关系权（力）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别做出了回答。

（一）关系权理论：“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

将“关系”与权力相结合，早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即有先例，但具体从何时出现“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这个概念，已经不可考。根据既有研究对“关系权力”的界定，它作为一种“共识权力”而区别于实质性权力或者结构权力，也可以与话语权力、表现权力相并列，或者与制度权力、话语权力相对立，总之，它不同于基于正式契约的强制性权力，其存续主要取决于领导者可以提供的保护（包括安全）以及屈服于这种保护所需要的交换条件，有点类似于黎安友等人提到的庇护关系。杨伟聪（Henry Waichung Yeung）笔下的关系权力主要涉及的是行动者之间基于某种专门的承诺所产生的交易，何子恩（Benjamin Tze Ern Ho）则认为“关系权力”是特殊的由相关互联的行动者所共享的资源。根据徐勇的理解，“关系权”思想的核心即“关系即权力，且权力也在关系中”。总之，“关系”与权力相互关联，权力在特定的“关系”中构成和动态运行，同时，“关系”体现为多种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更广泛的意义看，特殊主义的“关系权力”并非中国独有，更非传统时代才有，它不仅存在于中国政治实践中，更是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律。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处于“关系”中

行动者网络理论致力于解决“关系”的基本结构问题。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是由包括权力和组织在内的要素所形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在物质上是异质的，代理者、文本、设施和架构等都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成的。而且，这种“关系”可以被建构、可能涉及多个要素、无处不在且不一定互斥，它们构成庞大的网络。可以说每个人与每个要素都被紧密地联结在这张网络里，都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一分子。行动者因为处于“关系”中，它们的行为受到与其他行动者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也形塑着与其他行动者的进一步互动。在宏观政治现象中，这种行动者的能动性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单独的主体，既存在于不可违背的庞大政治体系网络之中，又因为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掌握着不同层次的主导优势，而每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政策执行与落实、民众意愿传达的成果与效率。

（三）社会资本理论：“关系”意味着资源与资本

如果说关系权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解决了何谓“关系”及“关系”的结构问题的话，那么，社会资本理论就解决了“关系”的功能问题。本质上，“关系”，尤其是人情、面子等互惠关系，其结果就是指向其连带的特定资源、交换关系乃至社会资本。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不仅“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资本的多少，“关系”的强度同样也是决定社会资本高低的重要变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是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够真正发挥社会资源价值的重要杠杆。因为社会资源分布不平衡并由此产生了权力分配不等以及地位的分化，需要各个权力层次的主体之间通过交换来实现要素的流动或者主体地位的变化。从功能上说，“关系”一定连带着某种社会资本，每个人在“关系”或者关系网中的位置得到确认，就意味着每个成员能够在特定事件或者情境中获得的优待和利益也得到了相对保证。

从“中国式关系”看现实中的“关系政治”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关系”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不变的是“关系”的属性或其功能——作为网络，作为资本，甚至作为一种权力。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或者横向的关系主体互动，都可以看到中国式“关系政治”生动的现实样态。

（一）历时性的角度

随着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原子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式的“关系政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下，“关系政治”呈现的特征是皇帝制度下的“熟人政治”，一方面是小圈子内部团结有序，另一方面是圈子与圈子之间难以达成合作共识。上层精英致力于成为“皇帝”圈子中人，社会底层则忙于抱团取暖、分门分派，同宗、同乡、同门依“关系”而自然地成为不同的政治力量。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冲击着中国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以及所谓的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等观念。在农村，家庭关系、宗族关系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利益关系、交换关系，传统代际关系也因为空间分隔与资源控制等众多因素而走向失衡，乡村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紧密性在慢慢瓦解。而在城市，曾经掌握着提供政治晋升、物质利益、社会关系与精神满足的所有资源、机会与权力的“单位”制受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冲击，一种新的“单位+社区”的关系模式开始形成。就这样，半熟人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以礼俗性往来或者体制性互助为基础，而是开始向法理型团结靠拢。一方面是人们互相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少，另一方面是外来力量开始介入熟人圈子，多元化与异质性开始成为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下政治生活的特征。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化、世俗化的广泛影响，我国城乡社会的关系模式进一步发生剧烈变化，开始出现一种“原子化”的特征。在原子的核心，强强联合导致利益聚集和阶层固化；而在内核与外围之间，人们很难产生直接联系，即使有联系，也主要以基于个人利益的庇护主义形式而存在。在更广大的外围空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变得弱化，人们日益与公共领域疏离，“原子化”社会的关系政治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特征。

（二）共时性的角度

从横向的关系主体维度观察中国式关系，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国家建构、政府管理还是官僚机构运行乃至官员个人发展，都无不受到“关系”的影响。

从历史来看，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那些非正式的势力与治理资源的影响。比如，地方官府、宗法家长、行会、土豪劣绅、保安警官、有特权的个人等，都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或影响力，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当然，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转型与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契约规制发育不成熟，就会面临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绑架”“分割”国家权力的现象。除此之外，在当代，围绕宗族所形成的关系模式仍然深深地嵌入在村庄治理当中。

在政府运行层面，在我国治理范围广泛、政府层级较多的条件下，正式体制之中的非正式关系也能够持续影响政府决策与政策执行。像地方政府间的“共谋”现象或者其运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等中，都可以看到“关系政治”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国家、政府层面，“关系”归根到底主要体现为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直接介入官员的晋升考核当中。当然，在干部的政治生涯、仕途和职业发展当中，更多的时候“关系”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多种要素杂糅在一起。基于个体利益的关系，并非都是自私的甚至非法的关系，也有些特殊关系同时也属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正式关系。基于官员政绩和企业业绩的同步驱动，往往一个地区内部会形成“政绩—业绩”纽带，进而形成以其为中心结成的“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其中的驱动力量，既有制度化的正式关系，又有人格化的非正式关系，这样一种“混搭”关系，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常见。

结语

就个别情境或者特定时期来看，“关系”这种特殊力量进入公共政治生活，有时确实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某些问题，但它也有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即公共性的问题；因为“关系”作为权力、网络和资本，其本意即为部分特定人带来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机会，其结果势必削弱他人本应拥有的权利与利益。因此，“关系政治”概念或者分析工具的提出，并非一种应然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实然的现象描述。尤其是“中国式关系”概念的应用，并非意味着“关系政治”是中国特有现象；恰恰相反，“关系政治”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最早都出现在西方。从实践来看，随着法律制度、市场规则、交易理性和数字技术等的发展，基于个体人际交往的“关系”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变迁，因此，坚信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是我们解读中国式“关系政治”的前提。

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宋佳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自：《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