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100个“免打扰”的打工人，等不来退群自由

退出群聊，是一种值得捍卫的权利，一种拒绝强制社交、自主寻找幸福的行动。

人是社会性动物，很难逃离集体生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说过，脱离城邦（在他的时代，这是最重要的集体）后仍能生存的，要么是神，要么是兽。

马克思则提到，人并非孤立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提醒我们，即便选择退出集体，我们身上依然承载着过往关系的烙印。

说到底，只要是人，就得在集体里与他人互动，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关系联结。我们的身份认同、语言思维、生存资源都植根于社会这片土壤，这是作为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凭依。

社会是舞台，我们都在上面扮演角色，通过与他者互动，形成了新的小集体。从原生家庭到工作单位，从临时组织到兴趣小组，我们在不断适应和评判不同集体时，也持续思考着这些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集体？退出集体的代价是什么？我更适合什么样的集体？

“即便你成功了，你也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便”

最近“丝瓜汤”视频爆火，博主累子以一组荒诞幽默的家庭小剧场，解构了老生常谈的原生家庭主题。年轻人看后先是爆笑，随即觉得异常沉重：当一个人受困于自己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后天形成的关系），在集体中无法正常表达和行动，得不到理解甚至经常被误解，除了曲意逢迎、被动忍受，还有别的办法吗？

（图/社交平台截图）

“丝瓜汤”指代的是家庭内的统一趣味和强势训导，任何家庭成员试图拒绝它，都是对集体的疏离，甚至背叛。“丝瓜汤”拍出了许多年轻人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困境，即一种想要拒绝集体约束但发现无力拒绝、想表达反对意见但总是陷入无意义循环的状态。

面对压力，用抽象和幽默进行解构是一种方法，但终究治标不治本。这只是对压力的嘲讽，是一种精神代偿，而不是解决方案。

于是一些人开始尝试更彻底的行动：退出。退出这场毫无默契的群聊，转身走向另一个世界。

辞职隐居，是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退出群聊”行为之一。2024 年，作家李颖迪在其非虚构作品《逃走的人》中，记录了一批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到黑龙江鹤岗隐居的故事。

《逃走的人》

作者：李颖迪

出版社：新经典丨文汇出版社

2024-8

这些“逃离者”期待能以退为进，躲过城市与工作的双重压迫，去生活成本更低、幸福指数可能更高的小城里寻找新生活。这听来充满叛逆和浪漫的气息，有些莽撞，但令人羡慕。因为这体现了人们对现状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以及重获新生的勇气和行动力。

更多年轻人在关注这些勇敢的离群者，希望知道这些人在未来会怎么样，这对年轻人的思考和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至少在《逃走的人》的结局中，一年多过去，这些“逃离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留在鹤岗，大部分人陆续回到了大城市。

（图/unsplash）

这足以证明，挣脱主流生活模式，维持最低限度的自主生活，会遇见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难。书中写到，回到大城市的人，普遍觉得在鹤岗很难建立新的、有意义的社会联结，或者“原来想要逃避的麻烦，（这里）可能还是会有”——退出之后，既不能向外求得新的意义，向内又发现那些命题依旧在困扰自己。

“退出群聊”实际上是个体在社会这个既定舞台上为了追求更高生存质量所展现的能动行为。它是对那些不健康的、不尊重个体、阻碍自我实现的具体社会关系的舍弃。

这种舍弃应该以理性打底。只鼓励“退出”集体或某种生活方式，而不去仔细思考如何重建、如何维系新生活，就会如李颖迪在书中分析的那样，这些逃离的选择可能只是“身体代替大脑作出了反应”，理智上和逻辑上还没有想清楚，身体就已经反应并行动了，虽然勇气可嘉，但效果有限。

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说过的那样：“共同体是很难加入的……离开共同体也不容易。你要花很大心思，才能断绝人的联系。你得想理由，你得谈判。即便你成功了，你也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便，以及如果有，这些不便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越是看似自由的选择，越是需要耐心与智慧

“退群”的念头，常见但不限于以下时刻：微信群里，无意义对话、广告和莫名其妙的公众号链接淹没了正常交流；饭局中，满是相似的自吹自擂和幼稚可笑的评头论足；难得休假，家人又在唠叨你、误解你、给你压力，做不切实际的幻想，给无用的建议——像极了你的上司。

（图/unsplash）

希望退出消耗甚至摧残自己的集体，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但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不具备“退出”的条件，也较少有意识地去争取“退出”的权利。

“整顿职场”是 Z 世代踏入社会时面对集体的鲜明姿态。在他们之前，作为职场主力的 70 后、80 后、90 后更倾向于学习和顺应规则，积极改造自身以融入集体；“断亲”则是年轻一代重塑亲缘关系的积极主张，这在过去强大的宗族与地缘关系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行为。

（图/《喜剧之王单口季》）

集体给了我们的父辈以安全感和存在感，他们不仅不会选择逃离，还会主动维护集体，替集体解释或开脱，以他们的认同感建构群聊，去寻求“人以群分”的踏实感和有人互相记挂、互相庇护的安全感。

现在，父辈比我们想象中更依赖手机，因为手机上往往有亲戚群、社区群、邻居群、战友群、同学群，这些集体关系被他们从线下搬到线上，得以维持数十年不变的相处模式，问候的方式也多年不变。他们谈及的往事总是那么几件，但彼此的关系异常牢固。

（图/社交平台截图）

比如几乎从来都不出门的爸妈，可能会为了老战友、老同学出一趟远门。这种带着原初的、热烈的状态的集体感，往往是当下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更年轻的一代人，正在希望活成另一种人。他们当然热衷于投入关系、进入集体，但他们更强调一种进入与退出的自由：无论是这些年常见的“整顿职场”、逃离原生家庭，还是和朋友割席、与伴侣分手，都要做到及时止损、行事果决。他们不再坚持某种多年不变的思考模式或生活方式，而是不爽了就换，换了再说。

（图/《一起同过窗》）

两代人，或者说保守与进取的两类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的舒适区就是集体，集体与个人密不可分，当集体制约甚至束缚个人时，他们多半选择顺从；后者则反对社会的一切条条框框，一旦感到不舒适就迅速挥手作别。

社会学三巨头之一的埃米尔·涂尔干曾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描绘社会的不同联结方式。在“机械团结”主导的传统社会里，一致性是铁律，强大的集体意识很大程度上消弭甚至吞噬了个人意志；现代的“有机团结”则源于复杂的社会分工，它鼓励并依赖于个体的特异性和自主性，通过功能的互补将大家联结在一起。

“机械”相较于“有机”，表明了特定时代的集体观念，即集体永远在个人之上，个人在集体面前要隐忍，要服从，要后退到安全的位置，否则就有被逐出集体、失去庇护的风险；“有机”意味着一种生活选择上的弹性和可能性，群组可以打散并重新联结。

在当下，年轻人“退出群聊”的负担前所未有地小。社会舆论倾向于褒奖这种勇气，年轻人也以此为荣。盲从集体、强迫服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不是所有选择退出的人都明白，越是看似自由的选择，越是需要耐心与智慧。

退出是脱离一个小的结构，过后要么重新嵌入新的结构，要么在结构外以最小的消耗、最低的要求生活。前者可能通过审慎的思考和选择改善原来的情况，而后者已经被许多个案证明非常困难。

所以，年轻人当下的烦恼可能在于，当“退出”成为自主选择，反而不知道该“进入”什么。拥有选择权是好事，副作用则可能是发现没什么事可以坚持，从而陷入更长远的虚无和茫然。

（图/unsplash）

在这个群聊过剩的年代，社会舆论的整体氛围倾向于鼓励人们退出一部分群聊。但是这种鼓励是审慎的，每次退出难免有相应的代价，不能只求痛快而不顾后果。选择总是一体两面的，关键在于判断。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退出方式——窝囊的，或者说消极的退出。这指的是行动上不退出集体，但是默默地在群聊开启“免打扰”模式，以离职心态继续上班，或以旁观者姿态面对家庭生活，等等。身体还在按部就班做“该做的事”，心态早就溜到远方，已经不在乎这个组织最新的动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社交。随它去了。

“退出群聊”的尽头，是重建群聊

退出群聊的人不是不需要集体，而是迫切需要一个与自己更契合的，能互相理解、互相成就的集体。

从另一个角度说，急于退出群聊的人大概是不幸的，他们只见过集体的“阴暗面”，比如组织的无序和低效、人与人的猜忌和算计，但未曾在一个志同道合、积极向上的集体中生活，于是他们用退出表明心志，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寻理想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