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昀：烽火中的金融密码：抗战时期的货币斗争

货币既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血液，也是主权国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货币权力是否强大，货币政策是否得当，不仅关乎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还关乎治理效能的高低以及政权的安危。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货币权力、货币政策还与军事斗争成败紧密相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货币权力博弈。这是一场“敌、友、我三方的经济战”，总体形势是日伪来势汹汹，国民党摇摆不定，我方力量薄弱，各抗日根据地面临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形势。面对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货币博弈新策略，开展货币政策新实践。这些新举措一方面有力支持了生产建设，较好维护了金融稳定，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也粉碎了日伪控制中国货币体系的图谋，捍卫了货币金融主权。

抗战时期三方货币斗争的主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企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日本的侵略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占领，而是由一系列“组合拳”构成的系统计划，包括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货币操控等手段。货币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日本发动货币战的目的并不限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在攫取财富的同时，从根本上摧毁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环绕国、共、日三大主体，有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贯穿抗战时期货币权力博弈的全过程：

一是国共联手反制日本。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遏制日伪货币权力的扩张，维护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条主线背后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亡国不亡国的问题。

二是国共之间的货币斗争。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面对困境，中国共产党积极创新货币管理模式，致力于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主线背后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

1941年之后的货币斗争格局

1941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深刻改变了抗战时期货币权力博弈格局。

一是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成为国共之间货币权力博弈的关键转折点。此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频繁发动经济战，国共冲突迅速升级。面对严酷的环境，各根据地发行本币，禁用法币，将货币发行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运用货币权力推动经济发展，以生产能力的显着提升来保障金融稳定、支持军事斗争。其中，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货币政策创新最具典型性。

二是1941年12月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导致日本对华货币战略出现大转折，从吸收法币、攻击外汇市场转向驱逐法币、抢夺物资，企图以货币战支持物资战。为了维护法币稳定、阻遏日伪货币攻击，国民党向英美寻求支持。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停用法币，排挤伪钞，使得本币独占市场，起到了维护金融稳定、保障生产发展的作用。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伪的货币斗争极具代表性。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骤然加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力度，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周围关卡林立，法币和物资供应被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资金和贸易往来被严格管制。为了应对困局，陕甘宁边区停用法币，随后发行边币。其他抗日根据地也纷纷停用法币，设立银行发行本位币。到1942年，各根据地发行货币的银行已达13家。由于外援断绝，边币没有足够的兑换基金，不可能兑换成法币。故而边币不再是法币的辅币，而是边区的本位货币。

趁边币立足未稳，国民党政府加大对边区的经济战力度，打压边币，抢购物资。这极大地冲击了边币的发行与流通。一方面，由于边币仍以法币为锚，国统区的物价上涨必然传导到边区；另一方面，封锁禁运减少了外部货物的输入，从而抑制了边区的商品供应，加剧物价上涨。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通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围绕经济发展，边区政府积极探索货币管理新路径：一方面，运用货币权力，禁用法币，增强边币信用；另一方面，探索货币发行规律，推动信贷资源优化配置，支持生产建设，增加有效供给。

在货币流通方面，边区政府采取彻底禁用法币的措施，扩大边币流通范围，增强边币信用。禁令的严格执行为边币腾出了市场，扩大了边币的流通范围，提升了边币的信用。这便导致人们对边币的需求上升，边币相对于法币的价值自然也就提高了。

在货币发行方面，边区政府根据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和政权运行的需要，同时兼顾物价和汇率稳定，力求在发展中实现金融稳定。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这一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一要促进生产建设，增加商品供给；二要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支持军事斗争和政权运转；三要明确财经纪律，避免经济金融剧烈波动。决策者在三者之间尽可能统筹兼顾，保持总体平衡。

在与国统区贸易方面，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卖出，减少买入，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趋于平稳。随着边区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原来依赖从区外买入的物资，如棉花、布匹、文具等，已经基本实现自主供给，再加上边区政府限制或禁止香烟等非必需品的买入，区外买入物资数量有所减少。

在边法币兑换方面，组织设立货币交换所，便利人民群众自由兑换边币、法币，推动边币在货币权力博弈中由劣势转为优势。由于边区与国统区之间的贸易比较频繁，群众的边法币兑换需求较大。边区政府于1941年12月在全边区设立了42个货币交换所，充分满足了跨区贸易中的货币自由兑换需求。

综上所述，边区政府通过发行本币，掌握了边区货币发行权，并通过扩大本币流通域，增强本币信用，应对外部经济封锁。货币管理部门松紧适度地调节本币发行规模，优化信贷资金配置，为生产建设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保障。边区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供给能力的提升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极大改善了边区的贸易和财政状况，有效稳定了边币价格，有力保障了军事和行政开支。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经济战策略发生根本转变，将物资战置于经济战的核心地位，而将货币战从主要手段降为配合物资战的辅助工具。日伪针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战策略呈现新的特点：一是以掠夺、囤积根据地物资，特别是粮食和工业原料为重点。二是把法币驱赶到根据地，企图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扰乱市场秩序和货币金融秩序，使民众丧失对法币的信心。三是大量伪造法币，向根据地倾销，破坏法币信用。

山东抗日根据地自1943年7月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群众将持有的法币到北海银行兑换为抗币，或到敌占区换回物资，从而避免因法币贬值而蒙受损失。如此一来，就把法币挤出了根据地，抗币的流通范围自然扩大。法币猛跌之后，根据地群众在区外贸易中直接与伪币交易；当伪币贬值之后，根据地规定将抗币作为市场交易的支付手段。这就迫使沦陷区商人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抗币以备交易之需。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一是将数以亿计的法币和伪钞挤出了根据地，消灭了因法币膨胀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二是拓展了抗币的流通范围，使抗币渗入沦陷区市场；三是换回了大量重要物资，有力支援了抗战。

通过货币权力博弈获得的沦陷区物资对稳定根据地物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物资大多是生活必需品，如棉花、粮食、棉布、花生等，被用作抗币发行的准备资产。山东抗日根据地每发行一万元本币，其中至少有五千元用于购买和储存上述物资。一旦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有关部门就根据逆风向行事的原则吞吐物资，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稳定。抗币币值的稳定与法币、伪币币值的持续下跌形成鲜明对比，不但根据地人民愿意使用抗币，就连部分沦陷区人民也乐于抛出法币、伪币换取抗币，抗币的流通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这一现象被薛暮桥先生总结为“良币驱逐劣币”。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日伪的货币权力博弈中紧紧抓住争夺重要物资这个关键，以扩大本币流通范围为前提，依托重要物资积极开展货币发行制度创新，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生产建设，不仅稳定了货币价格，更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充足的物资保障。

抗战时期货币斗争的重要启示

面对敌顽双重打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外援支持的情况下立足于自身发展，着眼于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实践探索中揭示出货币管理、经济建设、金融稳定与总体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当下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仍有重要启示：

第一，要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的货币斗争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是经济建设的有力抓手。第二，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基础，为金融稳定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第三，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维护政权安全的前提和保障。第四，政治、军事、社会等非经济领域安全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也是政府进一步巩固货币权力和增强本币信用的底气所在。

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原文载于《现代金融导刊》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