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知识、组织与规范——联合国塑造全球化的轮廓

联合国超越国家中心主义，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将全球性问题置于国际公众的关注之下，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联合国成立80年来，针对各领域问题的全球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成长历程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联合国不是全球化时代的被动适应者，作为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基于知识生产、组织架构和规范建构不断塑造着全球化的轮廓。

联合国的知识生产与有方向的全球化

联合国通过知识生产塑造关于全球化发展、全球化风险及其治理的认知，形成国际社会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联合国不同于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它关注全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未来。因此，联合国的知识生产往往与风险预判、前景展望、未来构想相关，基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规劝国家重视相关议程，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行动。联合国的知识生产带有明显的指向性，联合国引导国际社会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对策，指明道路，塑造有方向的全球化。

联合国通过创造“主题词”建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命运感，规划全球化发展的未来道路。各种联合国会议创造的“主题词”强调全球共通性和共同拥有一个地球的命运感，这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比如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只有一个地球”作为主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强调通过共同努力改善人类环境，里约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自1998年举行关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问题的高级别对话会之后，这一主题就进入了1999年以来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的议程。该委员会为成员国对话交流提供了平台，促成“全球化造福人类”的共识。联合国大会在第62/199号决议中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关注全球化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联合国大会2017年通过的一份决议提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浪潮下，联合国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政策协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千年宣言》决心将全球化塑造为有益于人类的力量，全球化由经济自由化和技术发展驱动，应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部门从参与全球化中受益，促进全球化的公平发展。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发表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提出，最穷困和脆弱的国家应受到关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应服务于增长、减贫和持续发展，产生公平的结果。国际社会应通过贸易和投资、技术创新、粮食和能源政策等手段，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全球化的包容性。

联合国传播关于风险挑战的知识，锻造国际社会的风险意识和合作共识，推动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直面全球化挑战，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联合国2024年未来峰会通过了《未来契约》，指出当今相互缠绕关联的挑战超出任何国家的独立行动能力，成员国应当采取58项具体行动，如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平，支持科技创新等。契约号召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在冲突中保护平民，追求无核世界的目标等。契约还呼吁成员国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使联合国能够识别风险，利用技术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改善机构代表性和责任感，增加机构可获取的资源。面对各种突发危机，联合国发挥着知识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功能，影响全球各国政府和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并提出对策建议。针对有可能加剧难民问题的气候危机、缅甸罗兴亚人危机、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和刚果（金）人道主义危机等，联合国难民署分别发布报告，阐明事实，及时发出风险和威胁警示，呼吁采取行动对难民施以援手。

联合国通过概念生产和概念拓展引领全球化发展和治理的方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的安全”概念，用以强调安全价值追求的新指向，纠正过度关注国家层次安全的倾向。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并界定了“可持续发展”概念，阐述了兼顾发展、公平和环境的发展理念。

联合国通过建立竞争性知识体系、开发各种“指数”，为各国家和地区实施有效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创造参照系。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通过跨国比较衡量各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国际电信联盟开发的“信息化发展指数”综合评估全球各地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建的“人类发展指数”评估全球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些知识生产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建立起“全球知识坐标”。

认知共同体（即科学家共同体）在联合国知识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凭借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联合国各种报告的撰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根据既有研究成果出版评估报告，汇总关于人类活动的气候后果的知识，告知国际社会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势及其导致的风险。评估报告由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撰写，在政府审议和授权下发布。评估报告促成《京都议定书》具体减排标准的出台，确立了《巴黎协定》的全球升温控制目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发布的由各国专家撰写的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评估报告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人类全球活动导致生态灾难和物种灭绝的严峻风险，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共识的达成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的全球组织架构与制度化的全球化

联合国赋予了全球化特定的形态，全球化与联合国拥有相似的聚焦点。联合国本身就是全球化发展的成果之一，是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政府间组织，标志着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了一个高度密集的阶段。联合国组织架构是全球化的互动平台、决策平台和行动平台，成为全球化的实践场，促成制度化的全球化。联合国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发展不再散乱和无序，使全球化在人类精心设计的制度轨道内运行。联合国组织架构的宗旨目标、议事日程和行动计划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高度契合。

联合国大会是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审议机构，联合国安理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联合国下属机构和专门机构在各自领域承担全球治理的任务。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环境保护行动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全球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旨在推动全球人权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拓展全球智力协作。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联合国未来峰会等特别机制为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推动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机会。

各层次会议和联合国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是联合国组织架构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的会议可以确定全球优先事项、塑造认知、汇聚聚焦点。这些会议为问题、原则、组织、信息、期望和标准的诞生提供了平台，同时能够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接触交流、化解分歧和共享资源提供舞台。联合国成立以来，其体系内各机构普遍建立了庞大的全球节点网络，体现了内嵌于全球化进程的大规模全球组织变迁。

为了应对新的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联合国不断实施制度革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18年7月建立了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2023年10月成立了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这些努力能够降低全球数字治理的分散性，逐渐形成以联合国架构为核心的治理合力。联合国还重视利用数字技术强化其组织效能，比如强化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全球灾害风险预警能力，以及灾害识别和减灾能力。

联合国组织架构与各国相互配合，协助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全球化影响转型国家的发展和结构改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估合作策略，根据新发展模式和规划，制定介入和援助方案，比如工业政策、中小型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发展等。联合国机构有时也会扮演“评审员”的角色，敦促国家开展治理活动。比如，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制定国家指标，用以评判国家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贡献。

联合国组织架构是全球化时代的一支重要道义力量。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多边体系为全球政策提供了基础框架，塑造了全球共同价值观，各国的广泛参与使之更具合法性，这是任何单一大国都无法具备的力量。联合国减少了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战争，减轻了世界争斗的血腥程度。虽然国家数量增加了四倍，但战争没有明显增加。联合国减少战争的方式包括维和、秘书长的外交斡旋、国际法院的纠正活动和对反侵略战争准则的维护。联合国针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响应和援助行动，是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全球道义规范的重要实践。

联合国的规范建构与有秩序的全球化

全球化并非在毫无章法和完全放任的环境下演进。联合国的规则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全球化的路线，构成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案集合，促成有规则、有边界、有管控和有秩序的全球化。联合国框架下的法律编纂、规范创造和规则制定，形成了众多全球规范节点，成为全球化网络的骨架，使全球化始终在人类能够接受和许可的范围内运转。通过规范社会化的进程，联合国影响主权国家的偏好和选择，将规范推广扩散至国家内部。联合国推动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国际协议和文件，尤其是那些具有造法意义的国际法律文件，成为各领域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石。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尤其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联合国主导创建的公约开创了专门领域的规范体系，这些公约成为“规范母体”。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造了一套关于海洋权益的庞大法律规范体系，《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保护濒危动植物的首个系统性法律规范体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航空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助推航空业的全球化，世界各地共用全球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

全球化带来贫富差距和规则制定的失衡，这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恐惧。联合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纂了一系列有关发展、人权、劳工和环境等问题的规范标准。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界定了基本人权标准和原则，并被后续的多种条约协议进一步阐释。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劳工组织等专门机构在具体业务领域积极制定相关标准。

一些由联合国推动达成的带有“路线图”属性的文件已成为重要的规范。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巴黎协定》等，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路线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囊括了几乎所有相关国际规范，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全面框架，并且允许国家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属于本国的政策组合。这一议程设定了全球通行的目标，为人类发展和地球前途命运规划了道路，设计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任务清单。

联合国始终保持在规范建构方面的高活跃度，这契合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加强全球对话、制定标准和践行国际道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甚至在建立针对企业的全球协调监管框架方面也是如此。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主张通过制定《全球契约》敦促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落实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等原则。通过长期活跃实践，联合国已成为引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密切关注前沿治理领域。联合国的规范建构努力并不是单向的，成员国也愿意共享联合国的“规范资源”，二者协同推动全球化沿着有秩序的轨道演进。联合国是全球政策中心，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各国寻求联合国的政策建议；联合国作为召集者，推动制定全球规范和标准，推动成员国就目标达成一致。

结语

尽管联合国塑造着全球化，但全球新变化、新挑战也以各种形式冲击着联合国。大国政策和国际局势变动、地缘冲突的爆发和延宕、新兴风险的复杂性、联合国自身制度缺陷等制约着联合国的角色。

美国无视其他国家意见独断专行，在联合国框架内多有体现。冷战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常常因美苏争霸而陷入瘫痪。如今联合国面临新挑战：特朗普在两个总统任期内，均奉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挑战《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试图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牺牲世界各国利益的经贸体系和政治体系。

当今延宕不决的地缘冲突，突出地表明了联合国的局限性。面对影响全球安全局势和供应链稳定的俄乌冲突，以及已经产生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联合国的作为非常有限。联合国无论是在危机调停方面还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在人工智能时代，基础设施、舆论、信息网络、社交媒体等都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如深度伪造问题等。面对新兴技术风险，联合国仍未找到有效的方式阻止风险蔓延扩散。

联合国固然能够对一些全球化挑战做出具有创新性的回应，但其效力也受其体制的制约。联合国需要根据全球化的发展做出一些调整。全球化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全球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决策权和话语权相关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加剧了各方的不满情绪，降低了国际组织的有效性。联合国改革应反映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提高联合国的组织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增加中小国家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决策的机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联合国是与众不同的全球治理主体，超越地区、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分野，具有天然的道德力量，是全球共识和全球合作最大公约数的捍卫者。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塑造着全球化的轮廓，使之成为有方向的、制度化的和有秩序的全球化。当前动荡变革期的冲突矛盾更为复杂棘手，国际秩序遭到美国严重破坏、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国际格局变幻莫测，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具有更加突出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