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重要的全球多边磋商机制,联合国在国际地缘冲突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而维和活动是联合国缓解冲突、建设和平的主要手段,是联合国的旗舰事业,是“最大规模和最显着的联合国工作体现”。近年来,韧性策略已经成为防御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方向。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处理国际安全危机过程中不断完善,正在实现从干预式维和向韧性建设和平(resilient peacebuilding)的关键转变。联合国的维和活动不断发展变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建设和平转型和韧性和平转型。这两次转型既是联合国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的结果,也是关于全球局势复杂性的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建设和平转型
从二战到冷战结束前的数十年间,联合国维和行动一般是针对已经爆发的局部冲突,秉持维持稳定的短期目标,采用部署中立军队以监督停火线、建立和维持缓冲区以隔离敌对双方等具体措施,如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1956 年)、联塞部队(UNFICYP,1964 年)。冷战结束后,两极局势转变为单极局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内部冲突,涉及族群分裂、资源争夺、国家治理失效等多重因素。世界局势的变化促使联合国和平行动产生了从传统的维护和平向建设和平的阶段性转变。1992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系统提出“冲突后和平建设”概念,标志着联合国维护和平战略的正式转向。就其根本而言,建设和平转型是从传统维和的单纯军事干预向对冲突根源的综合治理的阶段性转变。传统维和往往满足于对已爆发的冲突进行管控,采用单纯的军事手段干预,治理冲突的表面症状,而未能深入触及冲突产生的根源。以建设和平的理念为指导的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则改变了治理逻辑,以解决冲突根源、防止冲突复发的综合治理为基本范式,采用多种形式和工具深入当事国内部,为长期和平建立牢固基础。
向建设和平转型意味着联合国对国际冲突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干预。在建设和平的理念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大幅增加。在1988年之前,联合国仅执行了10项维和行动,而在1989年之后,联合国执行了121项维和行动(含正在进行的11项)。这些维和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了联合国在国际局势稳定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建设和平的综合治理预设了一种自由主义和平的理解,“按照西方自由民主开展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建设和平的核心任务”。把全面移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消除冲突根源、重建和平社会的药方,这种和平概念潜藏着巨大的局限性。在 2018年安理会高级别辩论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入反省了原来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像圣诞树一样繁杂的授权任务”,“常常装备不足、准备不充分”,“指挥与控制、文化、装备以及培训方面存在不足”。概括来说,干预式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存在着干预的合法性缺失、削弱本地自主性、执行能力缺陷、资源不足等重大弊端。
传统维和行动的困难是系统性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各种干预手段达成维护和平的目标是对于复杂事实的过度简化和根本误判。即使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以解决冲突根源为指向的维和行动也难免陷入困境,因为,对于由政府、组织机构、民众等众多主体构成的复杂博弈局面,每一个主体都是以各方决策和行动作为自己决策和行动的前提,使得所谓的“冲突根源”也处于复杂勾连和瞬时变化之中,无法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基于这样的认识,维和行动的目标和策略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即转向对韧性和平的建设。
联合国建设和平的韧性转型
近年来,随着韧性思维的兴起,联合国的政策和文件中也日益重视韧性策略和韧性建设,强调通过增强社会韧性来预防冲突复发、促进可持续和平。朝向韧性和平的转变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冲突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如气候变化、不平等、治理失效)的更深刻认知。韧性和平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维和模式,而是对建设和平的深化与迭代。与原有的建设和平活动相比,韧性和平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建设和平转型是在迅速变化的国际背景中集中涌现的,而韧性和平转型则是随着维和行动的开展,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积累经验教训而逐渐浮现的。总体而言,韧性和平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理念在联合国政策中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制度化等多个阶段。
(一)概念萌芽阶段(2015年以前)
联合国政策有着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传统,韧性概念是与可持续发展密切关联的。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会议以“有韧性的人类、有韧性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为题发布报告,并提出落实促进可持续发展的56条建议。在这份报告中,韧性经济、韧性减灾等概念被着重强调。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明确提出采取变革以“让世界走上可持续且具有韧性的道路”,将可持续、冲突预防与韧性概念结合。
(二)政策框架初步形成阶段(2015—2018年)
2015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HIPPO 报告,A/70/95-S/2015/446)提出从“维持和平”向“持续和平”(sustaining peace)转型,呼吁重视对冲突根源的长期治理,而非单纯依赖军事干预。201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A/RES/70/262),并在安理会通过同一决议(S/RES/2282),将“持续和平”确立为和平行动的核心目标,明确要求“增强社会韧性以预防冲突复发”。2017年秘书长报告《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的结构改革》(A/72/525)和2018年秘书长报告(A/73/1)则进一步提出“把预防危机、脆弱性和冲突作为最优先事项”,并且认识到“和平必须是内生的,但可通过协调一致的战略性国际支持得到有效加强”。
(三)制度化与全面转型阶段(2018—2021年)
2018年,联合国发起“以行动促维和”(A4P)倡议,试图整合联合国与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系统性提升维和行动的效能、韧性、透明度与责任,以应对现代冲突的复杂挑战。通过这一倡议,持续和平与建设韧性和平成为统一共识。2021年联合国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报告中提出通过预防性多边合作、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性别平等和技术治理等综合措施,构建一个能够面对复杂冲突的威胁、具有适应性的全球体系。
(四)加速实践阶段(2021年至今)
2021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以行动促维和 +”(A4P+)倡议,这是为应对维和行动系统性挑战而推出的两年期(2021—2023)实施战略,聚焦集体政治战略一致性、战略与行动整合、能力与心态、对维和人员的问责、战略沟通、与东道国合作等优先领域,并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数据驱动技术创新作为跨领域议题。通过制定“A4P+ 计划”和监测框架,联合国和平行动部(DPO)已初步推动了数据驱动方法的应用、加速了政策执行,加强了与成员国的沟通。2024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A/79/552-S/2024/767)报告中提出通过系统性风险分析、地方主导策略、多方合作行动,构建国家与社区的多维韧性,从而在复杂危机中维持可持续和平。
建设和平转型和韧性和平转型是全球复杂性的内在要求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两次转型,虽然看起来是由不同的世界局势和人类认知所驱动的,实际上乃是出于同一动力机制——人类对于持久和平的渴望以及对国际冲突复杂性的对抗和超越。可以说,建设和平转型和韧性和平转型是全球复杂性的内在要求。回顾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主要的维和手段普遍带有干预特征。以干预措施实施对被干预对象的局部或整体的控制,是线性因果思维的表现。
线性因果思维有着深刻的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从笛卡尔哲学开始的现代理性主义,就倾向于忽视世界的复杂性,将之理解为众多简单事实以静止、均衡、线性的聚合方式组成的机械整体。笛卡尔认为,复杂问题的解决需遵循分析的方法:将复杂事物分析为足够多的简单部分,从对最简单部分的处理开始,重新进行组合,以逐步达到对复杂事物整体的处理。这种还原主义的世界观为干预和控制的方法论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对原因的干预会必然地、确定地带来对于结果的掌控。实际上,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整体事物并不总是能还原成简单部分的总和;因果链条的复杂性也拒绝简单的线性推理。还原主义在处理广泛存在的突现事物时,既遭遇了结构上的非线性,也遭遇了变化上的非均衡。可以说,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突现结构使得线性思维遭遇巨大挑战:干预非但不能解决冲突的根源,反而使得被干预对象更加脆弱。在干预式维和行动中,复杂性和由之带来的外部性被忽视,基于线性因果本体论的自由主义扮演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此,建设和平行动本质上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派遣专家,停火止战并以复制模板、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普遍有效的自由贸易市场和民主制选举,似乎如此便足以根除冲突。
冲突中的国际局势,乃是一个牵涉大量适应性主体的复杂体系。这个复杂适应系统有着复杂事物所普遍具有的复杂性特征:分散的交互作用、没有全局的控制者、交叉分层组织、连续适应、永恒新异和非均衡动力学。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将提升复杂系统韧性的一般策略应用于建设和平活动。联合国韧性建设和平行动正在执行或建议采用的具体举措,包含如下六种途径。
(一)适度的冗余
冗余是产生系统韧性的关键,对于建设持续和平也是如此。在多种系统冗余中,预防机制和撤出机制,是至为关键的冗余安排。联合国秘书长指出:“预防不仅仅是一个优先事项,更是优先的优先事项。”基于预防冲突的重要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DPPA)于2018—2023年联合实施“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项目,项目核心机制是部署和平与发展顾问(PDAs),提供冲突分析、支持对话与调解,并催化创新性和平建设项目。部署预防和预警机制已经成为全球系统保持和平的关键环节。
(二)增加多样性
推动冲突后社会包容性发展,注重以具有包容性的方式建设和平,将多样的社会群体、族裔、宗教派系、性别和冲突各方等利益相关方纳入建设和平的进程,对于建设持续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建设和平政策将建设包容性社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行,例如,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CA)持续努力敦促中非共和国政府“通过一项民族和解战略,促进社区之间的对话”,并成功推动“总统主办一次开斋晚宴来纪念斋月”,减少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间的紧张局势。
(三)改善网络拓扑结构
传统维和行动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由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及特派团总部主导决策和规划,通过集中化的层级结构将政策和指令逐级下达到任务区。自上而下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单中心、多节点的星形网络拓扑结构,有着决策效率高、部署快速、资源调配集中化、利于专业经验积累和保持行动的政治中立等优势。同时,也存在一些由拓扑结构导致的严重弊端,比如模板化设计所引发的技术官僚主义、层级僵化与应变滞后、问责模糊与责任推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脱节等韧性不足的问题。
转变维和活动的治理模式,发展地方主导、上下结合的建设和平模式,可以改善网络拓扑结构,增强韧性。2011年的安理会报告就注意到“在地方发展众包技术基础设施,以协助调解工作”。2024年的秘书长报告则明确“优先事项应由当地确定,以确保取得更可持续的成果和获得持续支持”。这将赋予地方真正的主动权,将地方作为建设和平的起点。
(四)增加网络节点的自主性
在韧性建设和平策略下,维护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暂时消除冲突,甚至不仅仅是清除冲突的根源,而是要让当事国具有保持长久和平的能力;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束后,依然有能力避免冲突再次爆发。对于全球复杂系统而言,只有增强各个层级上的众多主体的自主性和适应能力,才是增加系统韧性的根本之道。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在对维和行动进行总结时强调:“预防和建设和平的行动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由国家行为体来领导和主导。”以此为指导思想,联合国派出的维和机构在驻地开展多种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当地警察、司法系统和政府机构,以及普通民众,提升其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以中非稳定团为支持中非共和国重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工作为例,为国家武装部队制定安全部门改革战略框架、提供技术和后勤支助,并在全国“建立了78个社区警报网络并制定了132个社区保护计划……通过安全部门改革,建设并装备了各种设施,而在法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则使正常运作的法院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24个,监狱增加到15个”。
(五)增加网络连接强度
在爆发冲突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组织机构、族群团体、宗教团体和民众等作为复杂系统中网络节点的适应性主体,相互之间往往只有非常薄弱的连接关系,或者连接已经破裂。建设和平、保持和平就是要修复和加强这些连接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重建相互信任、增加社会公平是建设韧性和平的关键。在《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中,社会凝聚力问题便受到重视。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推动妇女、青年和边缘群体参与和平进程,加强族群、教派间对话,修复和建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具体实践措施。比如,南苏丹特派团在米拉亚电台主持了14次政治圆桌讨论,促进公众与政治领导人在关于制宪进程、政党论坛与和平落实工作的进展等关键问题上增进对话、弥合分歧。
(六)科技赋能韧性
当代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在维和行动中有着大量运用。这些科技工具,在增加冗余、增加多样性、改善网络拓扑结构、提升网络节点的信息能力、增加网络连接强度等方面均能够提升系统整体的韧性,显着促进韧性和平的建设。例如,在南基伍、布尼亚等地,面对可能蔓延而至的冲突形势,司法当局在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帮助下,对重点司法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以保护这些档案。
文章来源于网络。发布者:火星财经,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engcheng.com/article/92394.html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