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林：智能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境遇、挑战及其应对

摘要：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面临新的境遇，包括作为新型活动空间的平台化场域、作为多元观念争锋对象的弥散性思维和作为复杂影响因素的交互式公共空间。与此同时，智能媒体技术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外国大模型蕴含的敌对态度倾向，“信息茧房”带来的观点偏执、情绪极化、人工智能造成的舆情舆论幻象等，将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重大挑战。为此，需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媒介素养的灵魂与引领，培育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新媒介素养，塑造和治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各新媒介要素，推进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的科学运用，确保智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效果。

关键词：智能媒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新媒体；人工智能

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形塑了人们在网络空间的公共生活形态。但是，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现实的社会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秩序规范，其中就包括思想观念上的秩序性和稳定性。在新媒介时代，我国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一元主导和社会思想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在于理论掌握群众。因而，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诸环节中，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新媒介环境集中表现为智能社会。智能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并不是自身的智能，而是人的智能在机器上的体现，是人的智慧的技术化延伸，从这个意义看，人工智能是人的物化。因而，“我们不能从人与机器的关系视域来考察人工智能的社会意义，终归要从人与人的关系视角来审视。这种社会意义常常表现为掌控人工智能的一个、某些人或某个阶级对处于人工智能支配下的多数人或阶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智能技术不仅意味着科技的进步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意味着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转化和渗透的方式。未来，我们的社会将演变为一种高度的智能社会，这是新媒介环境中人类的主要生活形态。在此背景下，智能技术将成为塑造人们思想观念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智能技术也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带来挑战。为此，需要科学研判智能媒体技术发展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前景与治理路径。

一、智能媒体环境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新时代境遇

当前，移动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算法、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个社会得以重构，并呈现出高度媒介化的状态。特别是在互联网媒体传播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大众媒体新闻生产的采集、加工、发行播报等各个环节及以此维系的广告经营业务受到了强烈冲击，同时，去中心化的自媒体迅猛发展，平台化的互联网媒体影响日甚。自媒体和平台媒体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环境和场域，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

（一）平台化场域:智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新型活动空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新闻传播场域上的变革，同时也体现在由之衍生出的交往场域的变革。

一方面，人类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组织结构、平台形态等的变革。以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AI、5G等新技术为信息的编码与释码、转码建构了一体化的交互场景，包括阅读场景、视听场景、搜索场景、直播场景、电商场景等，这些场景可以在不同时空将不同用户网聚和深嵌在一起，将不同产业的主体连接在一起。平台一体化成为传媒领域的一种普遍化的趋势，对于个体而言，平台化的社交媒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平台媒体中获取生活、生产、学习需要的信息，也在平台媒介中交流思想和分享观点。日常闲暇之余，平台是公众思想沟通、情感沟通、知识分享的纽带。总之，平台化媒介已然成为个体的重要生活空间，媒介化生活已然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形态。

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平台意味着一种形塑思想观念的新的场域和机制，并会对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平台媒介是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空间，人们在其中获取信息、知识，分享观点、意见，交流思想、观念。随着媒介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媒介化转向，大众的日常生活已然同平台媒介深度融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看，新媒介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必然把互联网平台媒介纳入到工作开展的重要实施空间之中。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互联网平台媒介是相对开放的平台，不同的声音和思想充斥其中。有些是积极的，但有些是消极的，甚至还有敌对势力借此散播不良信息和思想。这些新的情况，也将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重大的影响和挑战。

（二）弥散性思维:智媒时代意识形态认同建构面临的多元观念争锋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交往方式和交往格局，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维观念。这些新的思维观念是影响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精神因素。

首先，去中心化的思维。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报纸、电台、电视等传媒大众传媒技术实行单向度的传播方式，聚合了传播过程中的中心主义形态。但在新媒介时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互联网内容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之形成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的自由表达结构。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这也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可以和可能成为新交往关系中的中心。在这种去中心化的交往关系中，文字、审美、理性精神、思想观念乃至对人类本身的定位，都不在指向单一的取向，转而进入到多元观念碰撞之中。新媒介的这种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客观上会带来思维方式上的冲击。需指出，在平台媒介环境下，传播网络结构经历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平台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以资本为导向的新的中心，这也会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客观上给认同建构带来影响。

其次，多元社会思潮。网络世界价值观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与错误观念风起云涌，借助网络社交媒介传播不健康的信息，使得网络空间污浊起来。一些境外势力试图利用网络来扰乱人们的思想。例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洪振快诋毁“狼牙山五壮士”；电视评论人梁某讽刺雷锋、暗嘲焦裕禄、抵毁志愿军英雄；甚至还有人污蔑抗美援朝不是保家卫国事件等等。此外，“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时常通过制造一些偏激的观点蛊惑人心，引起公众关注，甚至引发大范围转发传播，达到争取思想领域主导话语权的目的。

最后，自主圈层的交往思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兴媒介的广泛运用，社会传播的形态、机制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新媒体所释放的‘脱嵌’力量，在社会场域中激活了能动性，因互联网的广域联接，使得原先的‘沉默的大多数’有了‘看见’和‘表达’的机会，由于新媒体技术赋权，让广大民众直接拥有关注和表达的权利。”在新媒介背景下，互联网呈现出参与式文化的特征，用户创作、传播信息，加强网络交往，形成开放、共享的传播环境。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主体，个体、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信息传递及意见表达有着极为快捷的扩散渠道，社会化的传播、表达和组织能力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网络空间交互式、圈层式的社会传播结构，已然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交互式公共空间:智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复杂影响因素

智能媒体时代，互联网等公共交往空间呈现出主流媒体“把关人”作用的消解、多元传播主体、大舆论场等交互式的特征，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

其一，主流媒体“把关人”作用的消解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总体上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趋势，报纸、电台、电视台、杂志及其记者、编辑等新闻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库尔特·卢因所谓的“把关人”的角色。这些专业的人士负责发掘新闻线索，同时进行专业的新闻采写编评的生产环节，他们对新闻信源的选择和新闻内容的分发，具有更大的决定权。这些专业人士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因而，一个国家和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可以较为顺利地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执行和呈现。但是，随着平台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把关人”主导的传媒格局被深刻地重塑了。在当前，新闻传播领域甚至出现了“用户新闻学”的发展趋向，用户在社会新闻生产环节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在激发了个体参与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闻伦理和新闻法规等方面的问题，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引导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新媒体时代，资本对于传媒的控制愈发明显。在流量经济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下，“泛娱乐化”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空间，一切文化内容和文化产品似乎成为娱乐的附庸，一些商业机构和自媒体戏谑民族英雄、曲解历史真相，影响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接受和认同。当代的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是在平台媒介和智能媒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个体的思想和观念形成深受互联网传播的影响。新媒介环境的这种新的传播格局，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其二，新媒介环境下多元新闻传播主体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主体性因素。当下中国的新闻生态系统包含了专业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机构媒体和人工智能媒体等多元主体。随着多元传播主体的加入，新闻业的职业化边界被不断消解，液态新闻生态已然成为现实。新闻和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过程，总是会受到生产者立场与价值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新闻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带有一定的价值立场。多元主体不仅带来了传播者的多元化，必然也伴随着传播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这种相对开放且多元的环境，是当前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

其三，“大舆论场”影响着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社交平台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更新迭代，新闻舆论形成发展的媒介空间在技术和载体层面面临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在边界感越来越模糊的大舆论场中，舆论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形成了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黑色和灰色三个地带。一些公共事件登上社交媒介的热搜榜，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点击量、阅读量和评论量。人们围绕事件主题发表言论，形成情感和思想的聚集。公众会就事件本身作出评论，表达不同的意见、立场和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情感、思想和观念都可能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当代青少年是“互联网原住民”和“数媒土着”，其成长过程深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技术和社交软件等的影响，具有与生俱来的网络思维，对于他们而言，网络是获取信息和积累认知的重要大门，网络舆论是评判是非对错的重要参考。在此背景下，“大舆论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二、智能媒介技术异化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新时代挑战

智能技术作为人的智慧的延伸，其产品形态往往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从这个意义看，智能媒介技术异化将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诸多挑战。这种挑战首先体现在智能技术自身的意识形态性将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冲击；其次，外国大模型提供的AIGC文本可能蕴含显着的"亲西方""反中国"意识形态色彩；再次，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信息推送机制易形成"信息茧房"，导致部分网民观点偏执、情绪极化；最后，基于人工智能伪造技术的舆论水军和"深度伪造"文本，造成虚假的舆情舆论幻象，影响人们对意识形态现状的正确判断。

（一）智能媒介技术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带来的冲击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往往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存在。但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技，将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一定的风险。

智能媒介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会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曾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科技作为人的创造物，为大众营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但也诱导大众形成对于该世界合理性的认知和想象，因而带有意识形态性。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建基于科技之上，通过发达的科技营造一个新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个新的工业社会及其文化，较以往社会更为意识形态，“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通过不断塑造技术的合理性，同时成功地压制了一切反对力量技术，消除了各个领域“对立面”的存在，技术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的角色。哈贝马斯则进一步阐发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的意识形态属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以非政治化的形态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之中，科技进步论通过暗示可能的“美好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通过公众之间相互作用——基于共识的沟通交流以及由此形成的自我认知，这种基于技术进步的目的合理性活动，通过科技生活的系统性建构，实现了对所谓内部生活世界的殖民。科技作为人的创造物，其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包括科技与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个恒久性的课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今天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快速发展，但这些新兴科技的进步同样可能带来哈贝马斯等人所谓的非政治化的问题。科技不断带给人们以生活的享受，并沉溺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用种种梦幻般的话语麻醉生活于其中的民众，诱使大众相信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最好的民主政治、最好的社会存在，人的生存处于最完美的‘非政治化’状态。”更重要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将统治合理性的社会系统同科技进步深刻地结合起来，使得社会的不断合理化同科技进步本身联系起来。对于社会而言，人工智能等技术本身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国家和政权执政合法性的物质性基础。由此，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深刻地内嵌到社会的运行机制当中。但是，作为新生活的变革性力量，新科技同时也是一种介体，它以商业化、娱乐化、普世性观念的形态，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和科技鸿沟的前提之下，西方资本主义更是能够仰仗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将科技异化为传播西方思潮的工具。生长于21世纪的青少年，几乎是同智能技术共同成长起来的。这意味着，当下，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智能技术的深刻塑造。同时也意味着智能技术带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必然会波及个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

（二）外国大模型提供的AIGC文本可能蕴含显着的“亲西方”“反中国”意识形态色彩

目前智能技术的核心逻辑在于算法，算法的核心逻辑在于大模型的数据训练，数据来源本身蕴含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立场体现在数据的选取和数据内容的习得等方面，各个环节都可能造成算法黑箱和算法歧视等问题。而算法上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到人工智能产品上，并将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冲击。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还是计算机技术，其底层逻辑表现为计算机语言。人工智能目前主要通过语言大模型的训练来学习和模仿人类的思维能力。当前人工智能的语言大模型主要采用"预训练+微调"方式，表现为先用通用性的任何和无标注数据进行第一阶段的训练，让机器学习模型学习到具有较强泛化性的参数。对于特定的下游任务，模型仅需对学习好的参数进行微小的调整或者学习即可。机器学习模型只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才能学习到数据背后所反映出的人类的思维的逻辑和痕迹，并从海量数据中找出规律，从而实现对人类智慧的理解和模仿。由于人工智能是数据逻辑，这意味着数据是形塑人工智能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运行逻辑当中，数据未必是客观的，相反，它可能带来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问题。

ChatGPT等外国大模型提供的AIGC文本，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回答明显是外国立场且有损中国利益，有显着的"亲西方""反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目前，智能技术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主要表现为从书籍杂志、百科、论坛等渠道收集的无标注文本数据，当然，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人类生成的图片、音频、视频也将逐渐成为机器学习的对象。一切的人造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创造者意志的痕迹，特别是当人工智能学习的对象是人类的思维时，更决定了其将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思维与文化中的固有偏向。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英文内容在互联网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ChatGPT等语言模型表现出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文化价值观更强烈的一致性。考虑到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曾赋予西方价值观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这种西方价值观优先的价值倾向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国家的互联网语料之中，干扰基于该国语言训练的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并进一步对其施加话语权力。

从智能大模型数据来源选择的角度看，也存在着算法黑箱的问题。大模型的训练依赖于海量数据的分析，而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运用等环节都严重依赖算法。但数据从哪来？采集"谁的数据"？有什么原则和标准？数据资源本身是否完整、准确、可靠？这些都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也就意味着算法黑箱很难避免。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所蕴含的社会性，加上其基于人类模仿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价值结构的影响，最终产生了道德和价值的后果。不管是算法歧视还是算法黑箱，最后反映出来的就是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中的价值偏向。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会将其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传递给用户。例如，在涉及国际政治、国家意识形态和不同制度对比等敏感的问题上，作为美国产品的ChatGPT很难避免其美国的立场和倾向。今天，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询问Deepseek、文心一言、智谱清言等人工智能来得到问题的答案，甚至还利用其生产报告、学术文章、产品策划。可以说，人工智能将越来越成为人们信息获取、思想习得和观念形成的重要工具。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而言，这种来自智能技术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三）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信息推送机制易形成"信息茧房"，导致部分网民观点偏执、情绪极化。

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智能技术的意识形态工具化主要通过算法黑箱等方式来实现。在宏观逻辑层面，智能技术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资源和工具，要实现跨文化的价值输出，最终需要逻辑到算法的控制上。在算法之外，强力量还会通过智能推送的方式，进一步占领和控制其思想输出和塑造的途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传感器、智能翻译机器等新技术的综合应用可以随时随地直面全球范围内分散的每一个人，并精准捕获他们的个人信息。在"算法+推送"的模式下，算法通过精准投放、针对性修辞、靶向推送等手段将隐含的价值观念内化为大众的文化趣味与政治价值取向。算法不再仅是一种程序化的编程语言，而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并逐渐成为一种程序化的政治。

从个体思想观念形成的角度看，智能技术的意识形态工具化将会造成个体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健全，从而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带来挑战。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智能技术对个人思想的宰制，主要通过"拟态环境"和"信息茧房"来实现。强力量通过算法读取个人的兴趣旨趣，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内容生产，智能推送控制内容传播的方式，最终形成信息拟态环境闭环的建构。对于个体而言，他们只关注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便会置身于信息茧房之中。特别是当个体观念受到单一信源，甚至是非主流的观念的影响，那么久而久之将消解人们的政治信仰，并致使人们趋向偏狭甚至极端，形成观念的政治极化。最终，一些网民将处于信息的孤岛之中，其观念会陷入到一种狭隘、偏执、自大和情绪极化的状态之中，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而言，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四）基于人工智能伪造技术的舆论水军和"深度伪造"文本，造成虚假的舆情舆论幻象，影响人们对意识形态现状的正确判断。

智能媒介技术一旦被创制出来，作为一种商品，实际上也蕴含着较大的意识形态风险。从全球范围看，伴随着资本市场而兴起的智能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智能技术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困境："就实质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实际上是资本谋取剩余价值进而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存活的技术工具。"在国际舆论场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国际舆论战、认知战向纵深演进。部分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全球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开发方面的先发优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数字技术封锁、制裁与打压，损坏他国的数字主权、数字安全。

在具体操作方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伪造"和舆论水军，将造成虚假的舆论舆情幻象，极大影响公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判断。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模仿真实人物的面部表情、声音和动作，生成逼真的虚假图片和视频，这被称为"深度伪造技术"。该类技术目前已大量应用于全球各类舆论战场中，它彻底颠覆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知，导致了"零信任社会"的产生。"深度伪造"技术加剧了网络媒体"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培育舆论水军，使其广泛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制造大量虚假信息，捏造不利于中国的虚假舆情和幻象，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判断。需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迅速，甚至已经开始处于世界领先水平，Deepseek等国产大模型和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技术等前沿科技和运用使得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同以往相比，我国在国际传播和国际交往中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有利的形势。不过也要客观看到，来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渗透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渗透可能更加隐蔽，因而依旧有必要清醒认识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影响。

三、智能技术赋能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新时代应对

面对新媒介环境下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也需要融入一些创新的因素。为此，需要坚持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媒介素养的灵魂与引领，需要加强对作为政治素质组成部分的新媒介素养的培育，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各新媒介要素进行合理的塑造与治理，还需要推进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的科学运用。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媒介素养的灵魂与引领

媒介素养所讨论的是个体对作为传播工具和交往载体的媒介的认知、掌握和运用问题。从社会的视域出发，媒介素养属于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性，因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从政治传播学视角，媒介素养是一种意识形态。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人的观念的形成容易受到精神文化消费的影响，因为"现实中的人与其说诞生自物质世界，不如说是由外在于个人的文化和经验所形塑而成的。个人生而便在这种文化之中，个人的经验则将其与他人和自然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从技术、介体、技能乃至制度化的角度出发，媒介素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总是以个人或整个社会高重复率的客观实践活动来维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的素养。从国家层面出发，媒介素养不是单纯的业务素养、专业技能，更是一种社会行动，甚至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部分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对于媒介素养的考察，必然需要放置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维度。

从现实出发，新媒介时代，舆论环境更为复杂，更需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新审视媒介素养。在数字化、智能化语境下，圈层是人与人相遇的基本社会结构，各种人基于圈层内的兴趣和品位而团结在一起，在数智化社交媒介空间场域中，上下通达、左右互动的交互传播、圈层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技术赋能导致舆论更加多元，错误舆论、极端舆论、褊狭或片面舆论屡见不鲜，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多变，形成了不同的舆论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随之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矛盾的多发区"交互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对于国家而言，这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结构性矛盾阶段;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同生产、消费、收入分配、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矛盾。加之当前我国网络技术的急速生活化发展，现实中深刻的社会矛盾极易转入网络虚拟世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面临网络公共舆情"群体极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弱化、网络公共事件诱发社会不安以及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环境复杂等问题。对此，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媒介素养，特别是需要引导大众从政治的高度把握网络智能媒介及其背后所表征的社会关系。

（二）对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新媒介素养的培育

面对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个体需要理解并掌握关于智能传媒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新媒介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需要观照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基于这样一种大前提的逻辑，智能社会中，对作为先进工具的新媒介的深刻把握和运用将成为个体的必备技能。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新媒介素养，本质上个体是对技术本身、技术与个体之关系、技术与社会之关系深刻把握的有机综合素养。

这种有机综合素养的第一个方面表现在以智能素养为基础。所谓智能素养，指的是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运用能力，它包含知识、技能、情感、道德、思维等方面。智能素养包含很多基础性的能力，比如算法能力和人机交互能力等等。一则，智能时代，国家需要加强对青少年关于智能技术的教育，引导其掌握关于算法、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的知识和原理，形成计算机的思维。二则，需要提升青少年人机交互的能力，学会与人工智能相处。人工智能工具效用的发挥除了受到技术水平本身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使用者使用能力的影响，比如，Deepseek、ChatGPT、文心一言等AIGC工具生成内容的效果，受到使用者提问方式的影响。新媒介素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向机器提问、下达指令和设定目标等。

这种有机综合素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事实的核查上。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演进，大模型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能生成逼真的虚假图片和视频。在数智技术影响下，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事实核查的难度陡增，并成为舆论场上争夺是非判断权、话语主动权的焦点。特别是在国际舆论领域，新闻传播工作愈发成为舆论工作的核心部分，新闻事实的核查也愈发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部分。从这个意义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需要提升其事实核查的能力。为此，应当引导个体养成核查机器生产的文本或具有"深伪"特征的多模态视听素材的能力。

这种有机综合素养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对意识形态风险的甄别上。考虑到"媒介技术从设计之初就被嵌入某种价值取向，每一行代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的意识和立场。当被投入使用时，技术更是围绕着应用者的主观目的而展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更为隐蔽的传播路径。这便需要人们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核具有足够的辨识能力。未来的新媒介素养，必然需要具备充分的意识形态视野，特别是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甄别能力，能够在关键时刻识别出错误极端的思想观念，避免思想极化，防范西方新式的人工智能颜色革命。

（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各新媒介要素的塑造与治理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一种观念的真理与否，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毛泽东也提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媒介治理也是一项实践工作，需要在实践中完成。新媒介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需要在实践中系统观照网络生态因素、制度规约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

首先，良好的网络生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社会因素。智能媒体时代，社交媒介赋予用户充分的表达权，用户个性得以充分激发和张扬，但也加剧了信息传播的无序状态。部分自媒体为了追求流量，罔顾事实真相，恶意拼凑、虚假杜撰、造谣中伤。一些网民也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盲目跟风，发表一些片面的、非理性的、激进的甚至极端的言论，引发群体极化的舆论乱象。为此，要加强互联网的舆论生态治理，提升参与者的网络媒介素养。与此同时，也应提升算法设计者、技术操纵者、媒体从业者等媒介控制主体的媒介素养，因为他们的思维定式、文化观念难以避免地被带入技术开发环节，并且由于技术限制、数据参与、利益干涉等因素，这种偏向很有可能在技术使用过程中被再次固化为技术偏见，进而以更加隐性的方式扩散。

其次，成熟的制度规约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体制因素。意识形态是宏观且抽象的，需要转换为更为具体的制度和规约，以便更好地在个体中实现内化。具体而言，一是要完善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法律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其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典》《保守国家秘密法》《着作权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网络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专业性法律为重要依据，以《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为重要补充的综合性法律体系。除了继续完善已有法律，还应当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科技，制定完善关于智能技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人格权保护、国际传播领域相关法律。二是要加强新闻传播伦理的教育工作，当下，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加之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互联网生态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新媒介时代，要充分重视新闻传播伦理的建设和教育，为营造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提供伦理支撑。

再次，智能鸿沟的消解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能力因素。有学者指出，在智能传播时代，数字鸿沟将发展为智能鸿沟，其在个体层面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人们获得、生产信息与知识的质量能力差异的"知识沟"、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水平的"表达与参与沟"等方面。智能鸿沟将通过影响个人的信息知识获取与认知，左右其意识形态判断。在国家层面，智能鸿沟则会造成科技霸权，形成不利于后发国家的局面。在国际关系中，智能鸿沟通过科技的基础设施，影响乃至左右其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最终影响其意识形态安全。为此，要最大程度地推动智能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和普及，加强个体智能素养教育，最大程度消解个体和国家层面的智能鸿沟，从技术和素养层面消解掉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风险的生发基础。

最后，多元的文化认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思想因素。在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要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跨文化素养的培育。今天的新闻媒介已然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工具，还是国际舆论战、认知战的重要手段。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有赖于专业的媒体资源，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参与。在媒介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需要培育跨文化素养。因为不同国家间存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关键在于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此，需要引导个体体察国情、社情、世情，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调查能力、研究能力、沟通能力，面对国际舆论场上错综复杂的态势，有一定能力去研判他国媒体的立场和话语策略。

（四）推进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的科学运用

智能技术的发展是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如果智能化生存是人类未来的必然宿命，那么，拥抱技术，在科学的思维中审视并运用技术则将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鉴于智能技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深刻影响，推进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中的科学运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此，需要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智能技术的用户使用、智能技术的宣传教育运用等维度加以科学布局。

首先，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智能技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运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意识形态这类敏感领域，掌握科技主导权本身就是掌握话语权的先决条件。为此，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强基础性研究和投入，加快实现核心算法、数据库管理系统、AIGC、深度学习、脑机接口技术、人机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要重视核心数据库和语料库基础设施的建设，智能技术运用过程中，用户行为数据、多模态多语种互动内容数据、情感反馈数据、人口特征数据、传播效果数据、关系网络数据等都是算法模型的关键训练材料。为此，要加快提升数字基础设施能级，增强数据感知、传输、储存、运算、分析和决策的能力。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建构中文语料库，从数字层面把握思想观念领域元话语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其次，培育智能技术在用户使用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功能。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智能技术往往以商品的形式作用于大众生活。一如Deepseek、ChatGPT、文心一言、Sora等文字和视频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程序，对于大众而言就是一种可提供服务的互联网商品。在此过程中，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在于内容生产。在智能传播过程中，它们充当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并且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转义。其转义的逻辑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学习，掌握人类思维生产的某种规律，进而模仿人类进行思想内容的生产。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智能技术学习所需的数据本身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源头。包括错误思潮、错误史实史料、错误混乱的语料等，都可以在机器深度学习过程中植入错误的意识形态，使得人工智能以某种错误的价值观为模板，并内化在其生产的内容之中，进而影响用户。作为工具，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可供利用的积极因素。因而，关键在于涵养机器的正确思维，形成机器语言意义上的正确价值观共识。为此，重点在于实现对机器分析和数学的数据库、语料库的把关，特别要重视对中文语料库的建设工作，科学消解数据源中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此同时，也需要对部分可能潜在风险的指令方式进行法律法规层面的管控，营造智能技术运用的清朗环境。

最后，智能技术赋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智能技术在学校教育和媒体日常宣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运用潜力。其中，一是要借助智能技术实现对教育对象和传播对象的思想素描。当然，这种思想素描以充分尊重个体隐私关切为前提，以公开数据为研究对象，深刻洞悉不同代际青少年总体的思想特征、现实关切、共同经验和基本价值关切，并对传播对象和教育对象进行针对性的个性分析。与此同时，考虑到智能机器的内容生产将影响人们对公共信息环境的认知、人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行为，可利用AIGC等技术，结合教育者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进行较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确保相关内容的精准投放，从而提升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针对性、有效性及其效率。

宋健林，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