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近世东北族群的崛起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增塑

摘要：近世时期，崛起于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的东北族群，由于拥有农业、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方式，包含众多族群，具有多元的文化观念与政治视野，从而凭借自身的骑兵力量，不断越过“核心边疆”，进入长城以内，建立起北族“农牧国家”。特别是元朝、清朝甚至实现了中国的两次统一，建立起疆域广阔的“统一王朝”。近世东北族群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多次统一与疆域拓展，而且推动了中国国家形态的构建与改造，增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北方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崛起于蒙古高原及其以西的游牧民族，与崛起于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拥有农田、森林、草原的东北族群，在统治长城以内的主观意愿与历史实践上，呈现明显的区别。游牧民族由于经济方式单一、政治观念也较为单一，更倾向于立足于草原，采取军事抢掠与政治和谈的方式，从长城以内获得经济补充。与之不同，东北族群由于经济方式具有复合性，族群构成也较为多样，由从事农业、牧业、渔猎的混合族群构成，在文化观念与政治视野上更为开放与多元，更倾向于在长城以内开展直接统治。

历史上，鲜卑族拓跋部原居住于东北地区，后几经迁徙，建立北魏、入主中原，结束了华北地区长期混战局面。而作为其后系政权的隋朝与唐朝，两次统一中国，反映出中古时期东北族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力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东北族群的历史影响并未由此戛然而止，“安史之乱”作为由居于东北边疆的突厥族将领所发动的军事叛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国力，为契丹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空间。继契丹南下之后，女真、蒙古、满族先后入主中原乃至统一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的不断统一，而且推动了民族交融与国家整合，进一步增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这一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有助于揭示东北族群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塑造过程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核心边疆”的历史角色与重心东移

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在审视中国历史时，大多并非从中国整体地理空间出发，而是从仅占中国一小部分空间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出发，强调这一核心地区对于中国历史的引领、推动作用。事实上，边疆凭借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长期对核心地区形成军事压力，对中国历史进程施加牵制作用，并进行制度改造，从而与核心地区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轨迹。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之所以长期沿长城南北对峙，根源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在中国北部，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脉。

两大山系将中国北部分隔成为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亚洲内陆地带、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平原地带；由于山系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的气候特征，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族群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平原地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与后来的汉族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

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地形、气候则具有非典型与过渡性的特点，呈现出平原、草原、森林、山地、沙漠各种地形地貌交错的特征，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的条件，但又无法普遍推广。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是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并存和商贸往来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争夺拉锯的缓冲地带。而山河交错之地尤其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中原民族拓展农业经济、防御北方族群的历代长城分布地区。中原王朝北上亚洲内陆地带时，可以借助当地的农牧经济，获得给养，锻造兵器，也可以发展骑兵。反之，北族政权南下北方平原之时，也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也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商贸往来还可以壮大北族政权的实力，形成相对于内亚腹地深处族群的经济优势，借此北族政权更易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的统治。不仅如此，北族政权占据这一区域，一方面可以获得南下北方平原的地理跳板，另一方面借助当地山林密布的自然地形，能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开阔而富有山形的地理空间，不仅是大规模野战展开的天然战场，而且这一地区的人群呈现出多族群混杂的特征。常年处于战争旋涡中的这一中间社会由此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是中国古代崇尚武风、善于作战的区域社会，也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重心所在。

由此可见，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稀缺资源，是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边疆”。谁占据了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更容易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

中国古代“核心边疆”的地缘重心呈现出由西至东的历史转移。中唐以前，最为强大的北方族群匈奴、西羌、突厥、吐蕃、回纥等多崛起于阿尔泰山附近，向东进至祁连山、阴山以北地区，并进一步向东部扩展，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他们虽采取游牧方式，单于庭所在地也不断迁徙，但大体以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或其东部即三河发源之地，又或其西部杭爱山，为政治中心。秦汉、隋唐皆定都关中，从而重点在关中的西北、东北加强防御。由此，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重点在“核心边疆”的西部展开长期竞争。

但“安史之乱”标志着东北族群的强势崛起。中唐以后，尤其近世时期，即五代至明清，经历“安史之乱”之冲击，西北地带在唐朝与突厥、回纥、吐蕃长期作战之后，经济已趋于残破，地缘格局上也面临西北族群的威逼，于是中原王朝经济、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经济中心由关中地区逐渐转移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政治中心也由关中渐次东移至洛阳、开封、临安、南京、北京。而中唐以后突厥、回纥西走的结果，便是东胡系北方族群开始崛起于蒙古东部大兴安岭草原—森林交界地带，逐渐向西迁移，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之重心，由于南北双方各自政治中心的转移，而相应呈现东移的趋势。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焦点在中部边疆基础之上，又呈现出重视大兴安岭、长白山中间地带，即东部边疆的倾向。

东北族群“农牧国家”的持续塑造

尽管中国古代不同政权的边疆开拓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政权，若欲建立并长期维持庞大的疆域，皆需控制“核心边疆”。这是因为“核心边疆”的农牧经济形态，对于中原农业政权与北方族群游牧政权，均具有很大的弥补性。当一个政权固定占领“核心边疆”时，不仅会促使自身政权性质的改变，即从单一的农业政权或游牧政权，转变成为复合性的“农牧国家”，而且能为进一步的边疆开拓提供前提、奠定基础。

比如唐末、五代之际，契丹不断通过战争俘获或政治招徕的方式，聚拢了大量汉族与其他族群。当汉人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时，契丹不仅借此开展农业经济，与契丹本部游牧经济共同构成二元经济形态；而且仿照汉地制度，设置郡县，以汉法管理汉人，形成与契丹“国制”并行的二元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之上，契丹借鉴汉人政治观念，“号令法度，皆遵汉制”，推动了契丹政权从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向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变。

而崛起于东北森林地带的金朝，同样很早就是一个混合族群的政权，并借助多族群的力量，进一步统一黄河流域。金朝在建立政权之初，便积极吸收其他族群的文明内涵；不仅吸纳辽人进入政权，“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而且借助科举制度，援引汉人进入政权；在法律制度上，则借鉴了隋、唐、辽、宋等不同政权的律令条文。金太宗在参照汉制的基础上，开展制度建设；金世宗与南宋议和开启了四十年的“大定之治”，且在礼乐建设上，上溯唐朝，下参宋制，蔚然大观；金章宗时期，金朝进一步梳理、整合国家制度，从而开创出“明昌之治”。

蒙古的起源相对靠近蒙古高原中部，故而在经济方式、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上，与游牧政权有些类似。窝阔台汗最初统治华北地区时，采取了非常野蛮的方式，但后面吸收了契丹、女真等族群的政治观念，统治方式开始借鉴汉人政治制度。而至继承了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庞大遗产的拖雷一系的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的统治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其倾向于维持政权在草原本地与汉地本位之间的平衡，建立了包括中原与四裔边疆在内的广阔疆域。

从“有限国家”到“统一王朝”

农牧国家的完善状态是“统一王朝”。“统一王朝”包括两汉、唐朝、元朝与清朝，四者又有一定差别。而“有限国家”则是“农牧国家”向“统一王朝”发展中的不完善状态，具体而言，便是指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分别形成以南北平原、亚洲内陆为主体，向对方空间有所渗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牧内涵各有偏重、南北各为核心或附属、文明初步整合的政权类型。

“华夏有限国家”包括秦、隋、明三朝。“北族农牧国家”匈奴、突厥、吐蕃、北魏、辽朝、金朝、西夏所控制的地区虽有差异，但大体皆在亚洲内陆基础之上，控制了“核心边疆”，或进一步延伸至黄河流域，皆未统一南北，同样也属“有限国家”。契丹在夺取幽云十六州之后，因遭遇军事挫折，很快便将地缘重心复归亚洲内陆，对于进一步统治中原地区，不再抱有兴趣。金朝最初继承了契丹的汉地政策，满足于间接控制华北地区，但汉人政权武力之不竞，成为推动其南下控制华北平原的重要因素。因此，金朝相对于契丹在统治重心上进一步南移了。在族群政策上，金朝虽然一方面推行“汉化”，但另一方面也维护“女真本位”，尤其在末年遭到蒙古挑战时，其重点着意于控制、隔离不同的族群。

“统一王朝”则不仅在国家疆域、农牧比重上，相对于“有限国家”有重大推进；而且在文明整合上，即族群文化涵化方面，具有更大的突破，从而呈现出在地理、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较大幅度与深度的扩展与整合。

元帝国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阔的陆地疆域。在军事征服与政权建立过程中，元朝充分借重了中亚族群与汉族势力，甚至将其中资历较深、功劳较着者，吸纳为蒙古族群的一员，从而在政权建设中，在坚持“蒙古本位”的基础上，对两个族群的文化传统都有所吸收，呈现出灵活选择的政治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接受了来自多方面的文化传统，导致元朝在国家政令的制定中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状况。明人宋濂等编撰《元史》，在《刑法志》中也评论道：“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整体而言，元由于自身文明程度较低，在广度、深度上缺乏充分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能力，相应长期呈现不同文明观念与制度长期并存、杂糅的散乱状态，而未打造出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制度体系。

事实上，元统治者对于自身政权的定位与立场也一直处于争论、摇摆之中。由于有借助汉地夺取汗位的经历，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士的建议，在相当程度上推行“汉法”，但推行的程度值得辨析。元朝的政治定位一直是“蒙古本位”，蒙古被视为“国家本族”。元朝虽然并未在国家条文上颁布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但在政治、军事、司法等重要领域，都一直实行族群分等别，所以其是以北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

对于元朝依照族群划分政治等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做法，叶子奇认为其实行的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国家政策。“内北中国而外中国”的政权性质，一方面使元王朝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国家疆域，另一方面却使其未能有效整合广大汉地的力量与资源，巩固自身的统治。

清朝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兼营农牧，并有渔猎，对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入关前的皇太极按照《大明会典》开展治理，“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至有清一代，标榜“满蒙一体”“满汉一体”的族群平等，兼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统治方式，成功管理了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特别是大规模开拓、改造南方边疆，从而推动中国疆域大幅拓展，推进了大量边疆地区转变为“内边疆”性质的“内地”或“腹地”。清雍正帝由此曾自豪地宣称：“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但同时，清王朝也始终强调族群区分，尊崇满人地位，坚持“满洲本位”。

结论

中国北部存在两大山系，在古代历史时期，两大山系之间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长期争夺的“核心边疆”，在中国历史变迁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近世时期，崛起于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的东北族群，由于拥有农业、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方式，包含众多族群，具有多元的文化观念与政治视野，从而凭借自身的骑兵力量，不断越过“核心边疆”，进入长城以内，建立起北族“农牧国家”。特别是元朝、清朝甚至实现了中国的两次统一，建立起疆域广阔的“统一王朝”。

近世东北族群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多次统一与疆域拓展，而且推动了中国国家形态的构建与改造，增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彰显出近世中国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阶段与巅峰时期。

作者：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历史教学》202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