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峰：清代关中朱子学的学术特质

陈来曾提出：“明清朱子学是新的学术增长点”，此言不虚。与之相应，作为清代朱子学重要构成部分，关中朱子学自然也被赋予“新的学术增长点”特性，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有效弥补当下清代朱子学研究之不足，同时可以提揭地域朱子学的学术个性与共性。

形塑清代关中地区的学术形态

金、元之时，朱子学传入关中，彼时关中学人主要以吸收、传播朱子学为主，在义理上少有创新与推进。递至明代前中期，在尊奉朱子学为官方哲学的国策加持下，朱子学遂成为主导关中地区的主要学术流派。尔后，随着阳明心学流布天下，关中地区亦在明清之际成为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发展重镇，朱子学虽仍位居官学，但在关中的影响不复有明代前中期那种独秀之态。至清初，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由王返朱”思潮渐趋形成与壮大，朱子学在康熙朝再度上升至官学之列。这离不开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等关中学者的努力。

众所周知，李二曲、王心敬虽倾慕心学，但他们没有尊一废一的门户之见，而是对朱子学采取了温情的态度，肯定朱子学的价值。如李二曲明确指出：“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上学下达，一以贯之。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王心敬亦有类似主张：“陆王正宜资朱子之实功，而心体始得平实圆满；朱子惟其兼陆王之心体，而学问乃为切近精明。”这些主张与那种“辟程朱以尊陆王”的态度截然不同，为朱子学在关中的赓续留下生存空间。以王建常为代表的朱子学者则以道自担，他反复说，“余亦常爱朱子语”，将其恪守朱子学的学术旨趣直白地显露出来。正是这些不同流派学者的倡导、羽翼，使朱子学在清初的关中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影响和主导着关中地区的学术走向。尔后的关中学者如孙景烈、王巡泰、张秉直、刘绍攽等多以奉守、拔擢朱子学为己任。如孙景烈指出：“朱子补此传为《大学》入门第一要功，不从此门入者，非正学也。此传为入《大学》者安眼目，不然则一物无所见矣。”他的弟子王巡泰亦沿袭乃师的尊朱之意：“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件下手处，故传不可不补。”另一关中大儒张秉直亦指出，“朱子，孔子之真传也，学孔子者宜学朱子”，相比孙、王二人所述更为直接和明白。

清代中期这些关中学人的学术取向助推和强化了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后世学者承袭这一路向，使关中地区得以与湖南等地成为晚清朱子学的重镇。而这要归功于以李元春、贺瑞麟、牛兆濂为代表的学者的接续和弘扬。李元春就毫不掩饰地说：“吾学宗朱子，见人驳朱子者辄恶之。”他的亲炙弟子贺瑞麟较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窃谓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可见，在整个清代，朱子学始终作为主流学术支配和主导着关中地区的学术形态。

归属理学的主敬派

史革新教授依据清代理学学者的治学取向，将理学分为主敬派和经世派，前者主要“以儒家道德论为中心来发挥程朱的理学思想”，后者则“把较多精力放在事功和‘开外王’上面”。揆诸清代关中朱子学，其学术旨趣更为偏重主敬一派，着意的是朱子精微的理学思想。如王建常在推阐朱子思想时，最为推崇的是朱子思想的两翼：主敬与格物。王建常说，“格物致知，是《大学》最初用功处，其传岂可阙而不备”，明显表露出对朱子增补格物补传的肯认和赞赏。对于朱子的另一标志性思想“主敬”，王建常亦极为服膺，他指出：“自秦汉以来，诸儒都不识这个敬字，直至程朱，方说的亲切。”清代中期的张秉直亦钟情于对朱子义理思想的阐发，如在知行观上，他说：“圣人之道，先知后行，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亦安有能行而尚不知者”，又说：“学必先知而后行。”同时期的刘绍攽亦是如此，将笔力集中在对朱子思想的推阐而非致用上，他说，“《注》意将戒惧自励处说起，如有所感触而惧，自此而收敛之，以至于未发时一无偏倚，而工夫不间断则极其中矣”，如此语句在其文集中斑斑可见，足见刘绍攽之用心绝非经世的面向。

晚清的李元春更是坚守前贤奠定的这一路向，以恪守和发明朱子之道显赫于晚清，他说：“予少学朱子，所守惟敬，以之处事，事至则毅然为之，事去辄恝然置之，主一而不胶于一。”元春此意是对朱子所主的“主敬”工夫的通俗化解读。在知行观上，李元春亦发挥朱子之意，他说：“朱子曰：‘知先行后，知轻行重’。二语甚明，故学者读书穷理之功皆为行。知行为终身事，循环互用，亦知行合一说也。”元春不仅认同朱子的知行说，同时还对其进行创造性解释，目的在于以此减弱来自阳明学一派的攻击。最后，我们再来看晚清民国孙迺琨的主张，他无心出仕，一生以讲学着述为务，为学恪遵乃师贺瑞麟之训，笃守程朱，他指出，“吾辈为学总要期于深造于义理，深入一分”，强调从事义理之学的优先性、根基性。要之，从清代关中地区这些不同时期典范学者的学术旨趣来看，他们关注和致意的确实是朱子绵密精细的义理之学。

由兼容走向保守

关学之所以能成为地方学派全国化的典范，在于它“不仅是对以往关中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积极参与了各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建构”。这是从整体上对关学的研判。当具体而微地落实到清代关中朱子学时，这一笼统性的概括可能不适合。众所周知，在清代初期，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学者尚能接续冯从吾确立的调和朱、王的路线，到了清代中期，这一兼容并包的学术立场渐趋被恪守朱子门户所取代。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审视。

第一，对阳明学的拒斥态度。如张秉直就无视李二曲、王心敬对朱、王的开放性包容立场，而是极为严苛地批评道：“尝恨二曲、丰川以陆王之余派煽惑陕右，致令吾乡学者不知程朱的传。”基于这种态度，张秉直对陆王心学多有訾议，他说：“金溪、姚江之学皆师心自用，遂流为异学矣，夫学无师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可不慎与。”秉直此意直接把阳明心学打入异端之列，相较清初关学诸儒，已经少了一份对其他学派的兼容之情。刘绍攽对阳明心学亦持类似的批驳态度，他说：“象山云‘格去物欲’，姚江云‘去其不正以归于正’，皆与致知二字不洽。”

第二，清代关中学者对其他学派的拒斥还表现在对乾嘉汉学的态度上面。如李元春说：“考据家多读非圣之书，圣人之经反或昧焉，侈见闻而不顾理之当否，考据更多抵牾。”这明显是对考据家学术的否定。晚清刘古愚亦排斥考据之学，他说，“记诵、词章、训诂之害经，烈于祖龙之焰也”，此意将考据学视作洪水猛兽。

第三，在晚清西学救国之声日趋高涨之时，牛兆濂仍然坚守传统理学，全盘拒斥西学，指出：“近世新学之祸，其源倡之汉学，力与程朱为敌，因之以排斥孔孟，皆‘新’之一字为之。”此语将汉学与新学（西学）一起给予否定。

由上可见，清代关中朱子学确实由早期的兼容并蓄日益向学术保守转进。清代关中朱子学的这些特质既涵具清代朱子学的共性特质，亦独具关中朱子学独有的学术旨趣，成为我们管窥地域朱子学学术面向的典范个案。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