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丝：“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摘要：“第二个结合”通过理论创新与文化激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社会主义与民族的有效“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以下三重逻辑：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一种社会意识，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是对一定的社会实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反映。在文化逻辑上，它以中华文化天下一统理念为内在基因与内生动力，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精神根基。在实践逻辑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需要持续培根铸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另一方面需要推进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增进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与精神文化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性；文化认同；多元一体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对世界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国亦是如此，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重中之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切合中国实际，赓续中华文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廓清其理论形态与文化征候，并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魂脉与根脉的根本遵循。

一、历史生成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便对“中华民族”先祖起源提出了时代之问，即究竟中华民族是外来者还是土着，是血胤而生还是多元结合。纵观学界的研究脉络，围绕“梁启超之问”产生的论述层出不穷，对中华民族的源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本源进行了大量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概念，既科学地解决了本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也间接回应了百年前的“梁启超之问”。简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实体存在，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并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实体的反映，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首先，动物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同一的，但是意识构成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与动物不同，人将自己同自身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识及其对象，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其次，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就揭示了意识的物质性，将其与物质性的人脑相联系。再者，意识的产生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任何意识的存在都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存在的一种反映，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总是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都将经历从低级向高级，从自在到自觉不断生产的过程。

民族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实体在精神层面的集中反映。民族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范畴，并非古而有之，相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并且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民族产生在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民族的消亡也如同民族的产生一般，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趋于衰亡 ”。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民族还处于尚未消亡的状态，当然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中华民族的现实与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精神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基在中华民族实体的坚实基础之上，也即民族的现实活动。

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迁轨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民族是我国历史的重要单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存在着民族与民族、民族与王朝，或民族政权与王朝政权间的复杂关系 ” 。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从孕育、发展、到不断壮大的历史，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民族情感。从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的形成，到秦汉时期逐步建构的大一统政治秩序与中华民族的雏形，魏晋时期民族大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扩大，隋唐时期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的大繁荣，辽宋夏金时期共奉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内聚发展，元朝时期重建一统与中华民族大统合，明朝时期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清前中期中华一统与中华民族格局形成，再到近现代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这就是一部伟大的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史。这呈现出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趋势，不断砥砺前行的发展脉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走向自觉的阶段，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开启的。正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反殖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少数民族人民则自觉地把自己的革命斗争汇入全国革命洪流”。正是“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也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支柱。这正是马克思所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火种”，爆发成任何人和物都无法抹灭的熊熊烈火。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进入高度自觉的阶段，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此，中华民族才真正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生成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历史中的实体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中华民族的树干上生长出来的精神果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的集中反映。中华民族不是由56个民族简单相加的总称，而是多个民族经过几千年所形成的实体，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关系、感情与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民族意识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过程。这是中华民族主观能动建构的结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节点。概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种民族共同体统一的心理认同状态，而且是具有实体性的客观存在的精神反映，是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反映这种共同体实体的意识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并且一旦成型，就会以相对稳定的形态持久地存在下去，并将长期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二、多元一体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逐渐消亡的演进过程。中华民族能够永葆独立的民族生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密码，这是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从已有的历史来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未来的自信心。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认同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实践的始终，构成了其文化逻辑。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统的理想观念表现出高度的契合，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天下观”的融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纳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精髓，同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倡导的意愿是一致的。斯大林指出：“民族首先就是个共同体，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三个阶段。真正共同体“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脱离了对人的依赖性关系和对物的依赖性关系，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真正共同体中，个人不再是地域性、偶然性或特殊的个人，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也即全面个性发展的自由人。

这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不谋而合，中国人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有机体，也是荣辱与共、兼容并蓄的理想共同体。传统“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渊源,包含着“九州”“四海”等地理理念,划定了中华民族的想象空间。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定了疆域和空间范围，还框定了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哲学观和民族观，莫定了各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础。本质上“天下观”的先验性来自于“上天”因为“上天”是自然界最高的主宰,它是至大至广的。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天不仅是自然存在的本体,而且还是道德、信仰、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本体。人作为价值存在的体现者,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信仰体系、义理准则都源于天道,本于天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道与人道相通，“上天”的先验性决定了“天下人的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逐渐地,在“天下观’持续建构的过程中，“家一国一天下”的道德理想与世界伦理秩序得以生成。相比于西方以国家间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伦理秩序,天下体系具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秩序,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

并且，天下体系与马克思关于国际主义的论述如出一辙。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必将代替一切民族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共产主义不是某个地域或者民族的概念与实践，而是世界历史维度的人类解放事业，故世界主义是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以其内在底蕴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同时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中华民族注入鲜活的聚合力，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得以从自发转向自觉。从这个角度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蕴涵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发展理想。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与“大一 统 ”理念的相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时“大一统”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和过程，民族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历史必然随着生产方式、社会交往以及因此形成的民族分工的发展，而汇入世界历史。并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极力主张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并揭示出民族融合是人类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列宁也一直强调民族融合的必要性，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任何联邦制原则”与“任何分权制”。总言之，根据唯物史观，民族共同体的交往应该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包括现代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广泛的物质交往、文化交往和社会交往。

“大一统”发扬了儒家道统的观念，同样强调中华民族的融合交往。这一理念蕴含了“一体多元”的文化哲理，奠定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思想基础。不可否认，早期儒家确实存在“华夷之辨”，但这是在大一统历史趋势下的民族矛盾之争论。当时存在一类观点，认为华夷之间界限、亲疏、尊卑分明，倡导用代表着文明与先进的华夏民族去改造夷狄。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孟子进一步提出，要“用夏变夷”，而非“变于夷”（《孟子·滕文公》上）。另一类观点提出，“夷夏一体”“王者无外”“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为普天之下，各民族终将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之下。虽然这两类民族观有所区别，但二者皆认同天下统一的民族观，顺应民族大融合趋势是解决华夷民族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华夷之辩 ”是中华民族开始思考民族身份归属感的表现。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使得“外内合同，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孝经·圣治章》）。正如《吕氏春秋·仲春纪》所言，“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不断交融、交往与交流，华夏民族与“蛮族 ”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各民族“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随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华大 地实现了从“华夷之防”到“华夷一体”直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转变。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同时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得益于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价值目标、精神追求、文明基因与文明脉络。

这种兼容并包的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形成强大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的原因，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相一致。二者相互贯通，具有相同的理念，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囊括了二者的共同文化思想基因。“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深深镌刻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之中。这些理念反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之中，也即坚决反对任何“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生产思想与 中华文化认同的高度契合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土壤。这也坚持了“第二个结合”，充分汲取了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思想共识区域中的精华。根据唯物史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需要摆脱落后的民族意识，才能实现整个民族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民族先进观念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要长久发展就需要承担弘扬先进的民族精神的文化责任。民族精神的培育就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并且它“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可见，民族精神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文化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内容。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精神的生产活动的重要途径。

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培育民族精神的结果。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融合发展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形成了自身的原生文明，这也是深层次文化认同产生的根基和土壤 。从周人的“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到唐律中“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自己为天下中央，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中华文明而自豪。中华民族形成的独特原生文明，构成了各民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心理基础。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和各族文化的辩证统一，是“中国”与“天下”共同秉持 的“内外无别”“天下一家”的伦理秩序与价值理想。

中华民族形成的深层次文化认同，是国家大一统之基，“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内含各民族所共同秉持的思想观念、价值理想和发展理念。梁漱溟曾总结道，相比于其他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中华民族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中华“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吸收包容，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这皆源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先进民族精神的生产与培育，并因自身内部高度的妥当性、调和性而不断臻于成熟。以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信相结合的体现。

综上，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团结的根脉，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一体与多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由各民族单位组成，经过民族交往和融合，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性”，这种多元统一性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多元一体”的本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整体性的认同，包含各民族基于自身发展特点形成的不同阶段的认同，也包括外来的不同文化的融合。

三、以“第二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开启了新局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党的民族工作需要因时而进，也因势而新，更好地发挥“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指导作用，进一步理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首先，要推进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固与发展的重要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相适应，既继承唯物史观重视经济基础的理论特质，同时积极吸收我国古代经世致用观念的实用务实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有形的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各族人民享受的福祉上，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实里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要依靠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把民族地区作为主战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从根本上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能引发的矛盾，使“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在实践中扎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根本与持久支撑。

将民族地区的物质建设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根基，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共享成果为纽带、以文化融合为灵魂、以社会治理为保障，形成“物质赋能—利益共享—认同深化”的良性循环。民族地区现代化绝非简单复制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框架下，走出一条特色化、包容性、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唯有让民族地区的每一段公路、每一座工厂、每一户安居房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表达，使现代化进程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载体，才能实现从“天堑”到“纽带”编织空间共同体，从“输血”到“造血”构筑利益共同体，从“生存”到“尊严”夯实情感共同体，让发展成果转化为认同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与精神根基，最终实现“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格局。

其次，要持续培根铸魂，掌握民族领域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高度重视思想舆论引导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物质力量的运用强一些，精神力量的运用弱一些。”推动民族工作，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丰硕的精神力量。维护民族的团结，只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还不够，现在我们民族问题的成因更多在于精神方面，必须用正确思想占领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实际上，在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同样面临着尖锐的矛盾与复杂的形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更加隐蔽和剧烈。打好民族领域的思想战，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民族工作立魂奠基，就要以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与错误倾向划清界限，抵御一切敌对势力思想的渗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魂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失去方向，偏离正确道路与航道。如果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失去根基，迷失自我。在这个过程中，要善用精神力量，加强思想政治斗争，牢牢掌握民族领域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民族领域内思想政治斗争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对西方民族理论与错误思潮的批判与超越。“第二个结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贯通融通，胸怀天下，兼济中西文明，破除古今中西之争，极大地摆脱了过去思想界的诸多争论陷阱。在民族问题舆论引导中，要遵循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原则，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叙事，抵御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分裂、暴力恐怖等错误思想观念。在应对西方相关争论时，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理念相结合的成果，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核心理念，摆脱过去西方固化的民族（nation）、族群（ethnic）与国家（state）的概念争论，跳出西方强硬介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话语窠臼。

再次，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精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共有精神家园的筑牢，建立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文化认同，首要的是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弘扬和保护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克服两种错误：一种是将部分等同于整体，而忽视其他文化；另一种是将部分置于整体之上，缺乏对整体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各民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共同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体量相对较小，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面临着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压力。新时代新征程，各民族须坚持正确的历史文化观，在文化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创新，推动互学互鉴、交融创新，让文化具有可持续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加深中华文化认同，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共生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情感形态、共有的价值观念。其一，符号是文化的重要表征，诠释着文化的重要意义。“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可以“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筑其文化载体，打造万里长城、丝绸之路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符号IP，彰显中华文化符号魅力，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意义，形成共同情感和身份认同。其二，记忆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纪事，能够召唤集体历史意识的“在场”。重现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唤起“我们是谁”的身份自觉，可以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其三，民族情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巩固的深层纽带，是积累的具体的“情感资本”。持续激活民族情感资本，能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治话语转换为心理归属，从制度安排升华为情感自觉。其四，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与价值共识。唯有让每个民族都成为共同价值的创造者、践行者与受益者，各民族的价值体系既保持独特性，又在交融中形成共同价值内核，推动“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政治概念到心灵归属的跨越，为人类文明贡献多元一体的中国智慧。

增进中华文化认同，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教育是塑造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有利于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其一，要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普及机制与常态化机制，完善教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大中小学各阶段的学校教育中，同时使之进社区、进基层，最终进头脑。其二，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融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针对各族群众开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其三，加强历史教育，塑造国民的历史记忆，提升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所共同创造的辉煌历史的自豪感，提高对国家的认同度。在民族教育中，不仅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教育，还要加强对“四史”的学习，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其四，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善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多种手段，开发、编译民族团结教育教学资源”，使各族学生产生更加直观的认识，引导他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涵的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自身的人生发展与民族的未来发展相结合。

综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百年党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探索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与立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认识和更好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两大基本问题，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民族地区全面现代化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规律，适应我国民族工作发展变化的趋势，一方面要反映各民族的迫切愿望，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为核心目标，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另一方面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张丽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